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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由京抗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组成的中国大运河（本专题简称“运河”或“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始发干春秋、形成干隋唐、畅通干明清的人工运河，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 千里运河，流淌千年，不但为其穿行而过的市镇街村带来财富融通和文化汇集，还让浸润其中的每一处地域都散发着独具魅力的人文气质，构建了一幅生生不息的水岸繁华图。 中国大运河山东段，由此至南依次经过德州、聊城、泰安、济宁和枣庄5个设区市，全长643公里，占据了总河段的近三分之一，遗产点超过四分之一，被誉为“山东的莱茵河”。 走进运河山东段沿岸城市群，我们将寻访纪录的“第一落点”聚焦在一座座碼头。以此为牵引，由点及面地透过运河沿岸人文景观，找寻城镇市井民生记忆，沉淀出民间视角的运河故事。 走在故事里的我们常会发出感叹：在时间的缝隙里，有些故事有如尘埃，常常被忽略。此如，在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浓墨重彩的光鲜叙事里，那些见证繁华航运历史的运河老码头，在落寞中鲜有关注。 我们以为，作为运河文化生态上的人文脐带，码头无疑是拉伸运河沿岸城镇人文历史厚度和地理风华深度的牵引力，无论用怎样的笔墨和影像去描述和描绘它，似乎都不为过。 最初的时候，运河沿岸原本没有码头。 灌溉之利显现之后，运河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舟楫流通。尤其是漕运初兴后，运河之上，商船密集，两岸生机骤现。 商业因运河发轫，城镇依运河而兴。水上、岸上，船桨翻浪，车水马龙。渔夫、船家、纤夫和码头工人以运河为生，一代又一代在运河上劳作生息;全国各地的商人、文人、匠人通过运河进行广泛交流…… 南下北上的人，停一停，还需歇一歇，于是便有了停靠休憩的码头。 逐水而居、因水而兴的运河码头，在商业文明的驱动下，随运河成长为民居、集市、城镇，继而发展形成运河文化、运河经济、运河民俗，一部水上文明史就此打开。 时至今日，如果说那些日渐消弭于岁月长河里的运河码头，早已蜕变显影为一座座不断成长着的运河城镇，那么从码头延展至民间深处的流午时光，其实就是折射在运河烟波倒影里的城市万家灯火。 这样的人间姻火气，是运河流水带不走的光阴故事。它们不会随历史烽烟远去，而是在长河流韵里千年不朽。 德州 城里城外 行舟北顾 程洪建 历史，犹如滔滔黄水中飘来荡去的一叶孤舟。风雨飘摇经年，当两条长河乃至更多大小不一的河流在这里交汇交融，运河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港湾。 德州，与落户成长于运河沿岸的诸多城镇不完全一样，似乎是带着一个亲近和守望运河的故事发展壮大在华北平原上的。 水润“大德之州” 8月初，适逢“七下八上”的雨季汛期，我们开启中国大运河山东段城市群自北向南的寻访之旅，首站是德州。 “黄沙卫河水，清野德州城。” 驱车往北，行驶在被雨水打湿浸漫的高速公路上，车子犹如水中行舟——在进入德州城的时候，这一并不算多么优雅的词句闯入思维。 数千年前，古黄河泥沙在此填海造陆，茫茫浅海变为冲积平原，黄河凝塑的农耕文明在这里得以赓续传承。 黄河、卫河、运河，这三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水域流脉，在这里激情交汇、温情相遇后，自隋唐至清末的千百年间，当运河成为漕运这一水上交通的中坚力量，沟通、串联起包括德州在内的沿岸诸多城镇、村落，一并走向繁盛。 从古至今，德州与水因缘际会，有着难分难解的渊源。境内，远古黄河、鬲津河、马颊河、胡苏河、钩盘河、徒骇河等河流东西横穿，中国大运河南北贯通。 因了“水”这一地域资源禀赋，今日德州人，赋予了这片土地“儒风水韵，大德之州”的人文标签。这既是历史赋予德州的文化财富，也是当代德州重塑的城市名片。 在中国境域，能以“大德”扬名的州城，不独德州一城一地。 贾平凹先生在其作品《定西笔记》中这样说：“在我的认识里，中国是有三块地方很值得行走的，一是山西的运城和临汾一带，二是陕西的韩城、合阳、朝邑一带，再就是甘肃陇右了。这三块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纯厚，都是国家的大德之域，其德刚健而文明，同样的命运却是它们都长期以来被国人忽略甚至遗忘。” 他大概不会想到，距离山陕甘地区不算太近的山东德州，虽有别于他笔下的上述德育之地，却也是名实相符的“大德之域”。 德州之“德”，乃德水之“德”。 这一温暖人心温润方域的地名元素，表面上与狂龙般自青藏高原一路奔突中原地区的古黄河有关，其实更要拜深信方士、迷信占卜术的秦始皇所赐。 黄河一向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说句老实话，我们的这位“母亲”，远古年间的脾气其实很坏，一不高兴就会耍脾气使性子，在其夺地改道的历史流向里，黄沙漫卷、郊野荒芜，铺陈在华北平原上一幕幕场景，显影的是沧海桑田的变迁敌不过摧枯拉朽的湮没。 洪水，是一个比猛兽危险千百倍的敌人。所幸，这一自然灾害并未超出中华文明的认知范畴。我们的远祖先民，在直面洪涝灾害而施行的智勇应对之策，以及所表现的敢于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令后人敬服。 德州境内的县域——禹城市，至今流传着大禹治水的许多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 先人的智慧，不是今人所能企及的，哪怕是我辈有了今日今时的科技赋能。在此更想强调的是，被这一智慧加持的神话故事，所能揭示的种种美好背后，往往会隐藏着一段段不堪的历史记忆。 以“大德之州”行名的德州，在其“以水名州、因河设卫”的历史沿革里，身边曾经流淌的古黄河，并没有为她带来该有的安澜。 按照古代阴阳派代表人物邹衍的五行相克原理，大一统的秦朝属“水德”。黄土高原上的赳赳老秦，缺水日久、苦水日甚，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始皇，眼界不再局限于旧时秦国的一域一隅，遂豪横地将流出秦地、流通更远方的古黄河改名为“德水”。 为政以德，化育天下。始皇帝大概是寄望德水为他治下的大秦帝国广布恩泽吧。 地处今日黄河北岸的德州，就因处在古立碑的年代其实很近，却感觉有一点老态龙钟。这状态，似乎跟它所处的地表位置和历史境地特别相符。 站立在运河东大堤碑刻立石处往东看去，心里一直在感叹：一个杂草丛生之地，竟然会是大运河峥嵘时代滋生繁华、衍生荣光的地方！ “作为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北厂漕仓遗址为研究德州运河史、交通航运史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重要依据。”陪同采访的德州市原文物局副局长张立明，指向东边一块空旷地时的德水之畔而得名。 “秦时，赐河以名，曰'德水;汉时，德水之畔设城置县，易名'安德。” 由此可见，自秦、汉之后，“城因水而得名，人因水而得生”，由“德水”易名“安德”，此后的历史沿革又经多变，延至今天的“德州”之称，一个“德”字，溯源了一座城的来路和前方。 古黄河让其得名，大运河助其成名。自隋、唐漕运兴起，从未与水失之交臂的德州，终因大运河闻名全国，不但给予了她发展的第一次机遇，而且让其闪亮登场在中国的历史舞台。 拱卫“神京门户” 德州城外，北郊。 德城区西北大运河东大堤外的二屯镇北厂村，与河北省搭界接壤。 北厂漕仓遗址，这个活跃于德州历史舞台上有重大影响的运河漕运文化地标，就矗立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们走进德州，行走运河沿线特意去造访的一个重要遗产点。 这里已很老，老到只剩下几块与运河朝夕厮守的石碑。 