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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集宁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华北地区的关键性战役，战役实施过程中，我军得到攻坚作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初步锻炼，积累了宝贵经验。此役对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来说带有初战性质，但初战未胜，未能达成战役目标，其失败影响重大而深远，堪称华北战略区的耻辱之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尔后华北战局的发展，对部队和群众情绪影响极大，教训十分深刻。 关于大同集宁之战的经验教训，聂荣臻、罗瑞卿、张宗逊和杨成武都曾作过认真的深刻的总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战的深刻检讨，无论在面对失利的态度上，还是在检查研讨的内容上，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和继承，是留给我军战役指挥员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战役指导不明确，在攻城阻援和攻城打援上徘徊不定纵观整个战役实施过程，战役指导不明确，不能坚持既定决心。 罗瑞卿指出:“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的战役。” 聂荣臻总结说:“从实践的结果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我们虽然部署了5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   《聂荣臻回忆录》628页 另外，我军战前认为大同属于第2战区阎锡山管辖范围，预计第12战区傅作义出援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出援，兵力也不会太多。 而蒋介石为促使傅作义全力增援大同，将大同划给傅管辖，致使傅军倾巢出动，这是我军所未料到的。也正是因为对傅军倾力援救大同缺乏足够认识，结果不得不把攻城阻援改为攻城打援，使两方面均受到牵制，两方面都没有完成战役任务。 (二)轻敌不慎初战，对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缺乏准确评估盲目轻敌是我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8月2日阳高作战会议上与会大多数人认为，在我军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挖地道爆破是可以在十几天内拿下大同的。还认为大同守军第38师、骑兵2个师等部队成分繁杂，指挥不一，战斗力比较弱。实际上大同守军十分顽强，致使我激战1个多月未能夺取大同。加之增援大同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傅作义部将领之间关系良好，同僚比较团结，有“七路半”之称。所以董其武被围之后，各部均倾力增援，这一点是傅部与其它国民党军队的显著区别。  傅作义 这次战役具有初战性质。不慎初战，一开始就张开大口去打有坚强设防的大同，未能发挥我军打运动战、打小据点的长处。如果先打下应县、怀仁等据点,逐步消灭掉大同外围据点的敌人后，再集中兵力攻城打援，这样夺取大同的时间虽然长些，但打下大同的把握可能要大些。而且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看，要夺取大同这样的坚城，是没有充分把握的。  当时我军作战形式正处于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战略转换阶段，不少部队刚由游击队整编而成，没有经过打大仗、打正规战的锻炼，大兵团战斗力不强，打运动战尚不成熟,打大规模的攻坚战就更没有经验，打大同是很勉强的。另外，参加集宁战役的我军部队大都刚经过战斗，还未来得及休整。 如张宗逊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就指出:“1旅2团只有一个半营的兵力，其它2个团各有2个营不足的兵力。陈仿仁旅经过忻州和繁峙战斗，在忻州战斗时就叫困难……战斗后杨苏纵队赶到，但同样不充实。”  张宗逊 (三)战役准备不足，在兵力对比上对敌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战役过程没有对敌形成优势兵力。我军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敌于外围，而是逐次增兵，正面平推，以致进展迟缓。大同守军有1.9万余人，我军此次战役投入6个旅打城，5个旅打援攻城兵力对大同守军的优势不明显。由于在阳高会议上估计应县敌人会逃走，所以命令第4纵队10旅和第3纵队7旅先消灭应县之敌，再参加大同战斗。  忻州方向的战斗也到8月11日才停止。两个军区的兵力同时在三个地方作战，既没有实现兵力的集中，也不利于部队休整准备。还有各部到达时间不同，难以同时发起进攻，再加上敌我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我军实际围歼大同守敌的兵力远未达到“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要求。 (四)未坚持既定决心，丧失改变战局的关键战机战役准备仓促。从决定发起战役至展开仅用了10 天时间，阳高会议之前有的部队已经发起攻击，而且临时建立战役指挥机构，大同前指没有时间勘察地形，调集的部队情况相互不了解。在对敌情、我情及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打初战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张宗逊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总结说：“战役组织上失掉突然性，兵力未集结即行动起来。” 整个战役准备没有达到中央军委指示的“精心计划，充分准备”的要求。 集宁战役开始阶段，国军一度处境相当不利，董其武部不但未能击破我集宁守军，自己反而被我援军包围，处于进退失据，呼救无门的境地。如果9月11日夜至12日上午我军发动总攻，那么被我包围压缩在集宁城下的敌新编第31师、暂编第11师、暂编第17师就很可能是全军覆灭的结局。那么，在歼灭这一路3个师的援军之后，我打援部队就可以转用兵力到其他方向，各个击破其他援兵。 同时，一日敌援军被击破，大同守军的抵抗意志必然瓦解，再攻大同可能就不会付出太大代价。然而在集宁城下我军贻误了一夜加一上午的最佳歼敌时机，又在可一举攻歼敌3个师的关键时刻，因敌第101师来援，致使我军仓促改变决心，失去了这一大量歼敌有生力量的战机。各部因临时改变部署，地形、道路、敌情均不熟悉，未能统一协调行动，结果对第101师几度攻击均未奏效。这样，我军不但打援的计划未完成，也失去了聚歼傅作义部的机会。 聂荣臻回忆指出:“由于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对前面的情况不明，在一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杨成武说:“我们在战场指挥上有失误，即转移兵力迎击101师，失去了歼灭危在旦夕的敌新编31师的机会”。“倘若把集宁原来之敌先行歼灭，则敌人后来的增援，就构不成威胁，情况就不同了。”  杨成武 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101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31师，而去全力打第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聂荣臻也认为这些话是有道理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战役指挥上的失误。  《聂荣臻回忆录》630页 (五)战役保障不力，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要求情报侦察不力，行动盲目。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得力，致使敌人暂编第11、17师、新编第31师于9月7日从铁路北面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直到9月8日晚上，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向集宁。从当时投入的兵力来看，集宁一线我军占据明显优势，但由于我军未能及时掌握傅部动向，在我军尚未完成战役部署时，傅作义便先于我军完成作战集结，并向集宁发起进攻，致使我军处于被动应敌状态。 通信联络不畅，协调混乱。我军通信联络不畅，主要靠参谋人员送信传递命令，敌人逼近集宁的报告无法收到，参战部队不能贯彻前指命令，前指不能及时掌握部队情况。  在我军9月10日向董其武发动进攻时，杨苏纵队作为预备队因为距离问题，11日晚才集结于大榆树湾、贾家村一线。李、肖两旅因接令迟缓不熟悉地形，11日黄昏才赶到集宁。前指原拟定于9月12日晚攻击增援的第101师，但因为各部行动未能协调一致，未同时发起进攻。独立第1旅、第358旅黄昏时即发起进攻，杨苏纵队半夜发起进攻，给陈正湘纵队的命令因通信问题无法发出，陈纵队未参加战斗。由此，在集宁城下错失歼敌良机。9月13日，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立第1旅和第359旅已撤退，便自行绕集宁城向东撤退。 攻城经验不足，装备简陋。我军没有攻城作战的经验，没有大口径火炮等重装备，手中武器也十分简陋。大同矿区虽有大量炸药，但没有利用来炸敌人的碉堡，以弥补我炮火不足。我军虽然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但仅靠手榴弹、云梯来攻坚，结果连敌人外围防御工事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以致作战时间拖延了1个月，使敌有充分时间准备和增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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