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密的丛林里——郑贵卿将军回忆艰苦卓绝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郑贵卿将军

在密密的丛林里

——回忆在闽西三年游击战的日子里

郑贵卿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底，我特地回到闽西，访问了龙岩的溪口、梅村和南靖的上、下科岭。虽然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乡，也不是风景胜地，而且，天寒地冻，山路崎岖，家里人都劝我不要去钻这些大山沟。叮可，任何战士，都忘不了自己曾经洒过鲜血的地方。闽西，是我度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的地方。那里，埋葬着我的许多战友；那里，生活着许多用生命掩护过我和同志们的亲人；那里，给我留下了许多至死忘不了的记忆。自从一九三八年春编入新四军，告别闽西，北战南征，四十五年过去了，我一直忆念着闽西，惦挂着闽西。现在，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快要见马克思了。我要在古稀之年，再看望一次闽西，再拜望一回那些生死与共的老区人民！

汽车，在深山密林中奔驰。林木苍翠的重山迭岭上，点染着斑剥白雪，阴云翻滚的天空，飞舞署纵横的雨点雪粒，欢乐地咚叮唱着的山溪，冲开风雪，冲破悬崖峭石，流向东方，流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一切，与当年多么相似啊！望着那些熟悉的山，熟悉的树林，那些艰苦的日子，立刻清晰地从记忆中显现出来。

一

一九三O年八月，我在家乡湖南平江县长寿街参军，编入彭德怀同志领导的三军团八军四师。当兵才三天，就随着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克，部队便会合毛主席、朱德同志领导的一军团，回师江西，攻下吉安，东渡赣江，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创建了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四次反“围剿”，部队伤亡损失大，我所在的连队编入一师九团。在攻打赣州的战斗中，我负了伤。伤愈出院后，上级将我分到军委总政治部政卫连，到了汀州，担负对中央苏区军事机关的警卫任务，保卫毛委员、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在战斗中，我加入了共产党。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主力开赴赣东北和福建邵武一带战斗，政卫连随朱总司令带领的总部到了建宁。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既不得军心、民心，又瞎指挥，断送了蓬勃发展的革命事业，使战斗接连失利，敌人步步进逼，根据地天天缩小，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开始长征。朱总司令带着机关和部分部队走了，留下政卫连的一部分，编入地方部队——闽赣军区十二团，和留守机关一道，留在建宁，防守建宁东面的一个渡口，阻击敌人，掩护部队主力撤离。那时，我当排长，留了下来，编入十二团时，担任二连连长，时间是在一九三四年的九十月。

现在，对这个十二团的情况，据说无从查核了。我记得，我刚到这个团的时候，团政委找我谈了话，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并与团首长见了面。政委姓杨，团长叫王×虎，参谋长是湖南人，爱说笑话，虽然当时战局不利，部队由一个大团，变成了只有四个连队的小团，敌人就在眼前围攻，他一见我，就说了一阵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十二团老兵很多，大部分是江西人，因此很有战斗力。敌人采用“碉堡战术”，一步步用碉堡向前推进，蚕食根据地，我们奋力抵抗，拼命保卫苏区。后来，敌人占领了建宁，我们转移到建宁东南一线的山上，抵抗建宁出来的敌人，保卫在宁化附近的军区机关。

敌人的碉堡群象紧箍一样，不断把我们箍紧。要保护军区机关，打击进攻之敌，就要摧毁敌人碉堡。一次，我领着部队，去攻打敌人筑在对面山头上的碉堡。当我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敌人碉堡跟前的时候，碉堡里的敌人扔下排子手榴弹，我头部负了重伤，连队伤亡也很大，部队不得不撤下来。通讯员背着我，象小孩坐滑滑梯一样，顺着长满草的陡陂滑下山，把我送到担架上，抬到设在宁化附近的医院，我也就离开了十二团，离开了连队。当时，战斗频繁，部队没有固定的住地，只在建宁东南一带活动，后来转移到哪里也不知道了。不过，十二团随军区机关在一起，则是不会错的。

我在宁化医院住院治疗不到两个月，头部的伤还没痊愈，因形势更加险恶，闽赣军区转移，离开宁化，医院也解散，重病号疏散安排到老乡家里。当时，医院也动员我疏散，我坚决要求归队参加战斗，组织上就分配我到闽赣军区十七团三连当连长。

十七团也只有四个连，二连有一百二十多人。由于战斗频繁，供应困难，每个人弹药不多，我一支驳壳枪，才十多发子弹。当时苏区已被敌人占领，部队只能在敌人缝隙里活动，同时，到处都有民团、大刀会之类的地主反动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不断骚扰、攻击我们，或带领国民党正规军来包围我们，我们天天都要战斗。

