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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著：《锱铢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一三、宋朝福建路经济文化发展初探 现代的福建省，来源于宋朝的福建路，所辖的区域范围也大体相同。“福建”一词起源于福州和建州两大州的合名。按宋时习惯，沿海的福州、兴化军、泉州和漳州称下四州军，内陆的建州(後升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和汀州称上四州军。[1]为了介绍宋朝福建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须从唐和五代开始。 一、五代闽的开发 唐高宗时，福建一带属江南道，号称“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馀”。[2]《淳熙三山志》卷33描述福州未开发时的状况说：“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荒凉的福建，尚被广阔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只有在寥寥可数的州县城邑附近，方才集中了少量居民，他们用“火田”，即焚林的方式，垦殖耕地。然而经历唐和五代的三百年漫长岁月後，福建的面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在晚唐至五代兵荒马乱的时代，光州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等率一支队伍转战南下，于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占领泉州。史称王潮“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3]“闽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4]闽地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与中原地区干戈扰攘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王潮死後，王审知继立，他“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5]“审知本武夫，初不省礼乐诗书之教，其後折节下士，开学馆，育人才。故唐贤士大夫避难南来者，皆厚礼延纳之。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贸易交通，闽俗康阜”。[6] 王潮和王审知在位的四十年间，闽地的经济和文化有很大进步。据《淳熙三山志》卷10，卷11载，“伪闽时，垦田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三顷一十六亩有奇，白配钱二万三百八十四贯四百有奇，斛斗九万二千七百馀石”，平均每亩配钱约十四文多，粮六升半。另有“官庄田地一千一百一十顷八十二亩，配纳人户租米八万一千二百四十八石有奇”，平均每亩租米约七斗三升。这些数字反映当时赋敛之重，其实说不上是薄赋。但是，福州官府统计的耕地数已达一百五十馀万亩，确已十分可观。当时还兴修一些水利，如福清县大塘，“闽王时以兵筑之，长千馀丈，溉田种三千六百石”，占计塘“溉田三千馀顷”。[7]大塘的灌溉面积是以播种多少作为计算单位，如以“种一石作七亩”计，[8]灌溉面积应为二万五千二百亩；如以“每亩种一斗”计，[9]应为三万六千亩。当时闽政权往往臣属中原皇朝，後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福建进户部所支榷课葛三万五千匹”，[10]反映了当地纺织业的进展。为加强商业流通，“闽铸铅钱，与铜钱并行”。[11] 然而王审知在位时，已出现腐化的倾向。“闽俗喜佛，而审知亦溺于浮屠氏之说，穷极土木之功，以兴佛宇，财力殆困”，“自此帑藏日虚，民力日困矣”。[12] 後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王审知死後，闽的统治者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如王昶“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专务聚敛，无有盈厌。又诏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鸡豚，皆重征之”。[13]统治者互相争权夺利，战乱不息，王曦“与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胜负，福、建之间，暴骨如莽”。[14]“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15]为当地增加了大批不劳而获的人口。动乱的岁月延续五十年，到北宋初，闽地各州县相继随南唐、漳州和泉州的陈洪进政权、吴越的灭亡与纳土，併入宋的版图。宋太宗太平兴国时，始名为两浙西南路，“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改福建路”。[16] 二、福建路经济的发展 北宋所辖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南宋所辖面积约172万平方公里，[17]其中福建路的所辖面积12万平方公里以上。宋朝各路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两浙路自五代以来，已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鱼米之乡，江南东、西路也是发达地区，然而其开发在唐和五代已大见成效，广南东、西路、夔州路等是地旷人稀的落後地区，有的地方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而经济发展最为显著、最为突出，大体完成了开发，并後来居上者，则是福建路。