立在细雨中的“北厂漕仓遗址”刻碑，带强调说：“先有北厂街，再有德州城。” 這其实也是德州方志学界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北厂也称“北仓”，原本就是运河德州段旧时的一座码头，是这座城市不能忽略的运河人文遗址。时下，以北厂遗址为基础、以漕运文化为灵魂的“运河小镇”建设项目，就选址此地。 今天的德州市德城区，因为旧时的北厂码头，以及由其衍生的街区和漕仓，那运河流水两岸曾经的人文风景，才多了古朴和沧桑的意蕴。 明清时期的德州城尽得运河风流，一叶叶扁舟、一队队商船南来北往，舟船靠岸的码头及由此衍生的街区，便是烟火气升腾之地。 彼时的南关、北厂、二郎庙这三大“宝地”，不但是旧时德州城的知名历史老街区和人文景观，还让这座城赢得了“商贸繁盛之地”的美誉。这其中，“北厂”是德州本土方志专家、历史地理学者最绕不开的地域人文标签。 北厂带给德州城美誉的背后，关于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不得不提：一个有关“国家粮仓”，另一个有关“神京门户”。 二者关联的不止是一座码头、一爿漕仓、一个街区与运河共生共荣的关系。南望济南、北倚京津，沿黄河故道、居运河之滨，处于华北平原中心，站在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分界线上，历来为兵家攻守必争之地的德州，拱卫兵粮相见的“神京门户”，或许才是历史赋予她的首要的战略使命。 “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 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德州所处的地理位置给予很高评价。 肇始于春秋战国，在长达500多年的诸侯争霸割据历史中，德州独特的战略地位，使其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则成为各国会盟的要津，时则成为齐晋争夺的重地。 秦、汉以降，德州的这一战略地理空间不断得到拓展。 对此，明代陈亮彩在《重修德州城记》中的褒扬不吝辞藻：“控燕云而引徐兖，襟赵魏而带溟岳，神京藉为咽喉，漕艘由之通达。” 德州段的京杭大运河是从德州市德城区及武城、夏津境内穿过。大运河通航，不但使德州成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更使得其“神京藉为咽喉”的区位战略价值，在历史上一再被重置和放大。 据《德县志》记载，公元1129年，金朝女真统治者在今德州城北运河岸边设立“将陵仓”，这是德州仓存续的最早历史。因袭古代把有空地可存放粮食及货物的栈房称为“厂”，因此这一带得名“北厂”，亦称“北仓”，仓址就是今天的北厂村。 元、明、清几代王朝看重德州的这一特殊地利优势，因循前朝旧制，先后设立国家仓廒重地——德州仓。北厂村或北厂码头，在其中无疑扮演着更为宽泛的角色。 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中心转移到这里。自元代实现南北通航的京杭大运河，将统一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支撑了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中心地位。 “德州仓，源于隋，起于金，兴于元，盛于明，衰于清”。这是德州史志学界的流行说法。 史料有载，朱元璋称帝后，朱明王朝在德州设卫建仓，修筑砖城，精心经营这个大军事基地。朱棣迁都北京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九省对京城有运粮任务。永乐年间，德州仓年递运南粮曾达600万石，成为运河历史上与临清、徐州、淮安齐名的四大名仓之一。 德州，不仅距离北京城一步之适，又是运河交通和陆路交通枢纽，兼具地理和战略意义的“神京门户”地位，远非其他运河城市所能比拟。明代德州的建制是卫城，对驻防德州城的漕军而言，看护好皇家仓廒重地，守护住国家粮仓，从政治高度出发，无疑就是担负了拱卫京都的光荣职责。 千古烽烟里的挥戈，问鼎天下前的厮杀，王朝在此征战的背影不绝于史册。其中的明初“十二连城”故事，在德州流传甚广，彰显的恰是德州城军事攻守的战略意义。 建文元年（1399），明初历时近4年的“靖难之役”爆发，建文帝先后调集80万大军，与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展开激战，德州成为拉锯战的焦点，两军争夺目标是军粮。德州守将韩观为了确保德州官仓安全，在德州城北修建连绵接续的十二个营地，统称“十二连城”，又称“十二连营”。次年，连城被燕军攻陷，德州城破。朱棣一方夺得德州仓军粮百余万石，实力大增，为其夺取战争主动权，赢得朱明王朝的皇权继统，奠定坚实基础。 兵粮相见在德州，看尽王朝胜败沉浮。透过血雨腥风的朱明王朝皇位之争不难看出，明代迁都北京之前的德州，或许还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运河商业城市。以“驻防守卫的军事重镇、储存漕粮的运河码头、战备资国的天下粮仓”来诠释，似乎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历史赋予其的“神京门户”称誉。 漕兴“九达天衢” 明朝迁都北京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大运河的漕运作用，德州被时代推着进入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由军事基地逐渐向城市化发展，成为冀、鲁、豫、苏、皖、浙、湘、鄂、赣九省通往北京的漕运交通要冲。“御路”通京的德州城，“九达天衢”的称誉，被叫响域内海外。 据德州方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德州曾是“四方百货，信于往时”，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舟车如鳞，产品堆积如山，进入全国33个商业重镇之列。 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促使明廷重新定位德州。明朝统治者于永乐九年“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对德州城进行集中规划，南北商旅被安置在城厢并设市，德州从军事重镇演化为“帆樯如林，舟楫相连”的商业名城。 史料显示，延至清乾隆年间，城内有手工业作坊200余处，商号400多家，并涌现出许多名字号和名产品，如“瑞兴号”的水和旱烟畅销天津、济南;“颐寿堂”的人参再造丸行销北京、天津;包括在运河官船和商船上飘香的德州扒鸡、采用运河两岸红胶泥烧制的德州黑陶在内的诸多商旅喜爱之物……甚至是德州农家编织的草帽辫，都能随运河流脉远销偏远地区。 运河调整、壮大了一座座城镇的商业生态，同时也改变着沿岸甚至更宽泛地域的文化延展空间，使整个运河文化带呈现出丰富、多元、交融的格局。 处于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交汇点上的德州，更因明、清以来漕運繁盛而形成的“九达天衢”区位优势，让近在咫尺的京城与全国各地的对接更为通畅，尤其是江南最富庶的广阔地区与北京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使得运河千年文化流芳聚汇融通，在德州自成人文一脉，一度成为世人向往的“燕齐之都”。 历史悠久的德州，本就人文底蕴深厚、地域禀赋不凡。 “旧河曲绕董生台，台畔黄花寂寞开。” 这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贡生马洪庆在其《董子台即事》中所写诗句。诗中描述的场景，与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有关。这位将天下儒生从大秦帝国“焚书坑儒”的至暗历史中解放出来的西汉大儒，曾在德州读书，留下了董子读书台的书香传说。 时下，融于德州运河文化景观之中的董子读书台，气势恢宏，大气磅礴，尽显大汉雄风。 