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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的孔氏世系，人数日益增多，地域传播更加广泛。围绕孔氏世系的制度实践更加成熟，与之同时，地方兴修孔庙成为惯例。唐代诏令天下郡国兴立孔庙，以儒者为主的从祀制度也日渐完善，孔庙终成“圣域”。而宋以降“三孔”的形成，“阙里”更是成为“圣城”，至有以曲阜为圣城者。 这一时期，有关衍圣公世系、制度研究，赵文坦已有十分精细的研究，但较少关注其世系书写。传世可见孔氏家谱、家传最早者，皆起自宋代，并奠定明清家志书写的内容与规范。本章以世系书写为基础，继续深入探讨孔氏世系与政策、文化传统的关系，尤其是在世系正统竞争过程中，治统与世统、血缘与地缘的互动。 一、南宗与“阙里谱系”南宋衍圣公世系，承北宋而来，享有世系正统地位，与东晋南朝时期相类。东晋南朝时“改筑宗祊”，与南宋兴建“南渡家庙”，何其相似。但时移势迁，奉圣侯与衍圣公的地位与象征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宋时对孔子之后的褒崇，远大于此前的任何时期，虽然其制度实践有不少“故事”可循。  汉唐形成鲁国、下博、会稽三大孔氏地望，至宋则鲁国一家独显。南宋时虽形成南北二宗，但都出自曲阜，元代还构造“中兴祖”故事。宋时褒崇孔子之后，经历了由简到繁、由轻到重的过程。北宋建国，孔仁玉尚在，但无再封文宣公之事。据史传及墓志。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其父泗水令孔光嗣去世，年仅九岁的孔仁玉“传家为陵庙主”。明宗长兴元年，为曲阜县主簿；至长兴三年，墓志作“二年”，为兖州龚丘县令，方袭封文宣公。但前一任文宣公并非其父孔光嗣，而是天成四年去世的孔邈，即“陵庙主”与“文宣公”乃同时存在。  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又以孔仁玉为曲阜县令。周高祖广顺二年，继以孔仁玉为曲阜县令。孔仁玉卒于宋太祖乾德二年，年四十五岁。从孔仁玉袭爵开始，经后晋、后周至宋初三十余年，都未再封文宣公。且后周还曾遣使均田，曲阜孔氏再次编户，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封孔宜为文宣公后，才得以再次免除赋役。 此后有宋一代，孔氏之褒崇日益繁复，举凡孔庙兴修、庙户、礼乐及世爵、世职，都被后世沿袭。但北宋时期的衍圣公地位仍比较尴尬，与唐时褒圣侯类似，并无特定的品级，也只是特定礼仪环节站位才有相应安排。同时也无法与王朝封爵制度对应，但可出仕为官。  唐时文宣公任官多株守兖州、曲阜，至宋代则可以更加广泛地参与政体活动，同时也造成其履行本职与外出任官的矛盾。因此，北宋时期便有衍圣公职事的专门讨论。南宋仍旧延续了北宋时的特征，衍圣公多有“添差”“添倅”之事；而金朝则承袭前代奉祀与守庙两分“故事”，有“袭封”与“权袭封”之别。 一般情形较为特殊。北宋时“乡官”固定化，也有类似“权袭封”作用。如真宗景德（1004—1007）初孔延世去世后，其子孔圣祐年幼，未立时承爵，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孔朂、大中祥符九年孔道辅皆知曲阜，都有奉祠之责。此所谓“乡官”，后来逐渐演化为所谓“世职”（主要指曲阜令）。  第三节北宗与“孔氏祖庭”孔子后裔在宋金时期，再次发生分裂，有“居者”“迁者”之分。孔继汾言“居者视迁者为尤苦”，迁者只要另起炉灶即可，但居者所担之责，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金朝后期。金太宗天会七年，今山东地区全部为金所占据。 天会八年，金人扶持傀儡政权刘豫“大齐”，至金熙宗天会十五年，山东皆在刘豫治下，此后囊括入金朝版图。金朝统治时期，山东地区多次发生起义叛乱。金海陵王正隆三年赵开山沂州起义，时北方衍圣公为孔拯。正隆六年耿京济南起义，辛弃疾即参与此事，次年失败，时当孔拯去世之时。  这两次骚动似未波及阙里，金世宗大定二十年衍圣公孔摠有修庙之举，与骚动关系不大，而是因为北宋灭亡以来，阙里未经增修所致。