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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写过《洛丽塔》，译注过《叶甫盖尼·奥涅金》。 一提起纳博科夫，我们的读者也许会自信地想到那个早已熟识的老伯，他的老人脸，他的小宁芙，他的亨伯特、金波特，他的冷傲、固执，他的喧嚣炫技，他的热闹名声……或者还有，他的玛丽（而非玛申卡），他的涅夫斯基大街（而非涅瓦大街）……我们习惯从编号712的“美国文学”架上取下他的小说，多是他英文小说的中译，或转译自英译本的俄文小说的中译。直接译自他俄语原文的小说，相较而言，少得可怜。还有许多纳博科夫——年轻俊秀的纳博科夫——（带着他那些俄国玩意）被留在了俄文世界，等待“文明的驿马”将其带入中国。事实上，这个老伯年轻时用母语写下的作品，也许比不上那些经历了更多岁月、风格更为突出的文字，然而，它们或许更柔软、更可能接近，也只有结合这些年轻的作品，才可能纵览作家天赋成熟的过程，寻出其嬗变的蛛丝马迹，也认出某些他从始至终未曾改变的东西。纳博科夫俄文作品的直接译介工作任重道远。笔者此番暂且先从他那丰美的俄国故园运来一只精灵、一本向导、一个圈：《小精灵》（Нежить，1921）是纳博科夫（署名“西林”）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短篇；《柏林向导》（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Берлину，1925）“标志着纳博科夫艺术最明显的进步”（布赖恩·博伊德语）；《圈》（Круг，1936）则与纳博科夫最后且最好的一部俄文长篇《天赋》（Дар，1938）颇有渊源。 《柏林向导》在意图、结构、修辞、语言等各个方面，都比剔透的《小精灵》更为复杂，某些日后渐浓的风格在二十五岁年轻作家的笔下初显颜色，例如纳氏不厌其烦的絮叨，不经意间浮出的“两个时空”。仿佛在当下的柏林时空之外，总有一个彼得堡时空徘徊心间。侨居异乡的作者不辞辛劳地详尽描绘着柏林电车的各个细节，却也频频回头，遥望如在眼前的彼得堡的四轮马车；柏林水族馆里龟背上那蓬“圆顶”，可能也让他想到了俄国教堂的圆顶；当他临摹小孩眼中的“吧台后的父亲”，或许也在思忆自己的父亲。可一切都已远去。许是经历过“突然失去”的穿心之痛，纳博科夫才选择了一种“事无巨细”的书写方式，提醒人们用心、用笔记住每一个瞬间，即使是那些当时看似寻常、甚至惹人不快的事物，也“将因年岁变得高贵、得到原谅”，而“记住什么，这便是在重新确立关系”（布罗茨基语，刘文飞译）。纳博科夫的细腻书写是一种“自觉的”记忆、“提前的”珍惜，是深情的爱，每个细节都散发着温柔的香。而又不止这些。 柏林向导 早晨我去了趟动物园，现在正跟一位朋友（我的老酒友）走进一家啤酒馆：天蓝色招牌，上有白色字母写成的“狮子酿”，端一杯啤酒的狮子从旁边的画里暗使眼色。落座后，我跟朋友讲起管道、电车，以及其他重要的东西。 一、管道 在我的住所前面，有根巨大的黑色管道沿着人行道平放，一俄尺 开外是另一根，那边还有第三根、第四根：街道的铁肠子，还空闲着，还没给放到柏油下面的土壤深处。从卡车上当啷卸下的前几日，小男孩们还会围着它们跑来跑去，手脚并用地穿过这些圆圆的隧道，可一周以后，已经没人在玩，只有雪落纷纷。而今，当我在半明半暗的拂晓走出房门，便看见每根黑管上都有同等大小的白色长条。沿着其中一根（旁边恰为轨道转弯处）管口的内里斜面，一辆还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的反光向上跃飞，好似橙色的闪电。今天，有人用手指在长条雪面写下了ОТТО，我想，这名字——侧面是两个白色的О，中间是一对安静的辅音——同这层静躺的白雪、同这有两个窟窿和神秘深处的管道分外相宜。 