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 卷二 三十六 ~ 四十

三六、晋出公以下世系年数考

《史记》载晋出公以下世系年教，《世家》《年表》互岐，细核多误，颇不足信。余考《晋世家 索隐》引《纪年》，文字虽略，实可依据，以订《史记》之失。今具列异同，重为写定。如韩、赵、魏杀知伯，乃出公二十二年事。而《史记 晋世家》及晋《表》均谓此为晋哀公四年，此与《纪年》说迥异。盖《年表》出公仅十八年，《世家》又止十七年，其实皆误。考出公十七年，据《世家》乃知伯与三家共分范、中行地。《世家》乃即以是年为出公出奔之年。《年表》因于明年书襄子元，而晋哀之元则又误后一年也。（《史记 晋世家》：“出公立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韩怡《竹书纪年辨正》谓：“出公盖以晋之十七年奔齐，薨在周贞定王十七年，道死谓死于外，非必奔齐而遂死于路也。《史记》统序未见清析。”今按如韩说，出公以十七年出奔，又七年而始卒，其间晋不得久无君，则韩说非也。《史记》自误以三家杀知伯事为四卿分范、中行事。又或误以贞定王十七年为出公之十七年，而今本《伪纪年》又据《史记》而误。韩氏迁就《伪纪年》立辨，宜亦误矣。韩氏书极少见，而疏陋无可取，姑采一条于此。）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敬公。《世家》为哀公骄。《年表》作哀公忌，后又有懿公骄。梁氏《志疑》云：“考《素隐》《正义》引《世本》，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骄，与晋、赵两《世家》称骄为昭公曾孙合。则忌是哀公，骄是懿公。忌与骄乃父子。《晋世家》误以懿为哀耳。《纪年》谓立昭公孙敬公，盖懿又谥敬，特误以曾孙为孙也。疑忌既早死，未尝为君。哀公之称，当是其子追谥。继出公者，必懿公骄，非哀公忌矣。”雷氏《义证》则谓：“《晋世家》明云立昭公曾孙骄，为哀公，《赵世家》又谓骄是懿公，则哀、懿自是一人之谥。犹周之贞定王，《左传》《正义》《世本》或称贞王，或称定王也。《竹书》又谓哀懿公即敬公耳。谓敬公是昭公之孙，孙即曾孙，犹《鲁颂》谓僖公为周公之孙。盖孙是后裔之大名，非必皆子之子也。”今按：哀懿古音近，雷氏谓哀懿乃一人之谥，是也。又按《年表 正义》谓：“出公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号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是忌与骄为父子，忌早死未得立，梁氏之说亦信。惟谓忌追谥哀侯者则误。今定晋哀懿公名骄，而《竹书》又称为敬公者，如韩威侯即宣惠王，亦一君三谥也。

附出公以下《史记》《世本》《纪年》三家异同

史记

　世本 纪年

晋世家 赵世家 六国表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雍）（戴子） （——）　（雝）（桓子）

（忌） （——） 哀公（忌） （忌）

哀公（骄） 懿公（骄）（昭公曾孙） 懿公（骄） 懿公（骄） 敬公（昭公孙）

敬公六年，当魏文侯元年。（详《考辨》第三八。）敬公十八年卒，当《世家》哀公之年数。子幽公立。幽公十八年卒，《纪年》《史记》全同。于烈公立。烈公之立也，晋乱，幽公见杀。故烈公即以幽公见杀之年称元年，不逾年而改元。晋烈公三年，当越朱句三十五年。（详《考辨》第四十九。）烈公十一年，当齐宣公五十年。（详《考辨》第五十六。）烈公二十七年卒，《纪年》《史记》全同。子桓公立，《史记》作孝公。桓公十九年，当魏武侯二十六年。（详本篇下节。）明年，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以后无晋事。《年表》孝公十五年，《世家》十七年，其下有静公，与《纪年》不同。今若依《索隐》所引《纪年》年数推之，则前后排比悉符。惟《索隐》于敬公、（即哀懿公。）幽公、烈公三君，均不注《纪年》年数，盖本与《史记》所列相同，故无事再著也。今本《伪纪年》作敬公二十二年，幽公十年，皆误不足据。考论《纪年》者，于此诸君，往往从《伪纪年》之说，不悟《索隐》注书详略之例，故尤纠纷不可理耳。（参读《考辨》第五六。）

又按《索隐》谓桓公二十年，赵成候、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以后无晋事。”盖共时晋已不国也。然余考史纪》，证以《纪年》，知晋迁屯留，犹未全灭，其事尚有可得而言者。《赵世家》：“成候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考是年为梁惠王十二年。《水经 浊漳水注》引《纪年》粱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涅。”前韩、赵迁桓公于屯留，至此十一年，而韩取屯留，可证晋君迁端氏之说不诬也。又《赵世家》：“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前韩、赵分晋，取屯留，封晋君端氏。至此又十年，《晋世家 索隐》引《赵世家》：“列侯十六年，（即成侯。）与韩分晋，封晋君端氏，其后十年，肃侯徙晋于屯留”，即谓此也。是晋自屯留徙端氏，又自端氏徙屯留矣。