董子读书台，只不过是回溯德州远期历史的一个人文显微点。聚焦当下，在德州运河沿线留存下的遗产点寻访，与沿岸百姓问古话今，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现场，时时处处呈现着古老运河给予这座城市的丰厚人文馈赠。 “运河入鲁，除发挥南北往来的漕运功能外，在中外交往史中也曾留下美好的记忆。” 安静，山东省人大代表、德州市苏禄文化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她的另一个身份，是运河异邦守陵村走出的苏禄东王第十九代后裔。她向我们讲述了与运河有关的一段中菲友好交往历史。 古苏禄国位于菲律宾的苏禄群岛上，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酋长国。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喇叱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剌卜，率领三百四十多人的友好使团，不远万里前来中国访问，受到明朝皇帝朱棣的隆重接待。归国途中，东王不幸病逝，永乐皇帝以王之礼将其厚葬德州，并亲撰碑文，树碑墓道，以垂永久。 东王长子都马合率众回国继承王位，王妃葛木宁、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留居德州守墓。以温、安两姓后裔族群聚居形成的“守陵村”——今天的德州市德城区北营社区，就源于两位守墓王子。 安静女士对我们强调说，苏禄国东王墓是中国境内唯一一座保存完整并有后裔守墓的外国国王的陵墓，也是我国历史上利用大运河对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留下的重要遗迹之一。 除苏禄王墓，大运河德州段河道周边分布着包括前述北厂漕仓遗址，以及四女寺枢纽工程等诸多遗产要素，不但见证着德州与运河相关的繁华过往，还折射了这座“九达天衢”的城市人文繁盛的历史背影。 从任何一处遗产点说起，都会开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比如我们走过四女寺枢纽工程的时候，风从河道来，大运河南岸的千年古镇——四女寺镇上，隐约有梵音自佛光寺传出。在这里，四女和睦侍亲的传说仍然古朴如新，古“武城十二景”之一的“槐荫清风”胜境，以及历史上“千乘旌旗分羽卫、九河春色护楼船”运河繁盛景象，都还能在古镇寻觅到岁月暗藏的点滴留痕。 暮色降临，雨歇处，我们似乎听到有号子声自远方响彻云霄。 这该是运河上被船工们世代传承的武城运河船工号子了。 继承传统，融汇创新，接续未来，始终是千年大运河呈现的动人主题。 德州，无论是如歌如画的运河过往，还是延续在城市根脉里的文化远方，涤荡在这代代相传而生生不息的号声中，都将在新时代演绎最美乐章。 临清 临水 浣衣枕河入巷 素心 1400多年前，京杭大运河开挖，临清由齐鲁大地上偏安一隅的无名小城，一跃成为一座运河城市。到了明清时期，凭400年漕运码头和货物集散地的地位，临清更是成为拥有百万人口、仅次于天津的北方大城，成为与苏州、杭州并列闻名天下的大商埠。 清中叶以后，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交通大动脉功能逐渐弱化。因运河而繁盛百年的临清水退船隐，不复往日辉煌。但因“运”而生的商业文明和开阔视野，却融进了小城临清的骨血当中。 明清时期山东的最大城市 临清，位于元代会通河和明代运河两条运河的交汇之地。在会通河旁，有一座中国仅存的运河钞关旧址。运河钞关是明清中央政府督理运河漕运税收的机构。明朝时期，朝廷弃海运专漕运。到了宣德四年（1429），户部发现，淮安、临清、天津等运河城市往来都城北京的货物量比以往多了好几倍。为增加收入，朝廷决定设立运河钞关，对这些城市按年定额征税。临清运河钞关正式建成。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户部主事李梓来到临清运河管理钞关。李梓发现，运河上等过关的船只堵在闸口，乱成一团。时值南粮北调的秋季，众多漕船急盼通关赶路，但不少官船却利用特权先行，严重影响了漕船通行的效率。基于此，李梓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漕船先走，商船再走，官船最后走。这样以来，船队堵塞混乱的现象得以有效解决。繁忙时，一百多只船队整齐排列，首位相接长达十几里，场景蔚为壮观。 当时，明王朝为鼓励船户参加漕运，允许漕船可以带一些南方的特产沿途销售，从北方放空返回时也可以带一些物产进行买卖。针对这种现象，李梓在临清设立了自由交易区，船员们可以于此交易。在这种开明治理下，临清商贸往来愈加繁忙。到明万历年间后期，临清钞关征税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运河钞关税收的四分之一。 到明朝初期，临清已发展成为“延袤 二十里”的繁荣城市，南来北往的货物、人员都由此中转。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初年，临清更是“帆船如林，百货山积，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那时的临清州界超过15公里，人口达100多万，成为“富庶甲齐郡”“繁华压两京”的山东最“大”的城市。 繁盛不衰的商业文明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次进京，都在临清停留。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他记录了第一次到达临清的情形： “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临清的繁盛持续了数百年，当时，运河两岸方圆二十多里，都是商业区。活跃干市场上的商人既有本地人，也有徽商、晋商和来自江浙的商人。 在临清古城，有一处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派建筑——汪家大院。这座三进三出的宅子如今只留下了两堵马头墙，但马头墙背后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后人们传颂。清朝时，每逢漕粮北运之时，往来此地的客商、船工等达数十万之多。他们习惯购买一些耐存放的咸菜，以备路途之需。在这种情况下，临清本地十几家商号做起了咸菜生意。徽州商人汪永椿随后也沿运河北上，在当地创办了一家“济美酱园”。临清人做生意和气生财、并不排外，对于汪永椿这个后来者也相当客气。出乎意料的是，徽州人的精细、讲究用在酱菜制作上，让济美酱园迅速在当地打开了市场。临清当地酱菜铺的生意日渐惨淡，但是当地酱菜铺老板们并没有抱团排挤汪永椿。 古城人的友善，让这位徽商感慨万千，于是他主动公开了自己的独家秘方。原来，临清当地人腌制咸菜时使用的是盐，而汪永春用的则是酱。后来，大家又推举汪永椿为行业带头人。汪永椿则建起了汪家大院作为共同的生产作坊。经营者们一起努力，生意越来越好，临清逐渐成为驰名中国的酱菜之乡。 临清本地商人对外地商人尊重包容的态度，促进了商业繁荣。鼎盛时期，临清城内有街二十三、市十二、巷二十九、厂七，数百家布店、茶叶店、瓷器店等不同类别的门户，按照行业类别分布在运河两岸的胡同中。胡同的名字也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在临清老城走上几趟，仍然可以发现一些以传统工商业命名的街巷，比如马市街、锅市街、箍桶巷、碾子巷、竹竿巷、粜米巷等。这些街巷名称的背后，记录着昔日繁华胜景。在这些老街乡里，仍有手艺人在传承在坚守。 因“运”而生的开阔与胸襟 为加固防御，明正统十四年（1449），朝廷派平江侯陈豫驻守临清，修建城池。陈豫建城考察地形之时，发现先前那些由中亚、西亚来此屯垦、军垦的兵士后代都散居在城外开荒种地，日子过得清贫。虽然当时朝廷对回族百姓采取保护政策，对其民族文化和宗教生活也予以认同，但他们想融入古城生活却不是那么容易。为此，陈豫利用建砖城、兴土木的机会，把回族百姓迁移到清真寺附近，让他们聚寺而居，与周围的汉族百姓加强沟通。