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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个地方最完整、最全面、最实用的史料，当推地方志了。因此，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每攻占一地，首先急于搜寻的就是当地的方志。他们认为尽管小小的一本志书，可能比任何战利品都重要；而立志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的官员，每到一地履新，要找的前车之鉴和治事妙方，也首选地方志。而当今的人们，无论要弘扬地方历史传统文化，还是要创新打造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品牌，无疑也须借助方志，也就是前人的智慧与精神财富。因此，对于古地方志的研究、整理、利用，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澧县县委和县政府，自2009年3月，以县委办和政府办名义发出专文，成立“澧县古澧文丛编纂委员会”后，下力气抓古澧州地方志的搜集、整理、点校、出版工作，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弄清了古澧州州志及所辖县、卫志书的一些情况。为满足广大读者“知澧爱澧” 的需求，特将新近印制出版的《九澧文存（四）》中，有关古澧州州级方志的简介摘编如次，以飨读者。 一、明嘉靖《澧州志》 此《澧州志》被当今学界视为古澧州第一志，常以《嘉靖澧州志》称之。但此志之前，还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辑录的《澧州志》、《澧阳志》和《澧阳新志》三部志书。由于《永乐大典》的散佚，这三部澧州旧志今虽无法了解具体详情，但可以肯定，明《永乐大典》首次成书的永乐二年(1404)之前，澧州所修志书至少已有三部，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清善化陈运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辑录到了唐佚名《澧州图经》和宋佚名《澧州续图经》的遗文和书名又证明，唐宋时代的《澧州图经》和《澧州续图经》才是澧州可知的最早方志。只不过前述澧州历史上已知的五部志书，今人仅能看到数千字的遗文和书名罢了。 《嘉靖<澧州志>》计六卷，明水之文、李献阳等创修于嘉靖四十年（1561），翌年成书刊刻问世。记事止于嘉靖年间。正文分十三纪五表一志一录，二十门三十目，约十万字。“宸章”记载明初澧州、慈利土酋不服管辖，联结诸峒“蛮夷”反抗，明太祖命湖广参政杨景征讨抚绥。卷中所录敕谕，可印证朱明王朝对待少数民族采用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政策，是研究湖南少数民族起事的重要史料。“郡县沿革”，上逆唐尧，下迄嘉靖，先表后文，与“分野”、“灾祥”均用编年法排列，翔实可信。“秩官”各代不一，亦用表列，始自李唐，终于嘉靖，分类条列，较为完备。“地理”记一州四县山峪坪洞七十余处，“河水”、“湖洲”六十余处。“仓货”录全州谷菜瓜果、竹木中药百七十余种，对开发澧水流域各区县市传统经济提供了文字依据。“名胜”记澧阳、石门、慈阳、安乡各郡邑八景等古迹胜景较详，对扩大开发已驰名中外的索溪峪、张家界、天子山（三地明属澧州）及今澧水流域各县市自然风景资源，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人物”占全书篇幅一半，全收一州四县名人列传，对著名乡贤车胤、李群玉等事迹记载尤详。 是志为明代湖湘方志佳椠，雕刻上乘，印刷精良。传本仅一，台湾藏卷一，天一阁藏卷二至六。有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本、1964年传抄本及201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朱湘泉校注本《嘉靖<澧州志>》。