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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冲破黑暗 走向胜利（上） 在刘少奇组织随行人员进行调查期间，山东分局及军政委员会也没闲着，抓紧时间按照中央的相关指令，对山东的各项工作进行整顿与调整。4月4日，山东分局军政委员会依据中央军委关于山纵改为山东军区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一是原则上每个军分区编一个独立团——平原地区每团一千人，山区每团一千五百人。二是将冀鲁边军区并入清河军区，下划为四个军分区；胶东军区同样下划为四个军分区，以第五支队司政机关为军区司政机关，并指挥第五旅；鲁中军区暂由山东军区兼任，下辖三个军分区；滨海军区由山纵二旅兼任；鲁南军区合并为两个军分区。三是明确指挥与领导关系。四是对后勤工作做了规定。4月5日，向各部队通报师部及教二旅精兵简政以及生产自救和帮助群众的救灾情况，并上报中央军委和集总。强调指出：“精兵简政是抗战进入更激烈、更艰苦阶段的战略任务，是个精细、细（严）密的组织工作，要有各种工作密切配合，从各方面着手才能全部实现起来。粗枝大叶，不深入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想做到精兵简政是不可能的。”（注1）4月26日，刘少奇亲自主持召开山东分局扩大的座谈会——朱、罗、陈、黎四位委员，扩大到萧华、陈士榘。尽管经过前期调查已基本掌握了山东问题的主要症结，但刘少奇认为与其“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因此在连续数天的座谈会上，要求每个领导同志聚焦问题、深刻剖析，从党性原则和党员修养的高度，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大局，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深处查源头、挖根子、找原因。分局扩大座谈会结束后，刘少奇于28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情况及对山东工作的意见：“山东工作主要成绩是发展了党，建立了队伍，……，取得了一些领导权，支援了华中。但山东工作有严重缺点，就是本来可以取得的某种一般的优势但没有取得，以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劣势，陷于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局面。根据地极不巩固，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起来。在统一战线上有原则错误，领导上过右，下面又过左。在党员干部中群众观念非常薄弱。党内还存在无原则斗争的现象。错误的责任由分局负担，主要是对中央服从不够，自以为是，英雄主义。”（注2）
抗战时期的刘少奇。（图片取自网络） 经过三天座谈以及刘少奇的耐心开导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会者的思想初步取得了统一，认识到其时山东困难局面的形成，除了日伪顽势力强大等客观原因外，主观上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不客观。二是群众工作不深入、不彻底，减租减息政策没有真正的贯彻下去，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三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力。有的同志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此外，山东分局在领导上发扬民主作风与集体领导不够，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坐下来认真讨论。党内还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并没有“和稀泥”——要求每个领导同志都要从党性原则和党员修养的高度，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大局，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深处查源头、挖根子、找原因。而且提出的批评也是十分严厉的——“如他指出：某领导同志'存在着不民主、不商量、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的现象，不向群众学习，夸大、好高骛远，而且对上级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服从不够’；'在领导机关中产生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情况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等等。”（注2）如果说，上述这些描述尚比较抽象、不够明确的话，还可以通过黎玉的相关回忆来作进一步了解：“一是对形势的判断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我党组织扩大，我军从无到有，飞跃发展壮大，根据地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这是实事。但对党中央1939年指示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有实现。军事上和敌人比，日军4万、伪军10几万，我是劣势；和友军比，友军主力四五万，加上顽军共10余万，我也不是优势。但有的同志对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和不利条件不作认真分析，不做踏踏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而主观认为我已取得初步优势，盲目乐观，太平麻痹，机关庞大笨重，形式主义，说多做少，满足口号。