又考《韩世家》：“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是年正赵肃侯元年，疑悼公乃晋君。前十年韩取屯留而迁端氏，今赵取端氏而复迁屯留，韩大夫遂弑之也。然则晋自桓公后尚有悼公，或即《晋世家》所谓静公矣。前人于韩姬弑悼公一语，不得其解。梁氏《志疑》颇主其为晋君，而未能据《赵世家》为说。又误信《伪纪年》，故所论多僢。陈逢衡《纪年集证》亦疑悼公即静公，然亦未能参合赵、韩两《世家》为之说明。故重为论定之如此。

又《水经 沁水注》引《纪年》：“惠成王十九年，晋取玄武、濩泽。”其事尚在韩姬弑晋君前三年，固知晋君至是尚在。雷氏《义证》亦定其时晋君即静公。谓“泫氏在今山西高平县东十里，濩泽在今阳城县西三十里。二邑已属韩、赵，晋袭取之。静公亦可谓不量力，所以卒废绝。”其言信矣。余考其时正梁惠王拔赵邯郸后一年，梁、赵之兵结而不解，故晋君亦乘时奋起。明年，梁即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自是晋君复被迁逐，而乃见弑。疑玄武、濩泽，其时或属赵，因韩与梁合，晋君或不敢加兵也。（又案陈逢衡《集证》，谓《御览》百六三引《纪年》，惠王九年晋取泫氏。《太平寰宇记》四四引同。泫以脱去水旁而为元，武与氏形似而误。事在惠十九年，脱去十字，故云九年。）凡此皆桓公迁屯留后晋事之可得而言者。

又按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屯留、长子，《汉志》并属上党。三卿分晋，惟此二邑尚为晋有。粱惠王元年，韩、赵迁晋桓公于屯留，而长子归赵。故赵成侯五年，韩与我长子。盖赵成侯五，正当梁惠王元也。至惠王十二年，韩取屯留、长子，于是晋无一邑，而桓公寄居于韩。其子悼公，为韩昭侯所弑，故《韩世家》云：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也。《史》与《纪年》大致相合。惟《史表》以桓公为孝公，悼公为静公，而孝公卒于安王二十四，静公卒于安王二十六，则韩、赵两《世家》之文，皆不可通矣。”又曰：“《水经》引《纪年》，梁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较《赵世家》肃侯元年先二十一年。据《史表》，三卿分晋在周安王二十六年，迁晋屯留不宜迟至二十余年后。疑《竹书》得其实。”今按顾氏论赵、韩分晋事极析，以孝公为桓公，静公为悼公，与余说皆合。惟不信赵肃侯元年迁晋事，则以《水经 沁水注》引《纪年》一条说之，可以知其误矣。

余既考晋桓公、悼公事，犹憾不得其年数。因读《晋世家》：“孝公十七年卒，子静公俱酒立，是岁齐威王元年也。”据《六国表》静公俱酒元在齐威王二年。（立后之明年称元年，故与《世家》差一年。）惟《史记》齐威王元，误前二十二年，其时尚为晋桓公之十二、十三年，知静公俱酒之卒应尚在后。今姑依《纪年》，齐威王元在梁惠成王之十四年。若是年晋静公立，则桓公（即孝公。）实得三十二年，而静公（即悼公。）有九年。晋取泫武、濩泽，乃悼公六年事。或史公所记，“齐威王元年晋静公俱酒立”一语并不误，而特误其年世。惟无他证，姑存以备一说也。

附桓公以下晋事

桓公十四（《史表》作孝公） 赵敬候十一韩哀侯元魏武侯二十一韩灭郑（《索隐》引《纪年》） 按是年实韩灭郑之岁，而史公误以为三家灭晋，见《史表》及魏、赵、韩三《世家》。

桓公十五 赵敬候十二韩哀侯二魏武侯二十二晋桓公邑哀侯于郑（《索隐》引《纪年》）

桓公二十 赵成侯五韩共侯五梁惠王元赵、韩迁桓公于屯留（《索隐》引《纪年》）韩与赵以长子（《赵世家》）

桓公三十一悼公？（《史》作静公） 赵成侯十六韩昭侯十四梁惠王十二赵与韩分晋，迁晋君端氏（《赵世家》）韩取屯留、长子、涅（《水经注》引《纪年》） 按是年晋为桓公抑悼公，无考。若仍是桓公，则为桓公之三十一年也。

桓公悼公？ 赵成侯二十三韩昭侯十一梁惠王十九晋取玄武、濩泽（《水经注》引《纪年》） 按是年晋君何人尚无考，或是悼公，而又疑其是悼公之六年，语详前。

悼公 赵肃侯元韩昭侯十四梁惠王二十二赵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赵世家》）韩姬弑其君悼公（《韩世家》） 按悼公为晋最后一君，被弑于韩，惟未详其立年，或此乃悼公九年也。晋至是始灭

