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 卷三 一百二十一 ~ 一百二十五

一二一、屈原于怀王十六年前被谗见绌十八年使齐非即放逐辨

《史记 屈原传》：“上官大夫欲夺屈平宪令稿，屈平不与。因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乃令张仪事楚。及楚败蓝田之明年，张仪复如楚。怀王听郑袖释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据此，则屈原见绌，在怀王十六年，张仪去秦事楚之前。其使齐在怀王十八年也。所谓疏屈平，屈平既绌不在位者，屈原初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其后稍疏，绌在閒位，即如使齐，亦其绌后事，然犹未至放流迁逐也。而后人遂谓怀王十六年乃屈原被放之期，误矣。（详见近人陆侃如《屈原评传》。）此误始于刘向之《新序》。《新序》之言曰：“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齐，以结强党。秦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向所为《说苑》《新序》，疏谬不可胜辨，此尤显与《史记》相乖。屈原见绌在张仪至楚前，此以为张仪来楚之后，一误也。屈原仅见绌，此为被放，二误也。屈原使齐在十八年，此移在十六年，三误也。张仪赂靳尚郑袖，在其再来楚之后，此以为在其初至之时，四误也。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史记》在怀王入秦后，此以为受张仪之赂，五误也。（王懋竑疑屈原并不及怀王入秦时，语详《考辨》第八七、第一二七。此特就《史记》《新序》异同言之。）屈原使齐，正为见疏后事，而《新序》又谓怀王复用屈原，再使齐，六误也。《离骚》言美人香艸多矣。其言椒兰，亦托物以喻意。刘向误以兰为子兰，又别造子椒之名，七误也。（朱子《楚辞辨证》云：“此辞之例，以香艸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乱欲衰，人多变节，故于兰芷不芳之后，更叹其化为恶物。而揭车江离，亦以次而书罪焉。盖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为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者也。而史迁作《屈原传》乃有令尹子兰之说。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又误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而不复记其香艸臭物之论。流误千载，遂无一人觉其非者，甚可叹也。使其果然，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椒之属，盖不知其几人矣。”今按：朱说甚是。然《史记》子兰，未见其必据《离骚》椒兰之文而误。余谓其误盖始于刘向，误谓《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句兰指令尹子兰，而妄增司马子椒之名。王逸又误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也。至《人表》又为令尹子椒子兰，依其行事当居下下，而列在第六。与唐勒景差之徒同等，何其谬无高下至此？盖必有误，非庄氏之本矣。）且《史》固云：“离骚者，犹离忧也。”读其文字，亦不见有流放迁逐之迹。今既误以屈原于怀王十六年前即被放逐，遂谓《离骚》乃被放后所作，八误也。（史公《屈原传》：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此正说也。其《太史公自序》谓屈原放逐著《离骚》，《汉书 迁传 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犹云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特属行文之便，非史实矣。若确作实叙语，殆始刘向。《汉书 贾谊传》：“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地理志》亦云：“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皆沿刘氏之误。）昔汉武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泣曰：“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闥，补过拾遗。”上曰：“君薄淮阳也？吾今召君矣。”黯既辞，过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议矣。”屈原之疏而见绌，不在位，使齐，与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者，亦犹是耳。后人不辨，率每与刘氏之说同误，余故详论之如此。

又按邹叔子《遗书 屈子生卒年月考》，论屈子作《离骚》岁月云：“《史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上官大夫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刘向《新序》秦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共谮屈原。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考张仪去秦相楚，诈楚绝齐，皆在怀王十六年，则原之见放作《离骚》，必是年也。《离骚》曰：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又曰：及华岁之未晏兮，时亦犹未央。又曰：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王叔师《注》，于前曰及年德盛时，中曰冀及年未晏晚，末曰愿及年德方盛壮，以是徵之，则作《离骚》之时，屈子年方壮。惟老冉冉其将至兮，似非壮年人所宜语。然叔师《注》引《论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偁焉，下继之曰：屈原达志清白，贪流名于后世。盖志士惜日，不觉其年之方富也。况冉冉训渐渐，（见《五臣文选注》。）曰将，曰渐渐，皆望而未至之辞。则《离骚》为屈子壮时所作，明甚。屈子之生，以周显王二十六年，下至作《离骚》之年，适三十一岁。记曰：三十曰壮，则及余饰之方壮者，正三十之谓也。”今按：邹氏定《离骚》作于屈子壮岁，似矣，而必牵连《史记》《新序》为说，则误。屈子作《离骚》时，张仪来楚与否，今未可考。要之屈子见疏，不係于张仪。其为《离骚》，则或与张仪来楚时相先后耳。

