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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蒙古族源，众说纷纭。何健民译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序云：“在目前计有十一说：一为神话说，二为汉族说，三为室韦说，四为狼鹿相配说，五为西藏说，六为蒙难说，七为非纯粹之突厥说，八为鞑靼说，九为混种说，十为突厥说，十一即本书之匈奴说是也”[①]。各有所据，又都以偏概全，有盲人摸象之嫌。以上诸说都过于简单而难以被普遍接受。 识辩族源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亦邻真先生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借助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手段，对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得出了如下初步结论：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室韦—达怛人；蒙古语是在室韦—达怛人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突厥化过程而形成的；就地域而言，原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同突厥铁勒人和其他民族结合，固定在蒙古高原的；就人类学因素而言，蒙古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各种外族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非蒙古人种居民；在民族文化方面，畏吾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产生了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就经济生活而言，游牧经济一直到晚近几乎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主要生产专业[②]。 上述初步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近三十年过去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研究方面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进一步充实了上述结论，使我们对蒙古族源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稍做申论，旨在探讨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二、原蒙古人与非蒙古人种居民 体质人类学界通常将人类分成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褐种人[③]。白种人又称之为高加索人种，主要分布于欧洲；黄种人又称之为蒙古人种，主要分布于东亚。二十世纪末生物学家发现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同理也不难否认北京猿人是现代东亚人的祖先。 最近二十年体质人类学研究，特别是细粒体DNA和Y染色体方面的进展表明人类同源于二十万年前的非洲[④]。现代人种大约十万前从非洲进入欧亚大陆，其中一支大约六万年前从东南亚开始进入东亚，逐渐演变成了蒙古人种[⑤]。常染色体研究亦支持上述结论[⑥]。 东亚旧石器时代人骨发现不多，尤其缺乏5-10万年前之间的人骨。新石器时代人骨和现代蒙古人骨骼十分接近，应该属于蒙古人种。它们处于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分化过程中，一般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形成中的蒙古人种[⑦]。进入青铜时代，东亚出现了印欧人的踪迹。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东亚是蒙古人种的主要分布区，汉族和蒙古族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不成问题[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蒙古族和汉族中的非蒙古人种成分。最近的研究表明东亚非蒙古人种不仅存在，而且比重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一些，时间也比一些专家估计的要早一些。 大约四千年前，也就是夏朝建立之际，印欧人就开始陆续进入东亚。蒲立本通过对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之后指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月支、乌孙、吐火罗均是印欧人[⑨]。余太山遥相呼应认为大夏、有虞氏、允姓之戎、犬方、鬼方、方、匈奴属于印欧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⑩]。 其实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开宗明义：“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王国维认为鬼方、昆夷、猃狁、匈奴一脉相承[11]。胡厚宣认为土方是夏族[12]。徐仲舒等亦早就指出过西域之大夏与中原之大夏同族，月支前身为有虞氏[13]；王静如亦论证了大夏即吐火罗[14]。 民族和人种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庞统地说夏、月支、吐火罗、鬼方、土方、 方、 猃狁、匈奴等是一回事，都属于印欧人。其实他们都和印欧人有些瓜葛，其中部分甚至大部分属于印欧人十分可能。有如下证据表明公元前有不少印欧人进入过东亚。 C.S. Coon、李济、杨希枚注意到殷墟头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类型，作了认真的测量和研究[15]。