又按崔述《考古续说 赵韩魏之候》一条，亦论三家分晋事云：'按《晋世家》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赵世家》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即晋静公二年事也。而成侯十六年，又云与韩、魏分晋。夫既于敬侯之世灭晋而分之，成侯之世何又分焉？此文必有一误。（按如余上所考定，则崔氏此论不足信。）《竹书纪年》云：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于屯留，考其时乃成侯五年，魏武候卒之岁。（按《晋世家 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以后无晋事。”崔据此为说。惟时为魏武侯卒后一岁，崔云武侯卒岁，盖亦误。）是时魏罃方与公子缓争国，故韩、赵得乘间而分晋耳。盖晋六卿中韩、赵为睦，《春秋传》载之详矣。而魏文侯尊贤重义，号为令主。其子武侯，亦尚能守家法。故秦嬴之乱，魏文侯以兵诛之，而立烈公止。攻周之役，分周之举，皆韩、赵连兵，而魏独不与。窃疑晋室既衰，魏独忠于公室。是以文侯、武侯既卒，韩、赵无所顾忌，然后敢迁晋君而分周室。揆其时势，似《纪年》所载为近情理。然则晋当为桓公，不当为静公。分晋者当为赵成侯、韩共侯，不当有魏武侯。其事当在周烈王之六年（即赵成侯五年。）不当在周安王之二十六年（即赵敬侯十一年。）矣。《史记》旁采他书，传闻不一，是以前后往往自相矛盾，似未可以《史记》一篇之文，遂据为信史也。”今按崔氏据《纪年》纠《史记》，其说尚颇疏。然谓分晋无魏，则自有见。然谓晋室既衰，魏独忠于公室，而不悟魏文称候，亦独视韩、赵为先。大概其时三晋惟魏最强，故既自称侯，犹虚戴晋君以抑韩、赵。并亦常三晋相联以应外敌，而魏为三晋之领袖。武候卒，惠成王幼弱，韩、赵遂迁晋君，又谋两分魏政，而后三晋之势遂不可复合矣。（晋四卿，知氏外赵最强。知氏围赵晋阳三年，而韩、魏乘其敝，故知氏亡而赵亦病。魏文侯又贤主，故得独强先称侯。）

又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论晋幽公见弑事云：“幽公见弑，必有使之者。虽三强并立，不能定为谁氏。然观《史记 晋世家》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则《年表》书魏诛晋幽公，盖实录，非脱字也。其曰淫妇人，出邑中者，欲加之罪也。盗者谁，晋大夫秦嬴也。使之者谁，魏文侯也。但以兵诛晋乱，未闻杀秦嬴以正国法，此与赵盾之曲护赵穿，如合一辙。其能免弑逆之恶哉？盖诛乱者即首乱之人也。《索隐》引《纪年》作夫人，非是。”今按秦嬴自是夫人之名。幽公淫妇人，共见弑在高寝之上，则秦嬴为夫人益信。国君见弑而国乱，魏文侯诛定其乱，而立烈公。秦嬴乃君夫人，秦乃大国，魏文何得诛及秦嬴哉？《年表》或有脱误。然《纪年》魏史，其记魏事不能无所饰，或《史记》所载，诚如陈氏之揣，本与《纪年》不同。而陈氏强引秦嬴为盗名而疑《索隐》，则失之也。

三七、魏文侯为魏桓子之子非孙其元年

为周贞定王二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

《史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孙曰文侯都。”《索隐：“《系本》桓子生文侯斯。”《集解》：“徐广曰：《世本》云：斯也。”是《史记》误斯为都，误子为孙也。考《年表》，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灭知伯，在周定王十六年，下去魏文侯元二十九年，其间不著桓子之子名字，及始立年岁。盖桓子之子即文侯斯，《史记》误移文侯之年于后，疑其相差过远，因谓文侯乃桓子孙，然竟亦不能确指其子为何名也。余考文侯元年，实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去桓子灭知伯祗七年，明其为父子矣。（高诱注《中山策》，亦误以文侯为桓子孙。又《韩诗外传七》“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去而北游，谓简主曰”云云，文侯立在智伯灭后七年，赵灭知伯系襄子，此称简子必误。简子死在鲁哀二十年前，下距魏文侯立近三十年。又语与阳虎同，李氏《尚史》亦辨之。）知文侯元在周定王二十三年者？《年表》文侯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而《索隐》引《纪年》，文侯乃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两世相差凡二十二年。依《纪年》则文侯元在贞定王二十三年也。《史记》于周贞定王以下，记载阔略，世次多舛。顾亭林所谓“自《左传》之终，至周显王之三十五年，前后凡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也。”（见《日知录》卷十三。即如《年表》，于威烈王二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同年称元，考之上一年，惟赵书襄子卒，而魏、韩两家均阙。盖《年表》于此段最疏，三晋尤甚。惟赵襄较有依据，而韩最阔佚。韩、魏《表》首书献子、宣子，其时献子死已三十三年，宣子死且三十八年，其疏谬至此。）余本《索隐》所引《纪年》，合之当时情事，参伍钩稽，而知《纪年》之可信，《史记》之多疏。为之逐条纠正，凡得数十事，虽史实不详，而年世差明矣。

