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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讲：“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或是本人所论：“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均发源于荥阳东部河济流域”，本质上都意在阐发，直到商代灭亡之前，华夏民族的核心发源地，始终在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最早于黄河下游划分九州中州“冀州”的观点。由此，形成了以伏羲“太极”“一”“中”为上古历法始点，即“冀州”的基本认识。既然“冀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如此重要；既然认为上古帝王皆居住在“东方”“河济”流域，就应该对五帝与“冀州”的关系加以论证，以飨读者。黄河下游存在九州中州冀州的依据，史书中多有记载。它是尧帝之前以“冀州”为九州中州的重要依据，也是与大禹划分以“豫州”为九州中州的主要区别。从伏羲最早肇始“八卦”文化的地域来看，本在黄河下游河播九流的荥阳荥泽荥河东部流域。故东汉应劭在《风俗通·山泽·四渎》中，有“河者,播也,播为九流,出龙图也”的记载；明代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也有“伏羲氏龙马负图,出于荥河,八卦所由以画也”的传说。出自黄河下游“九流”“荥河”“汴河”流域的“龙图”“龙马负图”“八卦”，也称“河图洛书”“九宫图”等，是上古时期历法文化的重要内容。从伏羲最早以八卦划分九州的地域来看，本与伏羲画八卦、制定历法之地，同在黄河下游的“九流”“荥河”“汴河”流域。这一观点，也来源于黄河下游战国魏国大梁所编《竹书纪年》中，“伏羲始定四海之广,作八卦分九州,制九宫”的记载。说明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制九宫”，是在黄河下游“四海”环绕、灉（汴)沮(睢）二水会同的伏羲出生地“雷泽”一带。伏羲在黄河下游划分九州及中州“冀州”的依据，源于史书中的记载，且与尧帝之前以“冀州”为九州中州的历史相对应，也是与大禹划分以“豫州”为九州中州的主要区别，并有上古时期时空历法依据可作鉴别。关于以“冀州”为中州的九州，虽然个别州名在史料表述中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以“冀州”为中央之州的历法定位却是完全一致的。如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记载：“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文中“正中冀州”，便是伏羲至大禹之前九州的中央之州，即“中州”。它是对黄河下游“中土”“中原”“中国”等“中”文化原发地的佐证，也是上古时期中国最早“中州”“天地之中”“中央黄帝”文化的发源地。“中土”“中州”“中原”“中国”等“中”文化的产生，是当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产生的始点，更是华夏民族创世思想与创世方法相结合，创造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没有灿烂的创世思想之花，就结不出丰硕的创世文明成果。那种将创世理论与创世实践截然割裂开来的观点，是经不起数千年来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检验的。深入发掘开封史典志书，可以得出以“五帝之先”黄帝为代表的轩辕氏族，共同居住黄河下游“大梁”“冀州”的历史结论。在战国魏国大梁（今开封）编撰《竹书纪年》中，记载轩辕氏黄帝即帝位时言：“元年，（黄）帝即位，居有熊”。“有熊”，当在“冀州”之地；记载高阳氏颛顼即帝位时言：“元年，（颛顼）帝即位，居濮”。“濮”水，当在“冀州”之地；记载有（高）莘氏帝喾即帝位时言：“元年，（帝喾）帝即位，居亳”。商“亳”，当在“冀州”之地；记载陶唐氏帝尧即帝位时言：“元年丙子，（尧）帝即位，居冀”。“冀”，即指“冀州”“中冀”之地；记载有虞氏帝舜即位时言：“元年己未，（舜）帝即位，居冀”。“冀”，当与黄帝的“中央宫室”“有熊”同地；记载大禹即帝（王）位时言：“元年壬子，（禹）帝即位，居冀。”“冀”，当与舜帝“执中”的“鸣条苍梧”、大禹王都“卑宫”“阳城”“夏邑”“西邑”同地。
需要指出的是，战国《竹书纪年》的编撰地在魏国“大梁”，古代也称“留”“陈留”，就是现在的开封地区。而上古时期九州的中州“冀州”“冀”“中冀”之地，也在黄帝轩辕氏及后裔共同居住的开封“大梁”“冀州”之地。这不禁让人有偏看开封“大梁”“陈留”的嫌疑。但从古籍记载分析可知，黄帝所“居有熊”的轩辕丘（楼），“杀蚩尤”后建都的“中央宫室”，确实有在上古时期开封“济（若）水”“冀州”的史料记载依据，也与上古时期历法文化彼此吻合。如唐代王鹳《广黄帝本记》、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南宋《轩辕黄帝传》、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都有“(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的历史地理记载。“大梁”，便是现在的开封。通过多种分析论证，我们认为，这绝不是用所谓附会、巧合之言可以作解释的。黄帝所“居有熊”，不仅与开封“轩辕丘（楼）”“黄帝宫室”“大梁”同地，也对应尧、舜、禹共同居住天文中的“毕”星、地形中的“冀州”之位。