十七团在宁化东北一带，抵抗清流方向之敌，坚持了两个来月，与军区失掉了联系，部队也开始溃散，人心无主，不知所向。团长郭清宜(北方人)、政委周乐生(江西人)、参谋长王××X(湖南人)动员我们说，跟着十八团，打到德化去，到沿海去会合粟裕的部队。十七团大部分是福建建宁、宁化本地人，在向德化出动的路上，到处有碉堡、民团、大刀会阻击，部队伤亡惨重，有人动摇开小差，我那个连的一个排叛逃。走了两天多，我伤口复发，头部肿大，疼痛难忍，行动困难，担负不了指挥战斗的任务，就把指挥权交给了团部派来的一位姓范的组织科长。当时，团长要给我二十元光洋，让我疏散留在老乡家养伤。我想，现在到处是敌人，又进入白区，群众基础不好，留下来，等于交给敌人送死，反正是一死，倒不如跟着部队，战斗而死。我当即表示，不愿留下，就是爬，也要跟随部队前进。而且，在十七团二连也干了两个多月了，与连队的同志们也建立了感情，连队的通讯员和号兵也坚决表示愿意保护我，帮助我，随部队行动，冲过民团封锁线。团长同意我随部队前进。

一路上，十八团在前面开路，十七团在后跟进，一边战斗，一边向德化方向转移。部队在山岭间行动，我由号兵和通讯员搀扶着，战友们又找了些草药敷在我伤口上，总算消了点肿，因此，上山由他们搀扶，下山我自己溜坡，坐在草坡上，抱住双膝往山下溜。溜坡，比走还决，等我溜到山下站起来，他们还在半山腰上。我开玩笑地说：“谁说我伤重？我比你们走的还快！”

但是，一层又一层的封锁线拦阻着，一股又一股的敌人攻击着，而且，敌人在山上筑碉堡，地形有利，十八团突围失利，伤亡很大，只好折回，十七团也自然后撤。十八团伤员很多，十七团困在后面，只零星参加些战斗，四个连还完整，伤员也不多。但是，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四周是敌包围，根据地又丢了，又与上级失去了联系，部队该往哪里转移？军区在哪？十二团在哪？听说闽赣军区叛变投敌，十七团和十八团留下的同志也就有点乱了阵脚，好几天，团部都没给连队下达行军计划，也没什么人来管部队，部队毫无目的在清流东南一带的大山里转，时打时走，时走时停，到了漳平、龙岩北面一带的山里。当时，漳平已被敌人占领，龙岩的白沙、溪口也驻有敌军，我们在溪口北面的山里又遇上来“围剿”的敌人，战斗中十七团政委周乐生负伤，部队打了一阵，也各自为阵，到山上丛林里隐蔽。后来，天快黑，敌人放了几把烧山火也撤走了。

第二天，团部在半山腰的一条山沟里开会，几个连长把部队隐蔽在山上，自己来参加会议，我也参加了。政委负了伤，带一卫生员隐蔽在山上，没来参加，会议由祁团长主持，分区政治部主任讲话。这个人我过去没见过，只由郭团长介绍，说他一直随十八团行动。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动员部队投敌。他说，现在很困难，到处是敌人，部队没办法存在下去了，今后大大家自己行动。团长也讲了类似的话。参谋长单独跟我这个老乡讲了几句，说革命是有前途的，是会胜利的，但在会上他没公开表态。会一开完，分区政治部主任，郭团长和参谋长就带着机关和身边的部队朝敌人集结的方向走去。

当时，十七团四个连队还在，加上十八团的人员，共有几百人。我们二连和一连隐蔽在山上。一连连长姓赵，龙岩人。我俩见团部向敌人走，估计是去投敌。我们势单力弱，阻止不了他们，但要我投敌，我宁愿死。我和一连连长交换了一个眼色，推说要回连队向战士介绍情况，就离开团部，回到各自的连队。团部的一个秘书，一个文书，过去都是乡里的干部，秘书还当过区苏维埃主席，在家乡镇庄过土豪劣绅，到敌人那里去也可能被杀，因而不愿投敌，就悄悄溜了出来，跟着我上了山。

在上山的路上，我问一连长和二连代理连长(团组织股长)今后怎么办。一连长说，他们连队本地人多，他是龙岩人，他打算带着连队打回家乡去。我所在的二连代理连长说，根据情况发展，以后再说。二连战士也多是本地人。在山上转了几天，找不到吃的，伤员也无法安置，代理连长常唉声叹气。有一天晚上，代理连长说是带连队去活动，下山找粮食，让团部秘书、文书照顾我，隐蔽在密林里养伤，等他们回来。可是，一个晚上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不见他们回来，一连长早两天就带着部队走了，三连、四连当时就随团部走了，山上只留下我们三个人了。我们三个人在梅花十八洞转了几天，靠野果充饥，实在受不住了，三个人商量，用我身上仅有的几块银元，到山下小村庄里向农民换些吃的。