又按《晋世家 索隐》引《纪年》：“出公二十二年，赵、韩、魏共杀智伯，尽并其地。二十三年，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据《索隐》他处引《纪年》推算，知文侯初立去智伯见杀七年，是敬公之六年也。六字与十八字相似，又涉下正文“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句而误。《索隐》原本当系六字，否则不应自为乖错十二年之多。今本《伪纪年》误据《索隐》误字，谓魏文立在晋敬十八年，故以考王七年为魏文元年，较《史表》移前十年，而魏文卒年，仍据《史表》，在安王十五年，则前后凡得四十八年，然又据《索隐》，谓魏文在位五十年，疏谬之迹，昭昭甚著。后人犹多信者，则以考年论世之学，久不为学人所重也。

三八、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考

《史记 孔子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洪迈《容斋续笔》云：“按《史记》，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矣。魏始为侯，去孔子卒时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今按魏文初立，实周定王二十三年，去孔子之卒三十三年。子夏年六十三也。（孔子卒，子夏年二十九。）为文侯师，自是后人追述之语，何必定计魏文始侯以往哉？《年表》载文侯受经子夏，过段干木之闾常式，在十八年，此亦有故。《世家》先一年（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云云。《韩诗外传》亦载其事而稍异。盖为先秦旧说，二子各采所闻也。史公于前一年书田子方事，因于下一年载子夏、段干木，亦连类而及，非谓必于是年文侯始受经式闾也。《志疑》云：“受经式闾之事，《世家》书于二十五年，《年表》在十八年，不同。盖元不可以年定。”其说是矣。顾谓《世家》书于二十五年，则亦误读《史记》，（《志疑》又谓《世家》载卜相事于二十五年，亦同误。）不可不辨。《史记》于魏文侯元年以下，分年纪事，至二十五年，子击生子罃句而止，以下文侯受子夏经艺云云一长节，乃总叙文侯早年尊贤礼士得誉诸侯之事，非谓其事统在二十五年也。此下自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以下至三十八年文侯卒，又为逐年纪事之文。此本甚为明白，而不惮详辨者，缘昔人读书，于此等处每易误。如《孔子世家》叙适周见老子，本不定在何年，而郦道元《注水经》，指为孔子十七年适周，实由误读《史》文，见其前为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云云也。而史公此文，亦由误读《左传》，乃以为孔子年十七而孟釐子卒焉。余意文侯贤者，其初即位，子夏年已六十二。方孔子之未死，子夏固已显名，至是则岿然大师矣。文侯师子夏，虽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岁可知。余又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寿考及此，固可有之。

三九、子夏居西河在东方河济之间不在西土龙门汾州辨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隐》：“西河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是也。”《正义》则云：“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括地志》云：谒泉山一名隐泉山，在汾州隰城县北四十里。注《水经》云：共山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顶上平地十许顷。《随国集记》云：此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见在。”《困学纪闻》、《郡国利病书》、《方舆纪要》、孙星衍《校水经注》均从《正义》说。陈玉澍《卜子年谱》辨之云：“子夏西河，战国时属魏，不属赵。谒泉山今属文水县，赵大陵地也。《史记 赵世家》，肃侯十六年，武灵王十六年，皆游大陵。《正义》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县北十三里。《文献通考》文水有大陵城。《一统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县东北二十五里。文水县既不属魏，则文水西南二十五里之谒泉山，不属魏国何疑。谒泉山北属文水，南属汾州府，汾阳县。汾阳亦赵地。《文献通考》《舆地广记》《寰宇记》皆谓汾州春秋时晋地，六国时属赵，是也。谒泉山既与魏无涉，即与子夏之西河无涉。故《困学纪闻》阎《注》、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皆辨之。”至《索隐》之说，盖本郑注《檀弓》，谓“西河自龙门至华阴之地。”又《水经 河水注》：“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蹟，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又云：“河水又南迳子夏石室，东南北有二石室，临侧河崖，即子夏庙堂也。河水又南迳汾阴县西，又南迳郃阳城东。”故《禹贡锥指》谓：”子夏石室在今郃阳县界。郃阳县北为韩城县，《寰宇记》谓子夏石室在韩城者，即《水经注》所言崌谷之石室也。”然孔子弟子不出鲁、卫、齐、宋之间。孔子死，而子夏居齐、卫，子游、子张、曾子在鲁，何以子夏独僻居郃阳、韩城，黄河之西，教授其地，事殊可疑。则韩城、郃阳之石室，犹之谒泉之石室，谓子夏居之者，胥出后人附会，不足信也。