两个多月后，砖城竣工，回族汉族居民开始融合共生，逐渐形成了“小聚居、大混居”的生活环境。今日的临清，还有两万多位回族同胞在此居住。在这里，回汉“互助互爱、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体现在每一处生活细节里。每当生日、婚礼或者孩子满月，回汉邻居都会相互邀请来做客。 清中叶以后，大运河交通大动脉的功能逐渐退化，闹市的喧嚣在古城渐渐沉寂，却在临清人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烙印——“文人学子、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赶考举子，只要从南方进京，几乎无不通过临清。适想当年舟舶星聚，帆影云展;市尘扑地，歌吹沸天;车水马龙，商贾联翩。景象何等繁华动人！”这是临清籍学者季羡林笔下的家乡。1911年，季羡林在这里出生，他从小看着运河上来来往往船只，接受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信息。受此影响，他的眼界极为开阔，对世界始终保持着好奇心。后来，季羡林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终成一代大师，而他海纳百川的治学精神与运河包容万物的特质也是一脉相承。 2019年6月28日，“齐鲁号”欧亚班列从临清出发，12天后到达俄罗斯彼尔姆。这是临清首列与国际接轨的货运专线。古时运河兴盛时临清是南北商品的集散地，今日临清正在依靠铁路等运输方式延续着往日的辉煌。 聊城 楼上楼下 明月清风 文/张乐 流水行云风烟渐起，船歇岸时一城繁华。 聊城，在明清时期保持了四百余年的繁荣。近些年来，“江北水城”和“中国北方的威尼斯”的美誉，又渐渐为人们所熟知。这一切的机缘，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 运河水潆涟，余韵贯古今。明月夜，过桥，入城，步入每一个船来船往的细节，让我们适拜了远年山陕会馆的商贾文人，端坐于光岳楼上，泡一壶清茶，就一楼清风，追看江北水城挥挥洒洒的风流。 运河古渡匠心慧智 明清時期，漕运兴盛，来往于运河上的商船穿梭于此地，因此在聊城的运河两岸出现了不少供过往船只停靠的码头。 码头是连接运河与城市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大枢纽。当年康熙南巡，走到聊城段运河的一处码头时，他都会下令将龙船靠岸，游览聊城的风光。这个码头因此变成了皇帝御用的官码头，当地人称它为“大码头”。 从大码头南望，舳舻相连，帆樯如林，宛如一幅宏丽壮阔的图画，古有“崇武连樯”之景。在大码头以北300米的地方还有一处码头，被称为“小码头”。小码头虽说原为商贾所建的私用码头，但清乾隆皇帝南巡途经聊城时，多在此登岸，驻聊观光。据传，乾隆作为康熙之孙，不敢与爷爷平起平坐在大码头登岸，故在小码头登岸。大码头和小码头附近曾是盛极一时的商业繁华地带。现如今的大码头和小码头，已成为了运河沿岸风景优美的景观带。早上人们喜欢来这附近晨跑，晚上人们喜欢来这里遛弯儿。 除了码头，运河上的闸口也是一处亮丽的风景。元朝大运河会通河段的开通，离不开庞大的人力，更离不开运河规划设计者们的聪明智慧。大运河聊城段的地形非常复杂，最高处与最低处落差达30多米，有的河段坡度很大，水流非常急，行船很是困难。为了攻克这一难题，设计者们在这一整段河道上设置了31座闸，以控制水位，保证船只顺利通过。他们运用“梯次过闸”的原理，放水行舟，让船依次通过。 “这处闸包括南闸、北闸和月河涵洞三部分，可以说是聊城境内最大的运河闸。” 在聊城周店村，已经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周家店闸至今仍保留着原貌。在周店村老人的记忆里，这座船闸当年运作的样子仍历历在目。“南来的船只要经过这里，南闸门打开，船只进入河道。这时，北边的闸门是关闭的。北侧的水流在旁边绕道而行，待水充足后，再把南闸门关掉，然后再将北闸门提起，船只就顺着水流通过了北闸门，北来的船也是这样的原理通过。” 除了周家店闸，京杭大运河聊城段上至今仍然存留的船闸还有张秋上下闸（即荆门上下闸）、辛闸、梁乡闸、土闸、戴闸、临清二闸等，这些遗迹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也是运河带动城市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有苏杭下有临张 张秋是聊城段运河上一个古老而繁华的大镇，俗话说“上有苏杭，下有临张”，其中“临”是指“临清”，而“张”即“张秋”，可见其在运河上的影响和知名度非同一般。 张秋曾是运河沿岸的重要码头，这里的运河渡口被称为“漕湟要津”。有文献记载当时的盛况，“冠盖云从，帆樯鳞集，实中原绾毂之襟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现存古渡已非原有古渡，而是在原有位置上利用原渡口石料及周边所拆古建石构件设计垒砌了一座“古渡石桥”。像这样的石桥，在张秋镇还有多处。 在张秋镇，历史的痕迹遍布各处。在张秋南街、东距运河70米的地方，有一座山陕会馆，又称关帝庙。会馆山门门洞上嵌有一石质匾额，落款为“康熙癸西孟秋毂旦，山陕东西商人同创建”。这座经历了世事变迁的会馆，是曾经繁华的最好见证。 走在张秋镇的街头，随便问几位老居民，几乎都知道当年张秋城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之说。像运河岸边的其他城镇一样，流传至今的张秋街道名称，也有很多是以其全盛时期交易商品的名字命名的，比如柴市街、果市街、纸店街、针线街、竹竿巷等。 浅浅的河水再也倒映不出桅樯帆影，静寂的河堤再也听不见纤夫的号子，不过，张秋的繁华过往，永远不会被人遗忘。正是运河带来的经济文化兴盛，让很多大臣、文人骚客将张秋的荣耀载入了史册。 亭台楼阁商贾不息 大运河沿着张秋继续北上，就到了聊城东昌府。 因地理位置特殊，聊城东昌府成为运河沿岸最重要的码头城市之一，被誉为“江北一都会”“繁华压两京”。明清时期，聊城作为运河沿岸的繁华城市，规模已相当可观，“廛市烟火之相望，不下十万户”。城区有光岳楼、绿云楼、玉皇阁、鲁仲连台、山陕会馆等众多的崇楼高阁，沿河过往的帝王相卿、文人学士喜欢在聊城逗留观光。清康熙帝曾四次来聊，乾隆帝东巡南巡，九次驻跸聊城，五次登临光岳楼，前后作诗13首，其画师还把聊城城池运河风光、名胜古迹绘成大幅写生画，刊入《南巡盛典》一书。 说起位于古城中央的光岳楼，现如今依然是聊城的地标建筑。光岳楼虽几经重修，但其建筑构件，大部分仍是初建时的原物，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是明初建筑的重要遗物，许多地方还保留了宋元风格。 移步到运河西岸，一座古旧的建筑显得格外庄重。斑驳的黑瓦，张扬的飞檐，悄声无息地渗透出自历史的严肃与神圣。 “山陕会馆”四个大字彰显有力地刻在门楣上方中间的嵌条石上，正是这座建筑之名。这座会馆是古代商人的“私人会所”，也是当年聊城经济繁荣的缩影和见证。 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历时六十六年建成，现存山门、戏楼等建筑160余间。会馆布局紧凑、装饰华丽，戏楼为二重檐十挑角，可与北京颐和园德和大戏台、故宫淑芳斋戏台相媲美。碑刻木雕、石刻砖雕，片瓦有致、寸石生情，这里集书法、绘画、雕刻艺术之大成。正殿的木质透雕额枋巧夺天工，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建筑的秀雅风格。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在这里休息，在这里听戏喝茶，在这里交谈业务……会馆好不热闹。聊城当时会馆林立，仅大小码头附近就有几十处会馆。会馆让商人们在聊城小住，带动了运河沿岸的经济繁荣。 时间穿回到现在，运河两岸林立的会馆不见了，只剩一座山陕会馆。运河沿岸的老街在政府的规划下，正在焕发新的光彩。见证了运河沿岸几十年变化的聊城市博物馆馆长兼山陕会馆馆长林虎说，“现在已经有年轻人进驻到了老街里进行创业，素食餐厅、西餐厅、咖啡店都开起来了。”