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能够不偏不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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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历史学是一门讲述过去的学问，历史学者也似乎因此而掌握了某种“审判”过去的权力。但是，当历史学家站在裁定席上，他能够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定吗？如果不能，该怎么办？

20世纪最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柯林武德在《史学原理》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为我们理解历史学的工作提供了一些方向。

如果我一开始就问历史学家是否应该不偏不倚（impartial），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知道答案。我们受过训练，认为所有的理智探究都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没有任何实际目的，也没有任何期望，唯一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相，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至少，这是我从我所属的学术和科学传统继承下来的观念。但我常常对此感到不安，并想知道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完全分离是否可行。因此，在这篇论文中，我想在历史研究的单一实例中提出这个问题，我不是问历史学家是否应该不偏不倚，而是问他们能否做到不偏不倚，因为这是首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能做某事，他是否应该做某事的问题就不会出现。

如果不首先确立我们所说的公正（impartiality）及与之相反的偏袒（partiality）这两个语词的含义，我们就无法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效地区分两种偏袒，一种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另一种取决于我们认为的正确方式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偏袒，可能是简单的偏见（prejudices），也可能是价值的判断（judgments）。我承认两者的含义容易混为一谈，但把它们分开考虑会更清楚一些。

（1）公正可能意味着不存在偏见。我所说的偏见，是指在证据之前预先判断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倾向（tendency）。一个人可能要开始研究这样一个问题：牛津和剑桥谁首先建立了大学。如果他认为单纯的年岁对于一个机构来说是光荣的，并且要将自己的大学视为两所大学中更光荣的大学，他将偏向于赞同牛津比剑桥更古老的观点。类似地，当他调查1914年战争的起因，也许会偏向于赞同全部是德国的过错这一观点，或者当他探究诺曼征服时，他会偏向于赞同法国人征服英国人是件坏事这一观点，或者当他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偏向于赞同如下观点：既然雅典代表着民主，也就是自由，雅典的垮台就是文明的灾难。我选择这些事例是为了说明，偏见在历史知识领域播下了多么广泛的种子，历史知识不仅受到历史学家个人所关心问题的影响，而且受到他的家庭、家乡、祖国、民族、阶级、职业、宗教、种族等等问题的影响；当这些忠诚缺乏它们的直接形态时，他在他的研究主题中发现这些倾向的相似物，正如格罗特在雅典民主中发现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相似物，或者说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士兵和工人中发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相似物。

我应该把偏见定义为一种愿望，即希望发现某个对所设问的问题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你试图解决一个特定的历史问题，答案可能是A或B，假定你希望找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你在头脑中通常还有另一个愿望，即希望正确答案是A。仅仅拥有第一个愿望就是一个无偏见的探究者；拥有两者就是一个有偏见的探究者；仅仅拥有第二个愿望是有偏见，但不是一位探究者——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

任何人都能看出，对于一个想要发现真相的人来说，偏见是危险的。如果他希望A是真的，这种愿望将会导致他强调所有有利于A的证据，并抹杀有利于B的证据。如果偏见足够强烈，他可以撇开对B的确凿证据，并无中生有地制造有利于A的证据。显然，偏见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你不能有偏见。

但是，这个论证在一次跳跃中跨越了两个障碍。我曾说过，在我们询问历史学家是否应该公正之前，我们必须先问历史学家是否能够公正。这样说很好：“假如我是上帝，在创造历史学家的时候，我就应该让他们不带偏见。”但是，这个问题不会出现。让我们直说吧！历史学家能够不偏不倚吗？

当讨论那些触及甚至反映他们作为实践者的兴趣的问题时，历史学家显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像格罗特、麦考莱、蒙森这样拥有积极政治生活和自身政治主张的人，会在他们所写的历史之中体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理想。哲学家（我曾看到他们争论）不应该写哲学史，因为他们偏向于支持与自己相似的哲学观点，等等。从这一切之中产生的原则非常简单明了。为了避免偏见，必须规定以下规则：任何对某个主题感兴趣的人都不得撰写该主题的历史。唯一没有偏见的政治史家是没有自己政治观点的人；艺术史家必须是一个没有艺术品位的人；军事史家如果参加过一场战斗，就会被取消撰写该主题的历史的资格；以此类推，直到你认识到这一点，唯一有能力评判女性美的人是阉人。我将冒昧地将这一原则称为历史学家的阉人学说。