考《史记 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索隐》曰：“此西河在卫地，非魏之西河也。”《集解》引王肃曰：“公叔氏欲以蒲适他国，而男子欲死之，不乐适他。妇人恐惧，欲保西河，无战意。本与公叔同畔者，不过四五人。”据是言之，西河即指匡、蒲迤北之大河而言。渡河乃走晋境，妇人恐惧，无战守意，欲逃西河，就强援天险自保也。《竹书纪年》：“王放季子武观于西河，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战国策》：“齐伐魏，取观津”，高注：“故观邑临河津，故曰观津。”《汉书 地理志》东郡有畔观县，应劭曰：“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是观在东郡而据西河以叛，西河亦应近东郡矣。今考春秋卫蒲邑，在今河北长垣县境。东郡之观，则今山东观城县境。南北相距不二百里。大河故渎，流经其西。其在当时，殆必有西河之称。（《管子 小匡》：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拊，乘浮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束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处，而秦戎始从，语又见《齐语》，《管子注》：西河谓龙门之西河，此误。韦昭曰：西河白狄之西，亦未是。盖此西河亦指在大行以东者言也。）《隋图经》：“安阳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赵、魏多儒，在齐、鲁、邹之西，故呼西河。”《太平寰宇记》亦谓：“相州安阳有西河。”胡渭《禹贡锥指》引“宋李垂上《导河形势书》，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阳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郎郦元所谓宿胥故渎也。《濬旧志》，故渎在县西十里，亦曰西河。”《孟子》：“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河西即西河也。《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而《吕氏 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则子夏居西河，不在西土，而在东方相州之安阳，可见矣。郦氏《水经注》不能辨，乃以龙门说之。赵东潜肚句《寰宇记》《隋图经》驳斥，可为卓识也。（《说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造疑遇字形误。《韩非 外储说右下》述此事云：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璜云云，此西河在齐、魏间一证也。《文选》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子夏西河，燕赵之间”，下语似未的，然亦指东方之西河则一。）

又按《艺文类聚》六十四，《文选》左太冲《招隐诗注》，并引《尚书大传》：“子夏对夫子云，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此又子夏退老在东方不在西土之证。《檀弓》：“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弔之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谓退老于西河之上，即犹谓穷居河济之间也。谓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亦决非龙门华阴之西河矣。龙门华阴僻在西土，文教之所不及，儒泽之所未被，无所谓疑汝于夫子。且若子夏辟居郃阳、韩城，老而丧子，曾子亦复老矣，岂渠不远千里而赴弔？若谓退老龙门，又归于鲁而丧子，（陈玉澍说如此。）则又不得谓之退老。且子夏温人也，其退老，何不于故乡文物之邦，而远至郃阳韩城，荒陬水澨，又复筑石室而居，此岂退老之所堪？（参读《考辨》第二九。）凡此皆甚不通之说。故知谓子夏退老在龙门附近河滨石窟之间者，皆后世之妄说也。

《史记 魏世家》：“李克谓翟璜曰：魏成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夫称东得，则又子夏退居，不在西土韩城、郃阳之一证矣。且魏文居邺，魏武居魏县，亦与子夏居河济之间者为近，而与西土龙门之河为远。《圣门志》：“子夏墓在山东兖州府曹州西四十里卜堌都”，则子夏之终，亦在东方也。据此诸端言之，子厦居西河教授，决不在龙门华阴之间，而实在东土。当在今长垣之北，观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带之河滨。《王制》云：“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盖《王制》之所谓东河，殆即《檀弓》所称子夏退居教授之西河。《隋图经》之说，决非偶然。陈玉澍乃以此说古今引者绝少，遂谓殆无足辨，可谓不知别择矣。

四○、魏文侯礼贤考

魏文以大夫僭国，礼贤下士，以收人望，邀誉于诸侯，游士依以发迹，实开战国养士之风。于先秦学术兴衰，关系綦重。（《韩非 外储左上》：“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襄主使为中大夫，中牟之人，弃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其事又见《吕览》。则襄子下士，犹在魏文之先。惜载籍阔略，无可详徵。《史记 赵世家》又载赵烈侯时，相国公仲连进贤士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则在魏文晚世。）兹略叙梗概，以徵世变。

子夏

田子方

名无择。（见《庄子 田子方篇》。）学于子贡。（见《吕氏春秋 当染篇》。）魏文侯友之。（见《吕氏 举难》《察贤》，又《说苑 尊贤篇》。《史记 魏世家》则谓“文侯师田子方”。要之子方在文侯朝，甚见敬礼。其名辈在子夏、段干木间也。）尝使齐。（《说苑 奉使篇》，有舍人毋择，为魏文侯献鹄于齐侯，疑即子方。）魏文灭中山，子方尚在。（《世家》云：“太子击遇田子方，引车避，下谒。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其事信否无可必。然战国传说，凡言士阶级之高自位置，以气节跨君卿贵族之上，大概托始于田子方、子思之伦。则亦约略可以推见当时士焰方张，学者得势，已非往昔孔墨初兴之比矣。又史载子击谒田子方在击守中山后。击守中山年始十七，（详《考辨》第四六）则魏文之四十一年也。（详《考辨》第五四））