“小洋菇饭局”里95后的小情侣正在忙碌着，年轻人约在这运河边的小餐馆里，吃吃饭聊聊生活。尽管时间变迁，但这运河岸边的生活依然美好得令人向往。 南北互通文昌商盛 经济、商业与文化历来相辅相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康乾时期聊城的商业达到鼎盛，當时各地巨商大贾，云集聊城。与此同时，聊城文运大开，书院满城，鸿儒相9即，翩鹊而起，聊城木版书业蓬勃发展。聊城的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四大书庄”，在运河沿岸城市中都是响当当的。那时书庄多集中在聊城古楼东大街以及东门口内外，书、笔两行，一跃成为聊城商业的佼佼者，繁盛了200余年。在林虎的记忆里，他爷爷开的“摄西书局”就在那条到处都是书庄的街上。 中国古典名著《老残游记》对聊城的木版书行也有生动的描述：老残游至东昌府大街一书行内，问行销什么书，那掌柜的道：“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管十县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作坊，许多书都是在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贩卖的。” 因运河南北互通紧密、书业发达的聊城，在清末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海源阁。海源阁是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著名藏书家、聊城人杨以增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创建的，历经五代人多方搜集、上百年积累，始初具规模。海源阁总计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4000余种、220000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其藏书之宏富，版本之精善，文物之丰富，海内闻名。 海源阁伴随着聊城古城走过滚滚硝烟，其中珍贵的藏书几经离散，如今原址上是聊城市图书馆、尼山书院，藏书多送入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如今，走过海源阁，经常能看到热爱国学的孩子们身着汉服的身影，听到他们朗诵传统经典著作的朗朗书声。 现在聊城的东昌古城，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城市格局，四条经纬分明的古老街道向四处延伸，通过长长的拱桥与湖对岸连接。在齐鲁大地上这座被誉为“东方威尼斯”“中国江北水城”的古城，方方正正、状如棋盘，在环城湖的环绕下，悠然而宁静地漂浮在千顷碧波之上…… 运河带给这座城市的繁华过往，早已消散，但大运河申遗成功，又让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崭新的运河古都正蓄势待发。 （未署名图片由聊城市委宣传部提供） 东平 夕烟野渡 放歌江湖 尹燕军 “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生撅做两三截……” 这是《黑旋风双献功》里的经典唱段。这样的乡音俚曲，东平湖区的百姓俗称“老戏”。唱词唱腔唱调，出自民间，源于乡野，自古至今，从没有改变水浒草莽味和江湖任侠气。 千年古镇一台戏，舞台或许不在了，戏却没有落幕。这一点，像极了大运河的流脉永远活在当下一样。 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自元代开始流经东平，在东平湖范围内不断变迁。元世祖二十年（1283），开凿了南起任城（今济宁市任城区）北至须城县（今东平县）安民山，长130公里的济水河;元世祖二十六年（1289）完成了安民山至临清长250余里的会通河（明称永济渠）。至此，京杭运河南北贯通，东平成为运河上的一颗明珠。 大运河流经东平，只有短短的43公里。然而，这43公里的运河，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心脏所在，始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的运河之心戴村坝，“遏汶济运”保证了运河畅通，繁荣了明清两代的漕运，毛泽东主席称赞它“是个了不起的工程”。 水流潺潺，顺着运河追寻历史的足迹，运河东平段内曾形成三个比较重要的城镇。始建于宋咸平三年（1000）的州城（今州城街道），便是其中之一。 旧时州城为水旱码头，濒临湖区，是历史上被我国文化名流誉为“郓学”源头、水浒故里、“元曲”始发地的文化重镇，也是宋代东平府、元代东平路治所，是宋元明清千余年间鲁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老人们的讲述中，古城立即重现生机商贾云集，百业兴隆;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运河上帆樯林立，轴舻相连;岸边车马喧嚣，货物堆积如山，运河畔千年古镇连接古今，串起了人们美好的回忆。 夏日街邊纳凉的李姓老人讲起当年“一溜十八口”的故事，头头是道：“旧时州城从袁仲口到大安山30余里路程，沿运有王思口、王仲口、常仲口等18个摆渡码头，咱都称这叫'十八口，秉承水浒遗风的摆渡人免费为沿河两岸的老百姓、过往的商人摆渡，近年关才跟商铺收取些米粮和费用，他们的善行义举对漕运和物资集散做了大贡献。” 在漕运旺季，运河里的帆船首尾相连，一旦起运，绵延数十里，蔚为壮观，白天百舸争流，夜间渔火满天，成就了东平古八景中的“会河帆影”景象;运河之内，茶肆饭馆人声鼎沸，曲艺弹唱、歌舞杂耍，随处可见，诗人元好问曾数游东平，其《出东平》一诗中便有“高城回首一长嗟”“市声浩浩如欲沸”等佳句，描绘当时州城的壮观与繁盛景象。 天宝物华之地，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达于鼎盛，居于中国文化的高端。其中，元代的东平府学和杂剧，声震京都，闻名四海，成为领风骚于华夏的学界骁楚和文坛时尚。 东平学风，由此被专家认为“影响了有元一代”。 在浓重学风影响下，涌现了一代一代英贤俊杰，流传着一个一个鲜活的故事。宋代梁灏梁固父子同为状元，成为中国千年科考史上流传不衰之美谈;元代集中国农学之大成的农业科学家王桢，所写《农书》为我国第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巨著;有“小关汉卿”之称的元代大戏剧家高文秀，以写“水浒戏”著称……历史先贤，俊采星驰，彪炳千秋。 “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生撅做两三截……”提及元杂剧，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总能哼唱出《黑旋风双献功》的选段。水浒好汉黑旋风李逵活生生地伫立眼前，彪形黑大汉把作恶多端的坏家伙揪了起来，“咯吱吱”拟写脊梁折断声，形象又生动。 在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的元代，东平府是元杂剧中心，北宋宋江等起义的故事传说成为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水浒戏中蕴合方言元素的唱词，鲜活泼辣，是诗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时至今日，世人在水浒戏中感受英雄们的豪情壮举，好汉故事广为传扬。 文化的丰澹与绚丽，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众多遗址古迹而传世。宋代父子状元坊、状元府，明代武之大“龙门连跃坊”等七十二架坊，另有文庙、关帝庙、报恩寺、清真寺等寺庙祠二十几处，独具特色，今牌坊街、文庙街等古街古貌犹在，古风犹存。 