二、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将在二十年后消失，如同已经消失的有轨马车 。我已从它身上觉出某种过时的东西、某种老式的魅力。它的一切都有些笨拙、摇晃，假如遇上过急的转弯，弓子会从导线上掉下，然后，售票员或一位乘客会从车尾探出身去，向上看，拉长身子，摆动绳索，竭力把弓子挂回原处。我常想，四轮驿车的马车夫应该也曾时而掉下鞭子，然后猛然勒住自己的四匹马，再打发一个身穿长襟仆役制服的小伙子捡回鞭子，小伙子正坐在赶车人的旁边，刺耳地吹着小号角，那时，四轮驿车正穿过村庄离开，隆隆辘辘地碾过鹅卵石子。 分发车票的电车售票员有双尤为特别的手。它们像钢琴家的手那样，动作灵敏，不过，售票员的手倒并非柔若无骨、汗水浸浸，也没有柔和的指甲，它们相当粗涩，以至于当你把硬币倒入售票员的掌心，并无意间同这仿佛长满粗糙干壳的手掌触碰，你心里会感到不舒服。不过尽管它们生得粗陋、手指肥厚，也还是异常灵巧、能干。我好奇地看着售票员用黑色的方指甲压住一张小小的车票、在两个地方打孔，看着伸开五指的手掌在皮革钱袋里摸索、搂些硬币找零，跟着马上“砰”一声关好钱袋，拉拽叮叮咚咚的铃线，或用拇指猛一下冲开前门的小窗，把票递给站在前边空当的乘客。而与此同时车厢一直在晃，过道上的人抓住皮挂带，随着每回晃动时而前倾，时而后仰，然而，售票员却不会掉落一个硬币、一小张从票卷扯下的票。现在，在冬天，前面小门的下部罩上了绿呢，窗户因严寒变得模糊，在车站、在人行道的边缘，丛集着圣诞树。乘客的脚冻坏了，售票员的手时而放进一只露指的灰色针织手套。在终点站，前部车厢脱开了钩，转入侧线，围着留下的车厢行驶，从后方回返，——这里面有某种类似于女性之温顺守待的东西，当第二节车厢等着第一节——男性的——向上抛出噼啪作响的轻焰，重新疾驰而至，与其相连。我又想起十八年前，在彼得堡，几匹马被解开绳子，引到大腹便便的蓝色有轨马车周围。 有轨马车已经消失，有轨电车也将消失。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某个古怪的柏林作家若想描写我们时代，便会从老机械博物馆找出一截期颐之年的有轨电车车厢，黄颜色，样子粗笨，有老式的拱状座位，还会从老服饰博物馆找出一套黑色的、有光亮纽扣的售票员制服，然后，他会回家，写下对柏林旧日街道的描述。那时，一切都将弥足珍贵、意味深长，——每一个细节：售票员的钱袋、小窗上的广告、有轨电车那独特的晃荡（我们的后辈也许能够想象），一切都将因年岁变得高贵、得到原谅。 我想，作家创作的意义就在这里：描绘寻常事物，按照它们映于未来岁月温和镜面中的样子；发现它们身上那种芳香的温柔，那温柔只有后人在遥远的时日方可嗅出，那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琐细都将自行变得极丽、绮美，那时，一个身着今天最普通的夹克的人，将为一场优雅的化装舞会盛装打扮。 三、劳作 这是我从电车车窗看到的各种劳作样式。 在一个十字路口，轨道边上的柏油路面翘裂了；四个工人轮流用大锤敲击铁桩；第一个敲完时，第二个已经以大幅且准确的动作放低锤子；第二锤“当”一响，又被高高扬起，此时第三、第四锤挨个均匀倒落。我听着他们不紧不慢的丁当声，一口自鸣铁钟，四串复沓而至的音符。 一个年轻的白帽子面包师踏着三轮掠过，在这面粉满身的人身上，有某种天使般的东西。一辆顶上放有箱子的带蓬大车丁丁响过，箱内，从小酒馆收来的空瓶子齐整成行，不时闪现出碧绿的微光。一棵修长、黯黑的落叶松被神秘地运上四轮大车，它平躺着，树冠柔柔轻颤，带土的根被裹进结实的蒲包，在树的根部形成一个巨大的黄褐色炸弹。一个邮差把袋子放到钴蓝色邮箱下面，将它从下往上挂好，于是伴着匆促的沙沙声响，邮箱不觉被暗暗倒空，然后，邮差“啪”一声关上变沉了的袋子的方形大口。不过，最好看的也许是堆垛在货车上的肉色畜体，上有粉色瘀斑和环状图案，以及一个身系围裙、头戴长后沿皮风帽的人，他正把沉沉的肉块扛到背上，弓着身子，穿过人行道，将其运往屠夫鲜红的小铺。 