大概因为部队有的投敌了，有的溃散了，敌人也撤到山下的圩镇上去了。但是，敌人在老百姓中间搞保甲制度，到处有民团，下山是危险的。我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让文书把他的步枪也做好战斗准备，三个人来到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到了一个老百姓家里。秘书和文书都是闽西人，懂当地方言。开始老乡因不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不答应，后来文书、秘书说明情况后，他同意卖粮了。他的家里人把村里的保、甲长也叫来了，他们也同意卖粮食给我们，让我们等他们去拿粮食。等了半个多钟头，不见拿粮来，却陆续来了几个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人，守在我们三个人周围，房主人一家却都不见了。本来，我们三个人，有个十斤八斤粮食就差不多了，房主家应该有，保、甲长为什么不拿粮来，却派了这些青年人来？是不是想抓了我们去送给敌人？我觉得奇怪，向秘书和文书使了个眼色，叫他们警惕。进屋就坐的时候，我们三个就存了心眼，分做三个方向，坐在靠墙边，靠门边的凳上，防止有人从后边动手动脚。这时，我想找个理由脱身，便向他俩说道：“老乡可能难找粮食，我们不等了，走吧！”那几个青年假装挽留，上来动手，我一看情况危急，打枪又担心惊动敌人，便顺手抓起坐的长凳子，用在家乡时学武术学到的凳子功，加上自己年轻力旺，猛一横扫，打倒拦在门口的两个，喊了声：“快走！”保护秘书和文书先冲出了门，三个人便迅速跑上村子后山。那伙青年人拿着梭标、大刀来追，不得已，我开了枪，撩倒一个；秘书也用步枪射倒一个，他们才停下来，点火烧山。我们三个拼命往山头上跑，跑着，跑着，迎面来了一支七八十个穿便衣的部队，约一个连，拦住我们。我还认为遇上敌人自卫队呢。可是一打听，他们是一分区方方同志派来寻找、收容十七、十八团溃散部队的，连长叫邱立生（白沙集中时是二支队一营营长，抗战时在南京丹阳附近的战斗中牺牲)，他们听见枪声，看见山火，知道这里有情况，就赶来了。当他们听我简单介绍了这里的情况，立即包围小村庄，抓了保长审问，原来真是想抓我们三个去向敌人讨赏的。我们当即处决了保长，在村里搞了饭吃，邱连长还向老乡买了些粮食，让每个战士把随身的米袋装满，背在身上，刚要出发，村口我们的哨兵便鸣枪报警了。原来是保长派的人领敌人来了。来的是民团，有一百几十个。我们马上撤离出村，向山上跑。在过一条深山溪的小桥时，文书被敌人打伤，掉到桥下去了。当时敌情严重，大家顾不上他，边打边退，隐进深山。

　　几天以后，邱连长派人把我和团部秘书送到设在离白沙不远的大山里的一分区司令部，见到了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政治部主任温含珍，还有邱尚聪同志。温原是宁化分区政委，邱是十八团团长。当时，张鼎丞同志也在，他也接见了我。几经危难，见到首长，回到部队，回到战友和同志们中间，我激动得哭了。张、罗、方、温、邱等同志亲切地安慰我，鼓励我，让我先好好养伤，还说：“你虽然不是闽西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共产党员，到了闽西，就是回了家！”“革命遇到暂时的困难，过去，蒋介石几次围剿都没'剿’死革命，今天再困难也不怕，胜利迟早是属于我们的！”罗忠毅和方方同志还和我一起分析，怀疑闽赣军区是有计划地叛变，十二团估计也随同军区一起叛变了。因为闽赣军区负责人知道闽西南有邓子恢、张鼎丞、方方领导部队在坚持，他们为什么不向闽西根据地转移而向敌人方向活 动呢了？十二团老兵多，打仗很勇敢，打建宁时，团长还举着马 刀，亲自率领战士与敌人肉搏。这样的部队，不可能被敌人全部消 灭，也不会单独叛变。但十二团是随闽赣军区机关行动的，在军区机关前面还布置了团的警卫连，军区一叛变，十二团也就无可奈何了。

我在一分区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月，住在密林深处的山寮子里养伤。何志远同志当时也和我同住在一个山寮子里养伤。那位团部秘书就留在一分区司令部工作。国共合作时，他任我驻汀州办事处主任。几个叛徒组成的当地国民党驻军司令部后来把他杀害了。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姓名了。

二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我的伤养好了。方方、罗忠毅找我谈话，给我分配工作，让我担任岩连宁游击队长。温含珍同志给我详细地介绍了这支游击队的情况和任务。这一带已有红九团第一营和明光独立营，都是以连为单位，单独活动的，岩连宁游击队是新组织的，有三四十个人，由原来在龙岩、连城、宁洋交界处坚持的十几个地方武装，加上收容的十八团的一些同志组成，政委(指导员)就是那十几个地方武装负责人中的一个，姓陈，很年青，又熟悉敌情和群众情况。游击队直接受方方、罗忠毅指挥，任务主要是保存力层，相机打击敌人，筹款。活动地点在龙岩西北、万安河溪两岸的清凉山、笔架山、梅花十八洞等地。那一带都是高山峻岭，山上是原始森林，沟深岩险，到处有石洞岩缝，有利于游击队隐蔽。