其年世辈行，当与孔伋、曾申相随。若以魏文灭中山，子方年七十计，则生当周元王之元，与墨子略同时。子贡时年四十六。若子贡七十而卒，子方年二十六，固得师事矣。（又按《庄子 田子方篇》，载子方自称师东郭苑顺子。《荀子 法行篇》有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尚书大传 略说》作东郭子思，《说杂言篇》作东郭子惠。又《墨子 非儒》有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见田常。马叙伦《庄子义证》谓“检《风俗通 姓氏篇》东郭氏东郭牙，齐大夫。《左》哀十一年传，齐有东郭书。则齐有东郭氏，《尚书大传》《说苑》作东郭者是。惠顺脂真对转，《诗 终》温且惠传，惠于宗公笺，《晋语》若惠于父母注，皆训惠为顺。是东郭惠子即东郭顺子。以《吕氏》田子方学于子贡推之，东郭顺子盖子贡弟子，田子方为子贡再传矣。”今按马说亦可通。然据《荀》《墨》二书，未见东郭顺子固为子贡之弟子也。且齐亦自有东郭、南郭二氏，田子方师东郭子顺，亦无害其师子贡。则仍依旧说为得。）

段干木

姓段干。（焦氏《孟子正义》，谓：“《史记 老子列传》云：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参读《考辨》第七二）《集解》曰：此云封于段干，段干应于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盖因邑为姓。《风俗通 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见《吕氏 尊贤篇》。）魏文侯欲见段干木，段干木逾垣而避之。（见《孟子》。）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式。（见《吕氏 期贤篇》。）秦兴兵欲攻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未可图也。（见《魏世家》。《期贤篇》亦曰：“秦欲攻魏，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魏礼之，不可加兵。”余谓文侯所礼，不止一木。不应仅言段干贤。（又按秦、魏交兵，据《秦本纪》最先在秦灵公六年，其时已当魏文侯二十八年。其前秦、魏势力尚未相触。司马唐之谏，应犹在后。或者子夏之伦已先卒欤。））白圭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见《吕氏 举难篇》。）盖段干年序当较子方稍后，与李克同事子夏，而或者视克为长也。（《高士传》：“段干木少贫贱，心志不遂，乃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惟段干木守道不仕。”此记干木世次最得。）

魏成子

文侯弟，名成。（《集解》“徐广曰：《说苑》作季成子。”《人表》误分公季成、魏成子为二人。）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以为相。（见《魏世家》。魏文卜相事，又见于《韩诗外传》《说苑》，语均略同。惟《外传》谓“魏成子食禄日千钟。”则妄说也。《史记》载孔子在鲁、卫，禄粟六万，《索隐》云：“六万石，似太多，当是六万斗。”今魏成子禄千钟，至齐宣王时，陈戴禄万钟，皆以年计。遞后则仕禄遞高。此虽未必尽信，亦足觇世变之一斑矣。又孔子以游仕至卫，故卫人致俸粟。今陈成子亲文侯弟，亦称食禄千钟，疑是无封土。盖晋已无公族，行县制，三家继之，乃不复有分封也。封建之制，至此大坏，是亦一证。又魏文一朝大臣，惟成子乃亲族，此亦贵族世卿制至此已不行之一证也。《新序 杂事四》有“公季成论田子方，文侯曰：非成之所议也。公季成自退于郊三日，请罪。”与《世家》文不合，恐无据。）

又按《韩非 五蠹》：“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千仞之山，跛牂易牧。”《李斯传》亦言之。《集解》“许慎曰：楼季魏文侯之弟。《王孙子》曰：楼季之兄也。”今按：楼季之兄也句疑有脱误。枚乘《七发》：秦缺、楼季为之右。李善《注》：季，魏文侯弟；右，车右也。《韩非 难一》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旧注楼缓、翟璜也。《史记 始皇本纪 索隐》亦以楼缓为魏文侯弟，似误。梁氏《人表考》据许说以楼季、魏成子为一人，则是也。

翟璜

名触。（见《说苑》。）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皆其所进。（见《魏世家》。）又论任座之忠。（见《吕氏 自知篇》。《新序 杂事第一》作翟黄对而任座论其忠，未知孰是。又按《吕氏 下贤篇》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文侯明君，璜亦贤者，岂有如此语？特后人袭贫贱骄人之意而虚造此说耳。又《韩非子 内储说下》“翟璜善于韩，乃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为魏王构之，以自重。”此乃以后纵横之士所为，魏文明主，翟璜贤臣，又在早世，风气尚淳，乌得有此？亦妄说也。（沈钦韩《汉书疏证》对此两条均有辨。）又《淮南 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以示翟煎。”《御览》六百二十四引作翟璜。余考惠施至魏，在惠王二十七八年后，翟璜不能至是犹存，《御览》误也。）

翟角

主谋伐中山，亦翟璜所荐。《韩非 外储说左下》“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璜乘轩骑驾出，方以为文侯也，移车异路而避之，则徒翟璜也。方问曰：子奚乘此车也？曰：君谋欲伐中山，臣荐翟角而谋得。果且伐之，臣荐乐羊而中山拔。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赐此车。”又为将，败齐于龙泽，入长城。（《水经 瓠子水注》“晋烈公十一年，田布围廪邱，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邱，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师败逋。”又《水经 汶水注》“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翟员盖即翟角字误。时当魏文侯四十一，四十二两年。盖角之为将，当李克已老，乐羊不用之后。雷氏《义证》误以翟角为地名，谓是廪邱之近邑，其说大谬。）其人与任座同为《世家 卜相篇》所未及。