1976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一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16]。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其中一个头顶上刻有一个“十”字。尹盛平认为这人头像“其种族当是塞种”[17]，而斯维至认为与严允有关[18]。梅维垣认为两个人头像无疑具有高加索或欧洲人种特征，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东西方互动的有力证据，古代汉语的“巫”和古代波斯的Magus以及英语“magician”有某些必然的联系。饶宗颐认为“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千余年的西亚哈拉夫（Halaf）文化，并且对中国文字的起源有影响[19]。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亦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20]。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与西亚或中亚不会没有关系[21]。 更明显的证据是新疆发现了大批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印欧人木乃伊。根据韩康信等的研究新疆青铜时代人种以印欧人为主，包括三种类型，帕米尔—费尔干纳型（Pamir-Fergana）,原始欧洲类型（Proto-European）和地中海类型（Mediterranean）,蒙古人种只占其中一小部分[22]。这些木乃伊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大部分很可能是吐火罗人或伊朗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23]。古DNA研究亦支持上述结论[24]。 王励等对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了DNA分析，结果表明他们更接近印欧人种而不是蒙古人种[25]。春秋战国时代戎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赤狄白狄或西戎东进山东是可能的[26]。这批墓葬可能是戎狄的遗存，并不一定代表当时齐鲁的主体居民。但至少表明印欧人或白种人春秋战国时代有可能进入山东。 历史记载亦表明一些明显具有印欧人种特征的人活跃于中国北方。在汉文史料中月支、乌孙、匈奴形象不同于汉人。 《史记·大宛列传》概述了西域大夏、月支、乌孙、匈奴的状况后指出：“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发髯”。深眼多须是西域胡人或印欧人种的特征。《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条张守节《正义》引三国万震《南洲志》云：“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汉书·西域传》：“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颜师古注曰：“乌孙於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晋书·石季龙载记》：“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胡羯或羯胡被认为是胡或匈奴后裔,多高鼻多须。《周书·异域传·于阗国》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明，颇类华夏”。由此可见西域诸胡月支、乌孙、匈奴大都高鼻、深眼、多须，与印欧人有关。 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墓葬出土的匈奴人像刺绣画，蓝眼多须[27]，亦可佐证。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发现了一座特殊的墓可能是属于匈奴使臣，两件透雕铜饰中的人物高鼻、长发、穿绑腿裤[28]，显然是游牧风格。此外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雕塑中的匈奴多须，亦具西域胡人特征。 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匈奴、月支、乌孙、大夏与高加索人种有关，但不足以证明他们全部都是印欧人。事实上他们均是印欧人种与蒙古人种混合的产物。这就可以解释西方古代文献中的匈奴具有蒙古人种特征。根据四、五世纪罗马人的记载，匈人具有如下的特征：中等身材，较欧洲人略短，有健壮的四肢,粗壮的颈脖，头颅圆形，双目细小，脸面较平，胡须稀疏[29]。阿提拉就是典型代表。匈奴帝国亦称为“百蛮大国”，匈奴民族明显是混血的产物，其中显然包括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Mongoloid mixed with Europoid or Europoid mixed with Mongoloid )。不同之处容易引起人民的注意，中西方文献分别记述了不同于自身的匈奴，加起来使我们对匈奴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匈奴包括了部分印欧人，突厥中印欧人的成分可能更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蒙古族形成过程中也会包含不少印欧人成分。 成吉思汗或黄金家族可能就是非蒙古人种居民。亦邻真等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谨慎地指出：“蒙古”一词原来只是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的名称，而且不无可能，成吉思汗的祖先并不一定出自这个氏族部落[30]。 蒙古草原动荡不安，氏族部落集团聚散无常，而氏族部落血缘亦变化不定。《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记》、《史集》都记述了成吉思汗十世祖母阿兰豁阿感光生子的传说。在鲜卑、夫余和上古中原不难找到不夫而孕的踪迹。