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与生活的动态结构 | 霍俊明 日常生活是生与死之间的一场谈话。 ——博尔赫斯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诗人与生活之间的特殊命题和动态结构。这是近乎枯燥而无解的老话题，但是我更相信讨论这一话题在当今写作情势下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诗人”的社会身份、文化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在诗歌观念以及生活边界都同时发生了变动的时刻，“诗人与生活”需要持续关注、辨析、思考。 1 关于诗人与生活的复杂对应和转化关系，也许有人会说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我们生活，诗歌也在帮助或修正我们生活，甚至诗歌拓展了我们关于生活的理解和想象。与此同时，诗歌在时间的惯性延续和生存漩涡中还承担了镇静剂和安魂曲的功能。尤其是在时代的转捩点上，诗人与生活的关系还会带有更多的紧张感和焦虑心理，于此对应产生的那些伟大诗作就更具有精神载力和思想难度。 如果我们继续拉开、放宽视野，把“生活”再具体细分为私人生活、现实生活、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诗人和诗歌中的“生活”景观充满了差异、多元甚至歧义。个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内在活动）以及公共生活（外在活动）之间的复杂性有时候在一些具体的作家那里会超出我们的常识，比如被不断援引的1914年4月2日卡夫卡的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就精神生活而言，赫拉巴尔和卡夫卡等作家一样都是时代的守夜人，“深深沉入夜幕之中。像一个人有时沉入冥想一样，就这样完全沉入了夜色。人们都睡着了。……而你正在看守着，你是一个更夫，你挥舞一根从你身旁堆起的燃烧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卡夫卡：《夜晚》）在光明与黑夜、迎击与转身、正面和侧面的交织中所呈现的恰好是一些伟大诗人一生的精神底色与灰暗命运。在诗人的精神生活中，在诸多文本中最特殊、隐秘、内在的是通信和日记，这揭示了一个人最真实的内心状态，“在他的日记和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将注意力如此集中于他自身，他的病、他的梦、他的焦虑，他最琐细的日常活动。”（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如果一个诗人的“生活”具有杜甫这样的“诗史”“诗志”和“诗传”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他记录、书写出了建立于个人化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基础之上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历史、语言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复合体。 “生活”总会具化为一个个的事物和人物，分化为一个个日常的细节、碎片和纷至沓来的目迷五色的现场，这时“诗人与生活”的关系就已经具体化为“词与物”的关系。 只有认识到“诗人与生活”的基本起点是“词与物”，诗人才能够有效地做到让人世万端得以在词语中现身甚至安身立命，诗人作为日常中的普通人和俗人也得以在词语和想象中完成对人世关口的涉渡，再进一步完成现实疏导、诗性正义、精神提升以及灵魂救赎。这正印证了德里克·沃尔科特所说的生活的边界也正是语言的边界，反之亦然。“词与物”是一体的，词语和修辞同样是对诗人的写作态度和现实态度的双重检验与考验，真正的“词与物”的关系是对固化的、惯性的、定义式和观念化写作的去除。  Lewis Chamberlain 2 “生活”总是在一个个时间点和具体的空间得以现身。 诗人与生活是一种复杂的咬合式的结构，是修辞语言和社会效忠之间的博弈，而非简单的平衡器和传声装置。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诗人与生活的关系，但是却大体忽视了诗人的观察和认识恰恰是从一个个具体而日常的现场开始和生发出来的。这也许正是诗人所面对的生活，或者正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那一部分秘密知识。 在梭罗看来，一个人的一生其生活空间是极其有效的，甚至都难以穷尽一个方圆二十英里的空间。如何在一个常年打交道的生活空间重新发现、观照那些隐匿的自我、往日足迹以及历史遗物更为重要。而诗人的眼光并不像上面提到的哈斯凯尔式的“微观视野”那样，他们似乎并不太情愿将诗歌重心放置在日常的生活之物那里，而是一而再地寄情和瞩望于“远方”和“诗意”。诗人的旅途总会显得特别，而且诗人似乎热衷于“在路上”的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的口头禅正是“苟且”和“远方”，甚至“远方”有了几分烂俗。就如人们纷纷奔向丽江、大理、拉萨一样，似乎这里的雪山、民谣音乐、街头的手鼓和地方小吃代表了“精神的私奔”，代表了“远方”“诗意”和“天堂”一样。尤其是当诗人所经历的空间浸染上时代风貌和文化象征的时候，事物和风景就具有了不同一般的投射性。