一二二、孟子去齐考

孟子去齐，当在周赧王三年，齐宣王八年，燕人畔齐之后，此前人已多为是说者。（林氏《战国编年》卷三论此最析。其言曰：“《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朱子《集注》引燕人立太子平为说。则是昭王之立，宣王尚在，而孟子亦未去齐也。陈贾曰：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仁智，周公未之尽，而况于王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孟子去齐，曰：王庶几改之。皆明明就一人之身言。不得谓过在宣王，而惭在湣王也。则齐宣、湣之年，《史记》固误，而《通鉴》亦未合。惟以《纪年》推之，则燕立太子平在宣王九年，而孟子去，盖得其实。后人信《孟子》，即安得不信《纪年》耶？”按林论孟子去齐时为宣王极是，至太子平之辨，详《考辨》第一二〇，则林氏所未及也。）其谓充虞曰：“由周而来七百余岁矣。”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据此云：“若在赧王元年丁末，逆数至武王有天下己卯，当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岂肯少言之。”因疑孟子去齐当在显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满八百岁以前。此其误，江永《群经补义》已详辨之。谓：“后人于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误衍之年七十二年。自武王乙卯至赧王己酉（三年）。八百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实得七百三十九年，正与孟子语合。”（江曰：“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误衍之年，其误始于刘歆《历谱》。共和以前之年，史迁不能纪，惟《鲁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炀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厉公三十七年，献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厉王出奔彘，共和行政，为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鲁公伯禽，《史记》未著卒年，《历谱》谓成王元年为命鲁公之岁。鲁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则成王元年至厉王己未，二百单三年耳。以汲冢《竹书纪年》考之，武王伐殷为十二年辛卯，与今传己卯者异。武王陟于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戍，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厉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厉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即《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皇极经世》《通鉴前编》诸书，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羡出七十二年，正是刘歆《历谱》误衍之数也。”又魏源《孟子年表考》说同。惟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谓“刘歆《历谱》所谓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后之八年，周公摄政七年之明年也。《经世》诸书所谓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后之明年也。又《历谱》称鲁武公二年，《世家》则武公九年，今考定较《经世》诸书实少五十六年”，与江说异。（参读本书序文））则孟子去齐，当在周赧王三年后，更无疑矣。

宋翔凤《过庭录》有论孟子去齐年岁一节云：“俗传《孟子谱》云：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此言诞不足信。《公孙丑篇 孟子将朝王》章，言恶得其一以慢其二哉？是盖在孟子去齐之前。当赧王三年，孟子年过七十，故云齿尊。《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则五十六十虽在养老之列，而尚无此隆礼，安得以齿尊自居？若孟子生于烈王四年，至赧王三年仅六十一岁，不宜云尔矣。计孟子致为臣而归时，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为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谓时子曰：吾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此亦养老优贤之义，不能更令孟子仕，但留其归也。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曲礼》：七十赐几杖。孟子对客隐几，正是年过七十之证。则生于烈王四年之说，全不可据也。”今按：宋氏信黄震《日钞》，谓孟子仕齐湣王，故其论孟子事多误。独此条辨《旧谱》孟子生于烈王四年之说，颇为精确有见。然其论亦仅足为孟子去齐年过七十之证，未见其必为始逾七十也。孟子仕齐八年，《将朝王》章一事，未知定在何时，不得即谓赧王之三年。致为臣与中国授室，亦未可全据七十致事之礼为说。（参读《考辨》第七六。且《曲礼》亦有不得谢之说，则亦非一逾七十必致事也。）宋氏又谓：“以赧王三年孟子七十余岁，知生于安王二十年前后。自安王二十年至赧王三年，恰得七十一年。前尚可言，后则非矣。”宋氏必欲抑后孟子生年者，为以《孟子》书载鲁平公谥，宋氏必以出孟子亲笔，而谓孟子卒后鲁平公，故为此也。若更核以梁惠王称孟子为叟之事，知孟子年不应再后。故余谓孟子之生，最晚在周安王二十年者，以此。宋氏之论，盖有未尽。阎氏《释地》又论孟子在齐辞十万钟之禄云：“陈戴盖禄万钟，为齐公族。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禄同于戴，则仕齐当十年。倍戴，当五年。或少倍，亦不下六七年。”今按：孟子言辞十万钟，此成数，非确数也。宋氏《孟子赵注补正》云：“王谓时子，养弟子以万钟，言致卿禄一岁之粟，若后世致仕食俸之法”，疑为近是。今即以宣王元年起算，至宣王八年，固不及十万钟。（狄氏《编年》谓：“孟子其始为宾师，但受公养之礼，不受禄。其后为卿，受粟十万。凡言无官守无言职者，皆在为宾师时，言当路于齐加齐卿相者，皆在为卿时，当分别观之。”其说极是。然谓受粟十万，仍不知其非确数也。宋氏《四书释地辨证》谓：“孟子在齐二十二年，辞十万，盖谓湣王时所辞之禄。”则更大误。孟子不仕湣王，辨不胜辨，历观余前后关系诸篇，自见其失。）