《蒙古秘史》记述了阿兰豁阿的解释：“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啊，那时才知道也者。”[31]《史集》云：“幼子孛端察儿合汗，他是那株树上精选的果实。从他的氏族产生了许多部落，它们的支系将于后面详细叙述和列举，成吉思汗的纯洁氏族起源于他。”[32]氏族部落的血缘不一定是一脉相承。 成吉思汗本人从血统上来说未必属于他所在的部落。《蒙古秘史》等都明确地记述了也速该在兄弟的帮助将别人的妻子抢为己妻，不久就生了儿子取名为铁木真。成吉思汗的亲生父亲和出生年月难以确考[33]。铁木真长大结婚后不久，妻子被抢，夺回后不久就生了长子术赤。术赤被弟弟察合台等怀疑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兄弟不欢而散。也速该、铁木真、术赤祖孙三代可能有不同的血缘，成吉思汗血统上很可能不属于他所在的部落，他是部落中的异数。正如拉施特云：“虽然按照上述权威说法，成吉思汗、其祖先和兄弟们，都属于乞牙惕部落，但是，乞牙惕-孛儿只斤成了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秃儿子孙的称号；他们既是乞牙惕，又是孛儿只斤。孛儿只斤在突厥语中，[意谓]蓝眼睛的人。他们的[肤]色微黄。他们很勇敢又极大胆，因此他们的英勇受到传诵。”[34] 从留传下来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的画像来看都有络腮胡，颇象西域胡人，但脸平头圆，又像东胡。他们很可能是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混血的产物。 成吉思汗有不少后裔是突厥人。《突厥世系》的作者阿布齐·哈齐就是成吉思汗长子赤术汗第五子昔班汗的后裔，从父系和母系都可清楚地追溯到成吉思汗[35]。他们对成吉思汗以前的家族史亦有清晰的记忆。蒙古多次西征在中亚乃至西亚、欧洲均留下了后裔，而大多数皈依了穆斯林。因此突厥人追认成吉思汗为先祖或自称为成吉思汗之后裔是有充分根据的。 三、鹿与狼及其他 一般认为狼是蒙古族的图腾。姜戎《狼图腾》[36]引经据典，雅俗共享。井上靖《苍狼》[37]是成吉思汗的长篇传记小说，烩炙人口。而腾格尔的“苍狼乐队”亦风光一时。《蒙古秘史》卷一开宗明义：“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了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38] 没有证据表明室韦、鲜卑、东胡崇拜狼。原蒙古人或蒙古人种本不崇拜狼。上古东亚人民尊崇的四灵是麟（虎）凤（朱雀）龟（玄武）龙（蛇），还有熊、牛、鱼、蛙、犬、鹿和猪等。野生的鹿对于狩猎采集者和家养的猪对于定居农耕者意义十分重大，鹿崇拜和猪崇拜亦就十分自然。 蒙古语称狼为“赤那”，古代突厥人称“孛儿”，蒙古人之先祖名“孛儿贴赤那”实为突厥蒙古两种语言之结合[39]。狼图腾或狼崇拜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共同传统。蒙古突厥狼崇拜具有共同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高车、匈奴、乌孙。 《周书·突厥传》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狼匿其中，遂生十男。”突厥自称狼种，并以狼头为族徽。《通典》卷一九七：“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土，谓之附离，夏言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其旧”。 《汉书·西域传》记乌孙王号“拊离”。此“拊离”与唐代之“附离”、“附邻”、“步离”及元代之“播里”、“不里”等有关，可能同为突厥文bori之对音，而bori一字见于突厥文《阙特勤碑》，意为狼[40]。因此突厥狼崇拜与乌孙不无关系。《史记·大宛传》云：“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击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 另一方面，蒙古突厥狼崇拜亦可通过高车追溯到匈奴。《魏书·高车传》云：“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二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姐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这是“天狼”的传说，亦可作为蒙古长调起源之一解。天苍苍，野茫茫，天狼即苍狼[41]。 狼崇拜不难追溯到斯基泰时代。“涅乌里司人在风俗习惯方面是模仿斯基泰人的，但是在大流土的军队到来之前，他们曾遭到蛇的侵袭而被逐出本国。他们也许是巫师，因为斯基泰人和住在斯基泰的希腊人都说，每年每一个涅乌里司人都要有一次变成一只狼，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又恢复原来的形状”[42]。 古代罗马的建立者亦是狼的传人。雷亚·西尔维娅（Rhea Silvia）与战神马尔斯（Mars）交好，生下一对双胞胎，名叫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他们从小被遗弃，因母狼的哺育而活命。吃过狼奶的兄弟力大无穷、勇敢，杀死了篡位的叔祖父，夺取了王位，建立了罗马城。为了纪念那只母狼，罗马人建造了一座青铜雕像，成了罗马永恒的象征。这个传说在西方家喻户晓，是希腊神话的继续，亦是罗马传说的开始，实际上是西方希腊文化向罗马文化发展的转折点[43]。 狼崇拜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巴比伦、苏美尔和古埃及。古代埃及墓室壁画上的狼头人身像阿奴比斯（Anubis）又称胡狼，在诸神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墓室的守护者，亦是冥府主持正义之神。冥府审判由胡狼主持，用天平称量象征死者灵魂的心脏与象征正义的羽毛的重量，以判断此人生前是否犯罪，死后可否进入天堂。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定居的汉人似乎对狼没有好印象。但在先秦或唐代以前狼常以正面形象出现于文献中。刘毓庆注意到《诗经》的解释系统中狼具有象征圣德的意义[44]。 《诗经·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暇。”