从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到一九三五年底，是三年游击战最艰苦的岁月。一方面是敌人封锁严密，“进剿”得特别频繁。国民党反动派在龙岩城设立了驻闽西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由李默庵、李玉堂为正副司令官，纠集了九个师的兵力，各地还有反动民团、大刀会配合，到处是敌人包围着我们。雁石、白沙、溪口等大村镇，都驻有敌人。白天，敌人分几路，象篦梳一样进山清剿，晚上，敌人在山头上安岗哨，到处有敌人的碉堡、炮楼。二是敌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搞移民并村、保甲制度，割断了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我们的弹药、粮食、医药供应近乎断绝，三是许多人在危急关头叛变。叛徒和民团，比国民党正规军更难对付，因为他们更加凶残，又熟悉地形和我们活动规律，常常伏击我们，杀害支持我们，为我们传送情报和粮食药品的交通员和人民群众，造成许多重大损失，四是受王明极“左”路线迫害和敌人高压政策摧残，一部分群众“反水”，不愿支持我们，反而为敌人通风报信。五是许多土匪占山为王，他们的势力范围，我们不能去，妨碍我们开展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活动非常困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不能正面与敌人战斗，而且，每个战士子弹极少，我一支驳壳枪，十多发子弹，打了一两年。就是打，也打不破敌人包围圈，打出包围圈，到了土匪势力范围，也站不住脚。因此，我们只能采用小股、分散的办法，在敌人包围圈里，与纵横穿插进剿的敌人打麻雀战，捉迷藏，与敌人兜圈子。白天，我们游击队三两个一组，隐蔽在半山腰的悬崖陡壁上和树蔓丛林深处。因为搜山的敌人，多从山沟和山脊上走，藏在半山腰行动比较安全。只当敌人搜到面前时才突然袭击，保证打一枪消灭一个敌人，打了就跑。这样打了几回，敌人害怕，不敢至密林里乱钻，就在山顶和山沟里，架起机枪，朝悬崖绝壁和密林莽丛深处乱扫射，我们不理睬他们，藏在岩缝里、藤蔓中休息。

晚上是游击队行动的时候，从敌人缝隙里溜下山去打土豪，搞粮食，筹款。夜里下山也危险。因为进山“围剿”的敌人，夜晚在山头上、山路口、山坳上，安有岗哨和了望哨，埋伏着民团、搜索队，为了避开敌人，我们就在流水的山溪里走。不留下脚印，雨雪天就把鞋倒绑在脚板上，脚印是反的，把抄山的敌人引到相反的方向。我们就是这样。常出山进山，到万安、溪口一带去抓过几个土豪，筹集过一些粮食和钱。

溪口到雁石间有条商道，常有货担，挑着烟、酒、布匹，从雁石送到溪口一带的山村去，有时，我们就下山，拦住商贩，购买一些布匹、烟酒。不过，这既危险，又困难。因为敌人常常沿路埋伏，有时故意装成商贩引诱我们，而且土匪常拦路抢劫，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让我们和商贩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的吃、穿、住、用都很困难。虽然，当地党组织发动可靠群众，利用上山打猎、砍柴的机会，把随身带的口粮送给我们，在移民并村时埋一些粮食给我们去取，但数量都是有限的。我们经常好几天吃不到一粒米，就靠山上的竹笋、香菇、杨梅、鸟苞、苦菜，又没油盐煮，只好吃生的。即使有时搞到一点米，也不能生火煮，一生火，冒出烟，让敌人了望哨看到就会来围剿。后来，有同志想出了生火的办法：在山溪边作饭，烟和水汽混在一起，而且，水流动形成风，能把烟吹散。不过，做出的饭常是半生不熟的。

在山上，我们几个月没住过房子。敌人不来搜山，还能用竹枝、茅草搭山寮子住，敌人进山的时候，我们时而在这条沟隐蔽，时而在那座岩后藏身，常是睡在枯草、树叶堆上，下雨的时候，就撑一把雨伞，坐在大树下面。所以，游击队员随身都有三件“宝”：一是枪，二是伞，三是火柴，当然，还有粮袋，被单。尽管没房没床，人很困倦，坐在树下，一闭眼就睡着了，为防止敌人，不能睡囫囵觉，我们就在脚趾缝里点一根香，人睡着了，香慢慢燃烧，快烧完了，烧到脚趾痛，人就醒了，赶忙又换个地方再休息。有时一个晚上换几个地方睡觉。穿的都是破破烂烂，五花八门，从土豪家里搞到什么就穿什么。冬天常是草鞋赤脚，在雪地里走。几个月难得理一次发，个个头发胡子很长，把眼睛、嘴巴都遮了。想理发，也只好从土豪那里要理发工具。有一回，我们抓到一个土豪，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听说我们只要剃刀剃头，他都觉得好笑了。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游击队员们仍然毫不动摇，忠诚革命，没有叛变投敌的，也没有发牢骚的，大家互相关心，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有时搞到一点粮食，总是先让给伤病员，让一年小体弱的，有时大家你推我让，只好一人吃一点；就是拾到给个烟头，也不愿独自享受，而是一人吸一口，一个烟头几十个人吸。渐渐的，我们在山林里站稳了脚跟。不能者让敌人不可一世。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唤起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在三五年的年底，方方、罗忠毅同志决定成立一支别动队，由邱尚聪当队长，三个分队，二十多人，由一些老侦察员和连排长组成，我当二分队长，记得别动队员还有池义标(一分队长)，钟国楚（三分队长)、谭延章，还有一个外号叫“陈妹子”的。都是带的短枪。别动队武器好，素质好，战斗力强，机动性大，任务是在岩永连三角地带活动，寻找机会，主动打击敌人，告诉群众：红军并没有被消灭，红军还在！