又按：孟子去齐，居于休。或据《路史 国名纪》，休在颍川，属宋境，谓孟子去齐之宋。余考孟子之宋尚在前，此时孟子已年老，既谓至宋，亦何远居颍川？阎若璩《释地》谓：“故休城在今兖州府滕县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约百里”，此差近是。从此孟子归隐不复出矣。（又按：《孟子》书，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俱称谥，独宋王偃不称谥。书中亦不见述及宋偃亡国。或《孟子》书成于魏襄王卒后宋亡前十年之内，上距孟子去齐二十余年。此亦《孟子》书未必出孟子亲自论次之证也。阎若璩曰：孟子道不行，归而作《孟子》七篇，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孟子生卒年月考》又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出处。（仝上）周广业曰：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至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何者？诸子皆孟门高第，七篇中无斥其名者。（《孟子出处时地考》），两说皆近是，而似当以周氏为尤信。如万章亦有称万子，则非尽出章、丑之徒之证也。）

一二三、宋鈃考

《汉志》小说家《宋子》十八篇，班固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又名家《尹文子》一篇，班云：“说齐宣王。”师古曰：“刘向云：与宋鈃俱游稷下。”今按《荀子》书以墨翟、宋鈃并称，则鈃乃墨徒也。（陶潜《群辅录》以宋鈃、尹文为三墨之一，后世惟俞正燮《癸巳类稿 墨学论》，亦以宋鈃为墨徒，而孙诒让《閒诂》非之，则古今知此者尠矣。）班氏称其书近黄老意者何？荀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Q欲Y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正论》。）又曰：“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解蔽》。）此《老子》谓：“少施寡欲，绝学无忧”，而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者也。又曰：“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此老子所谓“少则得，多则惑”，“为道日损”“俭故能广”，“馀养赘行，有道不处”者也。又曰：“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正论》。）韩非亦言之，曰“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显学》。）此《老子》所谓“勇于不敢”，“柔弱处上”，“大白若辱”，“知雄守雌”者也。《庄子》之称之曰：“宋荣子，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定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逍遥游》。）此《老子》所谓：“明道若昧，深不可识”，“知我者希则我贵”者也。《庄子》又称之，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天下篇》。）此《老子》所谓“我有三宝，以慈为先”，“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者也。又曰：“宋子语心之容，名之曰心之行。”《韩非 显学篇》：“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宋荣之恕与宽，即其所言心之容也。此《老子》所谓“知常容，容乃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又云：“接万物以别囿为始。”此《老子》“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为袭明”，之旨也。又曰：“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此最墨徒之精神，而《老子》所谓“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者也。余尝谓黄老起于晚周，兴于齐，又谓道原于墨。若宋子，宗墨氏之风，设教稷下，其殆黄老道德之开先耶？然所以入小说家者何？《庄子》曰：“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天下篇》。）又以与尹文并称。尹文书入名家。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务在众晓。故《汉志》评小说家亦曰：“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此宜与名家为近。荀子讥宋说，亦以入溷攘豕为譬，意宋子书多此类，所以归之小说家，而实与当时名家辨士白马非马诸论相通流也。（刘昼《新论 九流篇》：“名家，宋鈃尹文惠施公孙捷之类也。”孙诒让《札迻》云：“检《汉志》无公孙捷，疑当作公孙，捷子。公孙谓公孙龙，捷子自为一人。《汉志》公孙龙在名家，捷子在道家。”今按：刘氏以宋鈃为名家首称，正与余论相合。六朝学者，精研名理，犹知其义，后世则荒矣。）惜其书已佚，无可考证。约略可以推论者，仅此。至其行事亦不详。《孟子》书有秦、楚将构兵，孟子遇宋牼于石邱一节。张宗泰《孟子诸国年表》记曰：“当孟子时，齐、秦所争惟魏。楚虽近秦，时方强盛，秦尚未敢与争。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与五国共击秦不胜之事，而独与秦战，则在怀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畔去齐。《孟子疏》：石邱宋地。（樊云：“《一统志》石邱在卫辉齐胙城县东，《疏》以为宋地，是也。”）则孟子去齐之宋而遇牼也。”阎若璩云：“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稷下学士复盛，孟子尝与宋牼有雅，故邂逅石邱，呼以先生。”焦氏《正义》则谓：“牼盖年长于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称之，而自称名。”今按：其时孟子年已逾七十，而牼欲历说秦、楚，意气犹健，年未能长于孟子。先生自是稷下学士先辈之通称。孟子亦深敬其人，故遂自称名为谦耳。（宋牼欲罢秦、楚兵而说之以利，孟子则主说之以仁义，此亦儒、墨之异同也。）又荀卿《正论篇》屡及子宋子，曰：“今子宋子乃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碍伤其身也。”又曰：“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治为至乱，岂不过甚矣哉？”凡此云云，足徵荀卿著书，宋鈃犹在，同居稷下，故其辞气如是。余考荀卿年十五，始游学来齐，至宣王末年，荀卿年近四十。成学著书，当始其时。宋鈃之没，或值湣王之世，要与尹文相次。又考《盐铁论 论儒篇》，历述湣王末世，稷下诸儒散亡，有慎到接子田骈孙卿而无宋子尹文，疑两人或先卒。今姑定宋子遇孟轲于石邱年近五十，则其生当周显王十年前，或视庄周稍晚。若寿及七十，则与庄卒年亦相先后。庄宋同时，故庄周著书亦时时称述及之也。（《荀子》杨倞注：“宋鈃宋人，与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时。孟子作宋牼，与鈃同音口茎反。”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宋荣即宋鈃，荣鈃偏傍相通。《月令》腐艸为螢，《吕览》《淮南》作鈃。荣之为鈃，犹螢之为蚈也。”）

