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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渡赤水，有这样一件轶事。据说二战时杰出的军事家蒙哥马利访华的时候盛赞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说毛在三大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战役。要知道蒙哥马利是二战中英国最杰出的将领，他以指挥了阿拉曼战役、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这三场战役蜚声世界。 面对蒙哥马利将军的赞誉，毛泽东也没谦虚，不过他认为，真正能体现自己军事指挥才华的，还要数四渡赤水。而历史上普遍认为，四渡赤水才真正体现了毛泽东神鬼莫测的军事才能。  四渡赤水的背景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攻进了华北，华北平原一片烽火连天。但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调重兵对红军进行围剿。 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高超的指挥水平，红军在前几次围剿均顺利度过险关。而这一次，蒋介石调集了湘、黔、川、桂当然还有自己嫡系——国民党中央军共计100万人马，显然是要将红军一举置于死地。 接受了之前四次“围剿”失利的教训，蒋介石受高人指点，为避免自己的军队被各个击破，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在中央苏区周围修建基础设施，建筑碉堡，将包围圈慢慢收紧。 这样的态势造成红军的可活动范围变的越来越小，游击战和运动战作用有限，所惯用的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术，在这种步步为营的战术之下，发挥的余地就变的很有限了。 雪上加霜的是，大概是由于都在苏联进修过，不怎么会打仗的中共领导人博古十分信任共产国际派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从而掌握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李德人如其名，是个德国人。本身是特工出身，在德国纳粹集中营越狱几次，堪比美剧《越狱》中的主角斯科菲尔德。可以说，在搞情报和地下工作方面，这人是个专家，但在带兵打仗方面却差了很多。  李德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嗤之以鼻，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游击战术已经过时，应该建立一套新的战争策略。李德的那一套书本上学来的打仗策略，事实证明，根本不适合此时诡谲多变的中国战场。 最让人可惜的是，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国民党第十九军揭竿而起，欲与红军寻求合作。这本是红军突围的一大利好，但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决策之下，闭门不出，任十九军自生自灭。最终导致蒋介石不费吹灰之力收回福建，回头以重兵继续围攻红军。 1934年4月，国民党集结兵力全力攻打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一向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为战斗宗旨的红军，在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队陷入了攻坚苦战。 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伤亡惨重。在蒋介石飞机大炮全方位打击之下，牺牲了5000名红军战士。中央不得不临时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核心的领导层实行战略撤退。 但蒋介石并不急着收网，据他推测，红军的灭亡是早晚的事情，但如何借此机会打击中国西南的各路军阀，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成了此刻的主要目的。 蒋介石此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故在其后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到了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湖南军阀何健的疯狂压制，皆因不愿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进入地盘。经历了一场血战，红军虽然渡过了湘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几个兵团都全军覆没，军力数量从6.8万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的将领和战士们为之气沮，转而开始怀疑自己的领导层，毕竟目前实乃危急存亡之际了。 