听，非遗传承渔鼓、端贡腔、四音戏;赏，传统技艺摔二鬼、舞狮、踩高跷;观，武术精髓子午门、少林拳、梅花拳;赞，民间艺术剪纸、泥塑……对传统老字号的坚守，对现代元素的探索，这一切，构成了州城历史的源远流长，突显了京杭运河之畔文化的丰满瑰丽。 “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此为《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的东平盛景。如今，大运河流淌进新时代，同时迎来新机遇。 大运河文化应如何保护传承？千年古镇州城在实践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贯彻落实“生态立县、绿色发展”战略，全力打造富有生态底色、农业本色、文旅特色、康养亮色的“四色州城”，让大运河的文化之水、生态之水在此长流不息。 有“运河水柜”之称的东平湖，原为古大野泽和梁山泊的遗迹，是古济水和汶水的交汇地带，是大运河山东段的最大水源地。 时下，立足保护水源地生态，州城高规格打造沿湖绿色生态长廊，全面彻底清理流域河道，着力构筑“蓝绿交融”的生态隆起带，着力建设天蓝、水清、绿满州城，维护好大运河沿线绿色风貌。今日州城虽不见古城旧貌，但清人笔下“荷花半城，渔舟唱晚，风景清幽，不亚江南”的秀美景色愈发靓丽。 繁华不只为追忆，更应是今生的触手可及。 千百年间伴运河而生的运河文化遗产，并没有随着运河的断航而消失。如今，东平构筑起戴村坝、大清河、黄河、东平湖、州城、大安山等人文与自然景观协调一致的运河文化旅游带，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大运河东平段，正持续焕发着生机活力。 济宁 南眺北望 济世安宁 满涛 雨水绵密。 运河之都的文化底色，鲜亮、鲜活了几许。 竹竿巷的青石板路，潮湿而洁净，闪着水光。路上少有行人，偶尔响起的脚步声，让这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运河古巷更显清幽。 与竹竿巷的历史相比，张箩匠经营竹器杂货店的40年，似乎并不太长，但对于人生而言，40年又何其漫长。张箩匠本名张步财，在20世纪80年代初落脚于此，从一间小铺开始，到如今租用顺河清真东大寺的三间门面，贩卖竹器、厨具一应杂货，支撑着三代人的生活。 竹竿巷因河而兴。这条河就是自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济宁而开掘的济州河，今称老运河，距今已700余年。 据史料载，济州河的通航，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济州治所任城，很快成为运河上的繁华城市。元人赵孟頫作《济州》写道：“旧济知何处，新城久作州。危桥通去驿，高堰裹行舟。市杂荆吴客，河分兖泗流。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则在其游记中描写了运河沿岸的繁盛景象：“第三日晚上便抵达济宁，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手工艺制品特别丰富……城的南端有一条很深的大河经过，居民将它分成两个支流，一支向东流，流经契丹省，一支向西流，经过蛮子省。河中航行的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不敢相信。这条河正好供两个省区航运，河中的船舶往来如织，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商品的船舶吨位与数量，就会令人惊讶不已。” 这是老运河久远的荣光，如今它已没落为狭窄的城区内河，仿佛人体内一条纤细的血管，向南连接南阳湖，向西穿过半个城区接入梁济运河，成为现代京杭运河的一条支流。 济宁背依梁山水泊，前俯微山湖，地连河南、安徽、江苏，水牵京津、苏杭。自从元代运河穿城开通，这里就成了江北著名的水陆码头，“居运道之中”“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控引江淮咽喉”，一时商贾云集。京杭大运河流经济宁约230公里，串联了微山湖、南阳古镇、微山岛、南旺分水龙王庙、中都佛苑，是一条文化内涵丰富、旅游资源密集的文化遗产廊道。作为调控中国南北大动脉的枢纽，在济宁南旺段河道建有运河上最为知名的水利工程——南旺分水工程，号称“北方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加以这里地理环境优美，早就留下了“江北小苏州”的美称。元明清三朝均在济宁設有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督衙门，特别是由散州复升为直隶州之后，更是成了鲁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声名显赫的“运河之都”。 济宁城区至今河道众多，除了老运河，还有小洗河、小府河、越河、任城河，水系勾连，清浊不一。上码头、杨家坝、林家湾、东闸、西闸、中心闸、大闸口、小闸口，这些有着丰富记忆的地名依然留存，只是被大多数行人忽略了，他们很少能想到这些车水马龙的街区，也曾是商舟云集的码头、河湾。对于济宁人，老运河更多的是一种母亲河的象征。 今年66岁的张箩匠几年前把杂货铺传给了儿子一家经营，自己和老伴守在清真寺拐角的自家仓库里做些辅助的事。没事的时候，他将一些竹子的下角料加工成包饺子的厨具。“现在都没人用了，光靠竹竿子连房租也挣不出来。”他坐在廓下，埋头干活，门边立着的一捆竹竿有些可有可无。尽管他用半生的努力租下来了三间铺子，但还是觉得现在的生意不如以前。两间主要的门面由儿子张悦林和儿媳打理，分门别类，摆放得井井有条，不时有人进店看货。他们的两个女儿在里屋看电视， “还有一个小儿子呢，在上辅导班。”张悦林妻子脸上忽然绽开笑容。 张箩匠家的铺子位置得天独厚，占据着顺河清真东大寺毗邻街口的地势。清真东大寺座落在老运河西岸，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有600余年历史，古朴庄严，蔚为壮观。 竹竿巷位于济宁市老运河南岸，实际是由首尾相连的五条老街巷组成，以清真东大寺为中心，依次向西、向南延展，是经营竹编、土产、杂货为主的著名手工业作坊区，自京杭大运河改道济宁后逐渐发展起来。或前店后厂，或下店上居，竹竿巷里这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不知始于何时，同族的兄弟子侄们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各据一铺，经营着相似的行业，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店铺大者三五间，小者仅数平方米，几十年如一日。 如果说竹竿巷代表着运河畔手工作坊的原生业态，那么“京省驰名、味压江南”的玉堂酱园便是济宁近现代商业文化的代表。老运河向北绕过东大寺，西行约千米，即是玉堂酱园，与诗仙李白的故居太白楼隔河远望。这是一家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生产的各种酱菜曾作为贡菜每年送进皇宫，名声远播海内外。对于济宁人来说，玉堂酱园并不仅仅是几味酱菜，而是弥漫在记忆里的传统味道。从青花瓷坛里的各种小菜到琳琅满目的新品佳肴，玉堂酱菜的味道在几百年的岁月里，逐渐融入济宁人的记忆，成为一种文化。说起玉堂酱园的历史，也许要用一部传奇来讲述。300年来，它经历了“京省驰名，味压江南”的辉煌，也险些堕入破产的境地，但每次都能东山再起，再创奇迹，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今天，玉堂酱园已迁至占地260亩的新厂，迎来了新的发展。虽已迁走，但人们经过南门口，仍会想起玉堂酱园，想起运河里满载南北货色的船只，将它看作江北苏州、水陆繁华的象征。 河对岸的太白楼，是大诗人李白的故居。公元736年夏初，时年36岁的李白带妻儿迁居济宁，从此定居于此达23年之久。