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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一名外国军事专家在研究了毛泽东的军事统帅生涯之后，曾这样称颂毛泽东的指挥艺术: “在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用一系列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弄得精疲力尽、苦恼不堪。 十年后，他用游击战加运动战，在敌后把日本人搅得瞻前顾后、左右支拙。 40年代后期，他用娴熟的运动战彻底改变了中国。 最后，他指挥装备落后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顶住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 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与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对手碰撞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大致不差，但显然外国学者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军史细节了解得不够深入。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得心应手地应用了运动战加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当时属于世界一流军队的日军，倡导中国军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具体战术则使用游击战加运动战。 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先诱敌深入，将敌拉长、拉散，任何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再利用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是毛泽东早在长征之前的数次大规模反围剿中，就强调的军事原则。  当然，运动战需要军队具备极强的机动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顽强的意志力。 掌握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就掌握了以弱胜强的一个法宝。 众所周知，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可与世界战争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但毛泽东却笑道:“我生平的得意之作，是四渡赤水。” 被公认为顶尖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亲自指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可以说，他创造过很多举世罕见的战争奇迹。 即便是站在战略高度指挥规模旷古未有的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从往来电报中不难看出，他对战地、对手之熟悉，战术部署之详细，如同亲临战场。 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战术精妙，令人拍案叫绝的战役、战斗指挥数不胜数。 其中不乏波澜壮阔、扭转乾坤之战，但究竟是为什么毛泽东唯独对这场当时处于绝对被动的、立足于突围脱困的战事如此情有独钟呢？ 一，意义 : 首先，四渡赤水就是一场运动战，是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后，亲自指挥的第一场战事。 因此，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复出之战”。  其二，四渡赤水是“破局之战”。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身处敌人四十万重兵包围之中，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依托，再加上之前僵化呆板的行动导向，对当时的党中央和三万红军来说，基本是个“死局”。 复出之后，毛泽东出手不凡，一扫之前的颓势，使红军重新焕发了活力，回到正确的军事轨道，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已经形成的必杀之局，摆脱了挨打被动的局面，突出重围，挥师北上。 其三，四渡赤水是“重生之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临危受命，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拯救的不只是红一方面军，更重要的是，也拯救了党中央。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有名言:“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而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在战略走向问题的争论中，甚至出现了毛泽东“以一敌众”的情况，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独见”的毛泽东是对的。 这就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的卓尔不群和远见卓识。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被动的绝境，挽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最危急的时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是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攻取了天险娄山关后激荡心情的真实写照，道尽沧桑并豪情万丈。 此后的历史发展走向何尝不是如此。 遵义会议，被称之为中国革命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而四渡赤水便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一步。 之后，再也没有外部的任何艰难险阻，能给这个政党和这支军队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国共产党自此走向了成熟，一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不败之师即将浴火重生。 