北宋秦观说：“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18]终宋一代，福建路人民的赋役负担并不轻，但经历的战祸少于广南以外的各路，这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今将福建路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与特点，分别介绍于下： 一、人口增殖：唐代的福建有五州，据《新唐书》卷41《地理志》载，福州有34，084户，75，876口(175，876口?)，建州有22，770户，142，774口，泉州有23，806户，160，295口，汀州有4，680户，13，702口，漳州有5，846户，17，940口，与江南道邻近各州，无论是今属江西，或是今属浙江者相比，户口数都比较少。以上五州共91，186户，410，587口(510，587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一户，约四、五人。 据《元丰九域志》卷9，《宋史》卷89《地理志》和《文献通考》卷11的资料，北宋元丰时，福建路约有1，043，839户，南宋绍兴末，增为1，390，565户，南宋嘉定末，又增为1，599，214户。北宋元丰时，福建的户数居各路第八位，南宋嘉定时，福建的户数仅次于江西和两浙，居第三位。[19]其中福州在北宋元丰时，有211，576户，到南宋淳熙时，增至321，284户。[20]宋朝户口统计中，每户往往只有一、二口，二、三口，这当然是不合情理的。尽管官府的户口统计数并不确切，但也大致反映了福建户口的急剧增长，户数大约比唐代增长了十多倍。宋代的福建已成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闽、浙之邦，土狭人稠，田无不耕”。[21]人口增殖太快，出现了过剩。在“常产有限，生齿既滋”，“无以赡养”的情况下，加之各种天灾人祸，造成宋时“福建一路不举子之风最甚”。[22]“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四州穷乏之人，例不举子。家止一丁，纵生十子，一子之外，馀尽杀之”。[23]福建路徵收身丁税，“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24]南宋郑兴裔说，“丁盐紬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这以“建、剑、汀、邵四州为尤甚”。[25]这种不正常的节制人口增长措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身丁税不过是其中之一。 因人口过於稠密，闽人便大量移居广南。“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广南“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26] 二、山区的开发：南宋淳熙时，据福州官府的统计，“垦田四万二千六百三十三顷一十八亩三角三十三步”，“园林、山地、池塘、陂堰等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顷五十一亩二角四十五步”。[27]光以垦田而论，约比五代闽时增加1.8倍。 福建路约95%左右为山地和丘陵。故这个地区的开发，实质上即是山区的开发。山坡修筑梯田，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扩大耕地的一项重大创造发明。“梯田”一词，即出现于宋代。[28]宋太宗时，黄懋“自言闽人，本乡风土，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29]《淳熙三山志》卷15说，“闽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塍级满山”，“而水泉来自迂绝，崖谷轮吸筩游，忽至其所，濑江善地，梁渎横从，淡潮四达，而龙骨之声荦确如语”，描绘了梯田灌溉的情景。宋宁宗时，有臣僚说：“闽地瘠狭，层山之巅苟可置人力，未有寻丈之地，不坵而为田，泉溜接续，自上而下，耕垦灌溉，虽不得雨，岁亦倍收。其有平地，而非膏腴之田，无陂塘可以灌注，无溪〔涧〕可以汲引，各于田塍之侧，开掘坎井，深及丈馀，停蓄雨潦，以为旱乾一溉之助。炎云如灼，桔槔俯仰，不以为劳。”[30]南宋末的刘克庄说：“闽下四郡负山而濒海，高者山至崔巍，力耕未至，卑者弥望斥卤，不可种艺。智者相地形为陂塘，使水有所蓄泄，以补造化不及之功。”他的一首《劳农》诗说：“江浙膏腴动渺然，唯闽硗薄少平川。”[31]虽然福建路的土地条件不如两浙路和江南路，但当地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垦辟耕地，克服各种困难，仍然使福建的农业有很大发展。如福清县 “土瘠俗贫，物货不产，商贾靡至，其民皆垦山种果菜，渔海造鲑蛤之属以自给”。[32]总的说来，福建路的土地利用率比较充分，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也比较发达。 三、粮食作物：陈傅良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33]福建亩产量与两浙大致相等。由于灌溉条件较差，故当地人民通过海上贸易，自占城(今越南南方)引进旱稻良种，推广种植。宋真宗时，“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34]《淳熙三山志》卷41说，占城稻又分早稻和晚稻两种，谓之“早占城”和“晚占城”，“相传其种自占城国来”，“今土俗谓之百日黄是也”。福州“早稻之种有六”，“晚稻之种有十”，而“糯米之种十有一”。除稻米外，当地也出产大、小麦，“凡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 提高农田复种指数，这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一大发明。宋代“自江以南，稻米二种，有早禾，有晚禾”。[35]但早稻与晚稻一般并未成为双季稻，在长江流域，较普遍地实行冬麦与晚稻两熟制。福建路气候温暧，宋时已出现双季稻。《淳熙三山志》卷41说，福州“倚郭三县两熟”。卫泾在《福州劝农文》中说：“八州之地，福为最广，而人亦最稠。