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出五峰的雄鹰：低调做人、少说多干

飞出五峰的少年

1979年7月7到9日三日，宜昌地区和宜昌市有3万2千多考生参加了这一年的全国高考。

而他，当然就在这3万2千多的考生。

他仅仅才16岁，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宜昌地区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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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全国重点大学陆续发出了录取通知书。而他也拿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

360.6分，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分数了。当时报道是这样写道的：“五峰山区一个山里娃，1979年以360.6分的好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是大家只要提起这事，总是说“农民家里出'状元’”。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几天里，前来家里祝贺的人每天推进涌出的，屋子里像过节一样热闹。

县文教局的同志还说，他上学途中的车船和住宿费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周边的乡亲们也给他送来了钱、粮票和学习用品。

石柱山公社的许老师特地走了几十里山路送来了十元钱和十斤粮票，并对他的父亲说：“党培养孩子上了北大，我们当老师的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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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十六岁的他，个子不高，又没有出过远门。他的大哥把他送到武汉后，遇到了一位上北京进修的肖老师。肖老师虽然与他们萍水相逢，却主动提出来带他到北京去。“到北京后，肖老师先把他安排住下，第二天帮他取回行李，亲自送他到北大。入学后，学校给他评了甲等助学金……”

立志扎根西藏的雄鹰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他曾担任团支副书记，并在1982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

他在学习期间经常翻阅《西藏日报》、《西藏文艺》等报刊杂志，他认为自己从小在山区长大，身体素质好，家里有兄弟姐妹照顾父母。1982年10月，他在填写毕业生分配调查表时，就表示毕业后愿意去西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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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他在首都高校毕业生大会上的发言

此后，他每周两次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文，并天天坚持锻炼身体，为将来赴藏工作做准备。寒假回家时，专门征求了家人意见并得到同意。三月，他向系领导正式提出去西藏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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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给他的信中说：“你上西藏的申请我们知道了。你听党的话，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好事，是很光荣的事，我们都支持你。”

大哥在给他的信中说：“我看到了《光明日报》关于你毕业后赴藏工作的报道。既然你下了大决心，那就勇往直前吧！”

1983年8月20日，他从五峰出发，从宜昌乘火车经洛阳到西宁，换乘汽车到格尔木，穿过柴达木盆地，翻过唐古拉山，行程4000公里，历时23天到达拉萨，从此开启了他在西藏的人生旅途……

在雪域高原，他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干部，走上了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的领导岗位。1992年3月，他被派到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任行署副专员，9个月后，便升任西藏团委书记，29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正厅级官员。

两年半后，也就是1995年7月，他再次到地方政府工作，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年零两个月后，他被派往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毕业后不久，便升任山南地委常务副书记（正地级，主持地委工作），但1个月后便调回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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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担任山南地区行署专员时期的他

1997年12月，34岁的他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在团这个职位上，他干了3年，其间再次到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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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他又返回西藏。他在西藏工作期间，稳重、持平、爱下基层、精明能干、办事能力极强，而且能说藏语、跳藏舞，很好地与藏族官民打成一片。

2007年3月17日，在团的一次会议上，他在会上“烧了一把火”。他痛斥部分团官员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行为张扬，要求团干部低调做人、少说多干。其措辞之严厉，在团领导的讲话中，颇为罕见。他在讲话中说：“在团的岗位上工作，我个人体会更多的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直接做贡献肯定比不了党政部门。因此组织对我们评价的标准，主要也是看你是否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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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团任职时期的他接受专访

他在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时，有台湾记者问他：“有什么经验可以和现在的青少年分享？”他回答说：“我想，有三条是非常重要：一是要始终坚持理想；二是要始终脚踏实地做事；三是要始终不断地读书，丰富充实自己。”关于他本人的理想，他这么回答：“理想是相对于功利而言的。我觉得我们要务实，但是我们不能太功利，不能太浮躁，总要追求一点崇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