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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若风 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人大、兰大、南开、武大、中大、中央民大、北二外专家、教授。 （一） 正始名士最富人格魅力的是竹林七贤。《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怒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晋书·嵇康传》有类似记载。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所谓七贤共作竹林之游乃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并无其处。但即便如此，将七贤置于竹林这样萧疏简远的场景中，也反映了东晋文人中“好事者”的心态，而东晋与正始两个时期的文人基本上是一样的文化心态。
嵇康、阮籍是七贤灵魂，也最能代表七贤精神。 嵇康，字叔夜，原姓奚，后改姓嵇，生于黄初四年（223），景元四年（263）被杀。这正是魏晋交替时最黑暗的日子。他是曹操之子曹林的女婿，曾寓居山阳，锻铁以自给。尽管他在娶了长乐公主以后只担任中散大夫这样一类闲散的小官，但因此不为司马氏集团喜欢是肯定的。他的被杀，固然主要是因为性情刚烈，得罪权贵，但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与司马氏彼此潜在的憎恶和戒备，也是不容否定的因素。他是一个硬骨头，也是一个对文化有着深切关怀的人，《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该篇注引《文士传》：“（嵇康）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耶？’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此时此刻，仿佛正在上演的悲剧不是嵇康被杀，而是《广陵散》失传。嵇康的人格和才情在当时有很大的感召力，身陷囹圄时，“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同前，《雅量》篇）。 六朝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形象美与精神美的统一，嵇康则是这样的典范。《晋书·嵇康传》载：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然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嵇康容貌秀美，风神俊逸。《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为人刚烈，秉性耿直，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有研究者认为，恬静宽简与刚肠疾恶相互矛盾，有关嵇康恬静宽简的记载是不真实的，实际上，这恰恰构成了嵇康性格的两面。一方面，他志在高远，不为世事所累，不以琐屑恩怨为怀，正像其兄嵇喜对他评价的那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嵇氏谱》）又说他“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同前）；与此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嵇康真正实现了老庄混同万物的思想，蔑视权贵，视王侯公卿如粪土，因而在抨击时心无拘挛，口无遮拦。封建君主并不禁绝老庄思想，有的还热衷老庄思想，但在落实到行为上时，无论是谁都得有一定限度，决不容许嵇康这样彻底的老庄思想实践者。嵇康正是因此引发了司马氏的杀机，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 嵇康在狱中作《幽愤诗》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心路，其中说道：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咨余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 这真是悲剧的一生。这种悲剧性还不止在于其幼年丧父，也不止在于遭诬被斩，而且在于他精神和意志上受到虐杀。他本是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之人，以养素全真为人生目标，以神气晏如为理想境界，可是，却被投进牢狱，并且要对答狱吏的盘问，这不仅是奇耻大辱，也摧毁了他毕生构筑的精神世界：欲寡其过却偏又谤议沸腾，性不伤物却偏又频致怨憎，与世无争却偏又卒致囹圄。在嵇康看来，这样的“神辱志沮”，即使是沧浪之水也难以洗清了。临死的嵇康，已找不到精神上的归途。 阮籍虽得以善终，但精神上的痛苦并不少于嵇康。他的意象隐晦的《咏怀诗》被后来历代文人看作苦闷的象征。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五十四岁时病死，这是嵇康被杀的第二年。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晋书·阮籍传》载： 籍容貌瑰节，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阮籍有着良好的资质和修养，超然洒脱，神丰意赡，与嵇康一样，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人格榜样。 