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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山、周燕 （接上篇）在莫斯科清算李德（上） 刘亚楼、杨至成发言之后，最后发言的是毛泽民。他表情沉稳，环视四座，当目光看向李德时，李德显得很不自然。 来到莫斯科后，毛泽民曾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关于博古、李德等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详细汇报，又多次与干部部马特维洛夫部长交流，握有大量的材料，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毛泽民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在中央苏区两条路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排挤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毛泽东，怎样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的。介绍了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红军，花费数年艰难创建的苏区如何被葬送，红军如何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惨痛经过。随后，他深刻剖析李德、博古等人在领导中国党和红军时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批判了他们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民说： “1933年1月，博古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9月，李德也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详细考察红军所处的艰苦环境，只是主观地看到过去苏维埃和红军中存在的某些弱点，比如，过去红军没有巩固的后方，十分缺乏有现代军事技术素养的干部，缺乏外来的各种军事和财政上的帮助。看不到从诞生之日起，红军就担负了多重任务，一切都要依靠自力更生，看不到正是由于苏区和红军生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无法得到现代武器装备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甚至连服装和子弹也经常供给不上，加上不断的战争，所以很难得到经常的教育、训练机会。
“我们的红军是从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农武装，英勇、忠诚有余，近代军事和生活常识则完全缺乏。由于红军采取以少胜多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几次胜利的战役中，虽然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而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又不可能全部带走，一部分又被敌人夺了回去。甚至地方武装部队和红军中的一些士兵，缴到大批国民党银行的中央纸票，不知道有使用价值，还闹出焚毁纸币借以雪恨的笑话。 “我们的朱德同志和泽东同志均没有像博古、李德等同志进过高深的政治、军事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版书籍很少看，或者全未看过，尤其没有领导过近代装备的部队进行欧战式的战争。在饱学多才的李德、博古同志看来，他们是十足的'土包子’。 “但是要知道，当时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所处的环境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从无到有，艰苦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我们的兵力和物力还远远不如敌人，当然不能与超过我们数倍或十数倍的敌人去打硬仗，去攻克坚固的大城市。我们常常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用避实攻虚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从1927年冬天，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第一支工农武装，到1931年秋天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全都用的是这样的战略战术。 “我们创造了工农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使根据地的工农大众得到了革命的真正果实，使红军在广大工农拥护和积极参加之下，成为不可战胜的常胜之师。正是因为领导苏维埃和红军的党在总前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抵制了立三路线，纠正了苏维埃和红军的'左’、右倾行动，从实际战争的教训中，打败了一切敌人，壮大了自己，才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毛泽民越说越有劲儿，刘亚楼和杨至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相互用力地握手。在座的外国同志也在小声地议论着。当他们得知，正在发言的这个叫周全的人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时，无不投去惊奇与钦佩的目光。
毛泽民继续陈述：“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刚来到中央苏区，他们对上述主客观情况，不去实地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只看到初创苏维埃和红军中的某些弱点和缺点，就否定一切，硬说过去泽东同志对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是游击主义的领导。” 毛泽民郑重指出：“反对苏维埃和红军中的游击主义倾向是应该的，而且泽东同志也反对过游击主义的倾向，与李立三不要后方的冒险主义，没有明确阶级路线的盲动主义做过坚决无情的斗争。但泽东同志不仅是那时游击战略战术的主张者，而且成为了今天抗日战争中全世界都承认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家。” 毛泽民在发言中还以中央苏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的党内斗争为例，深刻痛斥了“助长上述种种危害党和红军罪恶的另一种东西——宗派主义。” 他质问道：“李德同志，自从你进人中央苏区后，就自称是国际的代表。中国党、苏维埃和红军的每个干部，都非常尊重你。在博古的纵容下，你越发专横起来。党和红军的重要事情，必须取得你的同意和批准。如果有一件事让你不满意，你就大骂特骂，使得任何干部不能说话。前方许多有利战机，因为没有得到你的批准，红军就不能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你的这一套'太上皇’做法，让中国革命受害不浅啊！” 毛泽民对大家说：“在李德、博古的专横下，我们前方部队全体干部，甚至士兵，明明知道他们的'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是错误的，是破坏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知道诬蔑泽东同志'游击主义’是冤屈的，知道只有在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挽救危局。但宗派主义这个东西，使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尤其不敢反对自认为精通马列主义的博古和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 “我们的同志怕犯重大政治错误，以致对不起国际，对不起党。可是李德、博古等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以他们的错误主张危害了党，危害了土地革命，使党、苏维埃和红军受到不应有的、几乎是致命的损失。宗派主义助长了专横霸道，是革命遭受巨大损失的基本原因之一！” 随后，毛泽民列举了李德、博古以所谓“短促突击”——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取代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之战略战术，给红军带来的惨痛教训。 