吴起

卫人，或曰卫左氏中人也。（见《韩非 外储说右上》。）先仕鲁。（详《考辨》第五十。）闻魏文侯贤，遂来仕魏，为西河守，（见《吕氏 观表》。）令民偾表立信。（见《吕氏 慎小》，《韩非 内储说上》谓徙车辕赤菽，与商鞅徙木事略类，而吴起事在前。今不知孰实孰虚，或两实，或兼虚，而今人则徒知商君徙木事矣。）《汉 艺文志》有《吴起》四十篇。

李克

子夏弟子，（见《汉 艺文志》班固注。释文云：“子夏传《诗》于曾申，申传魏人李克”，传《诗》事未必信。李克与子夏同时，以班氏说为是。）为中山守。（见《魏世家》。《水经注》引《李克》书：“魏文侯时，克为中山相。”中山为魏别封，而克为之相，相即守也。此即汉制王国有相之先例。）《汉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又有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见《汉书 食货志》。）盖即李克也。《史记 货殖列传》，《平准书》皆云：“李克务尽地力”，而《孟荀列传》及《汉书 食货志》作李悝。《索隐》《志疑》辨《史》之误，崔适《史记探源》则谓：“悝、克一声之转，古书通用，非误也。”余按：如颜雠由之为颜浊邹，申棖之为申党，古多有其例。《汉志》有《李子》三十二篇，而别出《李克》七篇者，如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家复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之类。分部别出，一篇中亦屡见其例，（兵家中又有《李子》十篇。沈钦韩曰：“疑李悝。”）未足即为二人之证。或至班氏始误分为`二人也。《人表》李悝在三等，李克在四等，此如公季成、魏成子亦为二人。司马迁已不能辨老聃、太史儋、老莱子，宜班固不能知李悝、李克矣。且魏文时贤臣，已尽见于《卜相》一文。苟别有李悝，何独不见称引？（《御览》七四五引《韩子》：“李悝为魏文侯北地之守，欲民之善射，乃令民有狐疑，射杓中者胜，不中者不胜，民皆习射，与秦战，大败之。”《年表》：“秦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林春溥《战国编年》以悝此事系之。教射胜秦，因传兵书，是亦悝、克一人之证也。）《汉志 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相文侯，富国强兵。”（班氏于李克亦云：“相魏文侯”，《淮南 泰族训》：“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爱，此异行而归于善。”是亦谓克曾相魏。）《淮南 道应训》：“魏武侯问于李克。”高《注》：“李克，武侯之相”，则克殆继相两君者耶？《晋书 刑法志》：“律文起自李悝，撰此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纲经》一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本于桓谭。桓氏当西汉晚世，博学与扬子云、刘子骏并驱，必有所见。惜史公未载，遂不为后人注意也。（又按《韩诗外传》二，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过听杀人，自拘请死。文侯止之，李离不听，卒服剑而死。窃疑此晋文侯乃魏文侯，李离即李悝也。其果服剑而死，不及相魏武与否，则莫可参稽耳。要之李克为法家祖，此亦一旁证也。又按商君生，已值李克晚世，或先卒，商君不及见，盖闻声私淑。）

西门豹

为邺令，（见《魏世家》及《魏策》。）引漳水以溉邺。（见《史记 河渠书》。《志疑》云：“引水溉邺，《汉书 沟洫志》据《吕氏春秋 乐成篇》，以为史起，有史起讥豹不知漳水溉邺语，《续滑稽传》谓豹引河水溉邺。然考《后汉书 安帝纪》，初元二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水经 浊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邺，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溉邺田。《吕氏》恐不足据。左氏《邺都赋》所谓西门溉其前，史起溉其后也。”今考《御览》六二八引《淮南》，西门豹治邺，亦翟璜所任。又八四二引《吕氏春秋》，吴起为邺令，民歌之曰：“终古斥卤生稻粱”，今《吕氏 乐成篇》，《汉书 沟洫志》，皆云歌史起，《御览》误。）凿十二渠。（见《史记 滑稽传》禇少孙补。余意李悝尽地力，西门豹兴水利，同为东方田制一大兴革。井田随封建为存废，理亦然也。《周官》以井田与沟洫并说，似亦误。（槽读《考辨》第七三））《韩非 难言篇》称其“不闘而死人手”，则豹乃不得其死者。

乐羊

为将伐中山。（见《魏世家》《魏策》，及《吕氏 乐成篇》。又按邹阳上书云：“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张晏曰：“白圭为中山将，亡六城，君欲杀之，亡入魏，文侯厚遇，还拔中山。”余考白圭不及仕文侯，（详《考辨》第八二）邹阳殆由乐羊误记，而张氏亦误承邹阳之说也。然则乐羊本中山将，亡而走魏，其子尚在中山。中山人乃烹而杀之。又邹阳云：“中山人恶之魏文侯”，盖乐羊叛其故国，又亲啜其子之羹，其为人之忍，不徒中山人恶之，魏人亦多疑之。故中山亡而文侯示乐羊以谤书两箧也。文侯之用乐羊，亦特以就其一时之功，其后乃不见任使。）