《嘉靖<澧州志>》署名的作者有二：一为水之文，《澧纪·守政》称其为“有吏干。”本鄞县（今浙江省波市市辖鄞州区）举人，嘉靖三十九年（1560）任澧州知州,颇有政绩。《直隶澧州志·政绩》载其“政平民安，百废具举。间有争者，不辞远迩，躬往剖析，以杜后竞，军民敬服若神。”另一为李槃，《澧纪·耆旧》载其“字新甫，澧州人，登嘉靖戊戌（1538）茅瓒榜进士，授中书舍人，升工科给事中。以戆直峭岸，出为临江知府。郡大豪尤氏，前太守率不敢问，槃廉得诸不法事，竟置诸理。京师诸公为请间，柬牍盈箧，悉不启封。金文靖、练中丞、傅文穆子孙不振，名祀俱没，乃建黄阁元僚坊，以树其名。清其没产，以供时祀。其著风裁持，大体率此类也。居乡不妄与缙绅、缝掖相过从。入临江名宦，祀乡贤。著有《澧州志》。”但据该书的四篇序、跋所记，实际参与编撰者，更有岳州府同知胡容、上荆南道（即后之岳常澧道）前分守刘见峰、光禄寺监事李献阳、澧州同知陈仲弟、判官李裕孙、学正郑栋、训导褚相、及当时澧籍四大举人周道、龚天申、吴咏、刘崇文等儒学名流。这样一支高水准的编修团队，保障了该书的高质量。值得指出的是，后世往往把李槃与李献阳混同于一人是错误的：《澧纪·耆旧》载“李献阳字惟忠，尚书李如圭次子，以郡学生例贡，选光禄寺监事。时貂珰縻内帑，献抗言裁省，自是岁减一十六万钱。未几归田，守道见峰刘公聘修州志，文献藉之以传。”而李槃则是李如圭从子。虽同是李如圭后裔，也均为《嘉靖<澧州志>》的重要创修者，但确不是一人。李献阳很显然是在光禄寺监事任上，“抗言裁省”宦官滥縻国库即“貂珰縻内帑”被“归田”了，才被“聘修州志”的。或许正是有了李槃、李献阳辈的这样一支编修队伍，即一群正直之人修史志，就顺理成章的增大了志书准确性、公正性和信史度的概率。因此，时任分守道的江西丰城人雷逵（字时渐）于靖壬戌(1562)年仲春日读到是志手稿，“见其事核而辞达，虑周而计远；言可以兴，闻足用戒”，就大为赞赏。称“是编之作。。。。。。或婉词以寓讽，或昌言其是非；随事指瑕，援情称述，治理昭灿，类可寻绎良。有司暨百执事得是说而存之，其有功斯土，焜辉简勒，顾不丕欤。”雷逵的赞誉表明：当今学界视此志为古澧州第一志，除了它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澧州官修完整志书外，也有视其为第一部体系最全面、史实最可信、实用价值最大的古澧方志的意义，值得今天所有关心常澧流域发展的人们认真研读。 二、明万历《澧纪》，现存澧州第二志 《澧纪》，十九卷、首一卷，为明代澧州士子高尚志、高坚为首的祖孙三代倾力修纂。是纪撰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前，四十年付梓问世，记事止于三十八年。正文分九门六十一目，共八册，近三十万字，当今学界视为澧州二修州志。卷首列时任上荆南道右参政王在晋序，卷末有时为澧州书肆詹国桢刻书牌记，载本书撰刻经过甚详。各卷均题“澧高尚志撰，高坚续，龚之伊定，高远编，高博订”，别具一格。首列经纶，顺次为登绩、征献、述制、览胜、方外、录异、杂记。经纶记全州古今大事和历朝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登绩分类记载一州三县（安乡、石门、慈利）职官；征献分乡贤、耆旧、进士、武举、封阴、杂科等十八类，详记澧州古今人物生平略历；述制纪夷道，记澧州至溪州（今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峒蛮”道路，是为当今湘西北县际公路之源；览胜纪类目繁多，记所属一州三县各卫所名山胜迹、九澧秀水、兰浦风光等，甚为详备，为研究整个澧水流域地理历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澧纪》体例类目，颇具特色，且刻印精良，字大如钱，粗黑醒目，纸墨上乘，至今四百余年，宛如新印，为明刻楚湘诸志上品，开湖南私家撰修方志先河。?据乾隆五年（1740）何璘、方有光、陆文起等修纂的《直隶澧州志林》称：“纪纂于明万历间，续于高坚，订于龚之伊。经乱散佚，国朝康熙甲子(1684)龚、彭二公所据以成旧志者，而今并其残帙不可得。得其叙目，存之，以识《澧志》所自，且以明曩非无留心掌故者，特故府失其掌也。”