《庄子 天下篇》称：“宋鈃、尹文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别宥之说，又见《吕氏春秋 去宥篇》。谓：“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皆甚有所宥邪。故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此盖宋尹别宥说之犹存者。（《吕氏》篇首即引东方墨者谢子，亦由宋尹墨徒，故引墨家事为说。）其言亦就近取譬，类于街谈巷语，故《汉志》以入小说家。余疑《吕氏 去宥》一篇，或取之《宋子》十八篇也。《尸子 广泽篇》称：“料子贵别囿”，料子或疑即宋子。（马叙伦《庄子义证》主其说。惟未有的证。又谓尸子正与宋子同时，则大谬。）

一二四、尹文考

《汉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班固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今《道藏》本上下二篇，云出魏黄初末山阳仲长氏诠次。其序曰：“尹文子者，盖出周之尹氏，（《隋志》亦云：“尹文子周之处士，游齐稷下。”与高注《吕览》不同。）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著书一篇，多所弥纶。余黄初末始到京师，缪熙伯以此书见示，意甚玩之，而多误脱。聊试条次，撰定为上下篇。”晁公武《读书志》“李献臣云：仲长氏统也，熙伯，缪袭字也。传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师，岂史之误乎？”《四库提要》谓“仲长氏未必是统，晁氏因此而疑史误，未免附会。”近人唐钺据《魏志 刘劭传》注引《文章志》，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郎云云，谓“撰序人故作狡猾，影射仲长统。未曾细考，遂露破绽。周广业《意林注》以为恐是序出伪托，非是史误，诚然。”（见唐著《中国史的新页 尹文和尹文子》。）此论撰序者之伪也。