表面上看，阮籍与当权者的关系并不坏。司马氏篡权前，他曾出任尚书郎，但不久就因病免职。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交锋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曹爽召他为官，但他以病相拒，从而避免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遭受灭顶之灾。司马氏得势后，天下大局已定，阮籍当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其时四十三岁。两年后被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其间还做了十天东平相。司马师死后，他又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五十三岁时为饮酒方便求为步兵校尉，得到满足。死前不久，司马昭让九锡以作姿态，阮籍还为公卿起草劝进笺。这样违心屈节的事，嵇康是决不做的。
阮籍也曾遇到过凶险的风波。《晋书·阮籍传》说“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晋书·何曾传》载有何曾对阮籍的一场攻计：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何曾实际上是个奸佞小人，却做出一副卫道士的嘴脸，要置阮籍于死地，一时声浪汹汹，“时人敬惮”，司马昭却放过了阮籍。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即后来的晋武帝）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为躲避这一政治婚姻而一醉六十日，司马昭也不以为忤。司马昭甚至能容忍阮籍当面任诞无羁的行为。《世说新语·简傲》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阮籍有惊无险，并不只是因为晋文帝对他的“亲爱”，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晋文帝雄才大略，在处理阮籍问题上显示了他的政治头脑。在司马氏夺取魏家天下过程中，已经有不少士人被杀，晋文帝需要通过对阮籍的宽容和友善来树立在士林中的形象。不言而喻，士人的放纵和当权者的宽容都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不能触动当权者的政治利益，嵇康的遭遇就是明证。阮籍把握了这一分寸。《世说新语·德行》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实际上，嵇康也是懂得这一点的，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还说：“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但嵇康龙性难驯，终于人亡曲绝。 阮籍的内心其实是极其痛苦的。《晋书·阮籍传》说他：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是阮籍的行为艺术，是一位具有英雄怀抱又无路可走的士人的写照。率意独驾，这样的自由，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心灵上，都是无法实现的。阮籍所痛哭的是，独驾无路，英雄失途。 阮籍为保全性命不得不扭曲自己，随司马氏俯仰，而且，“口不论人过”，但他绝不是乡愿。《晋书·阮籍传》又载：“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嵇喜、嵇康虽为兄弟，却有俗雅之别，所以在二人分别来吊阮母之丧时，阮籍也分别以白眼、青眼相向。 阮籍更把一腔悲愤倾吐到诗文中。其《咏怀》诗之一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咏怀》满纸都是这样的抑郁和伤心，如：“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谁诉。”又如：“殷忧令心结，怵惕常若惊。逍遥未终宴，朱晖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蟪蛄号中庭。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文选·咏怀》李善注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其实，李善的推论并不全面。阮籍行文隐晦曲折，固然是出于忧谗畏祸，就像《咏怀》中说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但他的孤独、苦闷，更源自对人生的体悟。光阴荏苒，英雄空老，而如此胸怀无人可以倾诉，可以理解。这种由体悟生命的意义而生发的孤苦之情，不只是乱世才有。在蓬勃向上的初唐，陈子昂就喊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阮籍产生这样复杂、深刻的情思，是因为个性意识的觉醒。生命之苦，孤悬之悲，时时向他袭来，啃噬着他的神经。 阮籍的惆怅、凄苦，是东汉《古诗十九首》的共鸣。但比较而言，在阮籍这里，还有政治迫害下的压抑，个性觉醒后的寂寞。在无法面对外在世界而退回内心世界之后，仍然不能伸展自己，这是阮籍的主要不幸。他虽然在老庄那里找到一些慰藉，以旷达自勉，以浮诞自命，以至后来的苏轼充满向往地说“千古风流阮步兵”，但实际上的阮籍，不仅在行为上有所顾忌，在内心也从来没有轻松过。