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克琳娜·桑松夫人在古文献学领域具有高深造诣，是法国书籍史和书籍收藏史方面的专家，尤其对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古今演变了如指掌。她于1972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国立文献学院，并获得古文献学研究馆员职称，毕业后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至2014年2月退休为止，桑松夫人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度过了42年职业生涯，在法国图书馆界享有盛誉。本文为桑松夫人应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之邀前来访问时所作的讲演，发表时有删节。 法国国家图书馆也许是法国最古老的文化机构。它并不像其他历史远不如它悠久的机构那样有一个明确的创立时间：比如卢浮宫博物馆建于1792年，自然科学博物馆建于1793年。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是与法国统治者的历史紧密相连的。 16、17世纪不断发展的国王图书馆 过去各个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一世（又称“虔诚者路易”）、查理二世（又称“秃头查理”）以及后来的路易九世（又称“圣路易”）等——都对手抄本情有独钟，还曾命人为它们着色。但这几个时期的收藏在这些国王死后就散佚了。查理五世（1364-1380）时，恢复了一批珍贵的收藏，他的父亲约翰二世（1319-1364）和哥哥约翰·贝里公爵（1340-1416）都是爱书人。查理五世在卢浮宫城堡的一座塔楼中建了一个图书馆，名为“训隼图书馆”。他死后，馆藏被移交到儿子查理六世（1403-1461）手中，但不久便被贝德福德公爵买下，随后也散佚了。 直到1461年至1483年任法国国王的路易十一开始，国王图书馆的发展才得以延续。从路易十一的儿子查理八世（1483-1498）接手全部馆藏起，这个机构就再也没有中断过。因此，我们可以把路易十一视为法国图书馆的奠基人。 仰仗于自1515年起统治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起初小型的图书馆在规模上经历了一个飞越。这位精通文学、热爱并保护艺术的国王扩充了拉丁语、希腊语、东方语言、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手抄本，极大地丰富了馆藏。  16世纪开创了出版物呈缴制度的弗朗索瓦一世 国王们曾试图抓住对意大利发动战争的机会丰富馆藏，查理八世在夺取那不勒斯王国后，将历代阿拉贡国王的约1040册藏书带回了法国。路易十二（1462-1515）在征服米兰公国时也攫取了斯福尔扎家族和维斯孔蒂家族存于帕维亚城堡内的一部分来自彼特拉克图书馆的藏书。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则令驻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收集希腊语写本。1450年印刷术问世后，这些珍本的编排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印本在初期极力地模仿写本，爱书人也都更偏向于着色的写本，认为那是真正的艺术品。弗朗索瓦一世就是珍本的爱好者。除了酷爱珍本这个原因，弗朗索瓦一世的名字与国家图书馆的历史紧密相连，还因他于1537年在《蒙彼利埃敕令》中开创了出版物的呈缴制度——规定出版者要向布卢瓦城堡图书馆送交每一本在法国出版的出版物的印本。这个制度很好，但在起初的几十年里并没有被认真执行。这条法令也被多次更改。 这批藏书始终跟随着统治者，王国的领地更换，图书馆便也随之迁移：查理八世的图书馆在昂布瓦斯，他的继承者路易十二将奥尔良公爵们的藏书集中在布卢瓦，弗朗索瓦一世1522年在枫丹白露新建了一个图书馆用以收藏旧的写本，他将图书馆交给人文主义学者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1467-1540）掌管，并于1544年将布卢瓦的馆藏迁移到了枫丹白露。16世纪下半叶，随着统治者定都巴黎，国王图书馆最终落户巴黎。 1645年，国王图书馆只有1329册印本。仅仅几年之后，到了1656年，凭借杜普伊（Dupuy）兄弟的捐赠，图书馆的印本就增加了9223册。