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像 
近代傅抱石《竹林七贤图》
虱的古字“蝨”
 唐代孙位《高逸图》（局部）
虱子，在人们印象中是令人厌恶的寄生虫，是卑劣丑陋的象征。现代作家张爱玲便在《天才梦》中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然而，在古代，虱子却有着别样的含义。 北宋一代名相王安石，便有一则与虱子有关的趣谈。由于长期不洗澡，王安石身上长满了虱子，上朝议事时，一只虱子竟沿着领口悄然爬到了他的胡须上。宋神宗与其他同僚见状，纷纷笑而不语；唯有王安石本人，对此事毫不知情。直到散朝，好友王珪才将此事告知于他。得知真相后，王安石脸上一热，登时要将虱子拿开，却遭到了王珪的制止。在后者看来，此虱“屡游相须，曾经御览”，又岂能轻去？ 这个饶有趣味的故事，出自宋范正敏所撰《遁斋闲览·谐谑篇》，题为《颂虱》。其实，在中古时代，虱子不仅登堂入室，成了魏晋风度的象征；也如花鸟鱼虫一般，是古代文人吟咏的常见对象。 因小而卑：贪婪的寄生虫 在过去，虱子曾横行一时，它们往往活动于衣服与皮肤之间，叮人吸血，在造成局部奇痒的同时，还传播了许多疾病。现代作家张爱玲在《天才梦》中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个巧妙比喻，便道出了虱子曾给人们带来的诸多烦恼与苦闷。 今月曾经照古人。先秦时期的法家对于虱子的第一印象同样如此。商鞅便常以虱子为比喻，在《商君书·说民》中，就有“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的描述。在商鞅看来，贪污腐败的官吏便犹如趴在人身体上吸血的虱子，是造成国家衰弱的根源所在。而商鞅也因排斥儒家，在《靳令》《弱民》中将儒家所倡导的诗书礼乐等理念比喻为“六虱”。《文心雕龙·时序》所作“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即来源于此。《五蠹》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名作，他亦曾用“三虱食彘”的寓言故事告诫人们，切勿因贪图眼前小利而忘记维护根本的共同利益。法家把对国家有害的官吏以及一些弊病都称之为“虱”或“虱官”，这个比喻倒也恰当，至北宋时，一些文人仍以“群虱”来比喻小人作祟。王安石《和王乐道烘虱》写“施施众虱当此时，择肉甘于虎狼饿”，便是在谴责小人的贪婪无度尤甚于虎狼。 当然，也有人能客观看待虱子。《列子·汤问》中有“纪昌学射”的故事。纪昌在老师飞卫的指点下，把一只虱子悬吊在空中，用来锻炼眼力，三年之后，虱子“大如车轮”，纪昌也终得射箭要领，一箭贯虱。在这里，虱子只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渺小之物”而存在，并没有衍生含义。这是因为，《列子》的思想主旨接近老庄之学，庄子《齐物论》认为，万物由道所生，齐一无别；故道家学派更能够客观地看待事物，进而关注到虱子本身的微小。 此后一段时间内，士人对虱子的印象亦大多来源于此。《淮南子·说林训》云：“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虮，即虱子的卵。可见在西汉时，人们仍习惯用“虮虱”的微小来衬托其他事物。 及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灾祸频发，礼教与经学对士人的束缚大不如前，这导致社会思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在此情形之下，人们开始尝试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于是，虱子也衍生出了新的含义。 扪虱而谈：名士的“宠物”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扪（mén），解释为按、摸。所谓“扪虱而谈”，即指魏晋名士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又旁若无人地捉虱子。这种在现代人看来不讲卫生甚至邋遢的表现，在当时可谓是十足的名士风范。如曹魏末年的大名士嵇康，性情疏懒，以致身上长满虱子。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曾劝他入仕，结果嵇康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七不堪”与“二不可”，向这位昔日挚友表达出了自己不欲屈节司马氏的决心。而其中的“三不堪”，正是“性复多虱，把搔无已”。 嵇康以虱为由，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或是向东汉名士赵仲让致敬。《太平御览》卷951引《风俗通》曰：“河南赵仲让为梁冀从事郎中。冬月，坐庭中，向日解坏裘捕虱。襄成君使推问之，冀笑曰：'杆我从事，绝清高士也。’”彼时，梁冀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素有“跋扈将军”之称；但身为其属官的赵仲让却公然在庭中解衣捉虱，这种不畏强权的表现，令嵇康感到无比钦佩。只可惜，嵇康效仿赵仲让，终究惹来了杀身之祸；好在，这种持节有度的真名士风范，让嵇康得到了时人乃至后世的一致肯定。宋代梅尧臣《次韵永叔试诸葛高笔戏书》曾作“懒性真嵇康，闲坐喜扪虱”，文字之中既有对“嵇康故事”的追忆，又借“扪虱”赞美了不拘小节、一应自然的魏晋风度。 