阮籍的遭遇，宣告了文人在个性解放后面临的新困境。 向秀，字子期，在精神境界与人格品位上，都与嵇、阮接近，也是与嵇康交往密切、感情深厚的朋友。《晋书·向秀传》载：“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吕安也是一位脱俗超迈之士，却被其卑劣的兄长吕巽诬陷，下狱而死。嵇康被诛的直接原因就是为吕安辩诬。共同的理想与情趣把嵇康、吕安、向秀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甚至命运也联系在一起。向秀的主要成绩是在玄学研究上，作有《庄子注》，而嵇康、吕安则是这本书的知音，他们相互驳难，相互启发，相互提高。这里还有一番曲折，《晋书·向秀传》载： 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 《世说新语·文学》“向秀注《庄子》”条刘孝标注引《秀别传》说：“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嵇、吕二人先对向秀注书不理解，并嘲笑他，但书成后吕安竟给予“庄周不死”的高度评价。 向秀与嵇康共同锻铁，不只是技术上的配合，更是精神上的默契。嵇康锻铁时的旁若无人，史书有载，《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邓粲《晋纪》亦载：“嵇康曾锻于长林之下，钟会造焉。康坐以鹿皮，嶷然正容，不与之酬对，会恨而去。”而嵇康这样做，是有向秀为伴的：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时移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向秀与嵇康一样，表现出不畏强权、威武不能屈的铮铮硬骨。 嵇康被杀，震撼士林，作为嵇康的好友，向秀受到极大的刺激。他终于改变道路，应郡选赴洛阳。据《晋书·向秀传》，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以为巢、由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此番问答，虽以言语的机敏博得在场的人的欣赏，但并不能遮掩司马昭的得意和向秀的屈辱。向秀在仕途上似乎没有风浪，做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但对为官没有兴趣，《晋书·向秀 传》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他以消极的态度再一次回答了司马昭的提问。 多少年以后，向秀还作《思旧赋》流露出真实情感。他并不掩饰自己与嵇康、吕安的密切关系：“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他深情地说： 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 寒冰凄然，暮笛嘹亮，其中寄托着向秀的无以言状的悲怆。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依然继续着人生悲剧。 山涛，字巨源。据《晋书·山涛传》，他“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 契”。他的风神气度和玄学水平都受到王戎的激赏，王戎称他“如璞玉浑金，人钦其宝，莫知名其器”（《晋书·王戎传》），《世说新语·赏誉》载：“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如何？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山涛显然有不俗的名士风标。 但在后世，山涛是以挨骂出名的，这就是嵇康高情千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还写有《与吕巽绝交书》，这是因为吕巽先淫其弟吕安之妻，继而诬陷吕安不孝，要置昌安于死地，人格卑下，手段恶劣，嵇康与此类人等不可能再有调和的余地。山涛的人品则不同，因此嵇康不仅没有与他绝交，而且临就刑前对其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把最后的信任不是给了其兄长嵇喜，而是给了朋友山巨源。山涛果然不负嘱托，《世说新语·政事》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后嵇绍随晋惠帝北征成都王颖，在败乱之中为掩护惠帝，中箭而亡，成为西晋的忠臣，也是少有忠臣的六朝的一个奇迹。 山涛虽雅好老庄，并且在四十岁前没有出仕，但他可以说是七贤中的政治人物。首先，他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据《晋书·山涛传》，他是司马氏的姻亲，其从祖姑是司马懿的岳母，在司马氏夺权大局已定时他去投靠司马师，司马师很高兴，说：“吕望欲仕邪？”将山涛比作帮助周文王、武王夺取天下的吕望，固然是由于山涛在士林中声誉，但姻亲渊源可以密切彼此关系，也是一方面原因。他最初由“司吏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经过两年蹭蹬，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中，位居宰辅。其次，山涛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晋书·山涛传》载：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郡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转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事务。 