真正导致阙里遭受巨大破坏者，是金朝后期的李全起义（红袄军），前后长达二十年，涉及宋、金、蒙古三方。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金章宗承安年间曾起义、又降金的杨安儿，在青州再次起义，至金宣宗贞祐二年败亡。与此同时，贞祐二年李全在潍州起义，起义军在山东遍地开花。阙里庙宅也因战乱而毁，贞祐三年金宣宗以山东兵乱而授衍圣公孔元措太常博士，留居汴京。  直至元太宗五年才再次回到曲阜。金宣宗兴定二年，李全投归南宋，后又反攻山东；兴定三年，金益都守将张林以青、莒等十二州降宋。同时，蒙古军也开始进入山东地区，金军逐渐退出争夺。 兴定元年、元太祖十二年，木华黎、孛鲁父子进占山东，木华黎因功累加“大师”“国王”。兴定四年、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前已降宋之济南严实又降蒙古，严实本人与阙里孔庙有联系。兴定五年，木华黎、严实攻占东平府，张林此时亦再降蒙古。宋理宗宝庆元年，起义军彭义斌败亡。  宝庆三年李全亦降蒙古，蒙古遂占领山东全境。李全降蒙，宋廷杀其家人，金则欲封其淮南王。宋理宗绍定三年宋又欲收买李全，次年宋军败杀李全于扬州。李全死后，其子李璮袭父职，继续管辖山东地区，元世宗中统元年加封江淮大都督，后于中统三年叛乱，迅速被扑灭。 此后忽必烈决心加强对山东的统治，罢世侯世守，行转迁法，实行军民分治。这一时期，正史记载的衍圣公仅有孔元措一人。孔元措于金章宗明昌二年袭爵，元太宗五年蒙古再封其衍圣公，至元宪宗初年，孔元措作为衍圣公并无疑问。但由于战乱，孔元措长期滞留金都城汴京，阙里奉祀便有“权袭封”之设。  导致孔氏世职曲阜县令的常态化。因为金、蒙古在山东地区的交织状态，阙里之封可能有多种互不承认、但又同时存在的方案，在时间和论述上极易造成张冠李戴的局面。而孔元措的回归，与事实上掌握阙里奉祀的孔氏后裔，也可能存在冲突。进而由于奉祀孔子之权柄的来回转移，影响又及于各支后裔对祖先的追忆。 二、孔元措及其后嗣至元时，“衍圣公”及“权袭封”世系主要有三支，一是孔元措及其后嗣，一是孔治家族，一是孔思晦家族。后二者可视作同一家族，以孔治家族最盛，数代世掌曲阜，孔治本人还曾袭封衍圣公，孔思晦则直接奠定了至今为人习知的孔氏谱系。另散见者又多与撰著家谱、家志及“提控监修”祖庙有关。  赵文坦考察了蒙元衍圣公世系，给出了较为简明的时间谱系，但对有关问题论述较为简略，今以世系及家志撰著为主，细绎其事。金章宗明昌二年孔元措袭封衍圣公，时方十一岁。金哀宗正大四年，孔元措完成《孔氏祖庭广记》。金哀宗天兴元年，耶律楚材致书金廷，索取孔元措、赵秉文等人及其家属。 元太宗五年，诏以孔元措继袭衍圣公。元乃马真后元年，《孔氏祖庭广记》经增补校正而再版，孔元措尚在世。曲阜元代碑刻，有关孔元措的最晚记录，为乃马真后四年《思堂记碑》题“五十一世孙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谨记”。  但其卒年无确实记载，陈镐《阙里志》以元宪宗元年年孔之固之子孔浈继孔元措而袭爵，至八年“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褫其爵”而“推端立之后”。但其中实情更为复杂，孔氏族人甚至怀疑孔浈的血统。孔浈之母任氏曾上书辩驳，其文见于陈镐《阙里志》。 后焦竑可能读此书，又录入《焦氏笔乘》，其所引较为完整：孔子五十二代孙衍圣公孔......也。诏悯之，迁浈为维州尹。观其文，任氏一直在试图剥离孔浈身上“贤与不肖”的判断，甚至举尧舜文武之后为例，进而不断强调“实系长房”“嫡仍复嫡”的重要性。  因此，“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并非无据。可能在攻击孔浈过程中，出现了质疑其血统的论调，任氏才上表自辩。赵文坦考证此文并非在元宪宗之世，虽然元宪宗二年，张德辉与元好问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始有“儒教大宗师”之称。