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草原丝绸之路视域下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原题《草原丝绸之路视域下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书写》，摘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5期，武雪彬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13—P14

草原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地区以后正式开通，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中最北的一条，此后便以各时期北方民族的单于庭、可汗牙帐和都城及重要的城市作为东端的起点，向西与沙漠丝绸之路天山北道汇合进入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向北衔接东北亚走廊抵达俄罗斯远东、贝加尔等地区，向东延伸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向南通向我国的中原地区。在历代北方民族的经营下，草原丝绸之路成为北方民族政治相融、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族群交融的重要线性网状线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共同书写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秦汉草原丝绸之路开通的初始与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前，这一区域随着族群迁移已经存在南北方和东西方的文化传播交流现象，学术界提出“现代人扩散的北方线路”“石器之路”“玉石之路”“彩陶之路”“青铜之路”等说法。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印证了北方人群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加工，已经具有欧洲和西亚文化特征的“勒瓦娄哇技术”，从现代人化石遗传成分看，已经广布于中国北方、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乃至北美大陆。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出现、玉器制作和礼制化、彩陶艺术的形成以及三足器的使用等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西伯利亚文化互动和交流，尤其是黑龙江流域使用珍珠纹陶器的人群有向西越过贝加尔湖到达中西伯利亚南部、东欧和中亚及新疆等地的西传文化线路，还有西辽河流域的轮轴机械制玉技术向东北南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东南亚地区传播的南传线路，极大地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主要构成之中。

先秦时期，北方地区形成了多族群交错杂居、相互交融的历史格局。战国晚期正值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时，匈奴与中原和西域建立了更加广泛的联系，促进了南北方和东西方的民族交融、文化交流的发展。秦汉时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提条件。

虽然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丁零、乌孙、乌桓、鲜卑等民族并不完全受汉朝的约束，但是随着汉朝对北方民族实行政治联姻、委派官员管理等政策，加强了北方各民族与汉朝之间的联系，北方各民族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在“大一统”的背景下，通过草原通道与中原、西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更加显现。这是一个不断减少差异性、增强共同性的主观选择和客观限定的过程，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进程中。

中原王朝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主要体现在防御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民族南下扰边的军事行动，虽兵戎相见，但双方并未中断经济文化交流，只是在交流深度上有所降低，战争结束之后反而联系更为密切。匈奴自战国以来就与周边民族和西域民族进行商贸往来及文化交流。匈奴西迁后引发亚欧民族的大迁移，也使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加深。

魏晋至隋唐五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内迁和割据政权的更迭，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北方民族纷纷南下，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上层人士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从神话再造、族群认同、同源共祖等多个方面表现出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北魏统一北方后，从政权建设、民族迁徙、文化思想等很多层面展现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而北方民族的饮食、服饰等物质文化和风俗习惯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中原汉族，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制加深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在衣食住行和精神观念上的交融。

从考古发现来看，魏晋南北朝的北方民族对延续和深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继续发展，特别是北魏早期的都城平城成为草原通道重要的起点，构成了南北向和东西向的网状线路。西域诸国、波斯、粟特、嚈哒等地商人、使者不断在这条通道上往来，将金银器、玻璃器、琥珀器、丝织物等带入北方草原地区，同时也把中国的陶瓷器、丝织品等传入中西亚及欧洲地区。

隋唐五代时期活跃于北方地区的民族，从传统族属看，主要有突厥、回纥、西域各族、吐蕃、吐谷浑和东北诸族。从同一时期对亚欧草原东部整体历史进程的影响力看，该时期可谓突厥系人群主导的时代。从中原王朝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汉地人群走向强盛的“大一统”的巅峰时期；以突厥系人群为主的北方民族也于北朝末期完成统一并强势崛起，这本身就是北方民族与周邻诸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北方民族在与中原汉族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竞争与共生的关系，也与周邻乃至更远地域的民族频繁互动。

在考古学资料中，发现于北方草原南部地区的唐朝城址和墓葬，拓宽了唐朝北部边疆的发展空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周围、鄂尔多斯等地发现大批唐代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中原唐墓相近，说明继汉朝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又一次进入北方草原南部地区，促进南北方民族交融，也反映了唐朝对北部边疆的有效控制。

唐朝与突厥、回鹘通过联姻、贸易等途径，不断地将唐文化传播到草原地区，再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及以西地区联系，使中国与地中海、中西亚、印度文明交流空前繁盛。五代时期，草原东部的契丹势力逐渐强盛，从早期契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中可以看出深受唐、五代以来文化的影响。

宋辽夏金元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宋辽夏金元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阶段。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又一次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格局，但在北方草原地区呈现出各民族逐鹿的态势，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陆续建立辽、西夏、金、元等政权，并且在“大一统”的背景下与两宋争夺中国的正统地位和对汉族“同源共祖”的认同。虽然两宋与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峙，但是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学资料佐证，南北方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从未中断，反而联系更加频繁和密切。北方民族政权几乎每年都与两宋政府互派使臣，或者政治联姻，或者设置榷场，甚至在战事期间沿边地区的民间贸易也没有停歇，这表明南北方在经济上相互支撑、政治上相互依存而融为一体。另外，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河西地区，西夏建立后又控制了河西走廊，致使沙漠丝绸之路或续或断，促使宋朝与辽、金、元和西域等国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加强联系，保证了南北方和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的正常进行。

元朝结束了宋辽夏金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并且通过西征将势力跨越到中西亚和欧洲地区，建立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利四大汗国，这为草原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以后，北方草原地区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和西域及以西地区诸民族都处在元朝的有效管辖之下，各民族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再未出现过大的分裂局面。

综上所述，从“二十四史”对北方民族的记述看，都是基于“大一统”的思想背景下形成的历史文本书写，贯穿于北方民族与中原、周边、西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自在”的历史纵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北方民族的族源记述，体现出“华夷同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二是对北方民族空间分布的记述，表现了对以“大一统”思想为主线的多民族国家认同；三是对北方民族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军事行动、和亲友好、经济往来、文化特点等的记述，反映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