这说明，早在清康熙年间，此志即已被历史尘封，淡出湖湘学界，此后300余年不为湖湘人所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省方志办在全国地方志普查中，有幸得知此志竟有一传世孤本，藏于上海图书馆。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方志学者们不仅无法通阅全书，甚至无法多看几页文字。二十多年后，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上海图书馆于2005年左右将一批珍稀古籍扫描输入电脑，《澧纪》的芳容才得以为专家学者们所窥见。2008年5月，时任澧县一中校长赵绪清得知《澧纪》孤本的信息，立即募集资金复印全书，交付给杜修岳、高守泉等五、六位热爱地方历史文化的赋闲者研究整理点校。2009年3月，中共澧县县委和县政府组成“古澧文丛编纂委员会”，2010年10月，在市、县一批有识之士的支持下，《<澧纪>校注》终于付梓印制，尘埋了几百年的《澧纪》得以重新面世。《<澧纪>校注》的印行，立即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学界以现存澧州第二志珍视之；澧水流域各县（市）以匡正部分地方历史讹传为史料佐证；一些地方产业从中找到了传统技艺之源与创新之道；特别是当今方兴未艾的旅游文化经济开发更从中找到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因此，很多读者盛赞中共澧县县委和县政府组成“澧县古澧文丛编纂委员会”编印《<澧纪>校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澧纪》作为现存澧州史上第二部州志，比嘉靖《澧州志》，时间上晚五十二年；内容上，嘉靖志十多万字，而《澧纪》达三十万余，容量大增；体例上更有很大创新，特别是涉及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诸多山水、交通、民族、田赋等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记述，更显珍贵。因此，上世纪湖南省方志办专家学者一发现上海图书馆所藏孤本《澧纪》，立即公布这一喜讯，不仅称其为“明刻楚湘诸志上品，开湖南私家撰修方志先河”的珍籍，更指是古澧州即当今整个澧水流域各县、市、区可资研究使用的清代以前最详尽完备的方志史料。《澧纪》的作者，原书各卷均题“澧高尚志撰，高坚续，龚之伊定，高远编，高博(或龚之傅)订”，今有读者认为此种标法“别具一格”，而史志专家应国斌先生则认为：“撰就是撰写，原创；续则是续撰，原书没完成，接着补充完成；定，裁定，审定，即定稿；而编则是和定稿者一起做编辑工作；订是校订，校稿”，这表明“古人在书上署名，坚持名副其实，谁做什么，做多少，写得一清二楚”。《澧纪》校注者们初见这一串“撰、续、编、定、订”者的名字，就想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能“开湖南私家撰修方志先河”? 可惜一年过去，正文校注完成，却不能对这一串名字作出简介。无奈之下，拟以撰（续、编、定、订）者“详情待考”作罢。理由似乎也充分：其一，《澧纪》原书是久稀传本。清同治八（1869）年的《直隶澧州志·序》即谓“修志时万历《澧纪》惟存残帙。则久为稀见难得之书矣。”同治十三（1874）年的增补版《直隶澧州志》，录存《<澧纪>叙目》的“按语”时则说：“《纪》纂于明万历间......经乱散佚，国朝康熙甲子（1684），龚、彭二公所据以成旧志者，而今并其残帙不可得。”三百二十多年前即“久为稀见难得之书”的作者们，今天当更鲜为人知了。其二，《澧纪》的撰及续、编、定、订者们，在近30万字的著述中，除了署名外，全书却始终未留下他们个人明确的生平史料。虽露有零星痕迹，但根本无法形成概貌。就连龚之伊，本是万历庚戌（1610），即《澧纪》纪事截止之年的新科进士，也干净隐去了行踪。以 “详情待考”塞责，实出于无奈。 但在《澧纪》校注清样审核时，从常德市《沅湘耆旧集》一书中发现有“龚钱塘之伊诗一首”。