这时“诗人与生活”的关系就已经转化为了“当下与愿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就在当下，就在脚下的日常情境之中。生活、诗人与词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可以相互促进、彼此砥砺，也可以相互消磨、互相拆台。 就诗人与生活的关系，1995年谢默斯·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理由值得我们一再揣摩和关注，这就是“有一种抒情美，并含有伦理的深度，它使日常令人惊奇的事和生动的经历得以升华。”伟大诗人W.B.叶芝再一次强化了日常生活与诗歌中的生活的重大差异，强化了日常生活中的人与诗歌中的人有时候并不是同一个人。是的，“诗人与生活”的关系肯定会区别于常人，因为诗人的生活还包括更为重要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生活。与此同时，日常生活进入诗人的视野以及诗歌当中的时候就成为了“诗歌生活”，而日常生活和诗歌生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平面化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而是具有过滤、提升、变形和转化的纵深关系。 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里克·沃尔科特则不仅强调“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他对生活予以了复杂的转化和呈现，“他善于把最日常的生活转化成高度完美的艺术作品，每件作品都充满了异常复杂的技术，这种技术不是为了单纯地增加写作的难度，而是为了使同等复杂的现实呈现出一种水晶般透明的质地。写寻常的现实，用晓畅的语言、复杂的技术，达成精确清晰的效果”（程一身：《诗歌超人的词语钻石》） 但是，诗人的生活并不总是乐观和纯粹的。圈子化、小团体、聚众喝酒、彻夜喧闹、迷醉长谈，这成为诗人的重要生活方式。酒吧、咖啡馆、私人沙龙、黑暗角落里的小舞台以及变声、走音的话筒成为他们精神生活赖以维持的特殊空间。  Lewis Chamberlain 3 “生活”的指向是多层次、多向度的，而最基本的则是个体的生命状态和生存境遇，尤其是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和特殊的身新状态之下“生活”必然沾染上情感、心理等主观色彩，“纽约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景喜剧里。/ 我生活在一部拉美小说里，其中 / 一个长着白鹭头发的别霍因某种 / 看不见的悲伤，某种惊人的折磨而发抖， / 并把它秘密写入编年史，直到显现在他脸上， / 附加说明的皱纹证实了他的虚构 / 使他深感难堪”（德里克·沃尔科特：《在乡村》）。随着现代人日常经验的愈益复杂，随着社会压力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折射，这样的诗歌和诗人就具有了精神分析的空间和可能。对于那些生活空间有限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的特殊人群来说，诗歌就成了抽屉里的日记，成了自我的疗治药方和心灵抚慰剂。至于这些诗篇能否被人铭记甚至传之后世，他们并不是全然记挂心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诗歌的心理功能。同深深的孤独感一样，诗歌更为不可或缺也不能摆脱，比如艾米莉·狄金森所叹惋的：“这是我的信，给那 / 从未写信给我的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孤独成为“抒情诗人”的自我镜像，而这也必将在一些批评家那里引发不满和批评。 有时我一直在自我提问，中国诗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视野和日常生活？为什么诗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当下生活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地发声？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大师”林立（当然更多是自封的，以及小圈子追捧吆喝的）、“杰出诗人”遍地的时代。 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看似可证实、可解，实则具体到不同时期以及形形色色的文本，其尴尬、分裂、吊诡和龃龉竟接踵而至。甚至在有些特殊时刻时常识也会成为禁忌，秘密只在少数人那里享有。 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生活”的同时却丧失了诗歌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社会学僭越了诗学，伦理学碾压了人性。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语境尤其是新媒体生活使得“生活碎片”“底层生活”“阶层身份”在诗歌写作中得以轰动效应般地呈现，吸引了社会和公众的眼球。但是就诗歌写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来看，当下也已进入到阿甘本所批评的“经验匮乏的时代”。  