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章罗联盟的军师” 上

费孝通，1957年为民盟中央常委中央文教部部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

乍寒乍暖早春天草色遥看近却无

费孝通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中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所有变迁，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了地道的西式教育；既是才高学著，见闻博洽的学者，又满怀政治热情，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一代政治明星。费孝通也正是同时具备了这样特殊的学术、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国内国际社会影响，他便常被人视为中国社会与政治变化的晴雨表。

1957年，这支运转多年的晴雨表却出现了异常剧烈的震荡。一会儿还是来势猛烈的暖流一浪高过一浪地滚滚而来，转瞬间却又是寒潮的狂飚突起。一切都进行得那么迅速突然，显得那样合情合理，却又那么发人深省，至今让人回味悠长。

上半年，费孝通异常活跃、忙碌。直到六月中旬，他所感受到的仍是扑面而来的暖流。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已身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剧变、一场迫使他缄默十五年的动荡。

三月的北京仍是满目的枯枝衰草，很难觅得一点春的气息。3月24日刊登在《报日人民》第7版的一篇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为题的文章却在寒风紧裹的京华泛起了阵阵春潮。这春的信息很快传遍了塞北江南。这一天的《报日人民》居然一下子成了抢手货。那些平日愁眉紧锁的知识分子竞相传阅着那篇文章，他们都想早一刻目睹那些成为铅字的久已想吐的话。从那里，他们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理解、支持、鼓励。当然，作者的名字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不就是那个“民主教授”费孝通么。

在国内，更多人是读散文才认识费孝通的。他的散文是一绝，这也许得益于早年在名师指点下圈点《庄子》和《史记》，从老庄和太史公那里悟得了行文自然流畅、飘逸洒脱的真谛。如今，他的笔力更显出几分炉火纯青的深厚。

开门见山，他便道出自己要为谁说话。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的心情。”（《光明日报》1957年3月24.）

这心情首先是一种喜悦。

这喜悦来自于一批知识分子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研究，再也听不到“墙外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在北京，召开了著名人口学家陈达的论文讨论会，沉默已久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也在《报日人民》上发表了文章。费孝通由衷地赞叹：“春到人间，老树也茁出了新枝。”他说自己也把一部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先喜后忧，费孝通接着提出存在于知识分子中的两大难题。

第一，教师急于提高业务，而学校的具体领导不够。教师的处境一直十分尴尬。“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把原来学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口头上重复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著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总之，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做教师这个行当也不容易搞了。”

因此，他举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新年愿望是“要做一个专任教授和专任研究员。”四川的康振黄教授总结许多同仁的心愿是“一间房，二本书。”（《光明日报》1957年3月24日。）

费孝通认为帮助教师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不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领导不够。”据他了解，有的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结果只“吹皱了一池春水。”有的学校重教轻研，当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发生冲突后，字校领导“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

第二，百家争鸣的问题。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缺乏应有的积极性。

在费孝通看来，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自觉“表示了他的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他们不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但简单的思想改造却使知识分子在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上陷入混乱。他们在转变立场时，对“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违背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引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这样办了。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光明日报》1957年3月24日。）

费孝通称赞百家争鸣方针为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让他忧虑的是，百家争鸣政策贯彻得比“向科学进军”更差。他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两方面原因。

其一，从知识分子方面而言：“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是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比较多些的是怕出丑······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爱到影响。”（《光明日报》1957年3月24日。）

其二，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也不全弄清了百家争鸣方针。有人以“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来搪塞；有人把方针圈了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有人在鸣放后就敲警钟：“唯心主义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费孝通对这一局面的概括相当精妙：“草色遥看近却无。”

他批评知识分子对世界和国家大事，麻木不仁。他举例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文章的结尾，他一口气用了五个问句，引人深思。“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赘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①

费孝通的这篇文章行文流畅，仿佛是一气呵成。然而这篇文章见报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按他的话说是“收”、“放”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