然而，兵无常形。历时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其战术布置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的不同应对的运动战。 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是四渡赤水军事上的核心所在。 在十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之下，毛泽东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经常创造出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中央红军的战略计划。  虽然有些决策和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被迫做出的，但四渡赤水的结果，是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光辉战例。 虽然战略目的达到，但过程却是无比艰难和惊险。 身处四十万大军包围，且处于流动中的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依托和各方面的补充，也相当于没有任何喘息之机，所有的决策必须快而准确，有时甚至没有研究讨论的时间。 危情之下，所有容错的空间都被压缩到了极限。 一个决策失误，极有可能导致全盘万劫不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凭借一己之力解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万分危难之际，同时给敌于沉重打击，也难怪毛泽东一直将此战视为生平得意之作。 了解了这些意义，就会以不一样的视角，重新注视四渡赤水这场险到极致，也妙到毫巅的精彩战例。 二，背景 :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在此之前，江西苏区是由朱、毛红军一手开创的、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 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加游击战，以弱胜强，取得了三次大的反“围剿”胜利的辉煌战果，拥有了21座县城，占地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 在彭德怀率军两次向福建和赣东北出击之后，中央苏区面积继续扩大，于1933年达到鼎盛时期，辖区多达五六十个县。 但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开始实行不切合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排斥和打击亲手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 从1931年起，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权，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1933年1月，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最后被迫迁入江西苏区。  同时，1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当时以博古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指派的军事顾问李德，拒绝再采用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用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以阵地战和堡垒战替代了运动战，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遭受了重大损失的中央红军从十万减至八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博古和李德从左倾冒险主义又一下子变为消极避战思想和僵化的军事指挥，使又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度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空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的损失数字触目惊心，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向湘西前进。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 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并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这两次会议，也仅仅是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已，毛泽东还没有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但即便是这个建议，长征以来第一次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连克七座县城，于12月底到达了乌江南岸，中共中央随即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从瑞金败到遵义，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接连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意见基本一致，强烈要求改换领导人，改变军事路线。以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主，向中共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令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完成决定领导人任免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此次会议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领导岗位上。  中国革命可以说由此时揭开了新的一页。 四渡赤水后来作为一场堪称神来之笔的运动战军事案例，被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材。