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李尚海｜《续修平利县志》校注记

新用户70895888 2023-04-19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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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尚海

一

古籍的校勘点读和注释，应该是深谙古文献学的专家才能胜任的事。

校注《续修平利县志》的人，并非专门研究人员，而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退休教师。这位校注者纯粹是出于对本土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朴素的喜爱之情，做了一点儿回报养育他的故乡山水人事的事情。

校注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四十余年，业余喜读一些史志方面的书籍，习作一些所见所感的文字。他退休以来，没有了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和时时在意不敢误人子弟的沉重压力，身心轻松了许多，但又觉得空落无着。他为了预防过早的老年痴呆，便给自己找一份事儿来做。用他的话说，他是在不揣学识浅陋，不避僭越之嫌，校注了清代李联芳所编纂的《续修平利县志》。校注的效果不一定很好，但是他自认为是做得比较认真的。

此项校注工作，事先他考虑得很简单，一旦操作起来，才知道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做。

所幸在校注的全程中，得到了他曾经就读的大学老师何根先生的指导和鼓励，得到了他曾经的大学同学采诗的怂恿和打气，才使这一十分难做的校注工作得以坚持下来。

这项校注工程，他是从2013年9月初动工的，断断续续地每天在电脑键盘上敲出几百字千把字，至2014年8月才勉强完稿，耗时近一年。有人说，这人真是落得清闲不清闲，自找苦吃。他则以为，如果以他的辛劳，为能保存和传承地方珍贵的史志文献资料做一点绵薄的贡献，能为喜欢读古志的朋友的阅读带来些微的方便，值得！

二

校注者所做的事情，包括断句标点和发现、纠正原文存在的衍文和脱漏等方面的刻版之误。发现的刻版之误，如《续修平利县志》原文人物志忠义节邢景周条“元年二月告养”句，据上下文看，显然有误。后来在《平利县乡土志》（清末民初的手抄本，作者不详）读到了这个句子，原来是“（咸丰）九年二月告养”，“九”和“元”形相似而误刻，故改之。

再如该志所录前知县古沣《中皇山女娲氏庙碑纪》，脱漏了一些字句，校注时据前知县黄宽编纂的《平利县志》所录此文和今县文管所收藏的木质碑刻原文而做了补充。

此续修县志的原文刻误、衍文和脱漏的还有数处，凡经发现，都据他志或后来发现的碑刻的相同内容做了订正。

对原文编撰时因故而未录的某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校注者也比较慎重地做了补充。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平利典史郭阳锡（一作郭杰）的名字，就没有出现在该志官师志的典史条中。因有关郭阳锡的记载，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本县乌金公社发现的《金猫关玄帝宫记》碑刻文字中（见张佩先生《安康碑石》和李启良、李厚志编辑的《安康碑版钩沉》），故而校注者为之做了补录。

校注者对原文试加标点，只能说大体能断句顺读，不一定完全准确。

注释，包括注音和释义。

注音，校注者认为比较难以认读的字，一般都用现代汉语拼音注了音，个别异体字用常用字互注。

释义，即对不易理解的字、词语（包括地名、人名、官名及专用词语）和句子，都依据《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词源》《古汉语词典》《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中国科举词典》的诠释进行释义。

三

成书的平利县古志，除李某校注的此志外，目前发现的还有三部，即清代乾隆二十二年刻版印刷成书的《平利县志》（清平利知县黄宽纂修）；清末民初的《平利县乡土志稿》（未署纂修者姓名）；民国三十年编成的《续修平利县志·民国志稿》（吴惠畴等人纂修，未正式出版）。

据旧志载，没有成书的县志手抄稿，在黄宽之前有两部，即知县王霔的稿本和知县古沣的稿本；在李联芳之前也有两部，即训导史兆熊的《心劝集》和知县谢恩浩的《重修平利县志》。可惜前人的这些辛劳成果，都已散佚无存。

据悉，已付梓出版的清代《平利县志》和《续修平利县志》，在北京和台湾等地图书馆都有原版藏本，西北大学图书馆也藏有平利两部古志的原版和电子版。

四

校注者认为，李联芳的光绪《续修平利县志》记事比较完备，文笔亦美，序、跋及艺文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可读性较强。

光绪《续修平利县志》更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可以供后来的平利人了解历史上的平利风貌，了解清代平利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商贸、交通、农业、土地、户口、赋税、地理、气候、生态、出产和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从这部续修县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历任平利的地方官员中有不少颇有作为让人钦敬的好官，如知县汪畴、古沣、黄宽、石珩、诸能定、司徒修、衛锡恩、杨孝宽和主管教育的训导史兆熊、张延功等，他们为政的共同点是克尽厥职，勤政爱民，听断如流，廉明公正，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注重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知县石珩有言：“作一日宰，尽一日心”，事实证明，这些官员是这样想的和说的，也是这样践行的。