我们打的第一仗，是和红九团刘汉带的一个连队，连夜长途奔袭驻在白沙东面的漳平民团和敌五十二师的一个营，把敌人炮楼团团包围，用火烧的办法，消灭了几十个敌人，接着又袭击溪口伪镇公所，这一次，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狠狠地教训了敌人。

别动队还攻打过龙岩溪口梅村温汉民的民团，这家伙是联保主任，又是反共第二支队长，很反动，常领着民团向我们进攻。有一回，一个青年跑上山，向我们控告当地联保主任霸占了他的妻子，愿意带领我们，夜间去抓联保主任。我们派人去侦察，证明情况属实。于是，别动队连夜赶到那里，在一座独立小屋门口，打死了联保主任，救出了那青年的妻子。还缴了枪和怀表，又以红军的名义，张贴了布告。后来，这青年当了我们的地下交通员。

敌人搞保甲制，我们为了争取群众，下山不找贫苦百姓，却去找保甲长，让他们为游击队筹粮筹款，还叫他们在游击队走后去报告敌人。这样，使一些保甲长变成了“两面派”，地方党又派了些同志当“红心白皮”的保甲长，敌人的保甲制就起不了很多作用了。

对土匪，只要不打我们，我们本着互不相扰的原则，也不去土匪的势力范围打土豪，还与他们联络，分区司令部的参谋王治平，还有何志远，都做过联系土匪的工作。当大股敌人来进剿，我们就向土匪的地盘靠，土匪与地主豪绅有勾结，敌人不敢惹土匪，我们就利用土匪来保护自己。不过，有的土匪很坏，如连城的周焕文，曾答应到香港给我们买二十支快慢机。别动队去取枪，他又说没买到，还企图在请我们洗澡时整我们，因我们警惕，才没搞成，后来(我和邱尚聪等七个别动队员调去三支队以后)，他又用代买枪的办法，骗了黄治平等八个别动队员去，其中还有“陈妹子”，他们放松了警惕，被敌人杀害了。

大约在三六年六七月间，我接到命令，和邱尚聪等七个别动队员，调到岩永靖交界的根据地去。那里原来是红八团的部队，原叫第三军分区，邱金声是红八团团长兼司令员，邱织云为政委，邱织云牺牲后伍洪祥为政委。三六年一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受中央“讨蒋抗日”的指示，将闽西红军改编为抗日讨蒋军，下设支队，红九团一营(二、三营向南挺进，开辟新区)和明光独立营为一支队，红八团为三支队，三支队负责人赵群(支队长)和邱成贤(支队政委，伍洪祥已调走)，在调我们去之前不久已先后牺牲，由红八团原来的一位连长阙树槐任支队长，调邱尚聪去任支队政委，我去担任三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我们七个人化装成老百姓，由交通员领着，从龙岩溪口到白土(东肖)经后田到适中，才进入三支队中心基点村——南靖县上下科岭。

在白土，我们住在离大操场不远的接头户家里。我们是连夜走六七十里，在天亮之前到达交通站的。接头户把我们藏在一个放稻草的杂屋里，我们钻进草堆，揭开瓦片望得见白土镇，望得见操场上出操的国民党军队。接头户和邻近的两三家都是移民并村来的，敌人不放心，每天都要派二三个人来检查几次。敌人一来，交通站派在门外了望的老人、妇女、小孩就发暗号，大声喊：“牛吃禾了！”让我们警惕，敌人走时，他们就叫“牛跑了”。敌人下次再来，他们又换别的暗语。

为什么安排离敌人这么近呢？因为白土是闽西最早的革命堡垒，群众基础好，二则住在敌人眼皮底下，反而安全。敌人经常从白土出发去搜山、袭击，想不到红军会钻进他们“家”里来。所以，那时的许多交通站都安在敌人驻地附近。

过了一天，晚上我们又出发到后田。我们不走大道，通过田垄时，只走田埂。当时正值禾抽穗时节，禾苗成了青纱帐，便于隐蔽，也不容易遇上敌人。在后田，我们庄在半山坡上的接头户家里。