其诗题为《舟行无事，出舅氏行甫、文甫两高先生所属先舅心斋先生<澧纪>，为之裁定，悠悠我思，倍有剧于渭阳者》。诗则云：“当年藜藻照西京，流水高山意未平。自拾芳兰酬故国（此句一作“自锁青箱交从子”——笔者），早看遗草出诸（“诸”一作“难”——笔者）兄。展来江上风俱暗，坐久湘南月自生。无限扁舟回首意，续班此日是曹甥。”一见之下，激动不已。因为这是除《澧纪》之外，校注者们所见到的第一则最富著述者信息史料的文字。 按此诗诗题，“行甫、文甫两高先生”当指高远、高博，而“先舅心斋先生”，即是高坚。因为，1928年的《澧州高氏族谱》标明：高远、高博是兄弟，且高博字文甫，行甫无疑即是高远。又据《澧纪·公移》载：“本州儒学附学生员高博呈称：'……先父高尚志，先兄高坚，俱补澧庠诸生，历试久困辕下，壮志仅存辑录’”、《澧纪·序》中所录“圆甫曰：我中舅高氏，为其先人尚志镌《澧纪》······舅氏世为学官弟子，久困辕下，仅存辑录奕世苦心。”及《澧纪·卷七》载：“龚之伊：（字）圆甫，澧州人，天申孙，进士。”、《澧纪·卷十九》中的“龚肖甫之傅，圆甫弟也”等语，既可以明白：《澧纪》“各卷均题” 的六个署名即《澧纪》的著述者们的关系是：一父（高尚志）、三子（高坚、高远、高博）、二外孙（龚之伊、龚之傅）。 校注们综合《澧纪》、《直隶澧州志》、《澧州高氏族谱》等书刊中的信息，终于可列出如下简介： 高尚志：明澧州城东仁和铺（今澧澹街道仁和村）人，约万历三十八年前在世。 其父高鹤为正德辛未（1511）科进士、霸通扬三州知州高鹏的二弟，其祖高堂为澧州名儒、州学与书院教授。尚志本人则以“澧州庠诸生（秀才）”为书院讲席，并带领三子高坚、高远、高博，花数年苦心，七易其稿，撰修成近三十万言的澧州二修州志《澧纪》。高坚：生卒不详。字心斋，澧州庠生，高尚志长子，《澧纪》续修者。高远：生卒不详。字行甫，澧州庠生，高尚志次子，《澧纪》编修者。子高縄祖为明华藩（华阳王府）仪宾大人。高博：生卒不详。字文甫，号约我，澧州庠生，高尚志次子，《澧纪》修订者。龚之伊：明澧州人，高尚志女之子，万历间兖州知州龚天申之孙。字圆甫，一字觉先，号茹溪。万历庚戌（1610）科韩敬榜（三甲）进士。史传其博通群籍，熟记二十一史，不差篇次，尤精内典。为明代知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有《甲寅》、《桃花庵》等集传世，并为舅氏编定《澧纪》。官历常山、钱塘知县，以丁忧归卒，年仅三十四。龚之傅：生卒不详。字肖甫。龚之伊二弟，参与了《澧纪》修订。对《澧纪》编撰者署名的考校证明，《澧纪》确为以高尚志为首的祖孙三代本土儒学之士倾力“私家撰修”而成，由于书稿价值所达到的高度，得到州、府、道当政的重视支持，方得以付梓刊行。上荆南道右参政王在晋的《序》和澧州知州费逵的《跋》，对此记述非常清楚。 三、清康熙《澧州志》，清季澧州第一志 清康熙《澧州志》，当今学界称之为清季澧州第一志。此志于康熙四年(1665)，始由龚之怡、彭祖龄纂修，分十四卷，书名《澧州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州朱士华领衔编修，澧州士人龚遇暹、彭祖训等续纂。付梓时，里署为《续修澧志》，封面仍题为《澧州志》。因龚之怡、彭祖龄所纂《澧州志》今已不独传，故学界视朱士华、龚遇暹、彭祖训的续纂本为清季澧州第一志。是志上承明万历高尚志《澧纪》，下续明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四朝史事，记事止于康熙二十三年，同年成书付梓。正文分二十四门，不分目，约四十万余字，二十二卷。为今能知的澧州三修志。该志的“山水”记州城胜景及山二十一座、水十一条，并对嘉山、夹山、九澧诸水作了考证，史料翔实可信。“秩官”记顺治至康熙九年前的分守上荆南道、岳常道、岳常澧道治官员，及澧州知州等各类文武官吏五十二人。“封建”仅以四十八字略记明华阳王封藩澧州简况。明华阳王府在澧州城屹立200多年，占明代澧州半城，前后历九王。但康熙初年正是撤迁华阳王府，遣散王府人役，铲除华藩残余势力之际，在正在兴起康乾盛世“文字狱”的风口，当道对于四十八字的略记决不会嫌少。可贵的是该志“灾祥”详记了清顺治九年（1652）澧州大旱，八月不雨，禾苗尽枯，谷价暴涨，斗米价银五钱，饥民亡徙湖滨，采菱芡活命的惨状，记有谣谚曰“五月菱，饱杀人”。