国王图书馆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先后在塞纳河左岸栖于克莱蒙学院与科尔得利修道院，此时已是古腾堡发明印刷术两个世纪后，亟需寻找一个新的场所来保存数量剧增的珍贵藏书。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和海军事务总管柯尔贝尔（Colbert，1619-1683）把国王图书馆变成了一个显示国王荣耀的所在，他管理下的图书馆开启了令人惊叹的崛起过程。柯尔贝尔将图书馆安置于塞纳河右岸薇薇安路（rueVivienne）上两幢归他所有的房子里，靠近他的私人府邸，离卢浮宫与皇宫仅几步之遥。他为图书馆配置了有能力且有权的管理人员，换立并成功推行了书籍的呈缴令，并将呈缴令扩展到版画领域。他通过购买或捐赠的方式为图书馆增加了许多藏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发展为版画收藏馆的马罗尔神父（AbbédeMarolles）的收藏。  17世纪柯尔贝尔扩充了国王图书馆馆藏 17世纪末，于1670年开始管理国王图书馆的尼古拉·克莱芒（Nicolas Clément，1647-1712）为印本建立了分类，其主要原则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末。他把书分成23类，分别用23个字母代表，前四类属宗教，接着有二类属法学，十类属历史，四类属哲学、科学和艺术，最后三类属文学，写本则以语言分类。 柯尔贝尔死后，年轻的神父卡米耶·卢瓦（Camille Louvois）受他父亲（路易十四的大臣）卢瓦的任命接管了图书馆，并于1692年首次将其向公众开放。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危机与契机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也常被认为是国王图书馆的黄金时代。于1719年被任命为馆长的比农神父（AbbéBignon，1662-1743）为国王图书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辉煌。1720年，比农神父创设了五个部门：印本部、写本部、头衔与家谱部以及他主张迁回凡尔赛宫的徽章部。1721年，他将图书馆安置在更加宽敞的纳韦尔宫（H觝teldeNevers）中，它位于薇薇安路与黎塞留路（ruedeRichelieu）之间，是马扎然过去的宫殿。比农神父请建筑师罗贝尔·德·科特（RobertdeCotte，1656-1735）改建并装饰了这座府邸。这一时期的国王图书馆吸引了众多学者造访，图书馆也不断丰富着在法国乃至全欧洲出版的文学与科学书籍，也有来自近东和远东（波斯、暹罗湾、中国等）等驻有法国大使与特派员的国家的珍贵著作与手稿。这些收藏不断增加，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盘点和编目。于是，1731年，图书馆发起了一场对版画收藏的大清点。从1739年起，第一批图书目录业开始出版。  18世纪比农神父将国王图书馆带入了黄金时代 比农神父于1741年退休。他的继任者都无法达到他的声望，但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人员不断增加，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18世纪下半叶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1750-1792年间掌管版画部的于格-阿德里安·乔利（Hugues-AdrienJoly），他在任期间引进了各种历史、肖像以及艺术家的收藏，其中就有挪威画家彼得斯（Peters）收藏的736幅伦勃朗的版画；另一位是徽章部的让-雅克·巴尔特雷米（1716-1795），他用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收购了古币研究家约瑟夫·裴乐然（Joseph Pellerin，1684-1783）非常著名的收藏——32500枚古希腊钱币。那个时期的图书馆藏品来自世界各地，独具特色、包罗万象。国王图书馆从此蜚声海外。伏尔泰描述它是“最高贵的机构之一，从没有比之更慷慨且更有益的财政支出”。 在比农带来的长时间辉煌过后，图书馆遇到了困难，黄金时代走到尽头。被任命为馆长的前国家公安中尉勒努瓦（Lenoir，1732-1807）遭到了各主管的嫉妒和排挤。然而勒努瓦对于图书馆却有着他的宏伟计划，他觉得图书馆并未被合理安置，便请建筑师艾蒂安-路易·布雷（Etienne-LouisBoullée，1728-1799）提供方案，这位有着未来眼光的建筑师构想了一座覆盖满图书的巨型大楼，但这个“乌托邦”从未实现。 