无论这一学说在理论上有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中却遇到了困难。首先，历史学家不是阉人，他们拥有良好的热情，他们为历史学贡献了最令人难忘的东西。还有什么比谴责吉本、格罗特、麦考莱、罗斯托夫采夫的偏见更愚蠢的呢？因为任何读者都能看到，这些偏见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更有热情，促使他们对历史问题进行更加热烈和富有成效的思考。罗斯托夫采夫憎恨那些毁了自己和他的朋友的共产主义者，这一事实使他对公元3世纪的历史提出了一个新解释，其他事例也是如此。其次，历史学的阉人理论是如何运作的呢？所有的历史思想都是历史学家对过去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某些经验的重演。如果他没有任何政治和战争的经验，历史学家如何进入像黎塞留这样的政治家或者马尔伯勒这样的军事家的内心呢？如果我喜欢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我可能会觉得奇怪，竟然有人会爱上一个黑皮肤的女人；但比起我从未爱过任何一个女人来说，我更有可能理解他的经验。

因此，我应该用两种方式来表达我对阉人理论的异议。（i）这一理论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偏见的网撒得如此之广，如此之细，以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脱。历史学家在一个方向上回避了它，又在另一个方向上陷入其中。如果在写政治史时，历史学家没有基于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偏见，他就会有其他的偏见，期望证明自己所敬佩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更微妙地说，期望证明自己所敬佩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同行，伟大的斯塔布斯说，如果没有一丝怨恨，就不可能完成任何历史工作。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公理，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ii）这一理论的目标，虽然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就其达到的程度而言，在于损害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一位历史学家越接近于没有偏见，他就离真正有能力处理他的研究主题越远，因为使得他有能力理解他的研究主题的经验是有缺陷的。

当然，困难依然存在。不可否认，偏见导致人们放大了一方的证据，而忽视了另一方的证据。然后怎么办呢？我必须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不应该假惺惺而自鸣得意地说自己没有偏见，或者徒劳地试图摆脱它们，我们应该审视自己的思想，并找出自己的偏见是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它们的存在；很好，让我们去发现它们，并训练自己特别注意那些有利于我们所偏向的观点的证据。这就是放弃辩护人的态度，并采取法官的态度。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第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我们的偏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无法克服它们，我们仍然应该去发现它们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公开承认它们。其结果将是对历史进行坦率和诚实的有倾向性的阅读，我们没有理由说偏见不应该具有历史价值。相反，偏见的强大力量可能会增加它的价值。期望某个问题的某个特定答案是正确的，如果这一愿望非常强烈，它将促使历史学家对他的研究主题进行更密切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证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偏见本身将成为历史研究发动机中的蒸汽。

让我来做个比较。中世纪早期，发生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始于对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对立解释，双方各自试图在哲学上证明自己信条的真实性；但是，这些争论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重要性驱使基督教哲学家研究那些过于深奥和难解的逻辑和形而上学问题，如果没有某种强有力的激励，任何人都很难参与其中，而正是这项研究创造了中世纪后期的伟大体系，并奠定了所有现代思想的基础。

这就引出了我的观点。我看到我周围的人正在进行有意识的尝试，公开表示要有意对历史做出某种特定的解释。我对这些努力表示赞赏。创造这些解释的人抓住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所有真正的历史思想都始于偏见，否认这一点的人要么太愚蠢，以至于不能承认自己的偏见，要么就羞于承认自己的偏见。我赞同，所谓正统历史学家的无偏见的历史探究到头来将两头落空：要么充满了民族、阶级、思想流派的偏见等，要么由于它确实没有重要的偏见，所以是阉人的历史，是由那些对其主题缺乏洞察力的人所写的。我同意，既然所有真正的历史思想都必须从偏见开始，那么了解偏见是什么，并且对其毫不掩饰，这对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我对历史思维的力量有足够的信心，我相信：单纯地开启一段历史研究的旅程，即使只是为了支持某个政治论点而没有其他目的，也会带来远远超过那一论题本身的历史成果。

