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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军统帅部将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都放在了上海及其附近的战场上，尤其是放在大场和苏州河南岸一带。特别是在十月二十一日，我军组织了桂军六个师举行一次反攻，反攻失败后，日军随即大举进攻大场一线。我军被迫忙于应付各个告急的地段而不能轻易地抽身，在十一月一日之后，更不想抽身了。同时，在我军右翼的杭州湾方向，只摆有几个三流师的兵力（陶广的第62师、陈安宝的第79师）吃饱了之后抱着老式步枪靠在猪圈墙根下打着长盹。 今天，可以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的这几天中，我军统帅部中几乎没有人判断出日军的主力将在近期内从杭州湾方向突然登陆以打击我军的的侧部。 今天看来，日军之所以在十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底向大场一线作猛烈进攻，其目的之一是要将我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这边来而穷于应付种种危急，这时，日军第10军却在华北和东北等港口升火起锚，一路无挡地驶向杭州湾。十一月四日，日海军第四舰队的100多艘船只满载着杀气腾腾的日军驶入了杭州湾，五日，在金山卫等地登陆，其态势有如饿狼下沟。 而此时的我军，从蒋介石、白崇禧、顾祝同和何应钦到我趴在泥水没膝的几十万官兵却伸长着多日没洗的脖子遥望西方，等待着国际联盟大会上那几个糟朽的外交家们对日本政府进行一次有气无力的指责以制止日本政府对我中国的穷凶极恶的侵略呢！ 今天来看，当年如此狡诈多疑的蒋介石在国际关系方面是多么地愚蠢和幼稚啊！ 但是，我们可以公正的讲，日军当年的这个杭州湾登陆行动堪称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雄才大略般的成功范例。十三年之后，即一九五0朝鲜战争中，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大规模的仁川登陆仅仅是日军杭州湾登陆的一个翻版而已。 和日军这个雄才大略般的战略计划相比，我军的战略计划是如何呢？ 其实，今天来看，在当年的淞沪战场，从十月二十日开始，即大场还没有失陷的时候，我军就已经输了。就是说，在战略方面，我军已经输了。如果不客气地讲，在智慧方面，我军已经输了！ [ 注：今天有些人，只讲民族精神如何如何。抗战官兵的英勇如何如何，却恰恰回避当年我军的失误和缺点，掩饰当年我政府体制的陈旧及我民众素质的低下，这些舆论的误导绝对不利于我中华民族的发展。 ] 四、撤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军第6师团和第18师团在金山卫等地同时登陆。（第114师团稍后登陆）我部署在海岸防御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随即被日军击溃。第6师团立即向松江攻击前进，第18师团则向嘉兴的沪杭铁路攻击前进。 松江以南的我第62师和我第79师仓皇调度，企图夹击日军，被日军轻易地击溃。刚从豫北调来的我第67军吴克仁部在松江附近未等集结完毕，就被日军打散。原东北军军长吴克仁阵亡，几个旅长和团长也先后阵亡。 十一月九日，日军攻占了松江。松江距上海仅几十公里，其间没有防御部队，这样，上海附近我几十万大军的侧翼完全暴露于兵力强大的日军第6师团之前。 此时的我军统帅部和前线的各个高级指挥部早已乱了方寸。 我前线广大官兵和高级将领得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消息之后，顿时人心惶惶，斗志大减。可是我统帅部和蒋介石仍然不许部队撤退，继续坚守阵地。而有些部队已经到了掌握不住的程度了。甚至出现了几支部队擅自仓皇后撤的情况。白崇禧知道后，再次向蒋介石建议，把前线部队撤下来，不然的话，前线指挥官已经掌握不了部队了，因为有许多部队已经溃了。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方才下令大部队后撤，一路撤向南京，一路撤向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 然而，已经晚了。 此时前线的各个部队已经秩序大乱，溃不成军了。官兵们都怕被日军抄了后路而争先后撤。几条窄小的公路挤满了几十万大军和成群结队的逃难的老百姓。部队的建制全被打乱，官找不到兵，兵也不想找官，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的向西奔跑，物资和东西弃之一地，伤兵们呻吟地躺在路旁，日军的轰炸机在头上狂轰滥炸，地下的日军在后面紧迫不舍，所有的后撤公路上是极度的混乱。 第17军团司令部被一队轻装的日军打个措手不及。警卫部队和参谋人员大部份被打死，军团长胡宗南只和几个参谋侥幸逃出而加入了溃散的大军；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的汽车被日军的机枪打翻，司机和卫士被打死，薛岳连滚带爬地趴在一条下水沟中大气不喘地足达几个小时方才脱逃。 第17军团第1军的营长贾亦斌率领部队撤退经过虹桥附近的别墅时，里面的外国人冲着撤退的我军官兵做着各种鬼脸，令贾营长愧恨交加，抬不起头来。他只得低着头向向青浦方向疾步。天刚亮，日军飞机便对我军俯冲扫射。 贾营长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孕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还挑着两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奔逃着。一架飞机俯冲下来，贾营长急忙喊她趴下，话音刚落，一颗炸弹爆炸，她和四个孩子全被炸死，她腹部也被炸开，胎儿还在蠕动，遍地都是鲜血。这种惨景，几十年后的贾营长一想来仍痛心不已。 当贾营长率队撤到方家窑附近的一条河边时，公路桥上已经布满了地雷，以炸桥阻止日军。我军唯一的一个用德国15cm重炮装备的炮团撤到这里，无法过桥。重炮团团长彭孟缉在岸边失声痛哭。他对贾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个象样的炮团，怎么办呀！”贾营长也爱莫能助。 炮手们只好忍痛把崭新的重炮全部推进河中。