这是一番很有意思的对床夜语。山涛步入仕途时间晚，起点低，但并不躁进。司马氏发动兵变的前夕，山雨欲来，但不只曹爽及同党未有察觉，而且很多人，包括这里的石鉴，尚被蒙在鼓里。山涛是敏感的，他识破了司马懿以称病麻痹敌人的手段。所以在这天夜里，山涛睡不着，用脚踢醒石鉴：“这样的时候你竟睡得着！知道太傅司马懿高卧的用心吗？”石鉴回答：“他已经多次不上朝，发一尺令他就得回家，何必想那么多！”山涛认为石鉴不懂庄子《马蹄》所讲的隐身避祸，自己便弃官而去，与嵇康、阮籍同游竹林，待时局稳定下来才去投奔司马师。 山涛也是有政治才具的。他作为吏部尚书，为朝廷选官颇获好评。《世说新语·政事》载：“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 山涛为人沉稳，也很机敏。《晋书·山涛传》载：“（涛）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在这样的政治夹缝中生存下来，确属不易。而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是如履薄冰走过来的。以嵇康嫉恶如仇的性格尚能与山涛相处，可见山涛并非屑小之人，终日以圆滑应世，其心境可以想见。他徘徊于山林与朝廷之间，颇为人诟病，东晋孙绰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为龙门，则当点额暴鳞矣。”（《晋书·孙绰传》）而这种诟病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就开始了，山涛本人也一定在时时咀嚼着苦涩。 阮咸，字仲容，是阮籍之侄。他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晋书·阮咸传》载：“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如此评价，绝非溢美，《晋书·阮咸传》又载：“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知名于时，少所推先，见咸心醉，不觉叹焉。”山涛“凡所题目，皆如其言”，郭奕则以“有识量”知名于时，并且轻易不称许人，二人都是品人权威，可见阮咸确有不同寻常的魅力。阮咸虽没有被司马氏选中并给予重用，但可以肯定，经过他们的品评，阮咸的名声更大了。 与嵇康、阮籍一样，阮咸也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善弹琵琶。而且，他精通音律，《世说新语·术解》载：“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竟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已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荀勖是历史上少有的杰出音律家，但相对于阮咸的“神解”，他还是“暗解”。阮咸听出荀勖制律的错误，但一时未被荀勖所理解，直到一位农夫在田野中偶然发现周代律尺，证明了阮咸的正确，荀勖才服气阮咸神识。 阮咸的癫狂比起乃叔有过之而无不及。《晋书·阮咸传》载：“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刘孝标在注这个故事时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灿然锦绮。咸时总角，乃树长竿，挂犊鼻裈也。”这里进一步告诉我们，阮咸别出心裁地做出此般举动时，尚在总角之时。小小年纪，便傲视富贵，反抗流俗，成年后，其任诞之举更 是惊世骇俗。据《世说新语·任诞》，一次，阮咸正与族人以大瓮盛酒共饮，时有群猪来饮，“便共饮之”。《任诞》篇又载：“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该篇还告诉我们，阮咸的放浪形骸引起了阮籍的警惕，他不愿侄子也走这样的路：“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
卿不得复尔。’” 以阮咸之放荡不羁，仍然准备走入仕途。他是七贤中惟一自荐或被举荐做官而被司马氏拒绝的人，其中定当有许多的尴尬和无奈。
王戎，字濬冲，是琅邪王氏家族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由阮籍的赏誉引起士林注意。据《晋书·王戎传》，阮籍与王戎之父王浑为友，王戎时年十五，随父住在一起。虽然王戎比阮籍小二十岁，但阮籍与之结为忘年交。阮籍每次会王浑，一会儿就离开王浑，径直去找王戎，与王戎玄谈甚久才道别，并直截了当地对王浑说：“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也十分欣赏王戎，曾向司马昭推荐说：“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王戎在幼时就表现出少有的胆量和聪悟。《晋书·王戎传》载：“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又尝与群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儿等辈竞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李，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竹林七贤实际上并非都“贤”，品格、境界大有区别。