在这里，他写下了《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等彪炳千古的诗篇，可以说济宁才是诗人真正的家乡。其间，与远道而来的杜甫有过多次交游，成为华夏诗坛不朽的盛事。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循运河来此驻足凭栏，寻觅久远的诗心。 如今，太白楼下依然存在一个小小的太白照相馆，夫妻俩经营，已经十几年，靠修复老照片和拍证件照养活一家人。没有豪华的装饰，没有繁杂的业务，在手机取代相机的今天，钱勇和妻子专心修复着老照片。 从南门口往北，远远地就能看到一棵千年古槐，身披红绫，巨大的枝桠托举起千百年的沧桑。这条南北路因它被称为古槐路。这棵古槐树是济宁人心中的长者，被尊称为“山阳古槐”。三十多年前，这棵垂垂老矣的古槐忽然焕发了新枝，成为一时盛景。就在古槐树北边不远，河道总督衙门复建工程正在加紧进行。 早在2010年，在原济宁一中古槐校区（现运河实验中学）北面的宿舍区，考古人员对历史上的河道总督衙门进行了局部勘探性发掘。考古显示，河道总督衙门占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有书院射圃、演武厅等，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威严。至今济宁市博物馆仍保存着一门清代铁炮，炮筒铸有“河道总督署造”。有史记载的188位河道总督中，林则徐应是最为著名的一位。道光十一年（1831），林则徐出任济宁河道总督，虽然在济宁任期只有164天，但对运河的重点工程极为重视，上奏朝廷请修五处堤工、民堰、减水坝，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济宁学院教授汪孔田撰文指出，济宁之所以定位为“运河之都”，是由厚重的运河文化底蕴所决定的。由于地处运河最为紧要的位置，元明清三朝都视济宁为运河中枢要地，均将河道总督衙门驻节在济宁，以节制运河及黄河两大河道。因而，济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河古城”，而是镶嵌在1797公里京杭大运河中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 河道总督衙门的复建，无疑是对汪孔田教授研究的呼应，也为济宁之为“运河之都”作了最有力的注脚。 令人称奇的是，随着河道总督衙门的原址复建，一件意想不到的“活文物”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这件“活文物”，也是一棵槐树，比“千年古槐”年轻很多，只有两百余岁。神奇就在于它生长在河道总督衙门旧址西侧路边。原本是一棵普通的老树，随着河道总督衙门的发掘和复建，人们才发现，它竟是河道总督衙门兴废的亲历者，依然在这片运河滋养的故地上生生不息。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 是的，这是生命的奇迹，也是运河的奇迹。 每天，这里都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变化着，运河两岸，高楼林立，新的功能区期待着运河发挥更大的作用。自1969年梁济运河通航以来，京杭大运河的内涵便超越了那条古老的运河，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这条航道至今繁忙，依托济宁港发挥着重要作用。济宁港是京杭大运河6大港口之一，现已发展成为以郭庄港作业区为主的组群式港口，是京杭大运河上唯一经营集装箱业务的港口和大型航运物资集散地，年吞吐能力500万吨，与刚刚建成的山东京杭铁水联运物流中心适相呼应。在国家大力推进多式联运的时代背景下，大运河必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在“京杭运河经济带”与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之间，构建起经济合理、集约高效的物流运输集散地大通道，带动相关产业大发展。 运河之都，孔孟之乡。济宁因运河而兴，因文化而盛，未来必将在时间的长河中开创新的纪元。 南阳古镇 水上人家 湖风流年 满涛 南阳岛，位于微山湖北端的南阳湖中，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岛而过，今称“南阳古镇”。 南阳之所以称为古镇，概因古远，自战国时期即有人家。至明清间，随着京杭运河的开通而兴旺，作为运河商埠，南阳逐渐形成水乡市镇，成为古运河畔“四大名镇”之一。今天这里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 南阳古镇，以商埠码头闻名，明清两朝曾有过非常繁盛的时期，既是湖西金、嘉、鱼及湖东邹、滕诸县乃至整个鲁西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又是“京广百杂货”聚散批发的商业码头，镇上人家十有八九经商开店，店铺栉次鳞比，仅粮行就有十二家之多，还有皇家盐店负责附近的食盐供应。至1915年，还建有鱼台县商会南阳镇分会，是鱼西南唯一的镇级商会。 南阳人刘迎水说起南阳古镇的历史，如数家珍。1993年，他率先提出“南陽应该发展旅游”的建议，当时，很多人还对旅游这个概念有些陌生，面对不解的目光，他执着地坚持着。几十年来，他作为镇上的专职旅游、宣传干部，为发掘、保护、宣传南阳古镇倾注了所有的心血。虽然退休了，但心还在南阳文化的整理上，一部40万字的《南阳镇志》刚刚脱稿。 最初的南阳古镇是在陆上，而非现在的南阳岛。据他考证，元至元三十年（1293）京杭大运河通航后，南阳成为运河岸边的重要商埠，到了明代中期，南阳已成为古运河畔名镇之一，镇名见于嘉靖二十九年《重修正觉寺碑文》。这时的南阳古镇还是一个陆地商埠，由陆地变为湖中之岛是清初时候的事。由于南阳处于南北逆流的冲击和侵袭之中，时而被围困，时而被水淹，迫使地势不断提升，最终在昭阳湖、独山湖和南阳湖的交接处，成为四面环水的孤岛。 南阳古镇，曾有皇宫所、皇粮殿、关帝庙、火神庙、魁星楼、文公祠、禹庙、不沾地旗杆等30多处古迹，明宣德六年曾在南阳建河桥驿署、管河厅和闸官厅，清政府在此设守备和管河主薄监管防务、税收，管理运河水闸、接送保护皇粮。但是，由于战乱等缘故，这些古迹大都被毁。 说起这些，刘迎水未免有一些惆怅。这些年，他为保存南阳古镇遗迹，借工作之利，访遍了岛上的渔家、老户，翻遍了历代济宁州志、史料，写下了一篇篇有关南阳古镇的研究文章，并结集成书。还在镇里支持下，在原南阳礼堂基础上，筹建起了鲁西南地区第一家民俗博物馆，集中展示南阳镇的民风民俗。馆藏展品涉及渔湖民传统生产渔具、生活用具、服饰、手工艺品、水生动植物标本、运河风俗等，大至渔船网箔，小至一钩一卡，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其中的鱼耙是一种早已失传的传统渔具，多年不见于江湖。捕鱼时，渔民只须将鱼耙置于船头之下，行船时就能轻松地把鱼捕住，和鱼网形成绝妙的搭配。为了收集到这件罕物，刘迎水颇费了一些心思。而老渔民往往感动于他的真诚，一些多年不用的老物件就随手送给他，其中就包括这个鱼耙。 从鱼耙的濒临失传，刘迎水看到的不只是时代的变迁，更多的是隐藏的历史真相。他说，把鱼耙放在船头下行船就能捕到鱼，说明微山湖水体深广、鱼产丰富，“日出斗金”不是传说，从一个侧面可以佐证当时南阳的物产丰饶、生活富裕。 如今的南阳古镇，已是一个旅游胜地，既有店铺林立的商业街，也有清真寺、皇宫所、河神庙、土地庙等古迹，镇上人家濒河而居，房舍依运河而建，青石板铺就的小路通向一条条窄巷，曲径通幽，别有洞天。 别有洞天处，也许是一家小小的鲜鱼馆子。 到了古镇，最后落脚处必定是一家小而兴旺的鲜鱼馆，除了沿街的鱼馆，那小巷子深处的鱼鲜一样美味诱人，无一不是咸、辣、鲜、香的微山渔家风味。地道而又家常的一道菜，莫过于鲜鱼贴白锅饼，这也是平日里镇上人家常吃的菜。南阳人做鱼，讲究湖水炖湖鱼，把鲜鱼洗净宰杀去内脏后，不再冲洗，用新鲜的湖水炖上，开锅后，把不经发酵的“死面”饼子贴在锅沿上，一半没入汤中，鱼熟时饼也熟了，饼子一面焦黄油亮，一面精自如酪，鱼鲜嫩可口，微辣咸香，十分过瘾。 从四五月份一直到深秋，南阳古镇大有可观，地道的湖味，是最美的风景。 