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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音乐的起源，从古至今不同专业的学者尤其是音乐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年）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人类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如虫叫、鸟鸣、风声、流水声、雷声，即模仿自然说。法国哲学家卢梭（1712—1778）认为，音乐起源于人类在情感兴奋、激动时的那种昂扬语调，即语言抑扬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认为，音乐起源于鸟鸣之声，即异性求爱说。德国经济学家毕歇尔（1847—1930）认为，音乐起源于人类的集体劳动，即劳动起源说。德国心理学家修顿普佛（1848—1936）认为，音乐起源于原始人类以呼喊声互相联络，其声音达到一定音高时就形成音乐，即信号说。法国音乐学家康柏瑞欧（1859—1916）认为，音乐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即巫术起源说。《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说：“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卧，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这是说，颛顼命飞龙模仿风声作乐，鱓用自己的尾巴拍打自己的腹部演奏，即自然模仿说和体鸣说。阴法鲁先生考证，商代甲骨文中有“龠”（音月）字，是一种编管乐器，至战国时代称为“箫”（排箫）或“籁”。《庄子.齐物论》说：“人籁则比竹而已。”用竹管排比而成，即指排箫。当时，箫是一种流行乐器。至今国内外有些民族语称管乐器为“奈伊”（nay），和“籁”的读音相近。如维吾尔语称笛为奈伊，中亚各族语称管乐器为奈伊，特别是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就称排箫为奈伊。不知奈伊是否和籁有关。在古代汉语中，有些方言l和n往往不分，因此，nay有可能是籁的音译。李纯一先生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对河南辉县出土的陶埙以及故宫编磬测音的结果，认为殷代已有十二律中的十一律，说明“我国古代十二律学说的产生是有着长远的、独自的历史基础的，而这一基础早已奠定在殷代。据此可见，那种认为我国十二律是源自希腊毕他哥拉斯学说的看法，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是不攻自破的。”殷代乐器的发现，使主张中国十二律是受希腊影响的争论宣告结束。《周礼.大司乐》曾记载“五声”、“十二律”的名称。到西周时代已经有这些知识，完全是可能的。弦乐器是由射击鸟兽的弓逐渐改进而成的，它改用丝弦由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一直用皮革做弦，就不可能变成各种形式的精致轻便而发音准确的弦乐器。中国是最早发现并使用丝的国家，因此最早使用丝弦作弦乐器的也应当是中国人。甲骨文中屡次出现蚕、桑、丝、绵等字，可见当时丝已经变成常用的物品。殷代应当有弦乐器。因此，李纯一先生认为，“不应轻易主张我们本无弦乐器和琴瑟等乐器是从周代才从外国传入”。传教士钱德明在欧洲于1780年发表《中国古代与现代音乐回忆录》，认为毕达哥拉斯的音节知识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他说：“古希腊的七音音阶，毕氏的竖琴与它由四度音转换的全音阶，以及它整个音阶体系，多半是从早期中国所抄袭过去的”。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125件乐器及有关乐理和律名的铭文约3000字。乐器中的双音编钟证实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已有超过5个八度音域的半音音阶乐器，铭文证实当时旋宫乐理和律调变换均已推导形成，当时中国的音律、乐理与物理声学方面的知识已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古希腊。回顾中国在音律上的发展，现存最早乐器遗物可追溯到浙江余姚公元前约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的骨哨和西安半坡公元前约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原始陶埙。但最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七孔骨笛，共16支。贾湖遗址中笛文化层的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约5000年。16支骨笛中只有编号为M282:20的一支最完整，也无裂纹，可作测音研究。此笛长22.2厘米，可发8个音。一孔音与七孔音约成八度，加上简音而形成一个七音音阶。公元前2500—2000年相当于中国五帝时代。《尚书》中有三处记载“八音”。由八音中的丝我们可推测在帝尧和帝舜时代弦乐可能已出现。因此，程贞一、席泽宗、饶宗颐先生在《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与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管子.地员》所载音阶生成的计算方法，清楚地证实当时谐和音率如纯四度3：4、纯五度2：3和纯八度1：2不但已明确发现而且已应用在音律三分损益上生和下生的原理中了。曾侯乙墓双音编钟的出土更证实了在公元前五世纪已有五个半八度音域的十二音阶。这些出土文物加上《国语》所载单穆公和伶州鸠在公元前522年对周景王所谈有关钟的度律与其十二律的形成，证实在毕氏可能发现谐和音率数字关系的同一世纪，古代中国声学家不但已有完整的十二音律而且已采用了谐和音率的数字关系，创造了五度相生的上下原理，这当然完全否定了沙畹所谓音律知识是由古希腊在亚历山大东征时代（公元前4世纪）传入中国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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