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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历史上，有三个幕宾（师爷）最为著名，一个是雍正时代那个神秘的邬思道，一个是乾隆年间的汪辉祖，还有一个就是晚清时期的左宗棠。邬思道和左宗棠声名在外，在此不多表，本文主要来讲一讲汪辉祖。 汪辉祖，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早年时也想通过科举之路入仕，无奈时运不济，几次落榜。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考中进士，当时的他已经45岁了。汪辉祖家境不好，在他没考中进士之前，为了生计一直入幕给人当师爷。 清代的师爷有很多类型，最主要的就是刑名、钱粮师爷，汪辉祖当的就是刑名师爷，他之所以有名就在于他非凡的断案能力。在入幕的近二十年中，汪辉祖经历过大小案件无数。大到谋逆、人命案，小到抢劫、偷盗每年最少也有几十起案件需要他处理。 不过，在汪辉祖自己看来，他最让人称道的还是一件小小的民事案。众所周知，任何时代都有法律不健全的时候，有的事情并无法可依。封建时代，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那么，当出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时，就得依靠地方官的智慧了。在古代，律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孔夫子的《论语》中都能找到依据。 乾隆三十年（1765年），浙江乌程县的冯某无子，本宗兄弟没有子侄可供继嗣，于是便过继了本宗姑妈的孙子为继子。冯某死后，继子继承了冯某可观的家产。这事要是放在一般家庭中到这也就为止了，坏就坏在冯某家产让人垂涎欲滴。一旦牵涉到经济利益问题，便往往不得安宁。 冯某尸骨刚寒，他的一个本家便跳了出来，指称冯某继子是异姓，不得为嗣，应由自己的儿子出继才合法。按照《大清律》规定，异姓确实不能过继。不过原告冯某与死去的冯某同姓而不同宗，清朝法律载有明文，无子者应选择同宗晚辈收养，并没有提到同姓不同宗的是否可以承嗣。 这起民事案件看似虽小，但因为法律不健全，给知县和师爷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冯某打官司打了好几次，前几任知县都没能拿出合理的审判，让这个小小的伦理案成了悬而不决的疑案。双方你来我往斗了十几个回合，从县里打到府里，从府里打到省里，最终又被打回县里重审。如此耽搁数年，案件落到了汪辉祖的手里。 汪辉祖仔细看了卷宗以后，感到十分棘手，判案并不难，要是遇到贪财的知县，谁家给的钱多就判给谁，反正也是无法可依的事，全凭地方官主观断案，告到哪里都不怕。可汪辉祖是个正直的人，他知道判案容易，但要让人心服口服却难。 正当汪辉祖焦头烂额之际，无意中读到了宋代理学家陈淳的儒学名著《北溪字义》，上面有记载：“亲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看到这个记载后，汪辉祖果断将此案给判了：原告冯某虽于死去的冯某同姓，但实际上与已继方都算是“异姓”，而已继方虽是异姓，却为冯氏亲自选择，故可作为继子继承全部家产，他人不得争继。果然，此批一出，原告冯某哑口无言，多年的疑案终于结案，取得了本人满意，当事人满意，领导满意的结果。 以现代的法律准则来看，这案属于典型的人治。但仔细品味，又觉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称得上判得很准很对。这案子不是按照法律条文来的，而是按照儒家学著来判的。可结果却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 说来，这并不奇怪，因为，维系整个封建社会纲常礼仪的基础就是儒家思想，制定法律也是根据儒家思想而来的。这么看，《论语》就是“母法”，其他法律都是“子法”。只要是律法中找不到根据的，便可在儒家经典中去找寻，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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