……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36]可知福州的双季稻种植并不普遍。真德秀说，泉州“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畲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37]看来比福州更南的泉州，似不种双季稻。 福建路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增加复种指数，以提高亩产量，显示了这个地狭人稠地区的农业长远发展方向。 虽然福建路的粮食产量有巨大增长，但因地少人多，又渐渐出现了缺粮局面。真德秀说：“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38]这段话主要是形容当地粮食不足，如双季稻真“不如一获”，农民是不可能种植的。由于本地粮食不足，每年要从两浙路和广南路输入。南宋初，据《历代名臣奏议》卷246张守奏：“福建路山田瘠薄，自来全仰两浙、广东客米，接济食用。”宋孝宗乾道时的记载说：“闽地狭田少，岁藉广米，每患客舟不时至。”[39]赵汝愚也说：“本路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40]朱熹称“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41]宋理宗时，真德秀也说：“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贼船在海，米船不至，军民便已乏食，粜价翔贵，公私病之。”[42]当时的海盗威胁着福建路的粮食供应。刘克庄所撰的神道碑载，颜颐仲任泉州知州，“泉田少人稠，民赖广米［接］济，客舟至，则就籴。倅主军饷，亦就籴焉。奸驵射利，尽揽客舟于家，与倅吏相表里。某舟合籴若干，率虚申妄喝，高下在口”，颜颐仲“革去旧弊”。[43]在缺粮的情况下，“奸驵射利”便势所难免，而个别官员“革去旧弊”的努力终究不会长期奏效。福建作为一个缺粮区，自宋延续到元、明、清和近代，约有九百年之久。 四、经济作物：福建路的经济作物品类不少，这里就比较重要、比较有名的，作一些介绍： (一)棉花：宋时仍以丝、麻织品为主，棉花当时称木绵或吉贝，产量不多，视为稀珍。范正敏说：“闽岭已南多木绵，土人竟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44]南宋初，叶梦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係福建路出产，虔布係江西路出产”。[45]可知在南、北宋之交，福建已是棉花和棉布的重要产区。方大琮说，“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46]泉州还从海南岛进口棉花，而向广南出口棉布。兴化军莆田一带 “家家馀岁计，吉贝与蒸纱”。[47]宋末权臣贾似道流放“至漳州木绵庵”，被郑虎臣“拉杀之”。[48]用木绵作地名，也反映了当地种植木绵的普遍。 (二)葛麻：福建是宋时葛麻和葛布的重要产区。如前所述，早在五代时，已由海道向中原进贡大量葛布。《宋史》卷89《地理志》特别提出当地有“银、铜、葛越之产”。南宋《嘉泰会稽志》卷17说，绍兴府一带原来出产葛布，“今越人衣葛出自闽贾，然则旧邦机杼，或者久不传矣”。因福建大量出口葛布，竟排挤了绍兴府一带的葛布业。 (三)甘蔗：福建路是甘蔗的重要产区。《说郛》 (四)茶：唐代的福建茶尚无名次可言，宋代却有“建安茶品甲于天下”之称。[50]宋廷在建州北苑设“御茶园”，专制龙凤茶等，供宫廷享用，“以别庶饮”。[51]“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52]“募夫之际，必择土著及谙晓之人”。[53]徐玑写诗描绘采茶的情景说：“腊馀春未新，素质蕴芳菲。千夫喏登垅，叫啸风雷随。雪芽细若针，一夕吐清奇。”[54]值得注意者，是茶园的经营，往往不宜用租佃的方式，而是采取雇募人夫的方式。韩元吉的《建宁府劝农文》说：“今造茶夫云集，逮其将散，富家大室亦宜招集房客，假之种粮，以多耕荒废之壤，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布麦。”他在另一篇劝农文中又说：“每岁茶夫既散，富室大屋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种于无用之山，荒墟之地，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馀，亦可以渐至富殖，而收养无田之民，使不至于游手盗贼也。”[55]看来茶园主的“茶夫”，或是临时雇募的“无田之民”，或是另租荒山野地的佃客。由於种茶业之发达，建宁府至有“每岁方春，摘山之夫十倍耕者”之说。[56] (五)荔枝：《吴船录》卷下说：“今天下荔枝当以闽中为第一，闽中又以莆田陈家紫为最。”曾巩说：“闽、粤官舍民庐与僧道士所居，自阶庭场圃至于山谷，无不列植，岁取其实，不可胜计，故闽、粤荔枝食天下。”[57]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30《荔枝谱》说，“福州种植最多”，“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後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而乡人得饫食者盖鲜，以其断林鬻之也”。可知荔枝园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很高，为远销外地，又须对鲜荔枝采取红盐、蜜煎等种种加工办法。蔡襄还介绍兴化军的情况，“园池胜处唯种荔枝，当其熟时，虽有他果，不复见省。尤重陈紫，富室大家岁或不尝，虽别品千计，不为满意。陈氏欲采摘，必先闭户，隔墙入钱，度钱与之，得者自以为幸，不敢较其直之多少也”。关于荔枝园的经营方式，不见记载，估计也与茶园相似，只怕不会采用租佃制，而是采用雇募制。 五、手工业：宋时福建路的手工业，除前述棉布和葛布生产，还有矿冶业、制瓷业等，而比较更突出的是造船业和印刷业。 