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治理

人居体系传达国家政令。《周礼》每篇皆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起首，这一方面是城建的总原则，另一方面也是治理天下的基本方法。秦汉时期在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的局面下，开始了大尺度天下人居环境空间模式的探索，筑长城以保天下、修驰道以通天下、立岳渎以纲纪天下，为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奠定了“天下人居格局”的基本框架。国家治理的总体思路与具体措施，经由省、府、郡、州等各中间层级，最终传达至人居治理的基层单元——县。“上边千根线，下边一根针”，“郡县治，则天下治”。县域层面的治理主要包括保安全、便民生、实政权和兴教化4个方面。“保安全”，使民有稳定的家园，无流离失所之虞；“便民生”，使民居于其间，安居乐业；“实政权”，县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其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否，县域层面的空间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兴教化”，以儒家学说文化与科举制为整个文化的主流思想，同时强调地方的文化特质，形成璀璨的地方文化。四方面各自有具体的空间内涵，而又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人居空间支撑民众生活。农业是中国文明展开的根基，人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结成了紧密的农业生产体系，并发展出以土地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组织。原始社会的共同体——井田制，就是人们因水利灌溉而结成的公社组织。《孟子·滕文公上》：“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西周延续原有氏族部落的村社制，以“社”为基本单位，二十五家为一社，通过层层组织，结成乡遂之制。秦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县下设乡里亭，乡里制度由此确立，至明清逐步完善。士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救济贫民，制定乡约，教化乡民。北宋范仲淹归田后创办苏州范氏义庄，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先河。范氏义庄建设的内容主要有三：①置义田，为族人解决生计问题。②设义宅，为族内穷人提供住房。③办义学，让族人接受教育。由北宋“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制定的《吕氏乡约》被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有约正及同约之人，以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约。朱子又为增定条例，如社仓、保甲、书院诸制度，皆可以乡约精神推行之。

人居场所实施人文教化。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人居环境对人的化育，小到一个匾额、一副对联、一块石碑，中到一座高塔、一处庙堂，大到城市的整体格局、天下岳镇海渎的选择等，都有化育民众、文治教化之意。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街道布局，宫观、府署、庙坛等重点建筑物的布置和环境营造，城市主轴线的空间序列设置，大小院落中层层递进的布局等，都完整地体现着整个社会对礼教秩序的追求。城市之中有儒学、文庙、学馆，乡村之中不乏乡学、私塾，山林之中也往往分布有名闻天下的书院、供人修学的寺观。文庙、学宫、书院、私塾的选址、布局、设计，甚至文峰塔的营建，名人故宅古迹等相关游览地的环境营造，都体现着社会对文化、教化的重视。天地社稷、山岳河川等坛庙是对自然的崇拜与感恩；祖庙、祠堂等是对祖先的崇拜和人伦秩序的维护；城镇乡村的庙祠供奉着各种各样的神灵或圣贤名人，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慰藉与精神的寄托。这些大大小小的祈福空间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中国人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体系中不断强化着“真、善、美”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