然而，这场精彩绝伦的战役却是从一场失利开始的…… 三，土城失利 :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状态下召开的，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历时三天。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只开了一天会，就匆匆赶往了前线。因为遵义南面防线的部队已经与快速到达的黔军交了火。 在外围，蒋介石已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一百五十余个团、四十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军情紧急，会议没有完全进行完毕。 危情之下，为摆脱这种险境，中革军委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可以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手中是元气大伤的队伍，面临的是濒临绝境的局面。接下来刚刚接手军事指挥，就遇上一场失利。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松坎、桐梓和遵义地区，经过娄山关向赤水县城前进，准备从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 而四川省主席刘湘生怕红军进入自己的领地，再加上蒋介石的严令催促，川军在金沙江北岸集结了重兵，欲拼死一搏。毛泽东重掌兵权的第一战，就这样打响了。 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上，而土城是赤水河畔的一个小镇，有渡河的码头，地处要冲，是中央红军从黔北进入川南的必经之地。 右路是林彪率红一军团三个师，24日进抵土城，击溃沿途的黔军，于26日到达赤水县城郊，准备迅速占领赤水县城，打开向西南进军的通道。但赤水城被川军两个旅提前占领，红一军团久攻不下，伤亡不小，战事进入了胶着状态。 左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27日到达土城以东地区。 中路为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中央纵队和董振堂的红五军团。 其中红五军团于27日到达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与川军的郭勋祺部形成对峙。 同时中央纵队也于同一天到达土城，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决定集中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的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杠坡一带围歼川军郭勋祺部三个团六千多人，为北渡长江开辟道路。 1935年1月28日，土城以北三公里处的青杠坡枪炮声扯地连天，双方交战搅得天昏地暗。战斗从凌晨打响，现在已过中午还未见分晓。 总指挥彭德怀憋了一肚子气，越打越觉得不对劲。原来估计顶多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解决战斗，如今非但没达到战前预计，敌人的反扑倒是越来越凶猛。 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北侧高地在打退敌人五次进攻后，已被郭勋祺占领。我军伤亡重大，已经接近弹尽粮绝。 就在林彪攻赤水城不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林彪停止北进，红一军团二师急速返回土城增援。 土城周围虽然还有红九军团，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黔军王家烈部、滇军孙渡部正在从各个方向追来，先下不好贸然投入全部兵力。 中午，川军突击凶猛，一度突破了红军的阻击阵地，打到了军委指挥部的前沿。 这是最危机的时刻，如果还不能扭转被动局面，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危情之下，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都亲自上了前沿阵地，分别去三、五军团督战。 关键时刻，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干部团起到了关键作用，打了一个精妙的反击，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抑制了敌人进攻的态势。毛泽东赞叹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通过抓到的俘虏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情报工作出了问题，开始以为川军四个团六千多人，现在战场上敌军就有六个团一万多人，另外，敌人还有两个旅正在赶来。 战斗部署时，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以为跟黔军一样不堪一击。谁知刘湘害怕红军入川，严令川军死拼。再加上郭勋祺也确算得一员名将，其麾下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黔军不可与之相比。 虽然回援的红一军团二师也已到达，但战场态势处于对红军极其不利的局面。毛泽东果断建议中革军委改变北渡长江的原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迅速向川南古蔺地区转进。 毛泽东的意见被顺利通过。1月29日凌晨，红军兵分三路，由土城上、下游和猿猴场三个渡点西渡赤水。 一渡赤水是在失利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军事上堪称一场战略大师的杰作之战，才刚刚登场…… 四，回马枪 : 193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四。 西渡赤水的中央红军在川南迂回征战了几日，试图从古蔺北渡长江，但攻击叙永县城未克，在敌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放弃了北进的计划，被进入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县的扎西镇境内。 土城失利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计划的夭折，使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度模糊了。 毛泽东知道，土城失利必定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怀疑。