因此在敌人“扫荡”和顽军夹击下，我们被动应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二是群众工作问题。过去一般发动与组织了各阶层群众，开展了抗日活动，在救济、优待抗属、合理负担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生活；但基本群众、贫农雇农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组织起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基本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由于基本群众还没有从切身利益上关心党的事业发展，充分发挥积极性，我党我军和群众的联系，就象水上浮萍，不巩固不密切。由于在农村基本群众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各群众组织、政权建设、群众武装、党的基础就不巩固。其他阶层也不能很好的团结与合作，根据地不巩固，经不起敌人扫荡摧残。我党我军没有牢固的依托。”“三是统一战线问题。过去对友党友军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联合他们共同抗战也有成绩。但党的统战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有的同志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因此不仅联合不巩固，而且使我们丧失了许多发展壮大自己的良机。譬如我们放手大胆独立自主建立政权太迟，长期寄人篱下，有的地方国民党县长逃跑了，我们还把他请回来，帮他建立政权，发展武装，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我们。再如有的山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已经占领，开展了工作，而为了“联合”，又让给国民党军队。结果他们占领有利地位，不但不去抗战，反而大搞磨擦，进攻我们。在这情况下，我们自卫反击，政治上绝对有理，军事上相对有利，但反击不够有力，没有彻底完成任务，留下后患。这些沉痛的教训，大家深刻认识到思想路线上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害。”“此外，在分局领导上发扬民主作风与集体领导不够，许多重大问题未能认真讨论。对党中央、北方局等发的指示研究不够，贯彻不力。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清谈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存在，这是许多重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根本原因。在少奇同志帮助下，大家统一了认识，心情舒畅。对于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有了信心。原来持错误观点的同志改变了认识，也感到轻松。”（注3）在刘少奇的批评帮助下，大家统一了认识，心情舒畅，对于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树立了信心。于是，分局决定召开扩大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请刘少奇做报告。分局将大会的会场，选在朱范村一家地主的大厅里。刘少奇首先在大会上作《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报告，主旨是讲解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他说：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在党的各个时期制定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党的正确路线与'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分界线，也是衡量我们犯不犯错误的标准。少奇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党的历史、目前抗战形势、敌友我三角斗争特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革命的高潮与低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等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注4）大会一连开了三天，采取的形式是上午由刘少奇作报告，下午大家进行讨论。报告的最后，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在山东某些问题上'左’的问题也有，但因个别领导同志受王明路线影响，对以上几个根本问题右的错误是主要的，而且是严重的，我看如果再不彻底纠正，要给山东分局门上挂个大匾，上写'右倾机会主义’。”（注5）随后，朱瑞、黎玉、肖华、罗荣桓、陈士榘等先后发言，一致拥护刘少奇所做的报告。在刘少奇报告的启示下，大家认识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因此，应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山东问题的突破口。与会同志都为解决了山东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而高兴，说“以后工作有办法了”，“会议标志着山东工作的转折点”。山东分局的领导们对刘少奇的报告心悦诚服，于5月1日做出今后各根据地以开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决定。