这种魏晋气象，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汉末丧乱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即便是出身高门世族、衣食无忧的名士，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下，名士清流试图挣脱礼教束缚，寻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他们“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晋书·应詹传》）；向往“今朝有酒今朝醉”般的及时行乐与“乘兴而来，兴尽而去”般的随心所欲。此外，魏晋名士流行服食“五石散”，可丹药吃多了，难免会全身发热、皮肤干燥且易破。因此，名士多着宽衣大袖，以尽量避免皮肤被衣服摩擦溃烂；同理，他们也不能洗澡，这就导致许多名士身上都长满虱子。虱子在身上爬，奇痒无比，人们总不自觉地去扪，所以“扪虱”便逐渐成为名士标榜风流的雅事，进而演变为魏晋风度的一部分。 扪虱常与清谈同时出现。若论“扪虱而谈”，须提及前秦丞相王猛。据《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记载：“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王猛见桓大司马，“扪虱而谈”，这种从容不迫、洒脱出尘的名士风度，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推崇。如宋代秦观《春日寓直有怀参寥》云：“扪虱幽花欹露叶，岸巾高柳转风条。”王安石曾有句曰：“青山扪虱坐，黄鸟侠书眠。”皆是借“扪虱而谈”之典，表现生活中的高雅脱俗与闲适放旷。当然，并非是所有人都像王安石这般，真的在身上养了虱子。好友司马光曾在《和王介甫烘虱》给予劝诫：“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以小见大：“虱”以言志 相较于魏晋名士把虱子当“宠物”看待，更多人身上长虱子，实是无奈之举。正如北宋梅尧臣所说，“贫衣弊易垢，易垢少虱难”（《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为生计而奔波者，抑或是身无长物、家徒四壁的贫苦人家，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常年与虮虱相伴。于是，虱子就成了落魄文人诗以言志的常见素材。 如南宋陆游，虽“典衣未赎身饶虱，治米无工饭有沙”，却能苦中作乐，“青鞋到处堪乘兴，不独云门与若耶”（《示客》）。此外，北宋黄庭坚《戏赠彦深》也用“春寒茅屋交相风，倚墙扪虱读书策”来调侃友人。君不见，古有贤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虽身处陋巷，仍不改其乐。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其师孔子的高度赞美。是以，许多诗人会如陆游一般，将虱子当成藉以抒怀、聊以自慰的重要素材。只是，有的诗人并不贫苦，身上也未必会真的长虱子；但为了表达其身处陋室而不失其乐的精神内涵，虱子就成了一个极佳的言志之物。 虱子不仅常见于清贫生活，亦是灾荒动乱中的常见一景。曹操《蒿里行》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这首诗创作于东汉末年，时值群雄逐鹿中原、军阀混战不休。由于卫生条件落后，且常年征战，将士们的铠甲都生出了虮虱。所以，戎马半生的曹操会借虱子表达军旅生活之不易，描绘战争带来的苦难。 魏晋以降，士大夫扪虱而谈的典故让后世文人对虱子有了更高的接受度。有人借虱子描写战事，并将主旨上升到民生与国运。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六》云：“虮虱生虎鹖，心魂逐旌旃。”这表达出诗人关心边关疾苦，并渴望报效国家的一腔热血。战士保家卫国，数十年如一日；这种情形，恰恰反映出世道多乱。唐中后期，作为安史之乱的亲身经历者，眼见“国破山河在”的杜甫亦曾在《写怀·其二》中写下“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虮虱”，以此形容频繁不休的战争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白云苍狗，繁华易逝。世道多艰，入目便是苍凉。后人读罢，亦能从渺小的虱子身上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总的来说，随着不同时代人们对虱子的不断认识，其文化内涵也愈发丰富。先秦时，虱子“小而卑”的单薄形象源于人们对它外形、习性的直接认识。魏晋以降，生活中常见的虱子，因为与赵仲让、嵇康、阮籍、顾和、王猛等名士结缘，进而演变为了魏晋风度。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崇尚名士风度，对虱子也有了更高的接受度，以至于一些诗人开始用它表达自身的文化心理，抑或是表现当下国民的生存状态。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虱子被赋予更多文化内涵，足见它早已成为了文人抒发内心思绪的宣泄口。小小的一只虱子，亦承载着古代文人不畏权势、向往风流、感怀时事、安贫乐道等复杂的情感。（瀛洲海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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