在山路崎岖的福建路，海上交通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南宋官员上奏说：“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58]沿海州军都普遍有海船制造业，近年发现的泉州湾宋代沉船，为我们了解宋代海船，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南宋初，吕颐浩上奏说：“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59]按北宋惯例，遣使航海去高丽，不是在北方招募海船，而是舍近求远，“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60]除私营造船业外，官府也曾于福州等地设置船场，《淳熙三山志》卷7记载了福州船场的具体地址。宋高宗绍兴末，金帝完颜亮大举南下，“金人所造战船，係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61]这也反映福建的造船技艺，是闻名天下的。南宋初，廖刚指出，“比年纲运皆由海道，又有防托等差使”，因徵发海船户从事纲运、水道防守，遂成民间重负。[62]《淳熙三山志》卷14记载，福州共徵发“沿海九县三百七十三只”，分甲、乙、丙三番，往两浙路明州等地“防托”。官府的徵发和苛敛，也抑制了造船业的发展。 福建是宋时印刷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63]《石林燕语》卷8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朱熹也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64]当地“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65]福建刻书业集中在建宁府，其特点是数量多而质量差，这与当地读书人多，文化发达是互为因果的。宋高宗也说：“如福建、四川多印私书。”为了加强文化专制，他听从蔡宙建议，“申严法禁，非国子监旧行书籍，不得辄擅镂板。如州郡有欲创新刊行文字，即先缴纳副本看详，方行开印”。[66]但从长期看来，这种禁令看来并无太大效果。 六、海上贸易：宋时福建路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兴盛，成为很显著的特点。苏辙说，福州为“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然以地狭，故民多不足”。[67]因人多地少，故很多人从事海上贸易，作为致富之途。国内外海上贸易尤以泉州为最盛，“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68]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69]逐渐成为中国最大商港。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诏说：“闻福建去年夏秋少雨，禾稻薄熟，兼见行赈济，两浙并不通放米舡过海，深虑向去民食妨阙，可指挥两〔浙〕路放令福建贩米海舡，从便贩粜，以补不足。”[70]对福建至关重要的粮食贸易，很多即是由本路“贩米海舡”承担。刘克庄描写广州的《城南》诗说：“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71]泛海而来的闽商之类，定居或暂居广州等地，是非常多的。 然而官府的横徵暴敛，又影响福建海上贸易的发展。胡铨为赵子潚所写的墓志铭说：“泉多大山，地狭民贫，海贩为生，田租已蠲，遂征舶贾，取之无艺。”[72]海商们被逼无奈，只能进行“泛海私贩”。宋高宗说：“累有约束，禁止私泛海商人，闻泉州界尚多有之，宜令沿海守臣常切禁止，无致生事。”[73]在腐朽的官僚政治下，不准海上私贩的禁令实际上不可能有多大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福建路的海上贸易正是在反抗官府的重徵中得到发展的。 七、寺院经济：福建佛寺之盛，始于五代，居全国之冠，吴潜说：“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若道观则所设无几。”[74]道教势力微弱，远不足以与佛教相颉颃。福州号称“金银佛地三千界，风月人居十万家”。[75]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2引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後说：“近世二浙、福建诸州寺院至千区，福州千八百区，粳稻桑麻，连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窜籍其间者十九，非为落髮修行也，避差役为私计耳。以故居积货财，贪毒酒色，斗殴争讼，公然为之，而其弊未有过而问者。”南朝四百八十寺之盛，完全不足与宋时福建路比肩，一般民“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观”。[76] 宋时“寺院田惟闽为多”，“浮屠氏岁所入厚于齐民。民勤瘁节缩，仅仅给伏腊，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产，为子孙计，往往逃儒归释”，官府的“非泛科敷”也常首先摊派于寺院。[77]早在五代时，“伪闽以八州之产，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给僧寺、道观，中下等者给土著流寓”。[78]北宋时，“福多浮屠氏，居百姓十六、七，占沃壤，收厚利，其富非民彦所可拟，然而岁之所入，不以为众，类讬于权要，易其尤富者而居之，谓之买院”。[79]南宋时陈淳说：“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于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岁榖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类皆三、五十斛。……以六分僧户言之，上等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馀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80] 寺院是福建路最大的剥削者，罪恶渊薮，不仅广占良田沃土，掠取地租，还利用宗教迷信活动，诈骗民间的钱财，干种种罪恶活动。