从此减租减息运动，即在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5月4日，山东分局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华中局：“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总结了我党我军在山东四年工作并布置了今后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彼此一致的精神下促成了分局委员会各同志间空前的团结与进步。……。在少奇同志的领导教育下，我们只有发扬集体领导，……，在政治上、原则上团结在党路线与任务周围，才能在领导上不犯错误或不反严重的一贯的错误。”（注6）那么，对于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其时山东分局的领导是否认账呢？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其《我的历史和思想自传》中回顾：“在山东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一九四三年八月）整整四年之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四一年以前，这正是进入工作之开始。……，故一切小心、谨慎、谦虚，比较实事求是，也比较大胆。因环境一般不算困难，故弱点还没有即使暴露。后一阶段，一九四一年一年，正是一九四零年大发展之后。……，因之发生组满自足，放行快乐。无视情况之必然及已经逆转，……因而使山东工作招致打击。……。第三阶段，一九四二年及其以后，分局四年工作总结会，将这一切从思想上及领导上检讨，揭发，教育了全党及教育了自己，开始更加谨慎、小心、虚心，转向实事求是。尤其改正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观念，……从这些斗争中转变了山东工作，改造了自己，教育了山东党及干部。”（注7）
延安时的朱瑞及《我的历史和思想自传》片段。（图片取自网上） 几乎与此同时，刘少奇亲自帮助分局解决统战政策方面最棘手的难题——“抗协”及所属“抗敌自卫军”。据黎玉回忆，过去“抗协”在向各地发展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同中共地方组织发生冲突——“这时越向下发展矛盾越突出，在村里则争群众（发展会员），争政权，争武装，经常闹磨擦纠纷，个别坏人也以此为庇护所。敌人来'扫荡’，有的就打起白旗。分局及各级领导以及派去工作的党员干部逐渐感到这是个大问题，等于自己制造'反对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少奇同志到来，各级干部就向他反映这个问题，在分局委员会上也统一了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妥善解决，不起副作用。”（注7）为了慎重起见，刘少奇先是派一位随行的同志，去了解“抗协”负责人的态度。随后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与分局负责同志商定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座谈会上，刘少奇请大家畅所欲言，只要对抗战有利，什么问题都好商量、好解决。听完“抗协”负责人等的介绍，刘少奇肯定了“抗协”成立后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接着，他叙述了我党在各个时期所组织外围团体，成立的每个团体又都有目的性和具体的斗争目标。随即刘少奇话锋一转，说现在“抗协”的目的性和斗争目标就不明确，若是同敌人斗应向根据地以外发展。在根据地内，工、农、青、妇、文、武各阶层群众团体都已经成立，“抗协”已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因为没有对立面，就和共产党斗，那就会分散抗战力量，所以各地发生不少问题。而这些同志如果参加政府工作和各项建设事业，可以各施所长，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并请在座的各位，很好讨论这个问题。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认为这是真正从抗战的大局出发，愿意撤销“抗协”，并作出将“抗敌自卫军”整编后编入一一五师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原来“抗协”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许多人还加入了共产党。这都足以佐证，刘少奇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妥善和正确的。山东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刘少奇原准备启程回延安，但因之前日军在华北进行的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敌情依然严峻——中央及毛伟人担心刘少奇路途的安全，因此电示他:“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似较适宜。”（注8）于是刘少奇便又住了下来，同一一五师师部一起在鲁南和江苏北部，同日军“兜圈子”。其时正是山东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刘少奇和大家一样行军、反“扫荡”。每次住下后，经常同驻地的干部谈话、开会，晚上在暗淡的油灯下看材料，写指示。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刘少奇不仅日以继夜进行工作，还抽空给干部讲课、作报告——他给分局党校学员和机关部队排以上干部，先后作了“论党内斗争”、“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讲话。“七一”建党二十一周年，又专门向机关、部队、团体干部做了党史报告。直至7月下旬，刘少奇才离开山东，向延安进发。