当炮手们小心地走到桥上时，有许多人被地雷炸死。而重炮团长彭孟缉不但没踩上地雷，反而在多年之后在台湾当上了参谋总长。真不知这个彭总长在高高的台上得意洋洋地挥手检阅台下一排排威武雄壮的重炮群时，他有没有想起多年以前他曾为区区一个团重炮的损失而象大老娘们一样地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呵。 当日军第6师团向金山卫－松江一线攻击前进时，我军统局的负责人戴笠和文强在松江办的一个技术干部训练班500多名学员（全是自愿参军的中学生）在日军的袭击中躲进了一个竹林中，被日军野蛮地加以追杀，500多学员仅存50余人。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黄埔六期生）跳入水潭，用手枪打死了多名追击的日军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日必胜！建国必成！”喊完气壮山河的口号后被日军的乱枪打死。 国民党第19集团军第2军第9师炮兵营见习军官金柏源曾经历了那场混乱的大撤退。几十年后，他以异常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那场凄凉而混乱的景象： 当时敌人在战争形式上是向战场实行中央突破，其实是佯攻，吸引我们主力。后来证实敌军经过几个月激烈战斗，受到巨大伤亡后，采取了战略迂回，突然从金山卫登陆了，战场形势突变，大军仓猝后撤，茫茫黑夜，十几万大军，挤在一条路上，大多数跟着部队跑，但少数人离队逃跑了。 这时最艰苦的要算我们炮兵了，骡马为防空袭都留在后方，前方都是小路，拆卸下来要靠人抬。兵败如山倒，途之为塞，真是寸步艰难，只看见步兵轻装过去，也看见军长李延年换了长衫跑过。更焦急的是有些人跟不上，我又不得不回头去找他们，在前进路上不得不倒退，有时寻得很远仍未见人。 时已深夜，散兵成群，河面有些逃难的民船，他们仅带些必要的衣物粮食，岸上的士兵要求船靠岸搭乘，船在枪声与厉声中，不得不靠拢过来，士兵争先恐后而上，由于超载，船下沉，寒冬腊月身上全湿透了，带来的衣物粮食全沉没了，再前进，沿途看到一些象从未出过远门的富家妇女提着一只篮子，鞋子外套上一双草鞋，右手持一竹棒作拐杖。 我心想茫茫路途往何方，篮里的冷饭能维持几天？遥远的持久抗战，他们何处是归宿，何处可安息！再前进沿路都是被敌机炸毁的一片瓦砾废墟、折断的电线杆、杂乱的电线、满目疮痕。路边溪塘里漂浮着多具已被水浸泡多天肿大尸体，更凄惨的是路旁躺着哀叫的伤兵：“做做好事呵，补我一枪！”这种重伤后无人过问的情景，令人惨痛难忍。在车站、在城市，敌机狂轰滥炸，变成人间地狱般的火海。有的全家被炸死。有的只剩一人，有的孩子还在惨叫，妈妈早已死去，永远不能回来。 回想数月前，全民抗战的情绪多么高昂，全民的确都组织起来了，如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救护队等等。沿着京沪铁路。全民挖战壕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我们在黑暗的茫茫长夜仓猝后撤，紧张的心情，不知寒冷与饥饿，日夜兼程走。从苏州、无锡、常州沿途所见，这曾是美丽富饶的天堂，今日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惨不忍睹！一路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没有死的人背景离乡，扶老携幼，流离颠沛，走上了流浪的道路。我们行军路中，到处听到凄惨的哭泣，这是一个现实的恶梦，人间的残酷，胜过传说中的地狱。 在我军撤退的途中，经过了两道预筑的国防工事，即吴福线（苏州－福山）和锡澄线（无锡－澄江）。按照战前的作战计划，我军在上海地区进行一定的抵抗后要逐次地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内以作持久的防御战。 可是，在十一月九日我军撤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时，由于各部队的建制已被打乱，部队无法进行集结和调动，身后又有日军紧紧地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大部队无法利用这两道国防工事进行有效的抵抗，极少数掩护断后的部队又找不到工事的门钥匙，因此，我几十万大军只好纷杂拥挤地穿越这两道耗费无数财力建成的工事径直奔西而走。于是乎这两道“东方马诺其防线”只得眼怔怔的望着一批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大兵们扬鞭越驴从自己高贵的头上腾空而过践踏着大好山河。 十一月十九日，苏州陷落。十一月二十五日，无锡陷落。 直到十一月末，我分兵两路撤退的大军在南京附近和在皖浙的广德附近方才收住阵脚，抵御进攻的日军。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到此结束。 五、五十九年后的反思 淞沪大会战已经过去五十九年了，今天，我们才知道，在那场战役中，我军伤亡人数在四十万以上，参战的七十多个师大部份中途补充了三、四次，营连排级军官损失殆尽，大多数部队的伤亡率均在80％左右，我方则丢失了上海、苏洲、杭州、无锡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首都南京随后也丢失）沿途的民众百姓更是遭受了家破人亡，流浪内陆之苦，我方的物资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日军的伤亡却只有四万人左右。 显然，失败的是我军。 我军为什么会失败呢？几十年之后，当年参加过那场大血战的我军官兵，从高级军官到连排长，都在回忆文章中从多方面反思了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日军的武器装备占绝对的优势。尤其是飞机和大炮给我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我军只有少量的老式火炮和轻武器。 ②地形地势对我军不利。我几十万大军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水网系地带，只好趴在一米深的战壕中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的打击。