法国大革命对图书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一段政局动荡的时期，遭到诽谤和威胁的图书馆馆长勒努瓦被迫辞职。在这种诬陷和告密的氛围中，国王图书馆（随后被更名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危机四伏。仅仅几年内，两位馆长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还有一位自杀；许多图书馆的骨干也都因同事的告密而锒铛入狱。各种不同的行政改革方案相继被提出。在格列高利神父（AbbéGrégoire，1750-1831）的推动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最终于1795年10月17日颁布了重组法令。图书馆馆长的职位被一个集体管理部门所替代，它被称为“收藏馆”，由图书馆的八名保管员组成，他们每年会在内部选举出一名主管。 法国大革命对于图书收集条件的修改则对图书馆造成了更加彻底的冲击。1790年实行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以自由之名废除义务呈缴制。出于保护作者版权的考虑，1793年7月19日正式颁布的法令将这项制度改为了非强制性，直到1810年才被完全恢复实行。这一时期，成千上万文献被充公或扣押，教会的财产被国家占有，这些种类各异的收藏被送往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徽章部充实馆藏的过程中，圣德尼修道院（AbbayedeSaint-Denis）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古代珍宝首当其冲。但图书馆只收到了其中一部分珍宝：被称为“达格贝尔（Dagobert）宝座”的中世纪铜宝座和其他一些珍贵物件以及两个写本。来自巴黎西岱岛上圣礼拜堂（LaSainte-Chapelle）的珍贵藏品主要有公元1世纪的法兰西大浮雕玉石（GrandCaméedeFrance）和一本12世纪用银装订的福音书。还有外省的贡献，比如来自沙特尔（Chartres）主教堂的加洛林王朝的写本和梅斯（Metz）大教堂的德罗戈圣礼书（Sacramentaire deDrogon）。    法国大革命期间，贵族和教会的大量藏书、写本、手稿、印画、钱币、徽章、地图册被收缴，送往博物馆和图书馆。 路易十六（1754-1793）被送上断头台后，他的私人收藏被充公，皇室的其他成员、公爵以及流亡贵族的收藏亦然。国王、国王的弟弟和妹妹还有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藏书全部被集中到宫里的一个仓库中。国家图书馆的两名图书管理员约瑟夫·凡·普莱（Joseph Van Praet，1754-1837）与兰格莱斯（Lenglès）前往凡尔赛挑选了最珍贵的藏品，其中有16世纪的《布列塔尼的安娜的时祷书》（Heures d’Annede Bretagne），书中的画均为布尔迪雄（Bourdichon）的作品。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杜伊勒里宫的近4000册藏书也在1792年底被送往国家图书馆。1792年2月9日和12日颁布的法令要求充公流亡贵族的财产，那些逃亡海外的贵族的财产于8月14日被宣判为国家财产。 国家图书馆的科学专员倾尽全力来挑选最合适的文献。印书商的儿子、曾在巴黎德布尔（Debure）兄弟印书馆任职的约瑟夫·凡·普莱于1784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直到1837年离任。他学识广博、趣味可靠，大革命时期对于图书馆的藏书积累有明显的贡献。这个阶段总计约有20万册印本、1.4-1.5万册写本、8万幅版画和大量钱币、徽章与物件充实到国家收藏中。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几乎翻了一倍。革命的理想主义还催生了图书馆对公众更大程度的开放，这体现在常规展览与临时展览的举办、与藏品相关的考古学课程的创办，以及阅览室开放时间的增加等各个方面。 19世纪的建筑、藏品、分类和目录 进入19世纪，图书馆在空间和管理上都困难重重，这是大革命时期与帝国时期藏品大量增长所带来的后果。 19世纪初，图书馆仅占有马扎然旧宫的一部分地盘，由几幢不同的建筑拼凑而成，它们已无法满足图书馆的多种功能需求。这些建筑中包含阅览室、保存馆藏的书库、办公室，还有工作人员的住房、艺术家工作室和（在1795-1868年间）专用于教授东方语言的房间。从那时起，扩大图书馆空间，乃至整体搬迁的设想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825年，证券交易所从芒萨尔长廊（Galerie Mansart）撤出，让位给了图书馆。