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战，确实存在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更重要和急迫的情况是，中央红军到现在始终没有摆脱被围困的局面。 蒋介石针对性地调整了战斗序列，命令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以嫡系吴奇伟部、周浑元部为第一、二纵队；滇军孙渡部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为第七纵队。准备分路合击，将中央红军消灭在云南东北部的三省交界处。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着，目前危险的态势，不能再允许自己再发生任何失误，一着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来到扎西镇时，一个使红军摆脱绝境的计划已胸有成竹。 在这个中国大西南这个边陲小镇，中国共产党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权利的移交。洛甫（张闻天）继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五任总负责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详细、专业地总结了土城失利的教训，并主动承担责任。中革军委重新整了减员严重的红军，除红一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外，其他军团取消了师级编制，红三军团四个团，红五、九军团各三个团。 扎西会议最急于解决的问题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方向。 在大家不约而同的目光聚视下，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道:“挥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一渡赤水如果说是失利后被迫转移的话，之后两个月内，连续在这条大河两岸来回穿梭的每一次，都神奇地让中央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摆脱陷入绝境而进行的这次运动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去评价，都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了。这次奇观从1935年2月11日，那个晴朗又寒冷的凌晨开始了，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时刻也开始了。 心绪复杂、充满困惑的红军官兵，分左中右三个纵队，沿着十几天前来时走过一模一样的路，开始往回走，无法了解理由，也不能预测前景。 更加困惑和惊疑的，是摸不着头脑的蒋介石。费尽力气的一刀砍了一个空，在云南东北部围歼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全部泡汤，不得不焦头烂额地重新部署下一次的围堵。 2月14日，红军已经越出包围圈，到达古蔺一带。18日下午两点，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指挥红一军团前卫二师抵达赤水河畔的太平渡。王家烈根本无法想到红军会杀个回马枪，因此渡口无人把守。 2月19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两个团到达二郎滩西岸，强渡赤水河并击溃渡口东岸的黔军两个团，牢牢控制了该渡口。 至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黔北地区，再战并拿下了土城。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央红军突然东进二度赤水，虽然出乎敌人预料，把他们甩开四、五天的路程，可处境依然严峻。 南面，黔军正向桐梓和娄山关方向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正从贵阳向遵义开进；北面中央军的上官云相部已进入松坎一带，与川军一起向南压来。 前敌总指挥薛岳命令黔军、中央军以急行军向娄山关、遵义一线赶来。 23日，红一、三军团攻占桐梓县。随后，红三军团原五师师长，整编后成了十三团团长的彭雪枫，接到彭德怀的命令: “率先头部队向南，冲过娄山关，再占遵义。” 娄山关是再占遵义的必经之处，拿不下娄山关，中央红军将会被围追堵截的敌人合围。 敌我双方的命令几乎同时发布，两军一南一北相对而来，目的只有一个，抢占遵义北面的雄关天堑——娄山关。 五，雄关漫道 : 1935年2月25日晨，红三军团十三团侦查连长韦杰经过一晚上的强行军，几乎与敌人的先头部队一起到达了娄山关，在北面的关口与敌人打起了遭遇战。侦察连将敌先头部队打了回去，但黔军的大部队已经占领了娄山关。 等彭雪枫带领十三团赶到，突破娄山关的先机已失，只有强行夺关了。 娄山关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是桐梓到遵义唯一一条通道。道路两侧群峰并立，险峻异常。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 冷风细雨中，彭德怀、杨尚昆下达了夺取娄山关的命令，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是一个令红军官兵没有任何退路的命令。他一反作战常规，令红三军团四个团全部参加进攻，不留预备队。 彭雪枫、李干辉的十三团和谢嵩、钟赤兵的十二团为主攻；张宗逊、黄克诚的十团由左侧迂回攻击黑神庙峡谷；邓国清、张爱萍的十一团从右迂回板桥断敌退路。 彭雪枫组织突击队，以不惜代价的决心展开了攻击，渐趋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3点，付出重大伤亡后，十三团官兵拿下了点金口，控制了主峰后，随即向后面娄山关南关口继续发起攻击。 由于越来越多的敌人陆续赶来，战斗进行的十分胶着。到了夜晚，彭德怀命令第十二团代替伤亡惨重的第十三团。可以说，眼下的红军遇到了自进入贵州以来黔军最顽强的抵抗。 到了26日早8点，黔军竟然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十二团政委钟赤兵为了扭转战场的攻防转换，在敌人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自己身先士卒，迎面而上发起了反冲击。 两股力量瞬间撞在了一起。 这是红军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喊杀声响彻了娄山关的群峰之间，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以拼死的气魄冲杀进敌群之中，阵地中瞬间尸横遍野。 冲击的惯性过后，黔军冲锋的地形开始混乱，不顾后方督战队的压阵，开始蜂拥后退，被赶回了黑神庙峡谷。