在1935年1月，在攻占了贵州遵义之后，中央红军在此召开了历史意义重大的遵义会议，党中央抛弃了博古、李德错误路线，毛泽东以核心领导人的身份开始指挥红军，最后渐渐成为最高领导人。而四渡赤水的序幕也逐渐拉开。  一渡赤水由于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陕进行活动，所以遵义会议得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从贵州北面进入入四川南部，然后北上与四方面军汇合，汇聚力量，在四川西北部进行反击。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四川的反击，红军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交界处进行牵制，择机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其中显然没有四渡赤水的计划。 而盘踞在四川的刘湘此时已经击败了他的叔叔刘文辉，整个四川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刘湘不希望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想尽力把战场维持在贵州，故派大军进入贵州，与中央军、黔军一道意欲在乌江一带全歼红军。 红军在遵义开完会之后，抛弃了之前的辎重，轻装上阵一路向北准备渡过长江。行进至川黔边境的土城一带，红军与尾随而来川军遭遇，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第一战——土城战役随即打响。 川黔军阀治下的兵均被称之为“双枪兵”和“草鞋兵”。一则由于鸦片在川黔等地流行，很多军士们都染上了大烟瘾，身上的装备往往就是一杆步枪加上一杆大烟枪。二则由于经费紧张，大多数钱都被花在了刀刃（枪支弹药）上，很多军士的装备破破烂烂，行军打仗往往一双草鞋，惨一点的连鞋都没得穿。 之前在贵州一带，红军对于贵州军阀王家烈麾下军士的战斗能力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原以为四川军阀也跟王家烈一样，结果发现在刘湘治下的川军战斗力远远高于黔军。 加之情报获取有误，原本4个团的川军瞬间变成了6个团，且红一军团的北上还分散了兵力，这一切让红军在土城进攻持续了一天还久攻不下。 而此时，除了增援的川军不断赶来，东边的黔军和中央军也即将拍马杀到，红军即将又被合围。而情报显示，川军已判断出了红军即将舍弃土城向南逃走，并在南边布置了重兵把守要地。情况危机，原定的北上渡江的计划不得不搁浅。眼看敌方增援部队越来越多，在此危机关头，毛泽东顺势指挥红军全部西渡土城西侧的赤水河，进入四川境内，是为一渡赤水。 二渡赤水赤水河在四川、贵州、云南的边界，由于水中泥沙量含量较多，故名为赤水。在这支红色河流的两岸，将演绎出彪炳整个世界战史的军事奇迹。 在进入四川后，中央红军迅速发现自己的处境只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川南的泸州等地是四川的丰腴之地，刘湘在此布防甚密，在此渡江基本上属于纸上谈兵。红军在进入川南之后遭到了川军的穷追猛打，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纷纷遭到阻击，败下阵来，只好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上打游击。 看到这种情况，蒋介石曾经在千里之外向周边将领笑谈道，土城之役共军损失大半，如果再往西走将是一条末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显然也意识到这种情况，川军的战斗力确实令人生畏，硬着头皮渡江只会全军覆没。 由于侦察到川军在长江的防务坚固异常，在宜宾一带渡江亦属不可能，中央迅速调整了战略，将所有部队向兵力相对薄弱、人烟较为稀少的川滇边界的扎西集结。按照当时的方针，是要以扎西为中心，在川滇黔边界建立根据地。 从地图上看扎西，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此时，在扎西周围敌军环伺，川军自不必说，滇军孙渡部甚至中央军也对其虎视眈眈。但是为什么红军在扎西修整良久，甚至改编整顿期间这么长的时间内竟然无人问津呢？ 这是因为蒋介石和西南军阀的心理已经起了变化。西南地区由于离南京太远，且军阀们均各怀鬼胎，一直是蒋介石鞭长莫及之处。乾隆时代南征百战、疆域广阔，对于吴三桂这位平西王也颇为苦恼。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固然已经穷途末路，借机进入大西南，平定西南变成了他的真正目的。 柿子就挑软的捏。西南诸军阀里边谁最弱？当属贵州军阀王家烈。有多弱？和王家烈“过从甚密”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等人均认为贵州也属自己的地盘，所以当蒋介石准备借机控制贵州的时候，有点“护食”的意思。 显然此时，比起追击红军来说，蒋介石更担心的是桂系入黔。他甚至密令从南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首领薛岳，驱使贵州军阀王家烈主力离开省会贵阳，随中央军追击红军。