1833年，杜伯夫宫（H觝telTubeuf）的清空又为图书馆辟出了一间公共阅览室。各种计划在同时酝酿。建筑师维斯孔蒂（Visconti，1791-1853）从1828年直到去世期间设计的各种改建方案没能被执行。与此同时，巴黎的其他地点被纳入了考虑范围：卢浮宫、玛德莱纳教堂、太子妃广场或是卢森堡公园等等……但直到1858年，随着图书馆委员会的报告递交给历史古迹监察员梅里美，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才决定起草图书馆的就地改建计划。重建工程交给了国家图书馆的新任建筑师亨利·拉布鲁斯特（HenriLabrouste，1801-1875），他几年前刚刚完成了圣女日南斐法图书馆 （BibliothèqueSainte -Geneviève）的修建。国家图书馆的扩建计划于1859年被批准。拉布鲁斯特设计了一个由9个透光穹顶覆盖的巴雪里卡建筑（即长方形柱廊大厅）式样的方形大阅览室。内壁一圈以书覆盖，上方是阿列克桑德·德高夫（Alexandre Desgoffe，1805-1882）的风景壁画和一些大思想家的圆形浮雕。紧挨着阅览室的是一间半圆形大厅，连接藏于一道立有多根女像柱的大拱门后的书库。这间阅览室如期完成，共有344个座位，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近乎神圣的静思的氛围。拉布鲁斯特在这个大四边形中实施的浩瀚工程也使其他部门得益：版画部于1854年入驻芒萨尔长廊，沿黎塞留路的新楼的一部分于1865年被辟给了徽章部。在这些大工程之后，图书馆还须购得薇薇安路与柯尔贝尔路交界处的最后几栋私人房屋以合拢这个四边形，这个由来已久的想法终于在1878年得以完成。而这些新空间的布置工程要到20世纪初才开始。 藏品的搜集也继续进行。法兰西帝国通过严格和强制的立法体系建立了义务呈缴制（1810年2月5日法令）。1811年10月14日拿破仑一世签署的法令甚至规定“印书馆和出版社的主管部门有权出版一份报纸，预告所有将要通过印刷或版刻出版的著作”。1811年11月1日，第一期《法兰西帝国新书目录》依照这个法令问世，其“出版说明”并非由帝国图书馆起草、而是根据内务部的公文撰写的。这个在帝国的操控下运作的机制一直持续到1828年。义务呈缴从那以后变成了一种双重的呈缴：一份上交内务部，另一份上交王室图书馆。 图书馆的经费不再允许如大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的集书行为，但馆藏依然在被补充，尤其是购买了许多博学家的文稿，比如1833年购入的商博良手稿（Jean-Fran觭oisChampollion，1790-1832）；版画、地图册、钱币和乐谱等藏品也被图书馆购入。19世纪下半叶，图书馆的各个部门都收到了价值重大的捐赠。其中最为可观的，比如版画部1854年收到的布尔（Bure，或德布尔Debure）收藏的65000幅肖像画，1863年收到的艾南（Hennin）收藏的15000册关于法国历史的资料文献；印本部1862年收到的拉贝多耶尔（LaBédoyère）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收藏；徽章部1862年收到的阿尔贝·德·吕伊内公爵（Albertde Luynes，1802-1867）一批贵重的古代器皿收藏；还有写本部收到的维克多·雨果（1802-1885）的全部手稿——这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捐赠。雨果在他1881年的遗言中明确说道：“我把自己的手稿，包括今后可能找到的手稿和图画，全部捐赠给巴黎图书馆。她有朝一日会成为欧洲联合国图书馆。”许多作家纷纷效仿他。国家图书馆因此保存了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等19世纪最伟大作家的手稿和草稿。  雨果在1881年的遗言中将手稿和图画全部捐赠给图书馆，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等19世纪重要作家纷纷仿效。 其时，馆藏、尤其是图书的编目问题仍未解决。读者和工作人员怨声载道。争论主要集中在编目的形式上：按作者名的字母表排序，还是按学科排序以便系统地展示？用卡片还是印刷纸？先前负责编写目录的于勒·塔谢罗（JulesTaschereau，1801-1874）在1858年被任命为行政总管后，陆续编出了法国历史目录、医学目录等。 写本部的主管雷欧波尔·德里尔（LéopoldDelisle）于1874-1905年间就任行政总管，引进了一套新的图书分类法。在他到来之前，书都是按目录所细分的学科分门别类摆放在书架上的。