他说：“李德、博古这一新战略的采用，使我们年幼的、数量和装备远不如敌人的红军，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迅速、大量和有效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而是去和具有现代新式武器装备和外国军事家指挥、数量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硬拼，致使幼年的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尤其让人痛心的是，牺牲了大批战争中培养成长起来的英勇忠诚的军事干部。这就是李德'短促突击’这个高明战略战术导致的真实结果！” 毛泽民愤然指出：“广昌和高虎垴两战，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不该付出如此惨重的巨大牺牲，失去几千红军的有生力量。这是敌人以前根本无法取得的战果。不管李德同志主观如何，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使中央红军遭受了空前的苦难和损失，是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的犯罪！” 毛泽民的发言提纲挈领，猛击要害，字字声声犹如重锤。李德微微耷拉着眼皮，不敢正视毛泽民锐利的目光。他把两只手攥在一起，紧张得不由自主地使着劲儿。 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的原因后，毛泽民又痛斥了李德、博古犯下的逃跑主义的罪恶。他说： “尤其无理的是，迫使红军为了保全有生力量，不得不进行突围长征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仅由李德、博古等少数人决定，行动的总方针不仅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连身为中央政府主席、又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泽东、洛甫两同志也不知道，更说不上召集什么军事高级干部会议。在突围前5天召集了中央一级的最高干部会议，很滑稽地报告中央机关要移动，使大家莫明其妙的执行迁移机关的任务。 “这种'大搬家’式的突围，组成了一个约两万人的后方纵队，用了五六千名运输员，组织了十五个输运大队，搬运许多不应该搬的机器和石版。这些庞大笨重的辎重，大大妨碍了红军的行动，使中央红军的5个军团，不能在突围后进行机动有利的战斗，大量地消灭敌人，反而自己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和堵截，付出巨大的牺牲。结果，所运的大批笨重机器尚未到达遵义，就全部丢弃了。用中国老话说，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今天看来，又是高明侦探李德之反革命策略的恶果。 “在经历了一系列血的教训后，泽东、洛甫等同志不得不发起反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斗争。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揭发了博古、李德领导红军的基本错误，从组织上撤销了他们对党和红军的领导，选出洛甫、泽东等同志为党和红军的负责人，挽救了党和几乎全军覆没的红军。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克服了十倍百倍于前的艰难困苦，战胜了国焘路线的危害，党中央终于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干部团到达陕北，担负起今天威震全球的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的光荣任务！” 说到这里，毛泽民做了一个表示胜利的手势，全场响起一阵掌声。最后，他严厉地质问李德：“由于你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经过六七年艰难创造的革命根据地就这样白白地葬送了，大批英勇忠诚的红军指战员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李德同志，难道你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 毛泽民讲着一口浓重的韶山乡下话，发言中“自称国际代表”“法西斯的侦探狗”一类的词，他咬得特别重。坐在对面的李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鼻尖和额头都渗出了汗珠。 最后，毛泽民建议共产国际严肃处理李德的问题。 在接下去的会上，监委会主席福洛林让苏联和德国到会的同志也发言。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特维洛夫的发言揭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内幕：原来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国当军事顾问。 马特维洛夫说，据有关方面查证，李德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当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李德是德国人，与日本人打交道比较方便，所以又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东北。后来，他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李德与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硬是被捧了出来。 李德自己也间或透露过，他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李德曾提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请示莫斯科，直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为“没有指示权力”后，李德才由上海潜入中央苏区。 了解了李德的来华背景，莅会的外国同志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人。他们的发言主要针对的是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很少指出路线方针上的错误，因此也就无缘追究他的责任。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李德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转眼到了1940年。1月20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再次开会讨论李德问题，毛泽民又一次被邀请参加会议。监委会征求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领导同志的意见，又与执委会进行商讨和请示后，最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共产国际监委会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但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从此，共产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了图书出版工作。 （全文完） “来时路”故事组选自耘山、周燕合著《革命与爱》（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简介 耘山，1949年生于江西南昌。1968年入伍，参加过边境作战。多年来，寻踪毛泽民烈士的革命足迹，从湖南韶山、安源路矿、中央苏区，到陕北、新疆，直至俄罗斯，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曾参与画册《毛泽民》的策划和长篇传记文学《寻踪毛泽民》的出版发行工作，参与策划并组织四集文献纪录片《毛泽民》的拍摄工作。 周燕，1950年生于北京，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著有《寻踪毛泽民》（合著），执笔整理《黄河恋红河情》《政要专机的绝密飞行》，主编《开国将帅和他们的儿女》等长篇传记著作。发表《红旗渠之谜与杨贵的磨难人生》《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手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张震上将离休后》《志拓天疆王希季》《朱德、刘少奇中南海里的好邻居》《任弼时的妻子和儿女》《聚焦董必武后人》等百余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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