我将大胆地指出我认为这些结果可能被期望的方向。

在我看来，今天在我们周围成长起来的带有坦率偏见的历史思想已经产生了非常有价值的结果，它正在驱使人们在努力支持他们的偏见的过程中，去解决有关历史解释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这些问题就不会被提出来；我相信，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调查继续下去，就会在目前最薄弱的地方加强历史思想。因为尽管19世纪已经为我们创造了一项发现孤立的历史事实的伟大技术，一种历史研究和批评的技术，但它使我们茫然不知如何来处理我们所发现的事实；它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去看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地毯上的图案。当我发现有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这种图式制定规律时，我常常认为他们做得不好，但在我看来，尽管结果不好是由于他们的偏见，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偏见，他们才能够承担起这项工作，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承担起这项工作。

（2）对“公正”这一层含义的解释就到这里。我想要考虑的另一层含义，是避免对历史事实做出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的历史学家只是简单地发现和陈述发生了什么、人们做了什么，而不允许自己说这是一件好事或那是一件坏事，不允许说这个人是对的或那个人是错的。从这个词的这一含义上说，历史学家应该是公正的，这意味着他应该简单地把事实当作事实来接受，用一种超然的科学好奇心来看待它们，而他作为道德存在的本性绝不能干涉这种好奇心。他所承认的唯一的道德法则是对他自己负有责任的道德法则，规定着他有义务进行公正的研究。

我要追问的不是人们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看待历史，而是他们是否能够这样做。我知道人们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待一些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科学家能够并且确实这样来观察自然的方式。事实上，这是现代科学探索自然的伟大发现的一部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目的论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寻问什么是建构自然的最好方式，并假定最好的方式就是自然必然存在的方式，现代科学通过抛弃这一观点而取得了胜利，并且专注于自然是什么，而不再关注它应该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的技巧某种程度上包括学习观察事物而不对它们做出任何价值判断。现代历史研究的技艺是在其长姐自然科学的庇护下，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发展起来的。人们常常认为，历史思想越是变得能与科学思想一样，它就会越好。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在历史学中对所有价值判断的抑制，跟自然科学中一样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而这通常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不偏不倚。

这里有一种误解，我必须预先阻止。关于道德判断，我并不只是指在这个词的狭义上对行为进行道德或不道德的判断。权宜之计也是一种价值的形式，将一个人的行为描述为谨慎或轻率，这与描述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一样，都是一种价值判断。每当我们说某人的行为是明智的、坚定的、一贯的、勇敢的、巧妙的、严谨的、慷慨的、公正的等等，或者其对立面，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和他的行为做出价值判断。这些种类的任何判断都不会出现也不应该出现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科学思维中，就我们作为科学家的思维而言，我们并不认为肝吸虫对它寄生的绵羊表现出了不道德行为，或者姬蜂巧妙地选择一个在毛虫身上产卵的地方，它的产卵器在不杀死毛虫的情况下使其瘫痪是不道德的行为。当然，总是通过询问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对还是错来判断其行为的人是令人讨厌的，但最令人讨厌的，莫过于他总是对他自己邻居的行为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出错的地方不在于他做出了价值判断，而在于他只认识到一种价值的形式。把一个人称为傻瓜，就像称他为无赖一样，是一种消极的价值判断。

那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从“判断”这个词的宽泛意义上，讨论人类过去的事务，是否有可能不做出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能的。你可以叙述一系列事件，按照正当的顺序和正确的日期来记述，并说出每一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但却从不做出任何价值的判断。因此，我在《威尔士编年史》（Annales Cambriae）中读到：第126年，吉尔达斯去世了；第129年，阿尔德雷德战役发生了；第130年，修道院院长布兰登去世了；等等。我确信作者对所有这些事件都附加了价值判断，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只是对“贬值”事件的简单叙述，而且，当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学习并记住它们时，我们就有可能对这些“贬值”事件拥有某种知识。