Lewis Chamberlain 4 诗人必须重新估量生活，重建与生活的关系，在有效性的层面重新发现写作与生活的双重经验。此刻，我还想到在2021年刚刚去世的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句：“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生活以及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这也许正是诗人所面对的生活，或者正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那一部分秘密知识。 生活的动态结构因为流动、变化和开放而形成了诗人们差异性认识，比如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沉沦”式的生活，兰波则强调“生活在别处”，米沃什、布罗茨基等则强调“生活的见证”，而洛威尔等自白派诗人则无限强化了日常生活的隐秘性和私人经验。 诗人与生活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模仿或反映，而既是修辞关系、改写关系又是现实关系和伦理关系，甚至不能回避带有意识形态性，因为有时生活未必不是政治。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既是修辞问题又是现实和实践问题，这可以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 诗人还必须拂去生活表层的浮土，转到时间表盘的背后去看看时间法则和造物主的内部隐秘构造和机制。关于日常生活的“惊异”以及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的力量，我想到了希尼的那首诗《采黑草莓——给菲利普·赫伯斯班》：“我们把鲜草莓囤在牛房。/ 当浸缸被填满，却发现它们长了毛， / 鼠灰色的霉菌充斥着我们的窖藏。/ 草莓的汁水也散发着臭味，一旦脱离母体 / 草莓便发了酵，它的甜美会变酸。/ 我常常想哭。真不公平 / 所有可爱的罐罐都散发着霉烂的气味。/ 年年我都期望草莓之美能长存，虽然知道不能。” 诗歌正是需要这种日常的、想象性的放大化的细节、原生本相以及庞杂侧面来显现诗歌在思想和修辞上的双重活力，“无论你面向何方，到处都能使你产生相似的惊讶。世界收藏着无数细节，无不值得注意。”（《米沃什词典》） 偶然的、碎片化的现实和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诗歌，正是得力于诗人探幽发微的能力。那么，日常生活和诗歌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和特殊结构呢？狄尔泰将之视为一次次的精神事件，“诗表现为一个事件——事件这个词在这里具有体验之意，包括可能的和现实的、自己的和别人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体验。诗表现为事件，作为事件，当然是源于生活关联、归属于生活关联的东西，但同时又是一种构拟出来的真实的外观，是诗人经过重新体察生活关联并且为了经受这种重新体察而创造出来的，是被从生活世界与我们的意志与志趣的关联拈出来的。”日常生活需要诗人从表象到现象学地去还原。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就是，诗人和小说家以及剧作家在处理日常生活包括事件的时候要经由提升和过滤等再处理来完成“去实用化”的过程。这也印证了一个诗人的发现能力不只是和个人经验有关，还应该与历史和现实场域建立发现关系。这样的诗就同时具有了个人性、现实感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 诗歌是一种精神生活，但是精神生活的获得显然并不是那么容易。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扁平经验和矮化人格。“诗人”应该是诗与人的高度结合体，是诗品和人格的相互见证。也就是说，“诗人”完全不能等同于“写诗的人”。尤其是在诗歌“活动化”“媒介化”成为常态的今天，一个诗人如何在生活和写作中重建有效的关系已经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了。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三十多年前诗人骆一禾的严正提醒：“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 *刊于《四川诗人》2022年第1期  Lewis Chamberlain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诗刊》社副主编。著有诗集《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编选《先锋：百年工人诗歌》《年度诗歌精选》《天天诗历》等，曾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组稿 | 陈辉 编发 | 古周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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