就人格品位而言，王戎是较低的，即使是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他身上也有不少俗气，《世说新语·排调》载，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到，阮籍说：“俗物亦复来败人意。”王戎笑答：“卿辈意，亦复可败也邪！”虽然这场对话是玩笑，但王戎被说成“俗物”当不是随口道之，刘孝标在注这个故事时引《魏氏春秋》说：“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七子中由魏入晋在新朝当官的，王戎最显达，位至三公，因参加平吴有功，封安丰县侯。这位神童，显然在成人后把他的精明用到处世立业上来了。但他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晋书·王戎传》载：“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寀。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又说他“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与山涛一样，王戎的官当得并不轻松。为苟全性命，他们在官场上与时俯仰，首尾两端，不仅有失为官之职，而且有失为官之德。尤其是王戎，遇事推诿，不以职责为怀，苟媚取容，虽是自有避祸全身的不得已苦衷，但是，如此丧失政治气节，必然会进而销蚀立身处世的气节，离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精神也越来越远了。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一首吟咏隐逸生活的七绝《和袭美春夕酒醒》：“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这里的“醉倒黄公旧酒垆”用的是王戎的典故，完全是把它当作一种理想境界来向往的。《世说新语·伤逝》记载了陆龟蒙所说的这则逸事：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墟。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此时的王戎已封官进爵，位极人臣，公服轺车，前呼后拥，但是，当年黄公酒垆下的潇洒时光仍使他难以忘怀。这位自己走出竹林、被现实扭曲的文人，虽然黄公酒垆就在眼前，却再也不能走回竹林这精神的家园了。 刘伶，字伯伦，是一位奇人。竹林高人中，阮籍、嵇康或“龙章凤姿”，或“风姿特秀”，洒脱、倜傥，举手投足都自有风流，即便是醉态也值得欣赏，山涛把嵇康的醉态喻为“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而刘伶，则相貌让人无法恭维。《世说新语·容止》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篇特意将刘伶容貌收入篇中，可见刘伶的相貌之丑是突出的，但是，该篇的主要意图还是在于强调刘伶丑中见美的典型性。这种美，外在的是“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内在的就是对老庄旨趣的追求。《晋书·刘伶传》说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淡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庄子就是主张“外其形骸”的，他笔下的藐姑射之山神人固然冰清玉洁，美仑美奂，但得道高士多是奇丑之人。《庄子·德充符》中说，卫国有一个形貌极端丑恶可怕的人名叫哀骀它，虽以“恶骇天下”，却能在精神上与“道”相合，一切都顺其自然，所以人人都喜欢他，男人见了他希望做他的朋友，女人见了他，甚至情愿做他的妾也不愿意做别人的妻子，国君见了他，竟至于想要“授以国”，原因就是“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即爱他的精神之美。庄子还举了长着大瘤子的“瓮㼜大瘿”和其他畸形残废者受到国君欢迎的故事，说明美在神而不在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六朝是爱美的时代，包括人的形象美，但阮籍、嵇康都“土木形骸”、“当其得意，忘其形骸”，并不顾盼自己的容貌。长相丑陋的刘伶，将丑就丑，正好发挥丑的优势。 与嵇康、阮籍相比，相貌还是次要的。在竹林同道中，刘伶的性格是独特的。如果说嵇康峻切，阮籍郁闷，阮咸躁烈，向秀冷隽，山涛、王戎在沉稳、圆滑中不乏苦涩的话，刘伶则是一个喜剧性人物。他以幽默的语言、夸张的动作、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对人生、宇宙的思考，来应对外在世界的压迫。他确实演出了一台台演绎庄子思想，而又让人捧腹喷饭的好戏。《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裈衣，这是刘伶“细宇宙齐万物”的心得。被刘伶置入裤裆中的“诸君”虽然受到轻蔑，但不能不折服于他对庄子思想的深刻领悟，还有他那吞吐天地的气概和汪洋恣肆的想像。 人生之恐惧、忧伤莫过于死亡，刘伶以喜剧动作来对抗和消解这一威胁，《晋书·刘伶传》说他“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这是在与死神开玩笑，也是在向世俗的生死观念开玩笑。 当与人发生冲突时，刘伶也采取了幽默的解决办法，《晋书·刘伶传》载，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两人相忤时，“争”与“不争”就成为俗人与高人的区别所在，刘伶是在“不争”中取得了胜利。 刘伶甚至以喜剧方式来解决家庭矛盾。