“冢墓”记澧人高鹏、名人宋玉等十四座古墓。“宦迹”记汉纪信、马援；唐李泌，李元则；及宋、元迄清的澧州名宦，有助于辨证古史。是志续修增补了顺康近事，凡关澧州史事，莫不征集旧帙，博采新书，参互考证，校正谬讹，是一部比较完善的方志。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有国家图书馆一九七七年胶卷缩印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澧县档案局曾到当时的北图翻拍，惜直到现在，翻拍的胶卷已无地方洗印，因此，至今澧州人无法一窥清季澧州第一志的真实面目。就连该志中分别题署为“晴川胡时敏”、“河东李兴高”、“圣湖郎廷谟”、“澧同学易尚升”、“珮浦后学张弦鼎”的五篇重要序文，也未能在《九澧文存（四）》印制前征集到。所以《九澧文存（四）》的《史志纪·州志》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但愿将来有可能一补这个阙如。 四、清乾隆《澧州志林》，现存澧州第四志 学界所称现存澧州第四志，指清乾隆十二年（1747）开始，由知州何璘主修，澧儒方有光、陆文起编撰、安乡教谕黄宜中参订、乾隆十七年刊竟传世、二十六卷本的《直隶澧州志林》。是志正文二十六卷，外加卷首一卷、卷未一卷、附补编一卷，约五十万字。其内容上承康熙朱志（朱士华主修之《澧州志》），下续雍正、乾隆朝史事，记事止于乾隆十五年（1750）。分为舆地、河渠、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秩祀、人物、祥异、艺文、杂类十二志，七十二门，六十目。起自《舆地志》之《图说》，止于《杂类志》之《辨伪》。“建置沿革”表列唐尧至清乾隆年间一州五县（安乡、临澧、石门、慈利、永定）隶属情况，并附文字说明，是考全州历史源流的重要史料；城池记澧州、松州、竹城、马援城、胡衿城、白公城、充城、渫阳城、蛮王城、九溪卫城、安福所城、添平所城、大庸所城、宋王（实即宋玉）城等二十四座古城址的概况；山川记全州山峰岭峪、界寨岩洞百七十余处；水潭河洲、溪滩泉井二百余处。于水乡泽国，山林之利永世不竭。河渠记澧州、安乡湖、垱、堰、泉、井百四十余处；堤垸三十座。所附《澧州水道图》、《澧州水道图说》，对全州水利作了精辟阐述，开湖南方志专志河渠水利之先河，是开发利用洞庭湖水利资源的重要参考文献。艺文所载唐代澧籍著名诗人李群玉各体诗近二十首；首载何璘《书<李自成传>后》、《题奉天玉和尚塔院》两诗文，更是研究李自成禪隐石门夹山寺的重要文献史料。原有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清振鹤抄本传世。本世纪初年省图书馆有乾隆刻本影印件收藏；四、五年前，澧县古澧文丛编纂委员会获得影印件图片电子版，惜今无重印新刊。 《直隶澧州志林》的编纂者各卷均只署何璘，但何璘自己为该志所写的序文称：“（乾隆）戊辰(1748)春，政理稍暇，乃开局，遴州人士之绩学忆旧事者，各辑所闻，兼檄属邑，分纂汇赍。其釆录典章，方有光有力；旁搜远访，荟集成编，则陆文起之劳为多。复于己已(1749)秋，征安乡学博黄宜中，具按余酌编体例慎登焉。而余复权衡裁决于其间，阅一岁，裒镌有成，颜曰《直隶澧州志林》。”因此，此志的实际编纂者应该是何璘、陆文起、方有光、黄宜中。后来的《直隶澧州志》对于四人均有记述。《直隶澧州志·政绩》中记载何璘云：“号十樵，宛平举人。由宝庆府同知调补澧州牧。乾隆十一年莅任。练达治体，威爱并施。因澧属缺志乘，公暇网罗散失，征文考献，纂《志林》十六卷，而于河渠一志，尤见经世之学。今得有所者考据，以资措注，皆其力也。”可以看出，不仅对于何璘的人品官德评价好，政绩高，而且对于所修《澧州志林》的贡献也是十分肯定推崇的。《直隶澧州志·政绩》对于黄宜中则记为：“字揆一，号衡斋，湘乡人。乾隆壬戌（1742）明通榜进士，借补安乡教谕。博学好礼，言动不苟。著述甚多，皆有卓识。楷模诸生，以德行相砥砺。劝修明伦堂、尊经阁及东西学暑，捐设两庑神主。购御纂钦定《易》、《书》、《诗》）、《春秋》、《四书文》各一部，以资诵习。参订《澧州志林》，手定《从宜家礼》一部，梓行。”