《诗序》曰：“《狼跋》，美周公也”。《毛传》云：“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躐其尾。进退有难，而不失其猛……然尤不失其圣,能成就周道”。《郑笺》说得更具体：“喻周公进则躐其胡,如欲摄政,四国流言,避之而居东都也；退则躐其尾,谓后复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圣德无玷缺。” 周兴于西戎,深受游牧文化的薰染，狼喻周公也就不足为怪。《国语·周语》云周穆王征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此狼鹿可能是游牧 部落的象征。据《竹书纪年》记载早在成汤之时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艺文类聚》解释：“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则见。”郭璞《山海经图赞》云：“矫矫白狼，有道再游。应符变质,乃衔灵钩。惟德是适，出殷见周”。《宋书·符瑞》亦云：“白狼，宣王得之而戎服。”白狼类似如孔子所谓的麒麟，但与游牧部落有关。《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自愿归属东汉；白狼王还命人做诗三首，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 有人指出蒙古民族的远祖狄历与丁零为“天族”。狄历、丁零古音颠连，匈奴语颠连为天。库克突厥和库克蒙古汉语为青突厥、青蒙古，意译为天族突厥和天族蒙古[45]。天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将天当作至高无上的神灵来崇拜的民族屈指可数[46]。天神崇拜可能有共同的起源，傅礼初认为“一神信仰”（a singleuniversal god）起源于印欧游牧民[47]。周人、匈奴、突厥、蒙古有类似的天神信仰[48]，都与游牧民的活动有关。 此外，龙亦是汉族、匈奴、突厥、蒙古共同信奉的对象。正是蒙古人在元代将龙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宋代以前麟凤龟龙与圣人均为汉人崇尚的对象。元代开始龙升九天，龟落千丈，龙逐渐成了汉、蒙、满等族共同顶礼崇拜的对象[49]。 四、游牧与定居 蒙古族震古烁今，是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蒙古室韦说将蒙古族源追溯到东胡，意味着蒙古人的祖先是定居的。而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可由突厥、鲜卑、匈奴追溯到斯基泰，或吐火罗与上古印欧人。 《魏书·室韦传》云：“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北史·室韦传》有类似记载：“盖契丹之类，颇有粟麦及穄。有曲酿酒……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由此可见室韦的经济状况是“无羊”、“少马”、“多猪”。对于游牧民来说有马才成“族”；对定居者来说，无“豕 ”不成“家”。马和猪分别是游牧和定居的象征。养猪是通古斯人或东亚的传统，在东亚主要新石器时遗址中几乎都有猪骨出土，但未见有家马骨骼出土的报道。红山文化是典型的定居文化，畜牧业不发达，没有游牧的可能[50]。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牛、马、羊，但仍然不是游牧文化。唯有马道河子遗存明显异质，可能是游牧文化[51]。历史记载表明东胡王向匈奴索要马匹，表明匈奴的马优于多于东胡。一直到匈奴击败东胡，东胡地区仍然没有完全实现游牧化，以至于到了室韦时代有些地区仍然无羊少马。根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家马匹也不多，以至于他的妻子孛儿帖没有马骑而落入敌手[52]。 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可以通过突厥追溯到匈奴和斯基泰，而斯基泰游牧文化可能源于四千年前的黑海北岸哈萨克草原。 伊利汗国官方史学家拉施特《史集》第一编《蒙古史》从突厥部落写起，在他看来蒙古即突厥，是由现今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落和过去就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落以及各有君长的突厥诸部落等构成的[53]。因此蒙古全面地继承了突厥的游牧文化，而游牧的传统至少可追溯的斯基泰。 从斯基泰到蒙古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文化有一脉相承之处。司马迁《史记·匈奴传》概括的匈奴文化特征不仅适合斯基泰亦大体适合蒙古：“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骒、……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小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与希罗多德记述的斯基泰如出一辙。 从斯基泰到蒙古游牧王国或帝国此起彼伏，但游牧生活方式没有明显的改变。居於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斯基泰、匈奴、蒙古活跃于欧亚大草原，位于西亚古国苏美尔、巴比伦、赫梯、波斯和夏商周秦汉唐帝国的北边，以游牧为特征。 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马、牛、羊是斯基泰、匈奴和蒙古的主要牧畜。驯化地理学[54]和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黄牛、绵羊、山羊均源于西来，而马源于中亚，它们是形成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基础。至于骆驼、驴、骡、野马等是罕见于中原的“奇畜”，除野马之外均不见于东亚上古考古学文化遗址。 逐水草迁徙， 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斯基泰、匈奴和蒙古时代欧亚大草原均有定居者从事农耕，并有简单的城镇[55]。当然大多数“王族”不以耕田筑城为业，而以游牧征伐为生。 