《晋书·刘伶传》载： （刘伶）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乃饮酒御肉，隗然复醉。 刘伶以鬼神的名义为自己放纵饮酒找根据，把玩笑不仅开到妻子头上，而且开到鬼神头上，在那样的时代，还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 用喜剧的方式来思考、阐释庄子思想，确实是别开生面。但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幽默的刘伶是从来不在敏感问题上幽默的。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他的心态不可能得到放松，精神也不可能是自由的。刘伶是滑稽中人，但他没有继承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东方朔等人的讽喻传统和战斗精神。阮籍《咏怀》虽文多隐避，却志在讥刺，在这方面，刘伶是倒退了。
（二） 竹林七贤的放达是暴烈的。 他们把为官礼仪、朝廷尊严踏在脚下。这主要体现在阮籍、嵇康身上。阮籍对官场上有关容饰、次序、言谈的规矩不屑一顾，《咏怀》诗其一云：“鸿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他即使是在晋文王面前，也箕居啸歌，酣放自若，不愿矫情自饰，委曲求全。嵇康则以“七不可”、“七不堪”表明对官场规矩的痛恨，《与山巨源绝交书》说：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嵇康“龙性难驯”，不堪忍受为官礼仪的束缚，不愿以闲散、疏放、脱俗的个性去迁就官场上的进退之仪、揖拜之礼、俗人之扰、机务之虑。表面看去，嵇康是在陈述自己的懈怠、无能、没有进取之心，但字里行间都逼透出对官场礼仪的厌恶和对朝廷尊严的蔑视。面对出仕的邀请，他不是装模作样地推辞，也不是挖空心思地找理由婉拒，而是淋漓尽致地揭露官场对人性的扭曲，它是一千多年后吴敬梓《官场现形记》的先声。 他们蔑视世俗社会，高蹈于绝尘超迈之境。“不妄交游”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竹林是否真实存在，这里存而不论，但他们确实构筑了一个自己的精神天地。更何况嵇康锻铁处、黄公酒垆旁，这都实有其地，其流风余韵，不仅为后人所钦慕，即便是他们本人在回首往事时，也悠然神往。俗人是不能进入他们的圈子的。世俗之别历代有之，但六朝为甚。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士庶鸿沟扩大，助长了士人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体现在物质上后，一部分人又会进而转向精神上。庄子哲学适应了这个要求，它的脱俗趣味成为一代士人的趣味。竹林七贤是这样士人的先行者，在拒绝尘俗方面当然就很激烈，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庄子·逍遥游》把世俗之人与超迈之士比作斥鷃与鲲鹏，这是竹林中人最喜欢的意象，他们在诗中对它或直接吟咏，或稍作变化，以抒发自己的志向。如嵇康《述志诗二首》其一：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凤飞。坎井蝤蛙宅，神龟安所归？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远实与世殊，义誉非所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何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幽微。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 又如阮籍《咏怀》诗其一云： 于心怀寸阴，义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 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像神凤、玄鹤那样，抗志青云，一飞冲天，在俗外之境找到知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阮籍以“白眼”、“青眼”分别对待俗人与同道，不同的眼睛隔开了不同的世界；嵇康不理会钟会，并非政治立场不合或彼此有仇隙，就因为钟会是俗人，而这恰恰最让钟会感到羞辱。在六朝，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俗人。 竹林七贤冲击的主要目标还是名教。其实，官场礼仪、世俗规矩，在当时很多都是名教内容，也就是所谓的“礼俗”。在司马氏扯出“名教”的旗帜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在一些人于乱世之中又寄希望于“名教”的时候，嵇康却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据《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在嫂子回娘家时，不顾名教规范，与嫂子道别，并声称：“礼岂为我辈设也！”阮籍对母亲有很深感情，也很尊重母亲，却不愿在处理母子关系上受名教的限制，《晋书·阮籍传》说他“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阮籍在母亲去世时的表现，几乎就是故意要与名教作对。听到报丧，似是无动于衷，坚持要完成赌局，然后饮酒、痛号、吐血；将葬时，又是食肉、饮酒、痛号、吐血，并因悲伤而形销骨立，几至“灭性”。如此举止，孝乎？不孝乎?结论是明显的。