但钟赤兵却身受重伤，倒在阵地上，战后被锯掉了一条腿。 团长谢嵩又亲自带队向黑神庙发起攻击。黑神庙为黔军指挥部所在地，两军在狭窄的山道上开始了殊死一搏。进攻不是单向的，而是开始了拉锯式的相互攻击。 下午4点，红三军团各路迂回包抄的部队已经陆续到位，彭德怀下达了总攻击命令。正面的十二、十三团向被压在黑神庙峡谷的敌人一起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迂回到黑神庙和板桥黔军背后的十团和十一团也发起猛烈的攻击，黔军终于开始溃散。至晚上8点，战斗结束。王家烈驻守娄山关的四个团大部分被歼，只有少部分逃回了遵义。 红三军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彭德怀大战娄山关后，部队不顾疲劳，以急行军速度向遵义城攻击前进。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也正在全速向同一个方向挺进。 毛泽东随着中央纵队第二次通过了云海苍茫的娄山关。在形势依然十分险恶的前提下，一股雄浑之气荡于胸间，吟出了那首道尽沧桑、却充满磅礴豪气和自信的千古绝唱: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重新走到历史舞台中央的毛泽东，在这首《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迈气魄跃然纸上。 即便处于敌人重兵围困之中，即使仍然面临异常凶险艰难的时刻，但打一场歼灭战，消灭更多的敌人，创造局部主动态势的想法，也从来没有从毛泽东的脑海中消失过。 一场红军长征以来已经久违的一次胜利，即将到来。 六，遵义大捷 : 从娄山关溃散的黔军残部，半路上遇到了王家烈、柏辉章亲自率领赶往娄山关的三个团。他们不约而同往回跑的同时，知道遵义是守不住了。自己军事上败给了红军，政治上败给了蒋介石，一切大势已去。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各地依然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 蒋介石先让地方势力跟红军硬拼，随后中央军再进入吞并。各地方势力也是心知肚明，前日刘湘、龙云等拼了命地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是防止红军，二是防蒋介石。 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如今王家烈的势力已经被红军消耗的差不多了。薛岳带领中央军已经控制了贵阳，王家烈的地方势力已经正式被蒋介石吞并。 此时薛岳命令王家烈死守遵义，并告知吴奇伟率领中央军两个师，正急速赶往遵义。 目前的态势，是郭勋祺率川军由北向南尾随红军，现在被红五、九军团阻隔在桐梓以北。红一、三军团必须以最快速度占领遵义才能取得局部主动，负责会被合围在遵义到桐梓之间。 又一场注定的恶战在遵义城下打响。 27日，红三军团在董公寺、飞来石打垮了黔军两个团，占领了遵义新城。在遵义老城小遭到黔军顽强的阻击。 恶战持续到下午，曾经与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起发动平江起义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头部中弹牺牲在了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怀里。 彭德怀悲怒交加，命令连夜攻城，并号召部队为参谋长报仇。邓萍平素深受战士爱戴，每个红三军团的官兵都红着眼，以哀兵的气势奋勇争先，于28日零点30分，一鼓作气拿下了遵义老城。 从桐梓到遵义，黔军主力八个团已经被打散，于上午9点左右已经开近遵义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两个师呈孤军深入之势。 毛泽东一直期盼打一场像样胜仗的时刻，终于出现了。 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国民党几路大军到达之前，消灭中央军这两个师，就能够在被动的态势中，创造局部主动和一段时间内相对宽松的环境。 彭德怀、杨尚昆命令红三军团第十、十三团即刻在遵义西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带修筑防御工事，第十二团负责迂回包抄。 林彪、聂荣臻命令红一军团在遵义东南修筑工事，等战斗打响，一师负责包抄敌人后路，二师负责追歼。 另外，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与红三军团十一团分别南下接敌后，边打边撤，将吴奇伟的两个师分别向北引诱。 1935年2月28日上午11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向红花岗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顶住对手飞机和大炮的狂轰滥炸，打退敌人三次攻击。 红花岗受阻，吴奇伟调整了作战部署，集中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的全部兵力进攻老鸦山。 红三军团第十团承受着巨大压力，整个老鸦山已经成了一片火海。激战中，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受伤，团参谋长钟伟剑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下午3点，敌人攻占了老鸦山。 这是一个危险时刻。阻击线如果被突破，红一军团向敌人两侧的迂回包抄将失去意义，整个中央红军将被两面夹击，突破娄山关以来的所有努力将毁于一旦。 彭德怀亲自上了第一线，组织十团、十一团以攻为守，夺回阵地。朱德也上来了，他告诉官兵们:“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 继土城战斗之后，陈赓的干部团又一次出现在最危急的时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都在不顾一切地奋勇向前。他们都明白失败将意味着什么。 千钧一发之际，两侧迂回的红一军团到位了。已成惊弓之鸟的黔军不顾一切地退到了打鼓新场，吴奇伟的指挥部所在地直接遭到红军的攻击，对国民党中央军这两个师的合围即将完成，敌人洪水般地溃退下去。 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追击的命令。 自江西出发以来，红军一直处于被追击的地位。此时，红军和国民党军调换了角色。 彭德怀告诉部下:“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比拼意志，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改变。” 林彪只有一句话:“给我追出去一百里地。” 川黔公里上，风卷残云，摧枯拉朽。 吴奇伟的中央军狼奔冢突，漫山遍野跑得到处都是。一师参谋长耿飚带领二团追得最快，直接突进了敌人队伍中，直接把一个中央军团长拉扯住做了俘虏。 漆黑的夜色中，吴奇伟跑到了乌江北岸，汽车被溃败的散兵挤住不能通行，卫士废了很大力气仍然无法疏通道路。