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汉匈之间的外交文书可能是汉字，因此司马迁认为匈奴无文书。至今未发现匈奴或斯基泰文书。突厥蒙古时代已有文字，但并未普及。成吉思汗仍是文盲，主要以言语为约束。 儿能骑羊射鸟鼠狐兔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从小骑射，全民皆兵亦是游牧传统，狩猎和战斗是他们的日常生活。长兵弓矢短兵刀铤是游牧民的常备武器，从斯基泰到蒙古并没有多大改进，期间骑兵装备最大的改进可能是蹄铁和马蹬的发明[56]。游牧民擅长游击战或闪电战，他们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倒也未必不知礼义，其内部有严格的礼节和法规。习惯成自然。人习攻战和侵伐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不一定是游牧民的天性。 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皮革，被旃裘。食肉寝皮是游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贱老亦是游牧传统。他们恨不卧尸沙场，耻于老死家中。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种收继婚风俗到蒙古时代仍然盛行，王昭君和三娘子的故事就是典型。其俗有名不讳则无姓字。避讳是一种汉族风俗，不是游牧传统；蒙古族的姓氏显然是受了汉文化影响。在成吉思汗时代取名是很随意的。 亦邻真明确指出蒙古游牧文化来源于突厥[57]。九至十二世纪，原蒙古人经历了深浅不同的突厥化过程。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原蒙古人，最初是以狩猎采集为主，并从事原始农耕和养畜业。蒙古语khonin显然借自突厥语Khony。原蒙古人正是从突厥铁勒人学会养羊，所以才在词汇中有特多的畜牧业借词。突厥语和蒙古语中与“马”和“牛”有关的词汇绝大多数一一对应，有共同的来源[58]。学会畜牧的过程亦是草原突厥化的过程。生活方式改变了，毡帐代替了皮棚，饮食也发生了变化，习俗亦突厥化。 不仅游牧生活方式一脉相承，一些与游牧有关的文化亦大同小异。例如：与农耕民族长子继承制相对应，游牧民族普遍实行幼子继承制。一则斯基泰传说云天下掉上黄金制造的锄、轭、斧、杯，两位兄长均不能接近燃烧的黄金制品，而弟弟却顺利地得到了。“他的两个哥哥看到了这种情况之后，便同意把这全部王权交给最年轻的兄弟了”[59]。这就是幼子继承制的传说。《周书·突厥传》中有另外一种传说：“纳都六氏，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那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奉以为主，号阿贤设。” 突厥、蒙古民众有共同的叙事传统，他们的英雄史诗具有明显的共性。蒙古和突厥英雄史诗都丰富，在题材、情节、结构、母题、人物、表现手法和程式化描写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共性，且具有共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60]。 游牧文化并不是始于斯基泰，而是源于更早的印欧人“库尔干人”[61]。中亚草原特别是黑海北岸哈萨克和乌克兰草原被锁定为家马的驯化中心，只是驯化的具体时代还有争议[62]。印欧疯狂武士是游牧文化的有力传播者[63]。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由西向东传播的大趋势已逐渐明了。[64] 五、讨论与结语 人类同源日益成为人类共识。民族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一个民族的形成可以源于不同的民族，而不同的民族亦可有共同的族源，聚合和分化是民族形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 人类有共同的历史。一个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越短，其史前史就越长；反之亦然。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未必是最优秀的民族。斯基泰自豪地宣称是世界上最年青的民族[65]。蒙古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算悠久，汉族较悠久，但追根溯源一样古老和复杂。一个民族可能是新形成的，但其源头一定十分遥远。如果一个民族自认为是完全土生土长，那就无异自绝于人类。 1．血缘与认同 人类是一种多祖多孙的动物。人物繁衍了n代即有n-2位正宗祖父。从血缘而言，外祖父亦是祖父。每一个人都有无数的祖父，且可追溯到同一个祖父。祖父无数又大都无名，大多数人说不出三代以上的祖父的名字。数典忘祖是一种普遍的历史文化现象。 另一方面，某些人可以多子多孙，以至子孙无数。历史上少数有名有姓的人就成了无数芸芸众生传说或历史记忆中的祖先并非毫无道理。黄帝、孔子、成吉思汗是典型代表。传说中的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有二人，如此繁衍，数代之后即可成千上万；千年之后子孙无数。孔子只有一位儿子长大成人，经过七十余代的繁衍，子孙亦数以万计，外孙可能更多。成吉思汗后来居上，据研究其子孙数已超千万，比整个蒙古族人口还多。这意味着在西亚、中亚、东亚和欧洲有不少成吉思汗的后裔。当然不是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族人口也不少。 血缘只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并不是唯一依据。一个人的直系后裔可能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而不同血缘民族人士的后裔亦可能是同一民族。生物学或遗传学研究有利于人类的认同,但并不能决定或改变民族认同。细粒体DNA追溯母系血缘表明人类有共同的祖母；Y染色体追溯父系血缘表明人类有共同的祖父。而民族一般都是混血的结果，蒙古族和汉族尤其如此。 2．信仰与认同 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宗教或信仰可以巩固或改变人类的民族认同。 