据《世说新语·任诞》，当何曾攻计阮籍重丧在身却饮酒食肉时，晋文为他开脱道：“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平心而论，此时的阮籍有些举止是有些曲意为之，他的目的无非就是要证明名教的虚伪与限制。他有时还故作惊人之语，拿名教开心，拿守礼“君子”开心，《晋书·阮籍传》载： 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阮籍自圆其说了，而且，从根本上说，他也确实没有亵渎父母的本意，他就是要利用言语技巧戏弄那些一本正经、时时以维护名教的名义编织罪名从而置人于死地的卫道士。他还在《大人先生传》中把这些卫道士比作裤裆中的虱子：“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乎！逃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在阮籍的眼中，名教“君子”目光短浅，卑微、丑陋，他们倚托名教为自己捞取蝇头小利，把它当作万世不移的基业，并且以维护名教为口实胡乱咬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旦礼法灰飞烟灭，他们也将很不光彩地成为殉葬品。在这里，阮籍不仅揭露了他们的心理和嘴脸，而且击碎了他们的梦想，这就难怪会引起他们对阮籍的恐惧和痛恨。阮咸、向秀、山涛、王戎在清高傲世、佯狂远人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冲决名教的勇气，这是他们能走到一起的关键。当然，也正因为程度不同，他们在当时的遭际不同。
竹林七贤的放达，具有“放肆”的特点。为了冲破礼法的束缚和旧观念的束缚，他们不得不拿出摧毁一切的决心和势头，甚至要拿出癫狂的举动，无所畏惧地向世俗、礼法挑战。他们无所顾忌，阮咸把仕途前程丢了，嵇康把性命丢了，阮籍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其他几位也都因此付出了代价，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以大胆的著述和言论，以富于哲理性和想像力的行动，猛烈地动摇着历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世俗规范和亘古不变的名教纲常。这是一种具有批判性、战斗性的放达，是迎着腥风血雨的放达，是洋溢着为理想献身的英雄主义的放达。 （三） 放达的七贤，看上去是要践踏一切、毁灭一切的，而实际上，他们心中自有一种神圣，自存一块绿洲，这就是对庄子构建的“道”的境界的追求。七贤的放达，并非心灵的 放逐。他们始终朝向庄子的目标，进取不已。刘伶的《酒德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都将自己这种放荡不羁、无违大道的人称作“大人先生”，嵇康《卜疑集》中则称为“宏达先生”，嵇康说： 有宏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下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 这位宏达先生是放达的，他心胸宽广，淡泊为怀，端方、廉正而内心并不感到压抑和限制，超世独步，土木形骸，不苟合于俗人，不期待于宦达，纵横九夷八荒，横行沧海河源。他不畏兵火与猛兽，机心不存，从容纵肆，遗忘好恶。同时，他又是执著的，他以天下玄一为旨归，无违大道。宏达先生的放达，正是为了实现大道。他的放达似乎是肆无忌惮，其实是在大道的目标下进行的。追求“道”是他们放达的惟一心理依据。 老庄思想作为先秦时期哲学流派，竹林七贤在进一步阐释和实践时有很大的选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老庄思想适应了竹林中人的心理需求，才在魏晋之交有了独特的发展。那么，在无违大道的背后，竹林七贤执著的是什么呢？ 执著于个性的率真。他们已经厌恶了虚伪的礼法和种种世俗规范，希望返回自然，返回自我，也就是返回本真。庄子就是崇尚“真”的，《庄子·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足以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在庄子这里，“贵真”与“法天”是一致的，天道自然无为，完全让事物按照它的本性去活动和表现自己，而不应以人为力量强求它、扭曲它。牛马生而有四足，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行走，这就是其天然面目；如果想控制牛马的活动行走，贯穿牛鼻，羁勒马首，这就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竹林七贤也努力发现、发展和保持自己的本真个性。刘伶不愿限制饮酒，用的是顺应自然天性的理由，所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嵇康“天质自然”，他拒绝出仕，强调的是自己生就闲散，天性难违。其《五言诗三首》之一云： 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苟必有终极，彭聃不足多。仁义浇淳朴，前识丧道华。留弱丧自然，天真难可和。郢人审匠石，钟子识伯牙。真人不屡存，高唱谁当和？ 嵇康感叹人生苦短，还要受到种种束缚和戕害，天真难留，真人难觅。阮籍也是“当其得意，忽忘形”，独任天真，根本不掩饰自己的正当愿望。爱美之心是他们不愿掩饰的天性之一，据《世说新语·任诞》，阮籍与王戎有这么一段故事：“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刘孝标于此故事又注引王隐《晋书》中另一个故事：阮籍邻家有一少女，“有才色”，可惜的是还未出嫁就死了。阮籍与她既非亲戚，又不相识，却跑去痛哭一场，“尽哀而去”。