但文中出现“皇帝陛下”“中原圣天子”等语，皆当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 而忽必烈尚在潜邸之时，确曾对孔氏族人争爵之事有训诫：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根据语意，似是孔元措去世后即有争爵之事，此处言“其子”，与后世各说不同。 且此时争爵，按照后世《阙里志》各文献记载看，又非无人承爵。后世多以孔元措死后，孔浈即袭爵，孔浈之父孔之固并不占有地位。笔者怀疑所谓“争求袭爵”，可能就是衍圣公与“权袭封”之间的争夺。任氏上表显然在此之后，赵文坦以孔浈袭爵时间为1251至1252年，距忽必烈即皇帝位尚有八年。 陈镐《阙里志》以元宪宗八年孔浈褫爵，可能更加准确。陈书也无《阙里文献考》孔浈曾为李氏子的故事，早于陈书的《孔颜孟三氏志》也无此记载，只言孔元措“无子，以姪之固庶子浈嗣爵。亦无子，以从兄元孝弟元用权袭封焉”。 万历己酉孔贞丛续修、明末清初孔胤植续修的《阙里志》，皆言孔浈“坐罪，夺爵。无子，以元措从弟元用权袭封焉”。又《孔子世家谱》同样无此说，孔尚任重修《孔子世家谱》记孔浈“坐事失爵”，民国修《孔子世家谱》更明确孔浈袭爵时间为八年。 可见诸书各说，互相存在矛盾。若以焦氏所见，写于忽必烈即位之后的辩表，却出现在元宪宗时。若以姚枢所论，未即位的忽必烈似并未给出袭爵的明确答案，但后世又以孔浈袭爵，并演绎出孔浈曾为李氏子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孔元措死后，孔氏族人有争爵之事，并诉至忽必烈，未有明确答案。 但孔浈仍然袭爵八年，却终被夺爵。至忽必烈即位，孔浈之母又上辩表。可见当时衍圣公权柄确实存在争夺。孔弘幹续修《阙里志》收元世祖中统五年张铎撰《故奉训大夫袭封衍圣公世袭曲阜县令（孔之全）墓铭》、元惠宗至正二年黄清老撰《故承事郎兴化路经历孔公（孔元敬）墓碣铭》。 其中叙述了孔元措时期的复杂状态，虽然并不准确，甚至漏洞百出，仍可见孔氏子孙在追忆中透露出的历史信息。但二文在《阙里志》序列中，仅见于孔弘幹续修本，陈镐、孔贞丛、孔胤植、孔继汾所修书皆不载。但孔弘幹修志，是受时任曲阜世职知县的孔承业所请，或不为无据。 但可能也因此书所收芜杂，其后续修者皆不取。也要注意，孔承业与孔之全、孔元敬并无谱系上的直接联系，而孔之全为孔弘幹九世祖。此言孔鼒、孔之文辨宗系于有司，孔之文为孔元石之子，实为孔道辅之后，而孔鼒、孔元敬为孔良辅之后，已出五服，孔元敬、孔元石并非“再从兄弟”。 其中有孔元措或严侯（赵文坦以为即东平万户严忠济，严实之子）构陷孔鼒事，志载孔元敬生于“乙未”，其弱冠时已是元宪宗四年左右。若按孔氏世谱记载，孔元措已去世。赵文坦在《元明时期孔氏北宗复爵南宗授官辨正》一文中，以孔元措卒年约为元宪宗八年。 与《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所说不同，且未言依据。赵氏又言严忠济显然支持孔浈，则当是严氏“甚惎之”，不符合语意。志中又言其玄孙孔克㽦为曲阜令，时间与黄清老撰文时不符，孔克㽦任职在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显然此志在流传中有改作增添。 不论如何，可见孔元措、孔浈时期，孔氏世爵之位在多支后裔中存在竞争。若此处孔鼒“权主祀事”可信，则其以“宗系失传”可能就是为自己做铺垫。无独有偶，孔之文直系世系中虽无权袭封之事，但同出孔宗翰、其祖辈中确有“权袭封”之人，后详。 孔浈时争爵事，不论多少人参与并为自身追忆世系正统，实际上直接造成衍圣公爵位空置近四十年。当然，阙里之祀并非无人掌领，如宋代有曲阜县令主祀之事，五代时陵庙主与文宣公同时存在（孔元敬墓志还言其曾祖孔端修为陵庙主），更早汉末有守庙百石之设。 金代以衍圣公兼曲阜令，因战乱又他封“权主祀事”者，并与曲阜令逐渐结合在一起。前述宋金元在山东地区交织混战，使得“权主祀事”者身份更加复杂。元时沿袭惯例，又有世侯世守之制，遂在“世爵”之外有“世职”之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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