到了俺答汗时代在蒙古草原的蒙古人纷纷皈依了藏传佛教，因此大多数蒙古人相信他们的祖先经西藏来自印度。从《彰所知论》开始，《蒙古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等经典蒙古史著作反复强调蒙古源自印度，蒙古族源西藏说或印度说是明清时代蒙古佛教信仰者乐意接受的说法。 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率领蒙古人多次西征，在中亚或西亚先后建立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和帖木儿帝国，而蒙古人纷纷皈依了伊斯兰教。明清之际阿布尔—哈齐用察合台突厥文写作的《突厥世系》[66]将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了亚当。因此蒙古族源突厥说或亚当说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后裔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从蒙古草原走向四方的人分别皈依了不同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道教或儒家学说；不同的宗教或主义亦传播到了蒙古草原，并且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还有本身的萨满教传统，以及天崇拜、狼鹿图腾崇拜和成吉思汗崇拜都可以影响或决定蒙古族的认同。因此蒙古族的认同就成了多种宗教或信仰相互竞争的现象，与人类其他群体或民族的关系亦变化不定。 3．政治与民族认同 政治亦可以影响和改变民族认同。在蒙古草原以外的蒙古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民族认同。蒙古四大汗国早已灰飞烟灭，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领土上已难觅蒙古人的踪影。在阿富汗有上百万的蒙古人后裔称之为哈扎拉人。布里亚特本是一个重要的蒙古部落集团，十八世纪划归俄罗斯帝国，1923年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后改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1992年又改为布里亚特共和国，布里亚特族也就形成了。卡尔梅克蒙古人也就成了卡尔梅克族，图瓦蒙古人成了图瓦族。上述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明显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亦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动员的有力手段。政治运动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一些政治措施可以改变某些人的民族认同。 4．学术与认同 如果不了解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理解民族的信仰系统，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单纯的学术研究很难阐明民族的起源与认同。 “蒙兀室韦”始见于《唐书》。屠寄《蒙兀儿史记》开宗明义将室韦作为蒙古的族源。王国维、林干等肯定或支持蒙古室韦说。张久和进行了系统论证[67]，蒙古室韦说成了学术界较流行的一家之说。 但是蒙古族老百姓似乎不知道“室韦”为何物。蒙古室韦说解释不了狼图腾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来源，说明不了成吉思汗可能是突厥人的事实。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68]。不少蒙古人愿意追认突厥、匈奴，乃至北狄为祖先。 《蒙古族简史》将蒙古族兴起以前的匈奴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鹃、契丹、女真做了介绍，认为它们对蒙古族的形成都有影响[69]。《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从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制度”一直写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1954年，被认为是关于蒙古人民历史的一部好书[70]。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1]和西诺尔主编的《剑桥内亚古代史》[72]实质上是蒙古族史前史，而格鲁塞《草原帝国》[73]是一部蒙古族通史。因此，亦邻真从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研究蒙古族族源是十分明智的。 蒙古族或游牧民族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拉施特致力于编撰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人类史，《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当之无愧的亚欧历史百科全书。其中第一编《蒙古史》最有价值，第二编《亚欧各国史》、第三编《世系谱》和第四编《地理志》不是过于简略就是没有完成。蒙古人是大红花，突厥人、中国人、犹太人、富浪人（欧洲）、印度人都是小小的绿叶而已。他没有也不可能阐明蒙古族在人类史上的合适地位，只是表明了蒙古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74]给予了蒙古以适当的重视，大体反映了蒙古在中亚史或世界史中的地位。蒙古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从长时段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虑其动态和变迁。 在人类起源迁徙的大背景日益清晰的今天，在正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追溯族源并不是追求民族的独特性，而是考证民族与人类的关系。任何民族独立起源的学说都是主观的追求，经不起科学的分析和检验。