显然，黄宜中对于《澧州志林》修纂的实际工作是参订，按何璘的说法，他这个“参订”是“具按余酌编体例慎登焉”，就是说黄实际是具有当今的总编取舍裁定权的，当然终审则是何璘自己。《直隶澧州志·文苑》记陆文起为：“字伯瞻，澧州廪生。父殁，甫四龄，事母余氏尽孝养，终身孺慕。少时性极锐，苦读书，不避寒暑，遂得博通群籍，为名诸生；屡荐未售。乾隆庚午(1750)，诏举经学，州牧何举文起，以学未足，辞不就。聘修《澧志》，旁搜远访，荟萃成编，文起之劳为多。生平著有《谷兰集》、《春秋三传纂异同辨》，半归散轶，惟《周易洗心》一书，刊版尚存。”记方有光为：“廪生。品端方，有学识。何州牧辑《澧志》，聘令同陆文起分修，其采录典章，光有力焉。”这说明陆、方二位是确为编纂之主笔无疑。 五、《澧志举要》，古澧州唯一的编年体志书 《直隶澧州志林》修成22年后，也就是乾隆37年（1772），安乡人潘相始修《澧志举要》。按潘相自己的说法，他曾“读万卷书，为万里游，而生长之地咫尺数百里，前后事迹、人物儕不能知，常以为愧。壬辰(1772)公退之暇，偶阅《澧州志林》及《安乡志》，苦其浩烦难记，因仿各志通编之例，举我国家大恩大典，遐方僻壤，涵濡于百数十年之久且深者，敬谨胪登，用志盛美。而前代名宦乡贤、科甲荐辟、忠孝节义、休戚利病，俱从廿二正史、《通鉴纲目》、各名家集、题名碑录，考其同异。一事之善，一行之卓，罔不辨正纪载。惟星野风景之虚，邱阜汉港之细，仙释巫祝之诬，虫鱼华实之琐，无关体要，姑从阙省，命曰《举要》。”就是说，当时年已59岁的濮州知州潘相，认为《澧州志林》好，但又“苦其浩烦难记”，于是全部吸收何璘《澧州志林》、安乡县志等方志材料，对古澧州辖区的历史沿革，疆域分合，事实异同，人物类别等，经过一番认真的辩讹修正，正误补缺。在忠于历史的原则下，增加诸多新内容，并俱按载籍考辨详实之后，仿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方式，逐年记载澧州史上发生的大事、要事。潘相按此方式写成两卷：卷一记自汉高祖12年至明崇祯16年（1643）澧州大事；卷二记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至乾隆15年（1750）史事。此二卷由其二子潘承炜、潘承焯共校雠成稿，于乾隆45年（1780），由承焯携带进京，受到潘相同年友褚廷璋的高度赞扬，并为之作序后初刻付梓。初刻后潘相继续修订，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即潘相七十七岁高龄时，形成第二稿成书。此后，潘相继续“因命”潘承炜“续辑其六属岁贡及捐纳已仕者”及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六十年（1795）大事，形成第三卷。因此，《澧志举要》编纂时间达20余年，记事时间跨度达1990年之久。整体上看，其内容依次分注，记述明备，义精文简，脉胳清晰，卷帙简洁，方便阅读。不仅是一部史料丰富可信的地方史专著、古澧州五修志书，而且是古澧州唯一的编年体方志。 六、《续修澧州志林》，古澧州六修方志 当今学界所称的古澧州六修方志，当指《续修澧州志林》，即澧州知州安佩莲领修，澧儒孙祚泰、安乡县训导陈融观纂修的清道光《直隶澧州志》。由于是志上承乾隆十五（1750）年《澧州志林》的记述，下续乾隆十六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间整整七十年史事，始修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翌年成书付梓，道光元年（1821）刊竟问世，原题为《续修澧州志林》，后有研究者则以《道光<直隶澧州志>》称之。今天，从安佩莲亲撰的《续修澧州志林序》中可知，此志纂修的缘起为：“第阅今已七十余载，山川如旧，而生齿日繁;风景如新，斯菁华日启。礼乐兵农之典，既月异而岁不同;忠孝节义之风，尤日积而名未补。使长此抱残守阙，匪数十年之法令少所折衷，且恐以世远年湮，坐令合六属之风流，半归歇绝，其何以嗣前徽而昭来许？用是续修念切；又适值大吏饬呈州志，以合修省志，则更不容缓。”纂修的大概过程则为“爰集绅议，分途釆访，设局纂修；延州中孝廉、原任宁远司铎孙文冈先生董其事；取旧《志》之烦者节之，轶者补之,讹者参之；复合一州五县之新呈釆本，逐类而附编焉。