德里尔决定从1875年1月1日起终止系统分类，启用一种新的分类，即将书籍以入馆的时间顺序摆放。他还决定放弃系统的编目，开始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编目，第一册按此法编写的目录于1897年出版。这项工程直到1981年才完成（只涉及1960年前进入图书馆的书）。 20世纪的国家图书馆：更专业、更丰富 图书馆自18世纪以来便由四个收藏部门组成。然而，翻了三倍且日益多样化的馆藏、保存与处理的需求等，使图书馆不得不改变组织形式并创立一些新的部门。1828年由地理学家埃德默·弗朗索瓦·若马尔（EdmeFran觭oisJomard，1777-1862）首次创设的地图册部昙花一现，其收藏随即被并入了版画部和印本部，直到1942年才重新独立。同年还开设了音乐部，以汇集来自音乐学院与国家图书馆、尤其是隶属于国图的歌剧院图书馆的印本、写本、乐谱、版画等收藏。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呈缴、购买或捐赠的所有印本的部门。1945年又创设了期刊部，以保存和传递收藏的报刊、辨认期刊的特点，既为处理它们，也为开放查阅。爱好珍本收藏的银行家和戏剧迷奥古斯特·荣德尔（AugusteRondel，1858-1934）有关戏剧演出的一批收藏之前为阿斯纳图书馆（巴黎兵工厂旧址）所有，随着1935年该图书馆归并国图，这批收藏也进入了国图，并推动了几十年后又一个新部门——戏剧艺术部的成立，该部门于2004年加入位于黎塞留路的四边形建筑群中。建于1911年的话语档案馆的国家录音资料馆收藏也并入了音像馆。总共有这样六个新的收藏部门加入，以适应各种主题资料的特殊性的要求。国家图书馆继续在终于合拢的四边形中寻找新的空间。20世纪伊始，柯尔贝尔路与薇薇安路交界口的工程便在建筑师让-路易·帕斯卡（Jean-LouisPascal，1837-1920）的指挥下进行，1917年，徽章部的新址开放。 于连·凯恩（Julien Cain，1887-1974）在1930年就任国图馆长，提出了一项大规模的工程计划，交由建筑师米歇尔·卢-斯皮茨（Michel Roux-Spitz，1888-1957）实现。阅览室由先前的5间增加到了11间。在印本部，除了原先的拉布鲁斯特阅览室，加入了珍稀书籍收藏室和目录室，书库被增高了5层以加倍容量。在版画部，包含书库、工作室、办公室和两间阅览室在内的一整片空间在杜伯夫宫的一翼中修建，这样便腾出了芒萨尔长廊用以举办临时展览。成立于1942年的地图册部终于在杜伯夫宫的主楼中有了独立的书库和阅览室。期刊部和写本部也拥有了新的书库，还有一间专为东方写本收藏开设的阅览室。 四边形空间中的工程项目一结束，于连·凯恩就开始在墙外为图书馆寻找起了新的空间。在凡尔赛，二战前为期刊创设了呈缴制后，便新造了两幢建筑。在巴黎，音乐部与音像部入驻了正对着四边形空间的一栋新大楼，而另一侧，薇薇安路上的一幢占地17000平方米的大楼被图书馆买下并翻新，安置书籍、期刊部门和一些技术部门。在凡尔赛，在图书馆自1936年起便已拥有的一座分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幢建筑主要用以存放期刊。到了1970年代末，国家图书馆又在其他城市建立了分馆：东部有塞纳-马恩省的普罗万（Provins）分馆，西部有萨尔特省的萨布莱（Sablé）分馆，它们后来成为了修复和储存中心。 呈缴制在大革命时期以自由之名被废除，1793年为保护文学产权被恢复，1810年为监督出版业而被修订，1925年又受到印刷馆与出版社双重呈缴的扰乱并扩展到电影与唱片的制作，1943年6月20日颁布的法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稳定了这一制度。1992年的法律与次年的敕令将它延伸到音像与信息资料，2006年8月1日颁布的关于作者版权与周边权利的法律又将呈缴制覆盖到了网络出版物。这项义务由此被扩展到“通过电子途径达到公共传播目的的符号、信号、文字、图片、声音或各个种类的信息”。 图书馆继续通过大笔的购买和捐赠丰富它的馆藏。其中有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的一批着色手稿、名人真迹和珍贵古籍收藏，还有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侄女在作家去世40年后慷慨捐赠、又于1983年予以补充的普鲁斯特手稿。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图书馆提供了11间阅览室供查阅文献：其中两间大阅览室用来查阅印本与期刊、一间查阅目录、一间查阅珍本、两间查阅西方与东方写本、两间查阅版画与版画储藏、一间查阅地图册、两间查阅音乐与音像资料，还有位于主馆之外的阿斯纳图书馆与歌剧院图书馆的两间，以及凡尔赛分馆与阿维尼翁分馆的两间，为每一种文献开辟一个阅览空间的努力是值得称颂的，但作为印本阅览室的拉布鲁斯特阅览室巨大的人流量仍然成为了问题。