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这些知识是否是历史知识。在公元570年，也就是《威尔士编年史》的第126年，吉尔达斯去世。知道吉尔达斯在那一年去世却不知道吉尔达斯是谁，这算是历史知识吗？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知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准备接受历史知识的鸽子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事件经度和纬度的框架，而不是事件本身。事件本身是一位著名的僧侣的死亡，他是凯尔特教会的圣徒，一位浮夸但很有威慑力的文体家，一位著名的小册子作家，他鞭笞了威尔士小国王的罪恶，描述了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好的关于英国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早期的情况，等等。但是，当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就是在进行价值判断。我不能把真正的历史知识放到标记吉尔达斯的鸽子笼里，而不对这个人进行价值判断，对他的睿智与愚蠢、见识与无知、雄辩与野蛮等等价值的奇特混合体进行判断，就如我不能把历史知识放进标记拿破仑的鸽子笼里，而不对这个人的军事天才进行价值判断。由此，我将知道历史事件的名称和知道历史事件本身区别开来：尽管我承认你可以知道事件的名称而不做出价值判断，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知道事件本身。

举一个例子。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遇刺身亡。这是一个被标记经度和纬度的事件。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尤利乌斯·恺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罗马共和国的复兴已无望。他看到了，而且相当正确地看到了，罗马需要一部新宪法。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仿照希腊君主政体的模式。但是其他人，比他更愚蠢的人，却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他们阻止这一切的唯一方法就是密谋刺杀恺撒。对这些事实的陈述充满了价值判断。恺撒因他的洞察力、主动性和勇气而受到称赞；然而，他却因未能正确估计出他的计划对他不得不任用的人造成的压力而遭受谴责。所有这些都是对价值的判断。没有价值的判断，就没有历史学。

为什么是这样？价值判断只不过是我们理解人类行动内在方面的思想的方式。外在地看，人类的行动仅仅是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发生的某种特定的事件。内在地看，人类行动是一种思想的完成：它是思想本身，在周遭世界中外显自己。外在地看，恺撒的死只不过是鲜血洒在地板上，以及人体器官功能停止。内在地看，这是恺撒政策的瓦解，证明他犯了一个错误。因此，想要深入了解所描述的事件内部的历史学家，必须致力于做出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敢于指责恺撒犯了错误。但是，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他要冒险进入这个危险的内部，而不满足于事件的外部？答案很简单。正是因为恺撒思想的戏剧性，历史学家对他的死比其他成千上万死于暴力的人更感兴趣。这是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从已经发生的无数杂乱的事件中选择出值得思考的事情。

历史学家做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将取决于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历史学家。研究20世纪诗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艾略特赞不绝口，却对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只字未提。为什么？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历史人物，而另一个人却没有？简单来说，是他们所写的诗的价值。诗歌史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对什么是好的诗歌有明确观点的人，他的整个历史将是对这些观点的详细表现。如果去掉 “这是好诗，那是烂诗”的价值判断，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任何一部诗歌的历史。哲学史家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也同样必须知道什么是好的哲学；政治史家必须辨别政治能力；以此类推。

推论如下。价值的尺度会变化，也许不是很快。人因生活而改变，但改变得不够快；星转物移。如果一代人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与父辈的价值观有所不同，那么就必须重写历史。过去被认为是失败的，现在会被认为是成功的；过去被认为是野蛮行为，现在会被认为是更高理想的胜利；过去被认为是进步的，现在会被认为是堕落的。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和随之而来的对历史的重写，可能看起来像是对失败的承认；它可能表明，在历史上，没有确定和永久的知识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知识的进步就在那里，但这不只是知识的进步，也是整个人类道德态度的进步。

最后，我敦促，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绝不能回避这一责任。让我们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已经承担了一项严肃的任务，不仅要发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且要根据我们自己的道德理想进行判断。我们是作为人的存在，要对自己群体的过去做出判断。即便我们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但就我们作为历史学家而言，仍然要接受这一责任。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能承担它，就应该放弃历史研究，而做些别的事情。我们所不能做的，就是继续玩弄历史研究，但却逃避评判我们所叙述的行为的责任：指出这是明智的，那是愚蠢的；这个勇敢，那个怯懦；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