正如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指出： 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倭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③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和日军作战。在日军的立体战法之下，不知疏散和伪装，仅凭一腔的爱国的勇敢而招致了许多无谓的伤亡。正如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在几十年后总结的那样： 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视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后的思想了。 ④战场上，我方后勤工作跟不上。官兵以往往空腹作战。还有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躺在战壕任其日军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重，重伤者自生自灭了，请看第21集团军一个连长篮中民的讲述： ……到半夜才接到团部命令，把全部带回后方休整。阵地同友军重新部署作战。我撤退时，就有不少士兵表求说，我腿断了，走不动了，请求连长设法带我们回去吧！不然就给我们加一枪，免得受苦。我难过地对他们说，我自己背不上你们，各弟兄都带有弹药武器，怎能扶你们走，请你们安心在此，待我回去请团部派担架来抬你们回去！ 此时真有“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感。后来有没有担架去救他们，不得而知。云南部队王甲本副师长在前线视察阵地，经过我连阵地时，和我交谈彼此情况，我说几天来，我广西部队损失很大。后来王副师长说，他们的部队伤亡更惨，将士尸体填满战壕。 ⑤战役期间，我军始终没有没立预备兵团。我军是一个部队一个部队逐渐加入作战的。每个师在第一线上只能打三、五天，然后另一支部队接替过来。各个部队是轮番挨打，各个被打烂。到后来无兵可调，只好从我军两翼的沿海沿江防御日军登陆的部队中逐渐地油调出来增援第一线。以致两翼空虚，被日军从金山卫方向包围过来而导致全线溃退。 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军统帅部在战略方面的失误。在战役之初，当我军未能攻占日军据点时，就应该及时撤出以对付左翼登陆的日军增援部队。而当日军的主力向我军攻击时，在我军作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应该将部队逐次的撤到预筑的两道国防工事中作有倚托的持久抵抗，更不应该把大量的部队从内陆调到上海附近和日军做决战。 尤其是日军的立体火力导致我军伤亡之重时，我军应立即撤出狭小的战场到广阔的腹地中与日军作运动战和持久战。我统帅部和蒋介石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十一月一日前，当我军已经准备撤退时，反而节外生枝，命令我军停止撤退再坚守一个时期，以等待国际联盟开会讨论制裁日本政府的决议结果，使我军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了。 概而言之，正是我统帅部的战略失误方才导致了我军的大失败。 而在这种错误方针下，我军的官兵无论是如何的勇敢和不怕牺牲，都是无力扭转整个战场走向失败的局面的。 [ 注：真想象不出来，在淞沪战役牺牲的几十万我爱国官兵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会作何感慨？ ] 以上的六点，当年的国民党将士们总结的是正确的，除了这六点，我还想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一下我军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是关于这场战役的起因，即我军应不应该在当时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调动部队对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主动性的攻击？ 这一点，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日军参谋本部的计划，只将日军的作战行动放在华北方向，原则上不在华中和上海一带用兵。只是因为中国军队主动地对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之后，日军参谋本部方才决定将准备用于华北的日军几个师团调到华中以增援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确切的说，当年的我军如果不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的话，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日军不会调动主力部队用兵于上海和华中地区的。这样一来，我军就不会在那个狭小的地域内遭受日军的重大打击。也不会很快地丢失上海和南京，而以后我国的抗战就不会那么的沉重。 今天来看。当年我军的主动性打击，非但没有扫除日军在上海的桥头堡，反而弄巧成拙将日军的进攻矛头过早地吸引到了华中地区，进而导致了我军处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极为不利的局势。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历史问题，我们还是看看当年的日本统帅部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吧。 从战后日本政府披露的史实资料来看，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便决定向华北增兵打击中国军队，而对于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原则上不给予增兵与华作战，但可以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动一定的兵力到长江下游和上海一带保护当地的日本侨民集体撤到上海。而且这个行动只限于海军范围。