现在，我已记不上这些接头户的姓名了。但是，他们掩护我们，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使人忘记的。特别是白土，有一个年青姑娘，是一个很好的接头户。三七年初，她在传送情报时被民团抓到，敌人残酷的折磨她，先是酷刑拷打，后来一块块割她身上的肉，最后用桶条捅她的下身，把她活活折磨死了。当我们听到这个讯息，部队个个咬牙切齿，决心为她报仇，多消灭敌人。

(三)

龙岩、永定、南靖三县交界的地方，过去一直是红八团活动的根据地，由邱金声和邱织云领导着，在这一带坚持武装斗争，接连取得了许多胜利。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福建蒋系军队进入广东作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红八团改变过去的分散游击形式，集中兵力，截击蒋军入粤部队。邱金声认为这个命令不妥，拒不执行，被错误地撤销职务，邱织云牺牲后继任政委的伍洪祥也同时调走，代之以赵群和邱成贤。

因蒋军和粤军战斗，给红军造成了有利时机。这一段，红军也的确取得了许多胜利。三支队七八百人集结，有力地打击了附近各地民团。

但是，“两广事变”没有多久就解决了，广东部队代替蒋军，来福建“进剿”红军。红八团（三支队)仍按前段集中兵力战斗，造成了较大损失，赵群和邱成贤先后牺牲。三支队原有三个大队，阙树槐是一大队长，林丁文为指导员，陈联正为二大队长，宁连生为三大队长，宁牺牲后由江德贵继任，赖荣生为三大队政委(指导员)，在邱成贤牺牲时，三大队也同时在永福被敌人击溃，上级将部队调到潭头(浪车)休整，调我去任大队长，游梦权为大队政委。

三大队有三个排，一排长沈开尹，二排长朱洪连，三排长张青辉，后张拖枪逃跑，由林辉才任三排长。

在整训的时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召集支队三个大队在一起，给大家作了指示。他们要大家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还给大家印发了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组织我们学习。

因为敌人主力回师“进剿”，广东军也一起来围攻，部队不能再集中兵力，改为分散活动，一部分在永定坎市一带，一部分在苦竹一带，三大队留在上下科岭一带，分散住在邻近的几条山沟的寮子里。张鼎丞、谭震林同志还随我们活动了一段时间，他们给三大队的任务是，以上、下科岭为中心，坚持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同时为军政委员会筹款。

当时，敌人经常分三路来联合进攻上、下科岭，南靖敌人从梅村、长教来，龙岩之敌从适中来，永定之敌从坎市来，每次以一个方向为主攻，另两个方向为配合，主攻方向来的敌人多，分成几路队伍，齐头并进，沿山路进来。我们就钻敌人的空子，根据地方党和交通站送来的情报，打击弱小的敌人。当然，有时也出其不意，伏击主攻方向的来犯之敌。那一段，差不多天天与敌人战斗，我记得，打得最好的有两次。

三七年四五月间，敌人又分三路来进攻上、下科岭，我们布置了适中游击队和一个排分即对付龙岩适中和永定坎市来的敌人，另两个排负责对付南靖梅村来的敌人。地方党给我们提供了准确情报，敌人兵力是一个主力营，加上长教、梅村等地的民团，共一千来人，图谋在凌晨发动突然袭击，占领上、下科岭，消灭我们。我们根据学来的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办法，预先布置好，把部队分成许多个小组，分散埋伏在下科岭到双溪的小路两边，那时，小路只脚板宽，两个人并排走不了，小路傍着河沟，两旁是几抱粗的大树林和藤蔓，便于我们隐蔽。当敌人深入我们的伏击圈，全大队各个组一齐打响，到处射出子弹，每个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晚上敌人驻下来，我们陆续派出小组去骚扰，使敌人不得安宁。这次，敌人“扫荡”了三天，我们共消灭了四五十个敌人，自己只有一人轻伤。敌人害怕，只好撤走了。这场“麻雀战”，受到了谭震林同志的表扬。

另一次，是三六年的腊月三十，我带着三个排长和二十多个战士，化装成商人、小贩，到长教去赴圩，打击那里的民团。民团比国民党正规军还凶残，他们又熟悉地形，对我们危害最大。而且，民团残害革命家属也更残酷。因此，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打击民团。但是，民团也狡猾些，除了配合国民党正规军进山扫荡外，平常都躲在碉堡里，我们很难打他们。不过，民团盘踞的村镇一般隔几天放一次圩，放圩时，民团就出来征税。所以，我们就常化装成商贩，在赴圩时，消灭那些要税收捐的民团。那一次，我化装成老板，沈开永长得胖，化装成帐房先生，朱洪连年青漂亮，身材苗条，化装成小姑娘，还有游击队阙广昌等，都化装成买卖人，三个班的战士，都带着短枪，穿着长袍短褂，有的挑，有的抬，跟随人群进了长教街。当时，那里的民团头目叫简昌时，他有三十多条枪。当我们进街时，一个民团团丁看到化装成姑娘的朱洪连，嘻皮笑脸地来拦抱，朱一枪结果了他，枪声一响，街上大乱，我们趁混乱，冲进简昌时家，可惜他去南靖了，我们只消灭了几个团丁，缴了几支枪，一些子弹和钱，安全撤出来。在撤出时，我们把写好的布告贴在民团尸体上，警告他们不得再为非作歹。在出长教街口的下桂阳，阙广昌又带人去抓了个土豪，搞了一千元光洋。