1942年10月1日，朱瑞代表山东分局正式作出《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第一，充分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党组织取得的巨大成绩；第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第三，认真分析了造成困难和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第四，深入分析了山东抗战形势的特点，明确了今后的总方针——山东今后斗争的总方针是：从思想政治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民，咬紧牙关，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和游击区，积蓄力量、克服困难，在三角斗争中争取于我有利之转变，以迎接国内外之伟大事变，赢得最后胜利！就在刘少奇离开山东不久，驻鲁日军经过第五次“强化治安”，开始进一步“封锁”“蚕食”各抗日根据地。7月至9月，五千多日伪军“扫荡”清河区，致使小清河以南根据地被日伪设置的据点分割。8月24日，日伪军纠集四千余兵力分八路合击抱犊崮山区，使鲁南根据地进一步缩小，形成“东白山、西白山，阜阳、银厂、宝山前，南征北战十余里，东西交通一线连”的局面。之后又对滨海区和冀鲁边区，进行扫荡和蚕食。进入10月，驻鲁日军又展开新一轮的“拉网合围”大“扫荡”。日军此次“扫荡”的重点为鲁中、胶东和湖西等抗日根据地，重中之重还是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师部所在的鲁中根据地。仅从10月17日至11月中旬，日伪军就组织一万二千多兵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了了六次“拉网合围”。随后，日伪军又转过身来，对我清河、冀鲁边及菏泽一带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至年底，除滨海、胶东和鲁中尚保有较大块儿根据地外，其余均被分割成小块儿分散根据地和游击区。部队回旋余地缩小，经济状况恶化，加上天灾，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
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分布图。（图片取自网络） 面对空前困难，山东抗日军民没有被吓到，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积极展开反“扫荡”斗争。山东分局采纳罗荣桓的“翻边战术”——敌进我进，向敌占区发起愤然反击！罗荣桓、陈光指挥一一五师主力教二旅等部，率先发起“海陵战役”——于11月3日挺进至陇海路附近，连克敌伪据点十六处，打破日伪在海陵一带的“蚕食”，打通滨海与苏北两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滨海根据地，打通与清河及胶东根据地的联系，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趁势收复甲子山及其周边地域。甲子山位于日照黄墩镇的东南部，其海拔虽然只有480米，但山势险峻，怪石林立，恰好卡在滨海区通往清河及胶东根据地的要道上。这里原为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百十一师所部驻地，是年8月3日该部在其师长常恩多率领下起义。但由于起义过于仓促，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进入我党抗日根据地。该师原三三一旅旅长、顽固派头目孙焕彩纠集其残部二千多人，勾结土顽李延修、朱信斋等，乘八路军部队尚未赶到之机，抢占了甲子山及上涧、浮棚山、址坊一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立即向孙部发动反击，共毙伤该敌五百余人，俘虏六百五十人，缴轻机枪五挺、炮一门，重新夺回这一地区。是年十月初，日伪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师所部南下发起“海陵战役”之际，孙焕彩率重组的百十一师以及朱信斋、李正修等部共四千多兵力，乘机再次向甲子山区发起进攻。由于八路军守备部队仅有山纵的两个连，在击退顽军数次猛攻后，不得不于10月18日夜撤离。山东分局致电中央，原拟调集教二旅、山纵二旅及一旅一部，以速战速决的手段收复甲子山。但此举遭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反对——“你们十一月十一日计划将演变成山东空前大规模的国共军事摩擦，此时殊不适当。”“一一一师叛部如继续向我进犯，在有理有利的情况下可予以反击。”（注9）但是八路军的容忍，反而使孙焕彩部变本加厉——不断从北面深入我滨海根据地中心地区，烧杀掳掠，并扑杀我地方干部及老百姓，颇有配合日伪军对滨海根据地“蚕食”的意味。加上甲子山正处于滨海区北上的东侧，对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的机动威胁极大！因此罗荣桓等于11月30日再次致电中央，提出“为应付山东将来情况的变化和不致造成我军与东北军的对立，拟以百十一师万毅面目出现收复甲子山区，我则以调节面目出现，使此事件尽量成为局部地方性来解决，并以资疏通关系。”（注10）得到中央的同意后，罗荣桓与陈光等作了周密部署：首先进一步缓和同于学忠（东北军）所部的关系——通过分化拉拢百十一师第三三三旅旅长刘晋武，使其答应保持中立。然后以百十一师万毅部的名义，于12月18日夜开始对孙焕彩部进行打击——陈光指挥万毅部和教五旅、教二旅一部、师部特务营及滨海地方武装，采取从甲子山西、南两侧实施攻击，以中心开花首先打掉其师指挥机关，再围歼其剩余部分。十分意外的是，负责中心开花的教五旅出了差错——该旅由苏北赶来，敌师部位于石场，却被向导糊里糊涂带到了朱芦！本来孙焕彩部就早有准备——在四周山头及要点修筑了大量碉堡，且被西南两侧的枪炮声所惊动。教五旅赶到时天已大亮，尽管旅长梁兴初咬牙命令部队发起进攻，但因缺乏火炮的重武器支援，部队打到刘家东山一带的坚固碉堡前受阻。经过三天激战，孙焕彩部集中兵力固守址坊、石场、刘家东山、朱芦等点，企图顽抗待援。八路军久攻不下，只好暂时转入休整。22日，八路军继续发动进攻，向址坊、刘家东山实施坑道爆破作业，同时击溃顽军几次反冲击，但仍然没有拿下敌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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