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日军也基本上是按着上述方针做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我军如果不对上海的日军主动打击的话，这场淞沪战役基本上可以避免，起码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而我军就有可能不在淞沪地区遭到那样的失败。 今天，有人可能会说，当年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正是忠实的执行了我统帅部几年前就已经制定的作战计划，因此这个行动无可非议。 但是，我要追问一句，国际风云是一时多变，我国与日本国的关系也是一时多变，难道我军统帅部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都要机械地执行几年前预定的作战计划吗？ [ 注：战争初期，我国政府的外交机构和谍报机关不知在干什么？ ] 有一个问题很明显，那就是我国是一个弱国，工业几乎是个零，官兵的军事素质很低，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太薄，在这种劣势的状态下，面对高度现代化的日军，我国政府在对待战争这个问题方面应该慎重，绝对不可头脑发热，更不能轻举妄动。具体地讲，当时我军在华北抗击的时候，在华中地区应该冷静观察。 从我方的角度讲，不可刺激日军，以免我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更不能主动打击日军诱使日军将侵略矛头转向我上海和南京附近。除非日军主动出兵打击我军。当时我军在华中采取的方案应是能不打尽量不打，能不刺激尽量不刺激日军。道理很明显，一旦打起来，只能对我军不利。即使我军将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消灭了，拥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日军仍然会不费力的从上海一带登陆进攻我国的华中腹地。所以，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是个错误的行动。 今天，很可能有人说，你这个说法是十足的投降不抵抗政案，是典型的卖国主义。 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面对日军的侵略而不抵抗，我只是说，我们是弱国，在强敌面前，我们千万要慎重，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到刀按在脖子的时候，我们不可在华中沿海轻举妄动去刺激日军，更不可主动去打击日军，等到日军一旦在华中动手打击我军的话，我们再回手也不晚。在国与国发生对抗的情况下，爱国是爱国，策略是策略，绝不能一味地爱国而忘记了策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都知道的。 [ 注：二战中，苏联的一个将军曾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你的一个外交行动可以顶我们十个师。 ] 第二点，当我军轻率地在上海地区和日军大打起来之后，尤其是打到十月中旬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70万疲劳不堪，伤亡重大的部队已经陷入了战场并无力地扭转整个局势时，我统帅部就应该及时地将眼光放得远一些。超越当时的作战区域而考虑问题，或是争取另外的手段将日军迅速赶下海，或是及早地撤出部队，二者必取其一。另外，我军统帅部还应及时洞察和分析日军的动向。例如，日军已经动员和投入了20余万大军及大量的海、空军力量，打了二个多月了，仍然没能打开局面，作战双方呈现胶着相持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都自然地要积极的寻求和争取另外的方式和手段来尽快地解决这种令人头痛的困境。这本是一种军事常识，或是一种军事规律。 事实表明，日军参谋本部在十月初就开始着手寻求一种另外的方式来解决上海日军的困境──抽调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打击我军的侧背处。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解决方式。 按着一般的军事常识讲，日军的这种解决方式是我军任何一个稍有军事素养的高级军官及参谋人员都能预见到的。然而，恰恰相反，事实上，对于日军的这种军事部署，我军统帅部中却没有人给予应有的注意和洞察。 当然，在十月之后的日子里，我军统帅部也自然地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摆锐困境，这就是在十一月初之前决定全线逐次撤退到国防工事作持久抵抗。应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解决方式，除此之外，另无良策。因为我军缺少海、空军力量，所以，不可能从日军的背后打击日军，（日军的背后是江海）撤退是我军唯一的可行的解决方式。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就这么一点点的消极的解决方式也被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个人所轻易地破坏了！ 这样，我几十万大军，也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几天之后的灾难之中了。 而我70万军，无论是前线最高指挥官陈诚、朱绍良、张发奎，还是几十万下层的爱国官兵，都无法，也无力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几天之后的命运早已经被一个人给安排好了。 今天来看，正是我军统帅部十一月一日改变了撤退的计划方才导致了我军日后的失败。这个计划的改变，固然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意旨和决定，可是，深入地分析，这也是当时的我们国家的体制和我们政府的政治机制所决定的。 一句话，这是一种专制式的国家体制，一种非民主的决策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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