至序称同学于公孙龙云云，后人疑辨者亦多。余谓伪序所据，本为“尹文先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今乃误脱一先字也。考《汉志》凡云称之者，皆谓后之称前。如“列子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公子牟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班氏此说自误，详《考辨》第一四六。）“郑长者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将钜子，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慎子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班谓慎到先申亦误，详《考辨》第一三七。）皆其例。亦有单称其人在某之先者，如“闾丘子在南公前”，“尹文子先公孙龙”，“田俅子先韩子”，皆是。知其在某之先者，正以其见称于某而定。此与前例一意，语有详略耳。复有仅举其见称于某者，如《宋子》下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则知宋子先孙卿也。今班氏云：“尹文先公孙龙”，而《伪序》云：“公孙龙称之”，正足发明班氏之例。盖班氏自据当时公孙龙书有称尹文语而言。惟今公孙龙书既缺，故所称尹文语皆不见耳。高诱注《吕览》亦云：“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与《伪序》相同。知《伪序》自有据，而今本之为脱误也。

又谓尹文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同学者，以当时稷下先生皆不治而论议。古者宦学齐称，今稷下之流皆不仕，乃相谓同学。犹《史记》称“荀卿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也。当时稷下先生自避仕宦之名而称学者，后人不深晓，不察同学二字之意，遂妄疑其同学于公孙龙，遂为灭去一先字矣。（《容斋随笔》十四引刘歆说：“尹文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按：《艺文志》颜师古注“刘向云与宋鈃俱游稷下”，不谓同学于公孙龙也。近人马叙伦《庄子义证》谓洪氏取伪仲长统《尹文子叙》而讹为歆说。唐钺云：“马總《意林》有《尹文子》二卷，刘歆注，或者唐代所行《尹文子》有伪托刘歆注本。《容齋》所引刘歆云云，即出于此。”（见唐氏《尹文和尹文子》）所言似较马氏为确。）

《孔丛子》“子思在齐，尹文子生子不类，而告子思。”今按：《吕览 正名篇》载文与齐湣王论士，则尹文乃宣王时稷下旧人，至湣王时尚在。湣王立，子思死已百年。尹文见湣王，即不及见子思，遑论生子而告载？《孔丛》伪书，其言鄙陋，不足信。（《列子 黄帝篇》：尹生从列子居，曰：章戴有请于子。张湛注：章戴，尹生名。沈钦韩谓此尹生即尹文。《列子》既伪书，而沈说又无据，姑以誌一说于此。）

《说苑》：齐宣王问尹文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以“无为而能容下，事寡易从，法省易因，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吕览 正名篇》载文与湣王论士，谓见侮不斗，全国之法令，不当以为辱。《庄子 天下篇》谓“宋鈃、尹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则尹文实承墨氏之绪，（陶潜《群辅录》列宋鈃尹文为三墨之一。成玄英《庄子疏》：“宋鈃、尹文咸师于黔而为之名也”。或疑黔指黔娄子，此殊无证，窃疑黔乃墨字之讹。盖宋尹为墨徒，犹为晋唐旧谊也。）其《名书》开公孙之辨，无为容下，标道家之的。《韩非 内储说上》载尹文与齐宣王论治国以赏罚为利器，则通于法家之囿也。兼名、墨，启道、法，此自是稷下学风。盖略当于魏文之鄴下。一时学者广收并纳，包孕富有，散而为天下之道术，则不胜其异也。今传上下篇，仲长氏序谓即《汉志》一篇之本而加条次，然其书颇可疑，殆非《汉志》之旧矣。（《大道上》：“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惊。禁暴息兵，救世之斗”云云，明袭《庄子 天下篇》。庄书乃约述宋、尹论学宗旨，决非袭取《尹文》书也。又圣人下序田骈、彭蒙事尤为误袭《天下篇》之显见者。（详《考辨》第一三九。）书中屡引《老子》，亦为其书晚出一证。）

一二五、惠施卒年考

《史记 魏世家》：“哀王九年，与秦会临晋，张仪归于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曰：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其言不及惠施。以施在魏地位言，犹高于三人，疑其时已先卒。然则惠施卒年，殆在魏襄王五年使赵后，魏襄九年田需卒前。自此上溯徐州相王，凡二十五年。惠施寿盖六十左右，其生当在烈王之世。（《魏策》：“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鲍彪注“周宵，孟子时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吴师道正云“田文前相魏，当襄王时，孟子见梁襄王，相去不远也。”今按：《策》文云：“犀首谓魏王曰：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又曰：“犀首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苏代为田需说魏王，魏王复厝需于侧”。则田文初相魏在襄王初年，时田婴犹尚在。其后至襄王九年而田需卒。孟子曾见襄王，岂有相去三十年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