屈侯鲋

为太子傅。（见《魏世家》，《说苑》。）

赵苍唐

为太子傅。（见《魏世家》。《韩诗外传》作赵苍，《说苑》作屈侯鲋，而二人均见于《魏世家》。史公仅亦捃摭杂说，未定其为一人或二人也。兹姑仍之。）

余又考魏文时贤臣，尽见于《世家 卜相》一文。（又见《韩诗外传》，《说苑》。）其略曰：“文侯卜相于李克，曰：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过翟璜之家。璜曰：闻君召先生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作色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负于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于君，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卜相之文如此，而此文实吴起之徒润饰为之，非当时信史也。知者，《史记》《韩诗外传》列序诸臣，如西门豹、乐羊、李克、屈侯鲋之属，皆名，独西河守不名。西河守即吴起，明是起徒所为矣。（《说苑》云：“西河之守，触所任也；计事内史，触所任也。”计事内史无考，《史记》《外传》皆无之。刘氏博采，非原文矣。）且叙述诸臣，吴起居首，亦见推尊之私。否则自乐羊攻中山，李克守之，屈侯鲋为傅，皆依事序。起之守西河，乃在得中山后，何独先列于前？若论辈行，起实晚进。此中痕迹宛然，其出起徒所为无疑。起先学于曾子，习儒者之业。又仕魏文侯，为崇儒之主。虑其好文学，多称述，如今传西河之对，文采斐然。昔人疑《左传》成于起手，此亦足为助证也。（《说苑》又有田子方渡西河，与翟璜论贤一节，此全袭《卜相》文，而稍易其面目，不足据。）

且《卜相》一文，其非当时信史，尤有可论者。《史表》载此事于文侯二十年。余按《纪年》文侯纪元，当移前二十三年，而用吴起，灭中山，均在晚世。伐中山，在赵烈候元年，魏文侯之三十九年也。三年而灭之，则四十一年矣。（详《考辨》第五十四）卜相之事，应又在后。魏成子，贤臣也，又亲文侯之弟，岂至四十一年后而始相？且翟璜、李克均相文侯，应犹在魏成子后。岂有文侯于晚节十年之间，三易其相，而皆贤者。而以前四十年，谁何人为相，顾漠无一闻于后耶？余意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在文侯早年，（三人中段干木又稍后。）而魏成子进之。魏成子之为相应在前。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皆在文侯中晚，而翟璜进之。翟璜之为相，应在后。似无同时卜相二人之事。至吴起守西河显名，子夏之伦或已谢世。魏文一朝贤者，先后辈行，必有不及同事其主者矣。若卜相文中语，花团锦簇，显出后人润饰，非信史也。然《年表》卜相李克、翟璜事，在魏文二十年者，亦自有故。窃谓魏文以十七年伐中山，三年而克，乃十九年。乐羊为将，吴起助之。起为西河守，宜在二十年后。李克守中山，屈侯鲋傅太子，皆其时。虑西门豹之守邺，或稍在前。（《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时当魏文侯三十年。魏俗为河伯娶妇，其风未知视秦孰先后，然窃疑其时西门豹或尚未治邺，秦、魏两国媚河之俗，盖一时东西并盛。豹之治邺，革邺俗，自应在魏文三十年后也。）然亦大略同时。灭中山后一年，翟璜与韩、赵两君联师伐齐，则翟璜在当时，盖为魏相，故谓诸贤尽其拔用。而魏成子之相，则自在前。至李克为相，则犹在后，此均约略可推者。今于诸人年世，既未能一一详定，因为综述于此，以见一时之风会。而先后之间，粗为论别，为考史者要览焉。

魏文礼贤，其可考见者，略如上述。其间有二端，深足以见世局之变者，一为礼之变，一为法之兴。何言乎礼之变？当孔子时，力倡正名复礼之说，为鲁司寇，主堕三都，陈成子弑君，沐浴而请讨之。今魏文以大夫僭国，子夏既亲受业于孔子，田子方、段干木亦孔门再传弟子，曾不能有所矫挽，徒以逾垣不礼，受贵族之尊养，遂开君卿养士之风。人君以尊贤下士为贵，贫士以立节不屈为高。自古贵族间互相维系之礼，一变而为贵族平民相对抗之礼，此世变之一端也。何言乎法之兴？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晋铸刑鼎，孔子非之。然正诛邓析而用其《竹刑》，刑法之用既益亟。至魏文时，而李克著《法经》，吴起偾表徙车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盖礼坏则法立，亦世变之一端也。（刘向《别录》云：“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奠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得此中之消息矣。《国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本地，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明董说《七国考》谓：“此是李悝以前魏国相仍之法。”亦足为刘说证佐也。）要以言之，则由于贵族阶级之颓废，而平民阶级之崛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