这样闹了几回，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就悬赏通缉我们。侦察员捡回来的通缉令说，抓到游梦权赏光洋三千，抓到我赏现洋五千，打死游和我赏光洋一千。同时，从我们内部寻找叛徒，企图杀害我们。

我们大队文书阮耀坤，原来是部队宣传队长，面对强大的敌人和艰苦的斗争，他动摇了，被敌人收买，条件是打死我，让他当坎市的区长。这个情况我开始不知道。有一次，他向我报告，说抚市有一个大土豪，他熟悉情况，愿意带我们去抓。我相信了，就带了一个排，和警卫员一起出发了。出发时，他提出要支枪，我们当时枪支弹药紧张，他平常很少参战，就给了他一支撞针断了的坏枪。一路上，他在我身前身后，特别殷勤，缠着让我教他学打枪。到了坎市一看，根本没什么土豪抓，只好回来。他显得很慌张。这时，地方党通过游梦权把他被敌人收买了的情报告诉我，我们便把阮耀坤叫来盘问。他供出了敌人布置给他的任务。原来，他想用假情报诱我去，让敌人埋伏起来抓我。没想到我当时就出发，他来不及通知抚市的敌人作准备，就图谋在路上向我学打枪的时候，装作枪走火暗杀我。好在是支破枪！自然，对于叛徒，我们是不留情的，把他枪毙了。

敌人没能杀死我，但却杀害了阙广昌。他原是红八团的侦察排长，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曾带侦察排，随邱金声去攻打敌人设在龙岩的医院，也去打过永定南阳坝的敌人。说起来还真有意思呢。他打南阳坝，抓到一批俘虏，其中有个姜茂生，坚定不怕死，阙广昌要枪毙他。姜说：“要杀，等一下，请你们领导来！我要告诉他一句话！”邱金声来了，他才说明他的身份，原来，他是党组织派到敌人中间去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这下，他暴露了，只好留在部队当联络员了。这是我去以前的事。找到三大队以后，阙广昌担任三大队领导的适中游击队队长，常配合我们三大队一起战斗，常和我一道化装去打民团。三七年正月，他、游梦权、肖正中(岩永靖军政委员会主席，三大队党总支书)三人去长教做群众工作，在溪柄遭到魏坤祥、魏阿狗、魏苗摇三个家伙的伏击，阙当场牺牲，游和肖冲上山跑回部队，带了一个排来，但敌人已割下阙的头去南靖领赏，我们只抢回他的遗体，埋在上科岭。听说，解放后，已经将他的遗骨迁回他家乡上杭通贤安葬了。

也就在这前后不久，阙树槐和邱尚聪也牺牲了。因为敌人加紧“清剿”，更残酷地推行“三光”政策，他俩带着一、二大队，转移到永定南阳坝一带去打游击。行前，谭震林同志也来了。谭和阙、邱指示我，继续带领三大队，在上、下科岭一带坚持，叮嘱我保存好部队，保护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他们前进到永定象山斜背芦的山谷，中敌埋伏，支队部和两个大队被敌人打垮，阙、邱二人牺牲，只有百十个同志冲了出来。军政委员会临时任我为支队长，游梦仅为支队政委。我仍带三大队在原地活动，游和原副支队长陈联正一道，将突围出来的同志重新组建为一个大队。也就是说，由红八团编成的三支队，此时实际上只有两个大队的人员了，当时，连支队部也没有组建。

除了部队一些同志牺牲，许多支持我们的群众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下科村的王宪荣(阿荣)，五十多岁，常为我们部队买药、买布，有一次，他到苦竹为红军购买物品，被敌人发觉，抓到龙岩，受尽严刑拷打，坚强不屈，被敌人杀害。

不管敌人多么残酷，革命的人民心向共产党，热爱红军，不顾生命危险，尽力支援我们。敌人“扫荡”，把下科岭基点村的房烧了，粮抢走了，耕牛农具也拿走了，他们生活很苦，吃野菜，睡草堆，住在山后山沟搭的苹寮子里。可是，还是千方百计，从适中买米、买药，甚至买烟，送给我们。

还有个黄朝荣，常到适中为我们买药，每次买的不多，敌人没发觉。后来，张青辉叛变，打死了黄朝荣，去向敌人表功了。

还有王细妹、林德仁、苦竹哥，以及东肖、后田的许多群众，也大力支援我们，从敌人封锁包围小，给我们送情报，送米送盐送药，掩护红军伤病员。

三六年底，我们和二大队到长教附近打土豪筹款，撤出时，我的头部被敌人的流弹击伤，同志们安排我在狗门塘(现在叫九云墩)村后的山寮里养伤，村里只兄弟三家，主人叫简家煌、简家珠、简家术，他们天天轮流给我送饭，搞药给我敷伤口，还把生蛋换钱的母鸡杀了，炖汤给我喝了补养身体，而他们自己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忍饥挨饿!