对此，唐代宰相房玄龄《晋书·天文志》认为：“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属冀州。”说明“大梁”，便是尧舜之都的“冀州”之地。北宋宰相李昉《太平御览·周郡部卷一》引战国“《世本》又言：夏后居阳城 ,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案《经传》曰: 夏与尧、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且不论尧舜禹“冀州”“阳城”，是在“河南”或是“河北”；也不论“河南”“河北”是指上古时期的什么河道。首先应该承认的是，“冀州”为尧舜禹共同居住之地，是文中阐述的基本观点。这一基本观点，正为黄帝与尧、舜、禹共同居住上古九州的中州“冀州”，“冀州”与大禹“阳城”同在开封“大梁”之地，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佐证。
三、“大梁”“冀州”是黄帝氏族世代传承之地。据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吕氏春秋·季夏纪》记载:“中央土，中日戊巳。其帝黄帝。”东汉末训诂大家高诱注释:“戊巳，土日。土王中央也”；“黄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号轩辕氏。死，托祀为中央之帝。”文中“中央土”“中日戊巳”“土德王天下”，均指黄帝居住的“中央宫室”。而黄帝“中央宫室”“中央土”“中日戊巳”“土德王天下”，也与唐、后周、北宋、金代、元代等天文学家，测量认定的开封浚仪岳台“天地之中”互为印证。考虑到高阳氏颛顼为昌意之子、黄帝三世孙，有莘氏帝喾为玄嚣之孙、黄帝四世孙；又联系到黄帝、嫘祖生玄嚣、昌意于开封济（若）水（今黄河）之滨的大梁轩辕丘（楼）“中央宫室”。因此认为，颛顼即位“濮”水的高阳国，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二》中，“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也，于战国为大梁”的记载相一致；帝喾即位的有（古）莘国“亳”都，与唐朝李吉甫所撰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中，“汴州陈留县故莘城,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地”的记载相一致。阳武“高阳”、陈留“古莘国”，理当与黄帝居住开封“大梁”的“有熊”“轩辕丘（楼）”“中央宫室”“冀州”同地。
所以，在中国《山海经》《周逸书》《史记》等史典中，传承了黄帝杀蚩尤于开封“青丘”“冀州（中冀）”“涿（逐）鹿”的上古记载；传承了颛顼随父昌意生于开封“大梁”“若（济）水”，建都“高阳”的上古记载；也传承了帝喾生于开封“夋（浚）水”，建都“古莘国都亳”，帝喾次妃简狄“玄鸟生商”契（阏伯）于开封“青丘玄池”，封地于开封帝喾“古莘国都亳”，即“商丘”“商亳”的上古记载。帝喾“古莘国都亳”之“亳”，本在伏羲划分九州东北部方位的“亳（薄）州”之地，也对应伏羲八卦“震（雷）卦”、八方“东北方”、八风“条风”之位。故唐代魏征《隋书·列传·卷三十四》引汉代纬书“《稽览图》云：太平时，阴阳和合，风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险，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鸣条，故欲风于亳。亳者，陈留也。”在古代史典中，除开封“陈留”有此“阴阳和合”之地的“鸣条”“亳者”名称外，尚未见有第二地可争。
由此表明，上古自五帝到夏商诸王，共同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以开封为中心九州中州“冀州”之地，“冀州”又与天文“昴、毕”二星、地形“大梁”“留”邑，天地上下之间彼此合二为一。西汉王莽“新莽嘉量”铭文指出：“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文中“大梁”，对应黄帝、虞（舜）帝居住之地；“戊辰”之“戊”，是天干第五位。“戊辰”之“辰”，是地支第五位，属龙。若论阴阳和合的五行文化，天干之“戊”与地支之“辰”均属“阳土”，故言居住“大梁”“戊辰”“中央土”的黄帝，有“五德”之一的中央“土（信）德”，称“中央帝”。开封“大梁”，在天文星象文化中，也称“留”星、“昴毕星”。对此，明代藏书家郎瑛《七修类稿》解释：“大梁，一名西陆，皆以属西方之故；别名旄头，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记》索隐曰：'留，昴也。’毕星，《诗》称天毕，《尔雅》谓之浊，郭璞曰：或呼为浊，以星形名也。”由此可知，上古时期流经黄河下游“大梁”等地的“鸿沟”“涿（淖）水”“浊（濁）”水，也由天象中的“留”“昴”“毕”“天毕”等星象文化演变而来。黄帝将“中央帝”“土德”“执中”之位，传承给了居住“大梁”“鸣条苍梧”之地的舜帝，正是舜帝“允执厥中”之位，与天象中的“昴毕（留）”星，地上九州的中州“冀州”“留”邑上下合一，也在“中央土”之位。说明上古时期开封的“大梁”“留”邑地名，均是由天文星象名称而演变成的人文地理名称。春秋时期左丘明《国语·晋语》记载:“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沉之星也。实沉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天文中的“实沉之星”，所对应的开封“大梁”之地，正是西周晋人初兴的“晋丘”“晋墟”“晋国”之地。