四、伊甸园 每个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人造的人间天堂。 如果说，教会对我们讲福音书，那么，动物园则让我们记起旧约那庄严、温柔的开头。遗憾的只是，这片人造乐土整个在栅栏里，不过也对，要是没有隔栅，狮子就会吞了黇鹿。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天堂，既然人类有能力重建天堂。也难怪柏林动物园对面的大酒店起名为“伊甸园酒店”。 现在，在热带动物被藏起来的冬天，我建议参观两栖动物馆、昆虫馆、水族馆。在昏暗的大厅里，一排排被从旁照亮的橱窗好像尼摩船长的小窗，他曾透过那些小窗，从自己的潜水艇观看回旋于大西洲的废墟里的海洋生物。在这些橱窗后面，在发光的深处，溜过几尾透明的鱼，鱼鳍忽地光耀欲燃，海底之花在呼吸，在一小块沙地上，躺着一只活着的深红色五角海星。可见，臭名昭著的象征就是由此出现：就是从大洋底部，从很久前就历经各种纷乱的、已被淹没的大西洲的黑暗之中，现出愚蠢的乌托邦经验，以及一切使我们不安的事物。 哦，当然，还得看看人们怎么喂养乌龟。这些沉重、古老的角质圆顶运自加拉帕戈斯群岛。老态龙钟、小心谨慎地，一个长满皱纹的扁头和两片毫无用处的脚掌从五普特重的圆顶下面慢慢探出（就像电影放映机里被稍稍卡住的胶片）。乌龟将头插入一堆湿润的蔬菜，用肥厚、松散的舌头（让人莫名想到一个有鼻音的笨蛋的舌头，正无精打采地吐出不成形的言语）邋遢地咀嚼着菜叶。 可它上面这蓬圆顶，——啊，这蓬圆顶，——古老、黯旧的青铜，壮丽的岁月之重…… 五、啤酒馆 “这是非常糟糕的向导，”我的老酒友阴郁地说，“谁有兴趣知道，您怎么坐电车、怎么去柏林的水族馆？” 我们所在的啤酒馆由两个房间组成，一个大，另一个小些。大屋正中有张台球桌，角落里有几张小桌，大门对面是吧台，其后是架上的酒瓶子。窗间墙上用短木杆挂着报纸和杂志，像一面面纸旗。往里去有条宽阔的过道，从那儿可以看见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沿墙摆放着一张绿沙发，沙发上面挂着镜子；从镜中跌出一个蒙着方格漆布的半圆形桌子，牢牢立于沙发跟前。这个房间是酒馆老板简陋住宅的一部分。那是他太太，胸部丰满、韶华已逝的德国女人，她正给一个浅色头发的小孩喂汤。 “不好玩，”朋友沮丧地打着哈欠断言，“问题完全不在于电车和乌龟。总之……一句话，无聊。一个无聊的城市，一个别人的城市。住着也贵……” 我们的一隅靠近吧台，从这儿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往里处的过道上，有沙发、镜子、桌子。老板从桌上收起碗碟。小孩托着下巴，认真细看一本固定在手柄上的画报。 “您在那儿看到了什么？”我的酒友发问，又带着一声叹息，慢慢地转过身去，椅子发出沉重的吱吱声。 在那儿，往里处，小孩自己留在了沙发上。他从那儿能看见酒馆不大的厅堂（我们正身处其中），内有台球桌的丝绒小岛、不准他碰的象牙白色的球、吧台的金属光泽、一张小桌旁两个肥胖的司机，还有别人身后的我和朋友。他早已习惯所有这些，他不会因我们的邻近发窘。我还知道一件事：不管他在生活中遭遇了什么，他将永远记得儿时每日从喂他喝汤的小屋里看到的画面，会记得台球桌，记得一个没穿外套的夜里来客，曾移开尖削的白色手肘，用台球杆射向球，还会记得雪茄的青烟、人声的喧哗，还有吧台后的父亲，记得他拧开龙头、接满一杯啤酒的样子。 “我不明白你在那儿看到了什么，”我朋友说道，又朝我转过身来。 而我该如何向他讲明，我瞥见了某君未来的回忆？ 原载《世界文学》2013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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