四班长沈××负伤残废，我们安排他住在狗门塘对面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村里，由老乡掩护了十多年，从三六年一直住到解放后，才返回永定的老家。

那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但军民之间，同志之间，情谊很深，也很快活，没有人皱眉叹气。三大队的干部战士，永定人多，只要敌人撤走，沈开尹就常和通讯员胡四贵、张捷才对唱永定山歌。遇上战士负伤或者战士家有困难，我们打土豪搞到东西，总拣一些好的送给他们。战士也很爱干部。我在狗门塘养伤时，卫生员廖思红负责照护我。他本是个好战士，在一次战斗中曾缴过敌人一挺机枪。在我养伤的两个多月里，他细心护理，为我换药、熬药，我痊愈了，他却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正是有这样好的战上和群众，我们才在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中坚持下来，一直到三七年八月，和平合作，三支队两个大队在上科岭集合点名下山的时候，我们三大队除了个别人不坚定开了小差，还保存了一百多个干部战士，他们后来都成了革命骨干。

三支队两个大队当时共有二百三四十人，这是属于原红八团的老底子。当我们下山的时候，群众想方设法，给我们送了一包香烟，两双草鞋，有的草鞋是老乡撕破自己的被子、衣服，撕成布条编织的，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至今想起来，还使人感动不已。

四

我们先开到铁三洋整编。在那里，又会合了由永定游击队几十人编成的一个大队，编为一个营，营长是陈联正。郑×贤为七连长，我为八连长，九连长是永定人，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但记得他爱吃狗肉，后来在江苏丹阳死了。三个营，加上营部，总共不到四百人。

三个大队会台时，谭震林同志来给部队讲了话，鼓励我们，发扬革命精神，到抗日前线去为祖国和人民立功，同时要我们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搞阴谋。也就在这里，上级决定把游梦权同志留下来，做为革命种子，继续在岩永靖地区坚持，派了姜茂生同志来当八连指导员。

不久，全营开到白土进行北上抗日前线的军事训练，驻在镇上的蒋军却处处刁难我们，有时，我们的后勤人员上街采买物资，他们故意找岔盘查。后来，我带了十几个人，带上短枪，摆出打仗的架势，在街上走了一趟，把他们镇住了，哨兵见了我们，还毕恭毕敬行礼了。

大约是三七年十月间，我们开到白沙，和一营、二营会合，正式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团长邱金声，副团长(政委)黄火星。一营是岩连宁红九团的部队和明光独立营编成的，营长是邱立生，二营是长汀来的，我们是三营。营长陈联正不愿上前线，开了小差，上级让我当营长。我担心自己没文化，能力低，干不了，不愿干，经过副营长(教导员)何志远和八连指导员姜茂生做工作，领导批评教育，我才当了营长，八连连长由沈开尹担任。

在白沙住了几个月。邓子恢同志常从白沙到龙岩去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我们开到龙岩去点名接收，为了防止他们耍名堂(曾发生过红三团被强行缴械的事)，又不让他们有攻击新四军的借口，上级让邱金声带着我们第三营，开到龙岩城河沟对面的飞机场，由国民党龙岩专员张策安点名。这时，国民党正规军巳调走，龙岩只有民团，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在他点名时，我让战士们把子弹都上了膛，威风凛凛，当他讲话时，如有攻击新四军的言论，战士们就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吓得他不敢说新四军的坏话．点名结束，我们安全的回到白沙。

不久，张策安来白沙，点验三团全团人员。我们把部队开进白沙附近的深山里，每次只出来一个连队，不让他摸清我们的实力。那时，我们的装备不好，弹药不多，点验时，就把好枪都交给出去点验的连队扛上，子弹不多，就用小木棍削成子弹模样，塞进子弹袋里，塞得鼓鼓的。他还真以为我们是一支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的部队呢!

三八年春节过后，三团又开回白土，和四团会合，在那里住了十来天，在三八年三月一日，就浩浩荡荡北上抗日了。我和同志们含着热泪，告别了闽西，告别了闽西人民，走向抗日前线这一别，就是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后，我特地回闽西探望。在福州，在龙岩，在溪口，在上、下科岭，我见到了当年红八团政委伍洪祥和红九团的王直同志，见到了我的战友游梦权(现名游和顺)，见到了上、下科岭还健在的几位接头户。可惜，我再也见不到邱金声、罗忠毅、温含珍、邱尚聪、阙广昌等同志，也见不到许多记忆中的接头户、交通员了，他们早为革命牺牲了。我只能站在山上的青松下，默默祈祷：同志们！战友们！闽西已发生了巨变，请你们放心安息吧!（选自《福建党史资料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