吴奇伟一个堂堂的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竟然跳下车坐在地上，如泼妇一般放声大哭。 天色放亮，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身先士卒，率先冲到了乌江北岸。 在卫士的搀扶下，吴奇伟刚刚踏上乌江南岸，就命令炸掉浮桥，剩下的一千八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军官兵做了红二师的俘虏，大批辎重物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以来的短短五天时间，取桐梓，突破娄山关，再夺遵义城，然后打援歼敌国民党中央军。以自己擅长的运动战歼灭、击溃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还有黔军八个团，毙敌两千四百余人，俘虏三千多。 遵义战役为长征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歼灭战的胜利。 就在吴奇伟逃过乌江那天下午，毛泽东和中央纵队又一次进了遵义城。 那天是1935年3月1日。 遵义成了一座欢乐之城。 七，“独见违众” : 在遵义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传达了扎西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宣布了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开办了盛大的遵义大捷庆功会。 3月4日，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署名的中革军委，向各部队下达了一个命令，任命毛泽东担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朱德为前敌司令部司令员。 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任命显然是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 尽管他仍是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这却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正式进入了党中央最高决策层，和被第一次正式任命了军职。 中央红军在一定意义上讲，又恢复到了昔日以机智灵活、擅打运动战和游击战、善于以弱胜强的“朱毛红军”。 适时蒋介石预测中央红军要求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乌江南岸布下了重兵，并命令川军、湘军、黔军和中央军陆续向遵义靠拢。国民党军的这份部署电报被红军截获，中革军委立刻开始行动。 3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九军团继续在桐梓、遵义间地区钳制川军。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集中于鸭溪一带，寻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寻找开辟一个临时根据地的机会。 但红军主力却于3月6日、3月9日两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红军官兵由一开始遵义战役的胜利带来高昂的士气，已逐渐变为急躁。 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以打开战场上的僵持局面。已经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会上，除了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都赞同红一军团这个战役提议。 甚至连“老伙计”前敌司令员朱德，都与身为前敌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打鼓新场的黔军虽然战斗力弱，但红军主力要在12日才能赶到。鸭溪地区还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滇军孙渡四个旅正在向这一方向运动，川军郭勋祺部正在从桐梓向遵义攻击而来。如果在敌人赶到前不能结束战斗，我们将被敌人团团包围。” 毛泽东同时苦口婆心地劝告大家，我们尽量少打攻坚战，还是要以红军所擅长的运动战寻机歼敌。 大家还是以黔军不堪一击为由，坚持要打。毛泽东来了脾气，声言如果坚持要打，他就辞掉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位。 凯丰添油加醋:“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复出起到关键作用的张闻天也来了气:“不干就不干吧！” 气头上的毛泽东拂袖而去。接下来的会议继续确定了攻击打鼓新场的决定。 这种情况表明了现下的一个问题，现在核心领导层的人们对毛泽东的能力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但战争毕竟不是闹意气的事情。散会后，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看着地图细细推演了几次，仍然认为如果硬打打鼓新场，红军一定会遭受重大损失，而现在的中央红军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半夜三更，心绪焦急的毛泽东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分析并建议攻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事关重大，大家再好好想想。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一夜没睡，越想越觉得毛泽东的建议有道理，第二天早上召集大家又开了一个会，终于说服了大家，中革军委即刻命令停止了打鼓新场战役的准备。 后来随着毛泽东逐渐进入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也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越来越兼容并蓄、独立自主，视角也越来越广阔。 能体现毛泽东出类拔萃和雄才大略的“独见违众”，也不止这一回，最著名的还有十五年后的出兵朝鲜。正因为他的力排众议，成就了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立国之战。 打鼓新场风波虽然过去，但明显暴露了一个问题。在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上，动不动就开会搞少数服从多数，不利于决策，尤其是在这种极端危情的态势之下。 