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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过很多作家的作品，不管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成熟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个性化的，会带有作家个人的影子，因为文来自于人，文也反映人，作品容易成为作者的精神面孔，但如果用作品对作家本身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却是不靠谱的。 传统文学评论中往往以为“风格即人”“诗品出自人品”“诗如其人”“文如其人”等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文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可以简单进行同构对应的，因为人性复杂、诡诈、多变，发端于人性的语言自然也是复杂、诡诈、多变的。事实上，语言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也具有某种人格精神的障蔽作用。这一点，美国作家房龙认识深刻，他说，人类的各种发明中，没有比语言更具欺骗性的了。
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我们不妨叫“艺术人格”，而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我们可以叫“世俗人格”。艺术人格与世俗人格往往并不是统一的。 人格往往呈“冰山结构”，水面上的是看得到的，水面下的更大一部分，往往是看不到的。作品也一样，任何作品其实都在表现作者自己，其风格特点、人格追求、道德良知……都会在作品中显影。作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相当于冰山中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没有表现或不能表现的相当于水面下的部分。在写作中，作家为了自我保护，不让读者看清自己，往往会有一些伪装或“变形”，甚至有一些言不及义的“分裂”，这都是符合人性的，也是一种动物本能。 在动物世界我们知道有变色龙，有可以变换羽毛的鸟。语言也是人类的精神羽毛，灵活多变是其本质性的特点，因而语言和人的关系就变得格外复杂，语言不一定是精神的外壳，也可能成为精神的伪装。 文章好并不代表作家的人格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歌颂崇高，作家不一定高尚；批判黑暗，作家不一定光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作家不一定守身如玉…… 比如，大诗人李白，写了很多傲视权贵的诗歌，最著名的就是中学课本上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句，但如果就此判断李白一定就是人格傲岸，不趋俯权贵，那就错了。事实上，李白在闲居襄阳的时候就给当地权贵抛媚眼，写“自荐信”，卖弄文采，希望得到重用。他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与韩荆州书》，开头就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想认识韩朝宗干什么？因为韩朝宗就是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襄州刺史，而且还是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属于职场达人，曾经为朝廷举荐过不少人才，李白结识他的用意不言自明。 李白一直都想通过仕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政审”不合格，因而他总想着走一条终南捷径。在后来的出蜀浪游中，每到一地，他都和当地的达官显贵们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厮混在一起，以至于刘大杰先生认为他就是一个“高级混混”。尤其是被唐玄宗看重、成为宫廷诗人之后，在长安城纵酒作乐，写了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歌，甚至把唐玄宗比作“太阳”。
一说起唐朝诗歌与文化，我们自然会想起李白这个文化符号，其实文化史上有多少误读，导致我们看到的人物和实存的人物之间往往是南辕北辙的。 比如英国散文家培根，我们在《培根散文》中看到培根的人格精神，非常的高尚，但是了解培根的人都知道，他为了爬上高位而出卖朋友，最后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最终却因贪污受贿被人告发，坐了几年的大牢。他的人格并不像他在文章中的表现的那样纯洁高尚。这一点和贪恋朋友资产、背信弃义最后导致人格破产的的台湾作家李敖有点像。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少年时就无恶不作，是一个“问题少年”，其父是个酒徒，每天除了酗酒就是打骂老婆。杰克·伦敦从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几岁时就做了当地海盗的小头目，腰插手枪带一拨人趁夜偷抢渔民，后来又到法国边境乞讨，他能够飞身爬上当时世界最快速的火车，简直就是一个“飞车党”。后来他到阿拉斯加淘金，结果黄金没有淘到，倒是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硬汉小说。杰克·伦敦的传奇经历，并不妨碍他写出那么多优秀小说。
再比如，写出过《羊脂球》《菲菲小姐》《一生》等著名作品的法国小说家莫泊桑，他塑造的羊脂球和菲菲小姐，都很有正义感，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充满爱国主义的“正能量”，而莫泊桑的生活其实污浊不堪，他一直混迹于巴黎上层社会，过着糜烂腐朽的荒淫生活，最后染上了不治之症导致中年早逝。 其他的像拜伦、雪莱、托尔斯泰、罗素……还有某些伟大人物，就不说了。 不仅仅是文品和人品不能简单对应，文字风格与人的性格也不能简单对应。 青年作家韩寒前几年在微博上非常活跃，你看他的文字剑拔弩张甚至糙话连天，但是，你要和他面对面交谈，会发现他其实是很温和、很有礼貌甚至有些腼腆的帅气青年。 中学六年，我们学过许多鲁迅作品，给人的印象，鲁迅就是一个硬气、尖锐、倔强、冷峻、不好接近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用这一句话概括鲁迅精神，带来一些对鲁迅的误会。
其实，鲁迅的作品表面是“冰”，内在则是“火”，他的作品把“冰”与“火”这两个极端对立的东西都辩证地统一了。鲁迅的文字表面上冷，内里有大爱，有大慈悲。他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有时候终日无语，搞家庭冷战，给许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有时候又非常天真可爱，说话多，很幽默。 曾经攻击过鲁迅的青年作家高长虹回忆:”我初次同他谈话的印象，不但和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不相同，也不像《呐喊》作者鲁迅……他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日本作家增田涉也同意高长虹的看法，他说:“我的印象也完全相同，文章中看到的鲁迅和直接对谈的鲁迅情况不一样。没有严厉的脸色或话语，常常发出轻松的幽默，笑嘻嘻的，(显得)胸无城府，和他一道面对着，我没有感到过紧张。在文章中看到的俏皮和挖苦，也影子都没有，倒像是个孩子似的天真的人。”
中学教材上收入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就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鲁迅，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 虽然鲁迅说过:“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但他也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为了别人好受一点，也为了自己不至于陷入无边的“大黑暗”中，就是伟人如鲁迅也不能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语言上也需要一定的“分裂”和“装修”，何况普通人！他们的言、行、思不分裂一点，不适当伪装一点，在一个波诡云谲、人心难测、无天无法的世界怎么活下去？ 传统文化强调的“知行合一”只是一种教育和做人的理想境界，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 有鉴于此，我对中学语文考试中的各种命题，诸如“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从中能看到作者是怎样一个人？”等等，充满了怀疑和畏惧，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题竟然还有“标准答案”！ （杨林柯《艺术人格与世俗人格》） 本文选自杨林柯老师最新专著《与教育拔河》，该书当当有售。 双十一，满100减50，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杨林柯老师的《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被评为“新京报”教育类十大好书，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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