如漳州“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着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虽已出家，为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却与俗人结冤于贪痴嗔爱之场，争人我者。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榖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贫民，陵抗士夫”。“圣节道场一所，係阖郡文武祝圣，为体甚重，而主者乃旧住光孝，犯奸坐狱，行赇苟脱之人”。“环城诸寺尤为豪横，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讬名为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拾界内一枝薪者，则以为斫坟林而吊打之，有牛马羊豕食界内一叶草者，则以为践坟庭而夺没之。村民受苦，无敢谁何。诸寺类皆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81] 八、畲族经济：福建畲族是古老民族。在漳州，“西畲隶龙溪”，“南畲隶漳浦”，“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畲民不〔税〕，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後因汉族“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幹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举行武装反抗。经过反复较量，宋统治者采用“且捕且招”的方针，“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馀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馀家，愿为版籍民”。[82]古代的民族压迫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畲族成为“版籍民”，对于开发福建落後地区，使畲族及早摆脱“刀耕火耘”的状态，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福建路文化的发展 福建路的文化也与经济一样，跃居为宋时的发达地区。前引北宋苏辙之说，福州“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南宋陈必復《端隐诗序》也说：“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83]《永乐大典》卷20308《天下第一》，引温革《琐碎录》说，“陕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皆为天下第一，它处虽效之，终不及”。 在北宋前期和中期，“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蔡襄举拔周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尝至数百人”。[84]福建的官学和私学都相当兴盛。朱熹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85]在私学方面，也兴办很多书院、精舍之类。如陈宓在南剑州“创延平书院，悉仿白鹿洞之规”。[86]朱熹创武夷精舍讲学，对理学的传播起了颇大作用。福州号称“城里人家半读书”，[87]刘克庄《泉州南郭》诗说：“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88] 由于印刷术的推广，使福建路文化的普及，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从参加科举人数之多，可以得到证明。福州在宋哲宗时，“举士才三千”，“其後寖增，至于五倍，侧肩争门，坐不容膝”，经过扩建科场後，宋孝宗淳熙初，“岁试者二万人”。[89]按官府统计数字，宋哲宗时约为21万户，平均每70户有举士一名参加科举考试；宋孝宗淳熙时为32万馀户，平均每16户有举士一名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古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进步。南宋刘宰说：“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额窄者，莫甚于温、福二州。且如福州终场万八千人，合解九十名，旧额五十四名，与增三十六名；温州终场八千人，合解四十名，旧额十七名，与增二十三名。”[90]福州平均每二百名举子录取一名，出现了很尖锐的矛盾。除福州外，建宁府参加考试者“亦不下万馀人”。[91]南宋陈俊卿《兴化军贡院记》说：“惟是近岁郡试于有司，殆馀六千人，迄未有定所，是为阙典。……立重门，建厅事，跨以複廊室，从而周度，可容万人。”[92]兴化军的面积与人口远不能与福州、建州相比，也居然有六千人参加郡试。据後人统计，“宋三百年间，莆人举进士者九百七十馀人，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馀人，其中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辅者六人，可谓盛矣”。[93]以上这些数字，在印刷业尚不普及的唐朝，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福建人愈来愈多，使闽人的政治作用逐步增大。宋仁宗和宋英宗时，兴化军仙遊人蔡襄官至三司使，为一代名臣。宋神宗和宋哲宗时，围绕着熙丰变法，统治阶级上层分成了变法派和反变法派。这两派都有南方人和北方人，但变法派中以江西路人和福建路人较为出名。如吕惠卿和蔡确是泉州晋江人，章惇祖籍建州浦城。