男女大防最为礼法所注意，阮籍此举，既是伸张爱美天性，也是表明他所持有的人的所有天性不可扭曲的根本立场。其《清思赋》中云：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摇恍忽，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皎洁思清。恬淡无欲，则奉志适情。伊衷虑之道好兮，又焉处而靡逞？ 阮籍指出，只有保持纯朴真实的个性，才会有虚静之心，也才会洞幽烛微，认识和把握天地宇宙和悠悠万物，即人们常说的“虚以纳万物，静故了群动”；也只有保持纯朴真实的个性，才能与“道”相合，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执著于个性的超拔。竹林七贤追求个性的率真，也是为实现个性的超拔。因为率真是达到远离物累、妙合于“道”的境界的必由之路。向往超拔，这是一种个体向善的愿望。在他们亲手击碎旧的思想规范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沉沦，并不是要弃绝美好、窒息积极向上这个人类永恒的冲动。事实上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摆脱平庸、拒绝堕落，将自己托举到高尚的人生世界中。阮咸与猪同饮，就他的本意而言，不是要向世人宣布自己的沉沦，而恰恰是要表明，自己心无外物，不辨人猪，进入了泯灭物我、万物混一的佳境。《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 同为方外之士，为了相晤，虽千里命驾亦在所不辞；如果遇上的是尘俗中人，则不屑与之应答。吕安千里访嵇康，但正巧嵇康不在家，遇上的是他俗气的哥哥嵇喜。吕安在门上题一“凤”字，然后掉头而去。嵇喜误以为吕安是在夸自己为凤，却没有想到“凤”字拆开是“凡鸟”（繁体“凤”字）。吕安与竹林七子趣味相投，表现的也是竹林的风范。嵇喜上阮籍家吊丧遇到过相同的尴尬。嵇康在诗作中一再表示：“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他要遗弃物累，长别俗人，凌虚高蹈，游心太素。阮籍感到了这种超拔的孤独，其《咏怀》诗之一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但阮籍并不后悔，决心义无反顾地继续走下去，其《咏怀》诗之一云：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 他不愿与目光短浅、局促于蓬户之中的俗人相与弹琴为欢、立言为誓。他要戴高冠，挟长剑，雄视一世，纵游八荒，高迈于逍遥之途。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向流俗妥协，随波逐流，和光同尘，那么，就不会有超拔精神的产生，就不会有高远之士的横空出世。 执著于个性的自由。竹林七贤的理想人格是自由人格。“道”的基本品质就是自由的，它自然无为，却又充盈天地之大美。《庄子·骈拇》云：“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绳墨。”按照庄子的思想，“道”的运行是无意识、无目标的，完全顺其自然，但从实际效果看，它最终又无一不合乎规律、合乎目的。所谓“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阮籍等人实践了庄子的自由学说。他们讲求率真，在他们看来，只有循真而动，率性而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如果矫饰情性，扭曲心态，这就失去了自由的先决条件。他们追求超拔，也是为了冲破现实的牢笼，打碎心灵的桎梏，无拘无束，畅游于方外之境。为了走向这样的自由彼岸，他们决心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嵇康在《释私论》中说：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顺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认为，真正能够体悟“道”的人，是充分自由的，而其言行又是合乎“道”的规律的，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人无矜尚之心、无所欲之情，所以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总之，无所羁绊，反而能达到合规中矩、无违大道的目的。嵇康阐发的是庄子思想，却糅进了当时对抗礼法的时代内容。这样的自由境界是美的境界，是充满诗意的境界。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神往那种“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的“自然之至真”，并认为这样的自由至真如果形诸音乐，也将是超遥忘返、充满解放精神的动听声音：“萃众音而奏乐兮，声惊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属兮，六神歌而代周。乐啾啾肃肃，洞心而达神，超遥茫茫，心往而忘返。” 放达与超越，是构成六朝文人心态主调的两元。竹林七贤在建安文人之后，确立了这样的心理范式。与后来者不同的是，嵇康等人付出了更多的智慧、勇气、激情，有的甚至付出了鲜血。正因为这一点，他们虽然实践的是清虚无为的老庄哲学，是玄学中人，却挟带着峻冽、苦闷和粗放、阳刚的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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