平利的前人注重文化教育，注重培养人才，有清一代，出了不少的进士、举人。像武廷珍、李联芳等平利籍的前贤，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居然登上了当时读书人所追求的科举顶峰，取得了翰林院庶吉士的名街，从而身居朝廷中的一些要职部门。

武廷珍，由翰林院遮吉士改任吏部主事，擢升为监察御史等职。

李联芳，由翰林院庶吉士授国史馆编修、功臣馆编修，任詹事府右春房右赞善，历放广西、山西、云南、甘肃等省的考官（据清《续修平利县志》），官至内阁学士（据清末《平利乡土志》）。

李逢亨，经拔贡入国子监肄业后，初任州判，委派任河防工程负责人，迁升为河道总督，为一时治理黄河的功臣，皇帝赐以“福星”嘉奖，官至直隶总督（秩从一品）。

由此可见，地方文教的振兴，人才的培养，要靠地方行政长官的重视，又要靠学子们的勤奋努力，积极进取。既如是，即便为边地僻壤的后生，也是大有可为的。

自古以来，平利一方水土，人杰地灵，才俊辈出。我们读平利古志，是可以找到佐证的。作为平利的后来人，可以为之而骄傲，更应该学习前贤们奋发有为的精神，发愤图强，提升自我，超越古人，投身社会，报效祖国。

五

我们读古志，无须用今人的觉悟水准来苛求古代写志的作者，应该坚持唯物史观来看待古人古志。比如李联芳及其《续修平利县志》，李联芳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士子，且跻身于那个时代的统治集团之中（尽管官秩不是很高），他的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和世界观不免会深深地打上他所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烙印。他在写志时将中国历史上的李自成、张献忠、白莲教、李蓝义军和太平天国等农民造反者蔑称为匪、逆、流贼、流寇，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就不足为怪了。这是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

志中所列这些农民造反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既表现了反压迫，反奴役，争人权，求生存的基本需求，起到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行的作用，但同时又折射出了他们反人性、野蛮残忍的另一面，他们毕竟是没有进步思想的指导，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纯属一伙盲从的乌合之众。据载，这些起义造反者，所到之处，多有烧杀掳掠的行为，既震撼了旧制官府，也殃及无辜平民百姓，侵害妇女儿童。

这部志中还列举了受到官府甚至朝廷旌表的众多的孝友、节义、贞烈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之中有的为了给父母、公婆或者丈夫治病，甘愿割取大腿上肉或割取半叶肝脏来以侍汤药，即所谓“割股取肝”，以至落得自个儿终身残疾。有的女人十六七岁、十八九岁时丈夫就死了，年纪轻轻就被迫或者心甘情愿地矢志守节不再嫁人而守活寡。正如本志所记载的一位知县为其中一个贞烈人物题写的匾额一样，“愚不可及”（知县的本意是褒奖）。这只能证明封建礼教对旧时国人尤其是妇女大众的戕害是何等深重。

这些年轻妇女的忠贞守节行为，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了封建社会秩序，维护了封建礼教，反而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然而客观上又挽救和保全了多少业已破碎的家庭，抚育成就了其后辈儿孙，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才。据载：当时平利城里的“漆氏，武生武泾之妻，年二十五，夫亡，与孀嫂李氏同矢苦节，严气正性，有丈夫风，治家、教子，皆可以为法。生子二：长（子）林奎，国（国子监）学生，与夫兄武汶为嗣；次（子）林麓，增生（亦为国子监的学生）。孙（武廷辉、武廷珍、武廷鋆等）六人皆以科名登显宦。其后克昌，皆厚德之报也。嘉庆十五年谨表”。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今天我们来读古志，是不是可以用“二分法”来思考一些问题。

六

《续修平利县志》校注一事，前期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后来为县史志局领导得知，根据需要，当即与校注者达成用稿协议，给予了及时的鼓励和支持，在网络上购置了价值不菲的校点所需的工具书，并为其提供了比较安静的办公场所，让校注者在少有干扰的环境里较好地完成了校注扫尾工程。

2015年11月，县史志局将我所校注的清代李联芳所纂修的《续修平利县志》与安康学院教师杨明贵先生校注的清代黄宽所纂修的第一部《平利县志》合并成《平利县志校注》（三秦出版社出版）一书。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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