尽管阅览室只向能够证明有查阅馆藏需要的学者开放，但座位依然严重紧缺，等候的长队络绎不绝。获书途径的匮乏、图书馆接待能力和学习条件的欠缺，都使读者感到不满。 全新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图书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到80年代末，馆藏空间的不足和越来越难以满足的读者需求仍然不时困扰着图书馆。 1988年7月14日,密特朗总统在例行的国庆电视谈话中预告了“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图书馆的修建和布局”。这项计划令所有人惊讶，但人们当时尚不知这个新图书馆是不是国家图书馆。在密特朗总统的计划宣布完之后，两名高级官员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大型图书馆的计划，包括轮廓、六倍的容纳能力、大量增加的购书经费等。地点的选择尤其为人关注——巴黎、巴黎市郊或是法兰西岛大区？最终，巴黎被选为这个未来图书馆的所在地，它将坐落在塞纳河畔的托尔比亚克区（Tolbiac）。36岁的法国年轻建筑师多米尼克·佩罗（DominiquePerrault）的方案从20多名建筑师的方案中脱颖而出，他提供的模型是四本敞开的书，既简单又大胆。1989年8月21日，文化部长雅克·朗（JacquesLang）在媒体上介绍了这个未来的图书馆，且披露了全部1000万册印本收藏（书、杂志、报刊）的转移计划。为管理这项包括工程及图书馆运作在内的庞大事务，法国还专门设立了法国图书馆公共机关这个特殊的机构。 根据1993年3月商定的计划，新图书馆将有两层布局：研究馆位于和花园齐平的底层，按学科大类分成四个部门，分别是哲学、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部，科学与科技部，文学与艺术部，另设书目查询服务部、图像与声音部和珍本储藏部；二层是公共馆，向所有人开放，由数十间按上述四个大类区分的阅览室以及一间报刊室组成。至此，新的图书馆只剩下与原国家图书馆衔接的问题了。1993年7月，文化部长雅克·杜彭（JacquesToubon）根据官员菲利普·贝拉瓦尔（Philippe Bélaval）出具的报告，决定合并这两个机构。1994年1月3日，法国国家图书馆正式成立，著名中世纪史学家、长期管理法国档案馆的让·法维埃（JeanFavier，1932-2014）成为新国家图书馆的首位馆长。 建筑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如期展开。1995年3月30日，密特朗得以在总统任期结束前亲自为图书馆新馆揭幕。次年，新任总统雅克·希拉克为二层的公共馆揭幕。这个空间为大众提供了1600个座位，将近30万册的印本收藏向读者开架开放，同时开放的还有一些缩微胶片、光盘、音像与多媒体资料。这些馆藏分布在10间覆盖各个学科的阅览室中。随后，凡尔赛和黎塞留路旧馆的大规模馆藏也顺利搬迁，研究馆阅览室于1998年10月起向公众开放，共设1700个座位。读者可以要求索阅全部印本馆藏，包括珍本储藏室的馆藏和音像资料，另有35万册书开架分布在14间阅览室里。规模的巨变、建筑空间的增大和信息化的过程带来了一些挑战，但新图书馆也在前行中逐渐掌握了节奏。 印本与音像馆藏被集中在托尔比亚克区的新馆，它被命名为“弗朗索瓦-密特朗馆”。印本文献以主题分为历史、法学、科学、文学四大类，这个分类模式完全改变了此前专著与期刊的划分。在黎塞留路的四边形旧馆里，依然保存着专业的馆藏，它们仍然保留着原先的版画、写本、钱币、徽章和古董等几个部门的划分，自20世纪40年代起，开设了地图册部与音乐部，2004年底又加入了戏剧艺术部，以保存从阿斯纳图书馆转移来的收藏。 此外，还需提到巴黎市内隶属于音乐部的歌剧院图书-博物馆和巴黎以外的两个藏书库——即前文提到的萨布莱与同样由多米尼克·佩罗设计建造的、位于马恩河谷的新库，以及在阿维尼翁的国图（主要是戏剧艺术部）分馆——“让·维拉（JeanVilar）之家”。这也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 自全新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伊始，国图就加快了它的数字化的脚步。传统馆藏目录逐步由在线目录替代，名为加利卡（Gallica）的数字图书馆也于1997年启动。数字图书馆在21世纪前10年里不断扩大，仅用15年的时间便收入了330万种文献，涉及印本、手稿、报刊、图片等各个种类，还包括来自其他机构的资源。