因此我们不能赞成蒙古族起源于某地某族的简单说法，那都是蒙古族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的环节。鉴于目前的科学研究状况，关于蒙古族源我们可以大略概述如下：构成蒙古族基础的原蒙古人可以通过室韦、鞑靼追溯到鲜卑、东胡，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大约在五万年前经东南亚进入中国逐渐分布于蒙古草原和附近地区，相当一部分蒙古族特别是成吉思汗家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体上源于印欧人，而印欧人种大约四千年前开始陆续进入东亚。蒙古族狼图腾与天崇拜、游牧传统及相应的文化来源于突厥、匈奴，其鹿图腾与萨满教、定居文化传统来源于室韦、鲜卑或东胡。其语言亦是由通古斯语与突厥语混合而成。简言之，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分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和北侧进入东亚，从南进入的一支称之为蒙古人种，发明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从北方进入的称之为印欧人种，形成了游牧生活方式，二者在蒙古草原相遇，孕育了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蒙古族源。 （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①]白鸟库吉著，何健民译，《匈奴民族考》，1939年，上海中华书局“历史丛书”之一；收入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第184-216页。 [②]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三、四期；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第544-582页。 [③]有三种（白、黑、黄），四种，乃至六十四种诸说，都是皮毛之见。1996年人类学家聚会意大利，原则通过了《人种宣言》。 [④] R.L.Cann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Evolution, Nature, Vol.325, No.6099,pp.31-36,1987. M.F. Hammer et al: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man Y ChromosomeVariation, Genetics 145, pp.787-805,1997. [⑤] BingSu et al: Y 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65(3), 1718-24, 1999. 柯越海等： Y染色体单倍型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多态性分布与中国人群的起源及迁移，《中国科学》C辑，第30卷第6期，614-20,2000。 [⑥] J.Y.Chu et al: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⑦]潘其风等: 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的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第189-193页,1984。 [⑧]朱泓等：东北亚地区古今居民种族类型的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第1-7页。 [⑨] E.G.Pulleyblank: Prehistoric East-West Contacts across Eurasia,Pacific Affairs, Vol.47, No.4, 1974. [⑩]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 [11]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 [12]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古代城邦史研究》，日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340-353页。 [13]徐仲舒等：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燕京学报》第13期，1933，209-238页。 [14]王静如：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原载《中德学志》第5卷第1、2期合刊；收入《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89-152，1998。 [15]杨希枚：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种系的研究，《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 [16]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 [17]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 [18]斯维至：从周原出土人头像谈严允文化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9]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香港商务，1998，83-86页。 [20] V.H. Mair: Old Sinitic “Mag”, Old Persian “Magus”, and English “Magician”,Early China, 15, pp.27-47,1990. [21] M. Csorba: The Chinese Northern Frontier: Reassessment of theBronze Age Burials from Baifu, Antiquity,70, 546-587, 1996. [22] Han Kangxi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of the Tarim Basin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ed by V.H. Mair, 1998,pp.558-570. [23] J.P. Mallory and 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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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iversity Press.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306页，译文略有改动。 [43]殷国明：狼与西方文化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 [44]刘毓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民间文学研究》2003年1期。 [45]苏日巴达拉哈：《蒙古族族源新考》，第11-12页，民族出版社，1986。 [46]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 第47-100页, 1992。 [47] Joseph Fletcher: 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6, No.1, 1986. [48]朱凤瀚：商周时期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4期。 [49]关于天龙崇拜与游牧与农耕民族的认同另有专文论述，请参阅拙著《游牧与定居》，民族出版社，出版中。 [50]易华：红山文化定居生活方式,《红山文化国际会议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 [51]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 [52]《蒙古秘史》卷二：“独帖木真准备一个从马，孛儿帖夫人无马骑了”。由此有人批评成吉思汗爱马胜过爱夫人。 [53]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 [54]埃里奇·伊萨克著，葛以德译：《驯化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 [55] N.D. Cosmo: Ancient Inner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No.4, pp.1092-1126, 1994. [56] D. Sinor: The Inner Asian Warrior,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01, No.2,1976. [57]亦邻真：我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第544-582页。 [58]阿拉腾奥其尔：突厥语和蒙古语“马”、“牛”名称研究，《阿尔泰学论丛》第一辑，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59]希罗多德：《历史》，第267页。 [60]仁钦道尔吉：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文学研究》2000、1，第17-25页。 [61] M. Gimbutas: European Prehistory: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3,pp.69-106, 1963. [62] D.W. Anthony and D.R. Brown: Eneolithic Horse Exploration in theEurasian Steppes: Diet, Ritual and Riding, Antiquity,Vol.74, March, 2000. [63] M.P. Speidel: Berserks: A History of Indo-European “Mad Warriors” (1),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No.2, 2002. [64]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 [65]希罗多德：《历史》，第266页。 [66]阿布尔—哈齐著，罗贤佑译: 《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阿布尔—哈齐，其远祖虽为蒙古人，但他本人却属于突厥族”。 [67]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8]苏日巴达拉哈：《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第2页。 [69]本书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70]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合著：《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 [71]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 [72]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3]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 [74] UNESCO：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Central Asia,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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