而晋人初兴的“晋丘”“晋墟”“晋国”，便是黄帝出生的开封“青丘玄池”、上古九州“冀州”、古代“大梁”“陈留”之地，也是西周毕公高、毕万、魏国先后受封的“毕”“晋”“魏”之地。因此，开封的“青丘玄池”等，也对应了汉代纬书《河图稽命征》中，黄帝母亲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丘”之说；也与上古易书《归藏》中，“蚩尤登九淖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战国古籍《逸周书·尝麦解》中，“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同在魏国“大梁”“陈留”“冀州”一地。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乾隆一统志`开封府古迹》记载：“莘城，在陈留县东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括地志》：'古莘国，在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春秋时期晋文公“观师”的陈留县“有莘之虚”，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晋国曾占有开封陈留“晋丘”“晋墟”“有莘之虚”之地；而是春秋时期开封陈留就存在“有莘氏”帝喾所建的“古莘国”。说明“大梁”“留”“冀州”“古莘国”“晋丘（墟）”，同在今开封“陈留”之地有据可依。“青丘”，也称“晋丘”。只有黄河下游的“青丘”“晋丘”“魏国”之地，才对应天文“昴（留）毕”星、地形“大梁”“留”邑之地。故清代陈梦雷、蒋廷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丘》记载：“晋丘，在开封府境，又名玄池。昔简狄浴于晋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遂生契。”这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开封“浚仪青丘,亦曰玄池。女娀简狄浴于青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水也”的记载，同为一地一事。这就印证了晋人初兴之地的开封魏国“大梁”“晋丘”，本与黄帝、商契出生“青丘”“玄池”同在一地观点的正确性。至于西周之后，黄河中游的山西“晋国”“魏国”之地历史、地理和文化，是不可能存在黄帝、商契原发地文化的，仍然是对黄河下游天象地形和历法文化的一种传承而已，也是对黄河中游文化源于黄河下游观点提供的又一凭证。三国魏国时期陈留尉氏人、诗人阮籍，在《咏怀·昔余游大梁》的诗中写道：“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应龙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文中“应龙”，是传说在炎帝时期的“涿（逐）鹿之战”中，协助黄帝在“大梁”“冀州”“青丘”杀蚩尤的“神龙”，也称黄帝升仙时乘坐的“黄龙”。据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黄帝升仙所骑之“龙”，又称“黄龙”“应龙”；黄帝“铸鼎于荆山”，便在封丘县荆龙宫乡“黄泽黄池”、开封黄帝“中央宫室”一带。黄帝所铸祭祀“天皇、地皇、人皇”三鼎，也在“黄泽黄池”南部的荆龙宫乡东大宫、西大宫、南大宫三村之地。如此历史地理文化，正对应上古时期九州的中州“冀州”、战国魏国“大梁”、浚仪岳台中天“高台”之地。这表明，直到春秋、西汉、三国、明代时期，“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的象形历法文化，仍然是阐述和分辨华夏民族发源地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方法。同时也表明，只有运用华夏民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创世思想方法，以及所衍生的天象地形等历法文化，才是发掘、破解和阐发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固有、根本文化。有学者问我：中华文明探源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答曰：华夏民族固有、根本的创世思想方法，以及创世思想与方法相统一的创世成果。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东夷鸟人图 
作者简介：韩鹏，男，大学，1957年1月生，河南夏邑人。河南省孔子学会顾问，开封古都学会副会长，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调研员。研究方向:中原华夏历史文明发源。首次提出了“华夏文字、文化、文明和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同产生于河南荥阳以东河济'两河’流域”的基本观点，先后出版发行研究中原华夏文明发源的学术著作十余部，曾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特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课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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