指挥战争不是搞政治，权利应该相对集中。张闻天和周恩来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3月12日，新的军事“三人团”在苟坝宣布成立。长征前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此时换成了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如今的毛泽东，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最高军事“三人团”成员，相当于已经进入党、政、军三方面的最高权力核心。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权力交替至此画上一个句号。 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新的一页。 八，绝妙一刻 : 3月15日下午，红军的进攻开始了。 但进攻的对象已经由打鼓新场的黔军，变成了由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八个团坚守的鲁班场。 对红军来说，攻击坚固阵地的战斗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历来反对攻坚战的毛泽东为什么要舍弱击强呢？ 目前蒋介石新的包围圈已经部署就绪，东面川军郭勋祺部已经进到遵义；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西北有滇军孙渡部，离红军最近的包围圈就聚集了总兵力达二十万以上。 蒋介石命令各部凭借坚固堡垒，步步为营，不断缩小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圈，避免与中央红军打运动战。双方在相对平静中对峙，这种对峙对于兵力单薄、处于重围，且没有后方补充的红军来说，无异于坐以待毙。 红军战略转移以来的又一次危机，使中共中央决策层的人们都处于了深度焦虑之中。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毛泽东却举重若轻，脑海中一个新的方案逐渐形成: “挥师西南，西渡赤水河，然后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佯动，再次摆出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姿态，将国民党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之后，再四渡赤水回师贵州。” 而鲁班场就在目前红军的集结地跟赤水河茅台渡口之间。红军三渡赤水的大路就在鲁班场附近，能拿下最好，拿不下也不能让敌人出来干扰红军渡河。 3月14日，前敌司令部发出“以全部力量和毫不动摇的决心”于15日下午3点，兵分三路攻打鲁班场的命令。这个命令意味着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为了打破僵局、突出重围，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斗。 战斗开始后，红军进攻十分猛烈，国民党中央军凭借有利的地形和飞机的掩护让正面主攻的红一军团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两侧的红三、五军团虽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始终无法全面突破。 鲁班场之战是四渡赤水运动战中较大的一次战斗，敌我伤亡都很大。红军毙伤俘敌一千多人，自己牺牲四百八十多人，负伤也近千人。但这次必要的战斗，为红军三渡赤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16日下午，中革军委下令:放弃攻击鲁班场，于当日晚和明日12点以前，在茅台镇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并详尽地安排了各军团的次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军团渡河的具体部署后面都附加着这样一句话:“渡河后向西或西北走出二三十里地时，'隐蔽休息待命’。” 红军突然撤退使驻守鲁班场之敌大惑不解，直到第二天红军从容不迫地渡过赤水河，他们始终不敢轻举妄动。而掉头向西北进发的中央红军，于当日晚占领了茅台镇。 进入茅台镇的红军从当地大土豪的家中，获得了数百坛的茅台酒，卫生部长贺诚喜出望外，他们动员战士用酒泡脚，红肿便奇迹般地消失。这些高浓度酒水被缺医少药的红军野战医院当做了消毒酒精。 以今天的价值观去看，这些“暴殄天物”之举，当时在救护方面却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有什么能比保障战士的生命、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更加重要呢？ 1935年3月16日黄昏到17日中午，中央红军大摇大摆地从茅台渡口三渡赤水，在时隔一个多月后，再次来到川南，进入古蔺地区后，然后奉命隐蔽待命。 国民党的飞机早已将红军故意暴露的动向侦查清楚，蒋介石这回对中央红军沿旧路再次进入川南的举动，判断为红军真的要北渡长江，试图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对此判断深信不疑。 于是，他严厉催促国民党军各部队迅速向黔北和川南地区推进。中央军吴奇伟部行进稍有缓慢，还受到蒋介石严厉的斥责。 在所有部队赶往西北方向时，蒋介石还向赶往川南的各部发了一份咬牙切齿的“聚歼红军于古蔺东南地区”的电令，并对围歼计划做了详尽的部署。 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各部队:“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转头向东，限今夜由二郎滩至林滩东渡赤水河。”同时命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逼近古蔺方向之敌，造成假象后于明晚渡过太平渡与主力汇合。 这个团向西迎头遇上川军一个团，以横扫千军之势将之打得四散奔逃。让国民党军愈发相信中央红军正在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在命令中的措辞中，已经按捺不住全歼红军的喜悦之情了。 但他此刻的对手毛泽东也笑了，他的手在地图上轻轻往东一指，一个伟大的战役即将徐徐落下帷幕。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绝妙的一刻，也是四渡赤水中最精彩的一笔。 刚刚西渡赤水的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掉头，迎着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大军，从他们两天前走过的原路又折了回来。这是国民党军万万没想到的，他们依旧在向北昼夜行军，几乎与突然掉头回来的红军擦肩而过。 