就算没人可追也安排一些在其他关隘布防的任务，就是不让他回贵阳。而在贵阳周围，则布以重兵，一方面弱化王家烈对贵州的统治，一方面防止桂系入黔，可谓用心良苦。 所以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对于红军追击很紧，但贵阳一直据以重兵，可怜的王家烈部有家回不了，直如丧家之犬。但周围的军阀们岂能不知。 王家烈固然嘴上不说，心里肯定骂娘。至于耿直如刘湘，曾在三军面前痛陈中央军出工不出力，等到川军将红军消灭的差不多了，中央军才如潮水而来，来了也不打，只是在贵阳驻扎，坐山观虎斗。 参与“围剿”的滇军孙渡给云南主席龙云的报告中也写道，如今之势，中央和川军各怀异心，最好还是按兵不动，以免耗费兵力，使别人有可乘之机。而其实，滇军和川军的关系本有龃龉，之后当红军进入滇军境内川军尾随而来之际，就遭到滇军之警告，意即迅速离开云南境内，否则要开枪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派出的中央军“剿匪”薛岳部，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薛岳本非蒋介石嫡系，作为广州军阀，在处理两广和西南的军事问题上有天然优势，所以于此次“剿共”才在国民党诸将中脱颖而出。他在挺进大西南、伺机扩大版图方面与蒋介石不谋而合，但是在主动出击对付红军方面不是那么主动。这导致中央军一直在乌江流域徘徊不前，贵州北部一带形成了较大的兵力薄弱地带。 由于周边军阀的按兵不动，红军在扎西竟然有了喘息的机会，不但整编、修整了部队，而且还有了时间统一思想。毛泽东发现红军之前低估了川军和滇军的实力，继续向西向南走只会把让部门走上死路，向东去实力相对较弱、兵力布较弱的贵州北面或有转机。 事不宜迟，毛泽东下令将士们杀个回马枪，迅速在太平渡和二郎渡两处进入贵州北部。贵州北部只有被调出贵阳的王家烈部，战斗力量和意志均不甚强烈。红军一路如摧枯拉朽，迅速南下占领了桐梓。这就是二渡赤水。 三渡赤水在号称天堑的娄山关，红军与黔军血战，最终一举拿下。毛泽东也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忆秦娥·娄山关》，以记之。 在取得了娄山关大捷之后，毛泽东率领军队一鼓作气，南下再次直逼遵义。又是一番苦战，红军击退王家烈的黔军，占领遵义。 不过在遵义之战，红军损失了一员高级将领——邓萍。是彭德怀的搭档，如果他能活到1955年解放军评定军衔，至少应该是大将级别。 在红军东渡赤水河进入黔西之时，蒋介石就感觉不妙。等到娄山关被攻破，蒋介石一改之前让中央军静观其变的态度，用严厉的语气，急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主动出击，如有差池，军法伺候。 中央军吴奇伟部对于红军比较轻视。作为先锋部队，他没有等到其他军队来就率先向遵义方向调兵遣将，意图吞掉红军，拿下首功。当然，他这样想是有一定依据的。此时红军在土城一役，兵力又损失将近5000人，加之为了行军方便，很多重型武器都被抛弃，相对于全副美式精良装备的吴奇伟部，红军似乎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吴奇伟暗暗感到惊心，这支队伍的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极为高，原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竟然成了拉锯战。红军此时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真可谓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不但遵义守不住，二渡赤水将也无任何意义。 这场战斗，由于战士伤亡过多，红军派出了压箱底的干部团。何谓干部团？就是这个团里的士兵都是干部级别，但这时只能把他们当普通士兵用了。 在激烈的战斗下，大概是被红军不畏牺牲的气概所震慑，害怕被全歼，吴奇伟竟然下令中央军向南撤退。毛泽东带领红军一路追击，中央军丢盔弃甲被追到乌江一带。吴奇伟被吓的魂飞魄散，差点学项羽来了个自刎江东，好不容易过了江又被吓出昏招——毁坏浮桥，让前来增援的薛岳部只能对红军隔桥相望、徒呼奈何。 红军获得大捷之后，获得了吴奇伟两个师的物资，并在遵义进行修整，元气得以恢复。但是此时红军的处境依然十分危险，与吴奇伟一战已经打醒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为表重视，蒋介石更是从南京飞往重庆，就近督战。如果不迅速找到出击方向，等待红军的将是更多的兵力和更强大的火力。 为避免坐以待毙，毛泽东指挥红军小股部队进行佯攻，意图调动中央军。但是蒋介石这回显然不上当了，只是把军队集结，步步紧逼，收紧包围圈。 这样下去显然要坏事，必须得找一个方向突围出去。此时红军内部的决策却出现了分歧。由于黔军王家烈部目前在打鼓新场集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周围兵力最薄弱之处，可以找这个软柿子去捏一下。 几乎所有的红军高级将领都认为此方案可行，但是毛泽东却极力反对，因为红军最终目的是调动国民党军队，伺机突围，并不是打一些无意义的仗。经过多次交战的经验得出，王家烈部的战力固然是最低的。红军在此北上渡江突围的几率似乎已经微乎其微，攻击打鼓新场，会使得国民党军在贵州南部的集结更加紧密，这样一来红军活动范围就更加狭隘了。 