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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独立思考 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有感 文/木禾 初识阿伦特，是在陈院长的分享里，讲平庸之恶，瞬间被阿伦特提出的这个惊世骇俗、争议巨大的概念和思想的光芒所吸引，于是特地找来“平庸之恶”这个观点的出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仔细翻看。 这本书的背景是这样的：1961年，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德国纳粹战犯、负责执行犹太人灭绝计划的党卫军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漫长的审判，本书作者汉娜·阿伦特受美国《纽约客》杂志委派旁听了本次庭审。     阿伦特详细记录了艾希曼一案审判的全过程，并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个概念。那么“平庸之恶”到底是什么呢？英文为The Banality of Evil，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在阿伦特看来，本案的被告艾希曼并非是狂暴的恶魔，他只是一个平凡、敬业、顺从的小公务员；他所有的恶行均根源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他是一个被极权主义体制剥夺了个性和思考能力的人；他所犯下的罪应当受到追究，不能以“守法行为”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但是，以色列主导的这场审判并不公正，它偏离了主题，把对艾希曼的个人审判变成了全体犹太受害者对反犹太主义历史的批判运动。 阿伦特说：人在做善事的时候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他人是有益的才去做，也就是说此人在行善的同时不可能出现拒绝判断和设想他人处境的事情（否则若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他人会带来哪些影响的话根本谈不上是在行善）；然而对于恶而言则相反，从当时艾希曼的供词可以发现，人在做恶事的同时可能（出于服从因素）很轻易地拒绝去判断和设想他人的处境以至于舍弃做判断的权利和责任。注意，“平庸性”是恶相对于善而言，并不是后来不少文青和民哲们理解的“人皆有之”的意思。 换言之，阿伦特感到惊讶的是“恶”的这种平庸性恰恰是“善”始终不具备的（通俗地说就是“不存在不过脑子的善举，但有不过脑子的恶行”）。受昔日导师海德格尔的话语影响，阿伦特把恶的这种平庸性归结为“思”的不在场，哲学意义上的“思”作为某种对话方式缺席，自然决定了恶是荒谬和无意义的。平庸之恶的核心是“无思性”，艾希曼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的原因不是恶的本性，而是完全没有思想，缺乏起码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他不是恶魔，也不愚蠢，只是无思之人。 正是像艾希曼这样的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不思考、无判断的平常人，以平庸但罪恶的方式实现了纳粹极权统治的根本之恶。  虽然阿伦特自己本身就是纳粹反犹行动的受害者，但阿伦特的眼光却超出了对于种族和地方的认同，她着眼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行为本身，她关心的不是复仇，而是正义。在她看来，这场审判应该更加中立、专业和理性，焦点应该集中于具体案件而非宏大的政治或历史，最终，艾希曼应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并受到惩罚。 其实，还在撰写阶段的时候，阿伦特就预感到自己的这本书有可能引发巨大的争议，但她还是低估了争议的激烈程度。阿伦特以平庸的恶来刻画艾希曼以及他所代表的极权主义的恶行，认为艾希曼作恶是出于他的不思考，这个观点让很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无法接受。由于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作出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分析，这本书遭到了犹太世界的广泛批评和抵制，在非犹太人世界，书中的观点也被人们反复提及，引发了长久而深刻的讨论。 阿伦特在研究审判艾希曼的案例时提出Banality of Evil时，本该翻译为“恶的平庸性”，但却被误译成了“平庸的恶”，这导致后人不乏左派文艺青年和民哲带着误解滥用这个概念，得出了“人人心中都有个魔鬼”或者“雪崩到来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之类的荒唐解读。  面对来自各方对于自己作品的抨击，阿伦特在十几年后承认，此前书中的一些表述确实有误或者夸张，尤其对于“平庸之恶”这个被人误解和标签化的概念的使用，她表示道歉。但对于自己不爱犹太人甚至憎恨犹太人的指控，阿伦特并不在意，她的回应是：“我从来不会爱上一个抽象的民族，我只会爱我的朋友们，那是我唯一能爱的。” 哲学家帕斯卡《思想录》中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周围的世界广阔无限，但都比不上最渺小的人类所具有的精神，因为精神能够认识一切事物，包括反思本身，但是物体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借用一位哲学家的一句话作为结尾——用独立思考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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