台尔庄 齐风鲁韵 对接江淮 程丽 李瑶瑶 据历朝方志记载，直到元代，台儿庄还不过是兖州府峄县治下一个普通的村子。但明清以来数百年，它却是南北商贾云集的“大码头”，一度成为山东乃至京杭之间的中转商埠。千年流淌的大运河，承载着台儿庄这座城市的历史，繁荣着城市经济，丰富着城市文化。 台儿庄的发达，还得从明朝万历皇帝说起…… 开洳济运始末 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的一天，已经赋闲数年的李化龙被朝廷重新启用为工部右侍郎，总理运河河道。方才赴任，黄河便于单县苏家庄及曹县大决堤，大明王朝的京杭水道命脉被黄河从中腰斩，江南漕粮成了京师望眼欲穿的企盼。 自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以来，明朝的军政重心一直在北方。江南漕粮北运，供应庞大的京师官僚机构以及边防军队所需，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稳定的头等经济大事。明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 身负重任的李化龙与淮扬巡抚李三才一同奏请开辟洳运河，计划让洳河下游联通直河，从而避开黄河水患。 明代开洳治黄，还有更为关键的政治考量。明太祖朱元璋老家在凤阳，凤阳有皇陵，泗洲（时属凤阳府辖地，今淮安盱眙县洧祖陵，均在淮水之滨。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直接威胁到皇家陵寝的安危，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所谓二不疑之其一，“为陵捍患”，即是此意。在此之前，自万历十九年（1591年）起，四年内祖陵及整个泗州城三次被淹，堪称明代水利史上一大灾难。因此在工部议覆李化龙的奏请后，久不坐朝的万历皇帝罕见地下令迅速组织开工建设，无论从“护陵”大计，还是从维持王朝稳定，运河、黄河都是当年朝廷的心腹之患。 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变化，开通洳河对于重病缠身的大明国运已经于事无补，但对于京杭运河的意义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从此，大运河找到了最好的山东水源地。这项重大的科学成就，把京杭大运河发展到历史的顶峰。而台儿庄运河，正是二百六十里洳运河的其中一段，开洳济运使得台儿庄这个原本十分普通的村子开始了作为地域商都、水陆码头的四百年繁华历程。 漕运兴商都建 从明朝的地图上看，台儿庄贯通南北、连结东西，对接江淮，又不止江淮，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商业地位扶摇直上。《峄县志》也记述明清以来的台儿庄“濒运河，商贾辐辏，田圜匮栉比，亦徐兖间一都会也。” 在当时，每年通过台儿庄漕运的粮食达400多万石，过往漕船及商船7700余艘。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稻米、纸张、工艺品、棉布、亚热带水果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油、麻、烟草、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整个台儿庄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商会牙行竞相争市，戏樓酒肆灯红酒绿，呈现出“一河渔水，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 清末民初，尽管运河逐渐衰落，但台儿庄的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了解，当年的台儿庄有百货杂货、烟酒油盐、药铺、饭店、瓷器店等70多家，雇员250余人。时至今日，规模较大的义丰恒商号、仁寿堂药店的旧址仍存于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内。 生于1934年的李敬善，正是义丰恒商号所在老宅的主人。当年，李敬善家中在台儿庄开设“义丰恒”字号杂货铺，以经营糖茶、糕点、丝绸、棉布为主，盛时曾有员工30余人。 在李敬善的印象里，当年台儿庄商业十分繁华，北上南下的客商船只均在此处中转集散。他说：“夜不罢市那确实是真的，每天船来的时候，曹家和万家码头上挤得人都转不开身。” 早在民国时期，台儿庄诸商号就干起了“代购”生意，经常替南方客商代购货物，据李敬善介绍，“我柜上需要什么，就拉个单子，盖上俺'义丰恒的章作为担保，捎到南方，人家就会按单子发货，一分钱不用付。等南方商铺里的客户需要俺这边的东西了，我再买齐找船发过去，有来有往。” 不仅往来贸易有序，因为商业经济的高度繁荣，台儿庄城内的大商号还逐渐自己发行“纸币”，“那时候一个大的字号，刻印票子，上面标着几角几元，盖上字号的章，就能在这一片流通，老百姓可以拿着它到这个字号买到货物。要是去外地用，就得到出票子的字号兑换成钱。” 直到现在，李敬善还能清楚记得当年许多商店字号的名字：仁济医院、梁泰生煤油店、西广记酱园店、仁寿堂药店、道异油坊…… 守护运河文化 千年运河水繁荣了商贸，更哺育了运河文化。它们是纤夫呐喊的运河号子，是艺人们走街串巷唱响的运河琴书、运河大鼓、运河渔鼓，是人生百态，是老行当、老手艺，甚至是老味道。 明清年间，随着运河的开挖、商贸的繁荣，台儿庄的制陶业愈发兴盛。“为了使刘家吊窑的产品有更好的制作土壤和运输条件，1844年，我的曾祖父刘长春从兰陵县举家搬迁到台儿庄运河岸边。”现为枣庄市非遗项目“刘家吊窑”传承人的刘福侠说。也正是这一年，刘家吊窑作坊开办经营，渐渐地，吊窑也就演变为运河土陶。 制陶之路并不如想象中的平坦，战火的摧毁、工业化的冲击使这份“万万不可丢掉”的手艺和精神几近消失。但终因台儿庄古城的重建重获新生。 进入古城后的刘家吊窑不仅顺利申遗，还在大运河生态文区内建起了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刘家吊窑泥塑馆。现在的泥塑馆里，时常会传出孩子们朗朗的笑声，这项传统工艺正在他们无穷的想象力中焕发生机。 誕生于台儿庄、繁衍于运河的当然不止运河土陶。运河花鼓，这古老的民间戏种，流行于运河两岸，波及邻近苏、豫、皖等地，是北方豪迈之气和南方精细婉约的有机结合。 “那是我第一次看花鼓戏，一见钟情。”花鼓艺人陈德源说，“草棚似的台子，上面搭块红布，戏台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好不热闹。”如今，这项被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河花鼓，走出台儿庄，甚至走出山东，和着大运河上的五音六律，传唱出台儿庄的形和影。 如果说运河之于土陶世家是岸边挑回的一石石运河土，之于花鼓艺人是粗犷亦柔美的唱腔，那对于很多在郁家码头附近居住、打工的人来说，运河则是一碗醇香的黄花牛肉面。 黄花牛肉面是南北风情融汇的成果，是北国与江南的深情邂逅。北方人爱吃牛肉但不产黄花，南方人爱吃黄花但不爱牛肉。是大运河的渊源，给了江南江北饮食习俗融合的机缘，成了当地别具风情的美食产业。 台儿庄古城的重建，无疑是引发了一场变革，在复活了18个汪塘和30华里水街水巷的同时，唤醒了运河记忆。这些关于运河厚重而绵长的故事，将与风韵犹存的街堂水巷、寻常人家一起，传承、生长。 【编后】 大运河渗透在沿线流域发展的肌理中，不仅哺育了两岸的人民，更孕育了深厚的运河文明。过去，运河所经之处， 皆有故事与民俗。今天，走进新时代的运河山东段沿岸城市，回望运河辉煌的过往，秉持生态自觉和文化自觉，坚持创造化、创新性发展，将自然生态、人文遗产、民俗风情等元素融为一体，让运河重新焕发光彩，正分别以各自不同的崭新面貌展示着自己。 中国大运河，在山东又焕发出新的青春活 （编辑/崔秀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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