宋徽宗时，兴化军仙遊人蔡京长期把持朝政，是祸国殃民的一个罪魁。其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位至执政，是宋哲宗亲政时的重要人物。南宋宰执中比较有名的，如李纲、陈俊卿、梁克家、叶颙、龚茂良、留正等等，抗元名臣杜杲，也都是福建人。 宋代出现程朱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使孔子的儒学在中古时代完成了第二次改造，对元、明、清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北宋时，程颢和程颐的一批门生弟子中，如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等，都是福建人。南宋朱熹并非闽人，但他长期在福建讲学，故他的学派又称“闽学”。朱熹有丰富的思想资料传世，是古代思想史上一位集大成的人物。朱熹的著名弟子，如黄榦、陈淳等人，也都是福建人。福建路是宋时理学的中心之一。此外，列入《宋史·儒林传》的宋朝大儒，如林概、王回、王向、陈旸、林光朝、蔡元定、胡安国、胡寅、胡宏、真德秀等等，也是福建人。 福建路在文学和史学方面也涌现了一批人才。北宋时，建州崇安人柳永将五代的小令发展为长调，填词巧于铺叙，成为宋词名家，其《望海潮》词生动地描绘了杭州都会的风貌。南宋初，词人张元幹是福州长乐人，他赠胡铨和李纲的两阕《贺新郎》词，慷慨悲壮，为宋代爱国词之佳作。邵武人严羽作《沧浪诗话》，也是中国古代文艺评论的重要作品。在史学方面，建安人袁枢著的《通鉴纪事本末》，[94]开创了纪事本末的史籍体裁。建州人熊克作《中兴小历》、《九朝通略》等，陈均作《皇朝编年备要》等。兴化军莆田人郑樵作《通志》，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中国的地方志在宋代大量问世，如传世的《淳熙三山志》，记载福州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赋役、兵制等等，为中国古地方志的优秀作品。蔡襄和蔡京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蔡京固然是个巨奸大憝，但也不必因此否认其书法成就。世界上第一部法医著作《洗冤录》是在宋代问世的，作者宋慈是建宁府人。 北宋建造的泉州洛阳桥，是中国桥梁史上著名的石墩石梁式桥，“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95]巧妙地利用水生动物牡蛎的硬壳，以联结和加固桥墩，是别出心裁的创新，显示了古代福建人民的才能和智慧。 《宋史》卷89《地理志》说：“福建路盖古闽越之地，其地东南际海，西北多峻岭抵江。王氏窃据，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尽复之。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而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寖贵，故多田讼。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学，喜讲涌，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这段文字，大体上概括了福建路作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一些特徵，其中某些特徵还延续到後世，成为在悠远的发展年代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9辑 注 释 [1] 《长编》卷358元丰八年七月庚戌：“福建路下四州军产钱，福州十二县共八千馀贯，泉、漳州、兴化军一十四县共六万馀贯。”《龟山先生全集》卷22《与廖用中》：“上四州军残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钱产科借三文；福州为不经残破，每一钱产科借百文。”《南涧甲乙稿》卷15《建安白雲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闽之为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 [2] 《全唐文》卷164陈元光《请建州县表》。 [3] 《资治通鉴》卷256。 [4] 《资治通鉴》卷259。 [5] 《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6] 《范太史集》卷36《王延嗣传》。 [7] 《淳熙三山志》卷16。 [8] 《宋会要》食货70之37。 [9] 《宋会要》食货63之154。 [10] 《旧五代史》卷6《梁太祖纪》。 [11] 《资治通鉴》卷269。 [12] 《范太史集》卷36《王延嗣传》。 [13] 《资治通鉴》卷281。 [14] 《资治通鉴》卷282。 [15] 《资治通鉴》卷276。 [16] 《元丰九域志》卷9。 [17] 《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袁震先生《宋代户口》附表三。 [18] 《淮海集》卷15《财用》。 [19] 《文献通考》卷11记载嘉定时的各路户数，成都府路近114万户，而《宋史》卷89《地理志》载淳熙二年已有258万户。如《文献通考》所载不确，则福建路当次于成都府路、江南西路和两浙路，居各路第四位。 [20] 《淳熙三山志》卷10，《元丰九域志》卷9为211，572户或211，552户。 [21] 《东涧集》卷13《初至潮州劝农文》。 [22] 《文定集》卷13《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又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宋会要》食货61之43。 [23] 《鄮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劄子》。 [24] 《蔡忠惠公集》卷22《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劄子》。 [25] 《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禁民不举子状》。 [26] 《舆地纪胜》卷98《南恩州》，卷116《化州》。 [27] 《淳熙三山志》卷10。 [28] 《骖鸾录》。 [29] 《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 [30] 《宋会要》瑞异2之29。 [31]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劳农》，卷93《新筑石塘》。 [32]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8《福清县创大参陈公生祠》。 [33] 《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 [34] 《宋会要》食货63之164。 [35] 《宋会要》食货9之20。 [36] 《後乐集》卷19。 [37] 《真文忠公文集》卷40《再守泉州劝农文》。 [38] 《真文忠公文集》卷40《福州劝农文》。 [39]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7《敷文阁直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汪公(大猷)神道碑》。 [40] 《历代名臣奏议》卷247。 [41] 《朱文公文集》卷25《与建宁诸司论赈济劄子》。 [42] 《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 [43]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3《神通碑·宝学颜尚书》。 [44] 《说郛》●（“弱”字之半）25《遁斋闲览》。 [45] 《石林奏议》卷12《堂白收买木绵虔布乞於福建江西两路出产州军和买绢内折纳劄子》。 [46] 《铁庵方公文集》卷33《劝织吉贝布》。 [47] 《龙云集》卷7《莆田杂诗二十首》。 [48]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49] 《铁庵方公文集》卷21《书·乡守项寺丞》。 [50] 《说郛》●（“弱”字之半）93《试茶录》。 [51] 《说郛》卷18《负暄杂录》。 [52] 《鸡肋编》卷下。 [53] 《说郛》●（“弱”字之半）93《北苑别录》。 [54] 《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二薇亭集·监造御茶有所争执》。 [55] 《南涧甲乙稿》卷18。 [56] 《方舆胜览》卷11《建宁府》。 [57] 《元丰类稿》卷35《福州拟贡荔枝状》。 [58] 《宋会要》刑法2之137。 [59] 《会编》卷176，《历代名臣奏议》卷90。 [60]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 [61] 《会编》卷230。 [62] 《高峰文集》卷5《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 [63] 《书林清话》卷2《宋建安余氏刻书》。 [64] 《朱文公文集》卷78《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 [65] 《方舆胜览》卷11《建宁府》。 [66] 《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三月戊辰。 [67] 《栾城集》卷30《林积知福州》。 [68] 《梅溪先生後集》卷21《泉州到任谢表》。 [69] 《宋会要》职官44之8。 [70] 《宋会要》食货59之8—9。 [71]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2。 [72]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4《龙图阁学士赠少傅赵公(子潚)墓志铭》。 [73] 《宋会要》刑法2之107。 [74] 《许国公奏议》卷2《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 [75] 《淳熙三山志》卷40。 [76] 《文定集》卷13《又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 [77] 《铁庵方公文集》卷25《书·黄叔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0《孙武义墓志铭》。 [78] 《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丁卯。 [79] 《演山集》卷33《中散大夫林公墓志铭》。 [80] 《北溪大全集》卷43《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 [81] 《北溪大全集》卷4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 [82] [83] 《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端隐吟稿》。 [84] 《长编》卷187嘉祐三年七月癸酉。 [85] 《朱文公文集》卷80《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86] 《宋史》卷408《陈宓传》。 [87] 《淳熙三山志》卷40。 [88]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2。 [89] 《淳熙三山志》卷7，《宋会要》选举16之21。 [90] 《漫塘文集》卷13《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劄子》。 [91] 《宋会要》选举22之6。 [92] 《乾隆福建通志》卷71。 [93] 《乾隆福建通志》卷66。 [94] 《宋史》卷389《袁枢传》。 [95] 《宋史》卷320《蔡襄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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