实际上，从2010年起，加利卡就开始向其他与国图合作的图书馆和机构开放。这是国图合作伙伴与网络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早在20年前就基于资料共享的考虑被提出，而今在数字化的背景下终于达成全面合作。2015年，我们能在加利卡上查阅330万种文献，其中有50万种来自国图合作的图书馆（如斯特拉斯堡图书馆等），超过50万本书和145万卷期刊，还有上万种专业文献：1128万多张图片、5万多本手稿、82000张地图、还有钱币、乐谱、声音等各种资料。我们还能检索到一些主题汇编，例如可以用“法国历史”、“医学史”、“体育”、“中国”等关键词来搜索。 随着密特朗馆的开幕，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文化活动方面呈现出新气象。新馆拥有两间大会议室和两个展览长廊。自20世纪初以来，图书馆延续着举办临时展览的传统，在旧馆、新馆、阿斯纳图书馆和歌剧院图书-博物馆，从不同的馆藏出发举办不同主题的系统展览。2015年的展览安排正体现了这种多样性：弗朗索瓦一世纪念展（他的统治始于1515年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路易十四纪念展（他于1715年逝世），戏剧艺术部为展示其收藏推出了歌手艾迪特·皮雅芙（EdithPiaf，1915-1963）特展，珍本储藏部则推出了艺术家安瑟尔姆·基弗（AnselmKiefer）特展。国图为捐赠的藏品专门开辟了一间长廊，以致敬那些慷慨的捐赠者。在今年3月底的研讨会上，国图向新闻插画家致敬，其中就包括了在今年1月《查理周刊》袭击事件中牺牲的乔治·沃林斯基（GeorgesWolinski）。 此外，国图使用了几个世纪的黎塞留旧馆由于印本收藏的整体迁移而腾出了很大一部分空间。这些空间很快被决定用于那些留在旧馆的部门和艺术史收藏的陈列，这部分馆藏应组成一个国家艺术图书馆。四边形建筑群自此容纳了两个独立但互补的机构：自2003年入驻薇薇安路的国家艺术史研究院获得了拉布鲁斯特阅览室，以作为它汇集其他艺术藏品的图书馆；而椭圆形阅览室归国图所有，用以接纳更广泛的读者群。此外，一些空间也预备给了临时展览，马扎然长廊中将增设一条珍宝长廊，钱币、徽章与古董部自1917年占用的房间中的一间将作为展示该部门藏品的博物馆，还将设计出一条可参观后台和至今向读者甚至工作人员开放的历史遗产的路线。这项工程将于2015年底起陆续交付。这是四边形建筑群有史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地进行整体翻新，是文化部为国图保存的珍贵收藏而投入的资源和力量。 法国国家图书馆在过去25年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其传统使命得到了延续，另一方面，它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拓展了另一个维度。收藏的扩大依然是首要任务，不仅需要把握一切时机不断丰富各个知识领域的收藏，还应在遵守作者版权的条件下将收藏向所有人开放（对于早期作品就不存在版权的问题）。比如，新近入馆的藏品中，有15世纪的《法兰西的让娜的时祷书》（HeuresdeJeannedeFrance），16世纪弗朗索瓦一世的王室手抄本《十二位古罗马皇帝志》（Ladescription des douze Césars），还有图卢斯-劳特雷克（Toulouse-Lautrec）的绘画样稿等。所有这些新入馆的收藏都向研究者开放，同时，相关的电子版向公众开放。 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大不列颠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所有大型国家图书馆一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它应学会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前行，兼顾实体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还应力求满足公众的需求，兼顾来访的读者和远程的读者。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各种形式保存法国的国家记忆，而法国的国家记忆也是世界记忆的一部分，就像英国的、美国的、中国的国家记忆一样。 原载“文汇学人·学林（2015.8.21）”| 从国王图书馆到法国国家图书馆 作者为法国文物考古学会主席、法国国家图书馆前任常务馆长；翻译/李佳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