3月21、22两日，中央红军趁蒋介石调动兵力大举西进之时，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从二郎滩、太平渡第四次跨越了这条纵贯黔北的大河。 两天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兵分两路继续向北，沿途张贴标语，放火烧山，制造红军主力大举北上的假象。然后，红军主力开始迅速南下。 在红军全部到达黔北的遵义、仁怀地区的三、四天时间后，全部国民党军还被蒙在鼓里，源源不断地继续向古蔺地区开进。 九，大路朝天 : 与前两次渡赤水河时，根据当时不断变化的态势，随机应变地做出的决策不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第三次和第四次来回折返赤水河这个载入战争史册的惊人举动，是毛泽东策划已久的。 鲁班场战斗刚刚打响，毛泽东曾问刘伯承:“咱们第二次渡赤水河时，在二郎滩和太平渡的浮桥还在不在？” 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毛泽东话里的玄机，马上派人去赤水河边查看，并且安排部队把河上的浮桥看管起来。这就充分证明在发布攻击鲁班场的战斗命令时，毛泽东就把三渡、四渡赤水河的路线想清楚了。 在蒋介石为指挥各路国民党军在古蔺地区对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而亲赴贵阳之时，毛泽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早已实施:“挥师南下，南渡乌江，调出滇军，然后进入云南，再待机北上。” 3月29日的狂风暴雨中，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快马杀到了乌江北岸。 团长黄永胜见浮桥上的木板已被抽掉，决定强渡乌江。黄昏之时雷电交加，江水陡涨，先头突击队一营冒着大雨乘竹筏过了江，从小道绕到敌人背后，击溃了薛岳部九十一师一个江防营，夺取并控制了乌江渡口。 30日和31日两天，中央红军主力从大塘、江口、梯子岩几处浮桥渡过了乌江。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被远远甩在了乌江以北。 毛泽东过江时路过红二师，陈光和刘亚楼顺便问一下过了乌江后的行动目标，毛泽东沉思道:“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然后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划出了一条巨大的弧线:从贵州向东南、再向西入云南经昆明附近到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箭头。 当刘亚楼再问怎么调动滇军时，毛泽东笑着用铅笔敲着一个地方:“佯攻贵阳！然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4月1日，坐镇贵阳的蒋介石终于收到了中央红军已经南渡乌江的报告。而紧接着得到的消息，让他还没来得及的惊讶和恼怒，立时化作了恐惧: “在贵阳附近发现红军，正在向机场方向靠拢。” 蒋介石立刻在地图上查看附近有什么部队时，发现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他调往两百公里外的黔北地区。目前的贵阳，只有一个非正规的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和四百多警察。 惊恐之余，他一边打听机场有没有小道，一边给滇军孙渡发出一份电报，让他火速星夜兼程赶来贵阳“勤王”。 4月2日，已经甩开围剿大军的中央红军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于4日进占扎佐，沿途虚张声势扬言要打贵阳，到处贴满了“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 5日，又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摆出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架势。 蒋介石急火攻心，整夜不寐，上吐下泻，遗屎于床。煎熬了一夜的蒋介石终于在第二天等到了急急赶来的滇军孙渡部，但还不放心，得知机场已经没有危险，在重赏了孙渡后，马上飞往了昆明。一直到4月10日，黔北各部队都抵达贵阳附近，他才又飞回贵阳督战。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在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向西急进。 已经没有强大合围的敌人，也没有险到毫巅的危急战事。在总政治部的号召下，各军团一边行军一边号召沿途的贫苦农民参加红军。从中央到红军官兵，包括共产国际那个军事顾问李德，都对毛泽东心悦诚服。 4月25日，中央红军进入了云南境内，但已不是荒无人烟的扎西，而是富庶的云南中部。红军缴获了优质火腿，不知道怎么吃，就用大铁锅烹煮。 在宣威火腿奇特浓烈的香气中，毛泽东向身后的贵州看了一眼，从中央红军第一次突破乌江算起，红军在贵州整整转战了两个多月，历尽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走了出来。 红军自此后也走出了低谷，中国革命也自此走向了光明，再也没有外来的任何因素，能给这支军队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 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终于可以以斗争一方的主帅与蒋介石进行较量了——尽管那是一场力量悬殊、旷日持久的较量。 在事关最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依然可以吟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种豪迈自信诗句的毛泽东，随着此后形势越来越渐入佳境，拿捏对手也越来越游刃有余。 十四年之后，江山易主。 躲在孤岛上的蒋介石在他的垂暮之年，只剩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断反思自己如何败给了小他六岁的毛泽东。 当然，他不可能找到答案，至少，他不会找到全部答案。 四渡赤水，奇谋迭出，异彩纷呈…… 交战双方交织着各种情绪:焦虑、惊恐、兴奋、绝望、惊讶、愤怒、欣喜、叹服…… 日后，国民党第二路前敌副总指挥、名将薛岳感叹:“贵阳一役，为共军西进最紧凑之一幕。” “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五十年后，本文开头那位称赞毛泽东的外国军事专家在津津乐道了这场战役之后，这样描述了毛泽东。 尽管他对中国早期革命战争的细节，了解得还不够深入，但这句话，应该说并不过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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