在战争中，高明的指挥者从来不会提前设想好自己的行动，而是随着战事的发展不断修正自己判断，做出决策。由此看来，这时或许毛泽东的心中，已经对之后的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这一系列操作有所计划。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毛泽东也说服了红军的其他的将领，并且随后，红军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核心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来决策眼前的生死存亡大事。 1935年3月15日，红军集结了全部兵力来攻打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这又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红军固然奋勇战斗，但是周浑元早有准备。中央军躲在碉堡工事里边不出，红军打了一天一夜都没有打进去。 为避免耗费兵力被打反击，红军果断撤军，从鲁班场以北的茅台镇渡过赤水河，是为三渡赤水。 四渡赤水在这儿有个轶事，红军经过茅台镇的时候，从一处酒窖中发掘出数百坛茅台酒。全军将士将茅台酒灌满水壶用做医用酒精来处理伤口，一时间酒香扑鼻。 鲁班场之战，红军损失军士接近500人，可以说并不是一场成功的战役，但是意义却非同寻常。这场战役吸引了南边的薛岳等部的中央军、西边的川军以及孙渡部的滇军向黔北集结，客观上在南面留下了兵力空虚地带。 此时，毛泽东的战术已经十分清晰。渡过赤水河后，他下令大部队在原地待命，而让红军的一个团向西挺进，做出攻打古蔺的态势。看到红军大军攻打古蔺，在西边的川军固然十分紧张，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也大为恐慌，忙电告中央军、黔军、滇军向古蔺方向全速开进。 而此时，毛泽东命令在赤水河西岸隐蔽的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已掩耳之势从太平渡和二郎渡再次渡过赤水河，此为四渡赤水。 渡过赤水后，红军快速行军，一路南下。为了迷惑蒋介石，毛泽东故布一支疑兵向北突围，做出要跟中央军决一死战的架势。而大部队马不停蹄，主力迅速朝南，渡过乌江，竟然隐隐有朝贵阳挺进捉蒋之势。 蒋介石在贵阳也被毛泽东的这三股“疑兵”弄的晕头转向，无法弄清楚红军到底是向西、向北还是向南。 令蒋公更加尴尬的是，在贵阳他面临着无兵可用的境地。由于将大多数中央军调往古蔺方向，贵阳的守军竟然不足500人。这要是红军来攻打贵阳城，周边的军阀来不及“勤王”，蒋介石岂不是要唱一出“空城计”？ 蒋介石不是诸葛亮，红军更不可能是司马懿，且红军已在沿路宣传“攻打贵州城，活捉蒋介石”。想到此节，蒋介石认为不能以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便迅速在贵阳做专机遁走。 而后来事实表明，红军却甚至没有向贵阳看上一眼，在向东向南略做迂回之后，向西直逼昆明。 云南的兵已经被孙渡全部拉出去配合中央军，昆明现在跟空城也差不多。红军的这次行军把云南省主席龙云打了个措手不及，忙调集省内的地方民团前来守卫昆明。这样，在川黔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兵力空虚地带。 事不宜迟，4月29日，毛泽东向全军发布了动员令，兵分三路迅速从金沙江防线缺口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平原。自此，红军在进入西南后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缠斗基本上告一段落，中央军铩羽而归。 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也不由感叹道，红军的决策之匪夷所思，世所罕见。而中央军愚钝呆板，被红军随意调动玩弄，实为一生用兵最大的耻辱。 当然红军在四川最终还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按照毛泽东的决策继续北上，跟刘志丹胜利会师，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 1935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各路军阀，在我国西南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围剿”和“反围剿”。在毛泽东而言，他的每一个决策对于红军的前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死攸关。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这种天才的想法并不是灵犀一点，而是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调整的，其中蕴含的智慧、勇气以及曲折、辛酸，不得不让人击节赞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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