乃未成而文冈殁，复延安乡广文陈心泉孝廉续修之。心泉逐一考核，更加谨慎。佩莲于簿书鞅掌稍暇，亦参酌其间。又阅一年而始蒇事。”安氏序称是志“起自《星野》，终于《杂志》, 分十五类，类分九十七门，共二十八卷，而全澧志成，敬授诸梓，聊以备方州之掌故,示观感之明征云尔！”略有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省方志办普查后称：是志计“二十八卷、首三卷，正文分八十八门、四十三目”，两个分法，前者称“类、门”，后者称“门、目”，笔者至今未见到原书，不知道此差别是如何造成的。《续修澧州志林》的内容，“图考”列澧州全属舆图、八景图及属境五县分图共四十四幅，数量之多，质量之优，为湖南方志插图版画所仅见。其中“水利”专志，依据《澧州志林》的“河渠志”增益而成，记澧县、安乡湖、堰、井、堤、垸三百九十多处，所附何璘《澧州水道图说》、《各家水利说》，有裨考证史事。“灾祥”纪澧州自汉迄清六次地震和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百一十余次，其中所载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洞庭湖发生的北极光，尤属罕见，均是研究湖南自然现象的宝贵史料。“艺文”虽多，因袭何氏《澧州志林》续增成篇，又冠以“天章”，收录有唐、明两朝敕、诰、表；卷尾增补《田赋说》，记述明、清全澧田赋及雍、乾年间减除额数，乃地方切要大政，堪宝考证。全书约五十七万字。现有有道光元年（1821）刻本传世，惜今未见新刊重印。 《续修澧州志林》的主修者安佩莲，字玉青，贵州贵定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知县；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道光元年（1821）任澧州知州，后以翰林院庶吉士而任长沙知府。他在澧州任内四年，办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修"蜚云塔"。被人们视为关系“澧州风水转”的蜚云塔，始建于明天启初（1621—1627）年，但仅建三级后停工，此后长达一百七十余年“不果续”，直到嘉庆十一年（1811）易木为石重建，也只建成二级的残礅。安莅临澧州履职的第二年，花十个月时间，即使澧水之滨高高耸立起一座二百年才成现实、又越二百年终成为国保级文物的镇水宝塔，令人钦敬。第二件是建"多安桥"，安佩莲随时"核其工程，稽其出纳，钱不经手，事必经心，奖劝董卒，毫不敢懈"，历经三年建成的多安桥，今天也是澧州的另一处国保文物。第三是"拿办南竹大盗，除盗安民"，第四件事是主修《直隶澧州志》。安佩莲在"勤政为民"中，大力革除以往官场中的积弊尤为突出，皇帝为之颁旨嘉奖，称"尔湖南澧州知州安佩莲，经济夙优，精勤尢著，厘剔吏胥之弊，人惮严明；勾稽案牍之烦，政无留滞。"深得澧民敬重。晚年，安佩莲以朝廷奉政大夫之荣致仕回乡，在贵定旧治魁山书院任主讲，将所得的"束修捐赠书院办学，对当地教育作出重大贡献，至今仍受人称赞。编纂主笔孙祚泰，澧州举人。《直隶澧州志》传其“号文冈，性至孝，博学能文，乾隆乙卯（1795）中举，补宁远训导。母老且寿逾八旬，决志告养。嘉庆丁丑(1817)归，次年州牧安重其品学，延修州志，昼夜不怠。己卯(1819)秋，疾作。次年春母卒。哀毁，病益剧，遂逝。士林悼之。”孙祚泰病逝之后，安佩莲序中所称的“复延安乡广文陈心泉孝廉续修之”的陈心泉孝廉，本名陈融观，字心泉，衡阳举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安乡儒学训导，候选知县。由于陈融观的“逐一考核，更加谨慎”，使得澧州六修志成了此后澧州各志的基本架构。但时下有人将其姓名写作“陈融”，显然是一个抄漏的错误。 七、清同治何玉芬《续修澧州志林》，古澧州七修方志 当今学界认定的古澧州七修方志，指何玉芬董修、魏式曾、廷桂编纂的二次续修《澧州志林》。是志上承乾隆“何志”、道光“安志”，始修于清同治七年(1868)，翌年成书付梓，记事止于同治八年十月，因此也有人认为称之为《清同治续修<澧州志林>》更为准确。据何玉芬、魏式曾各自为《清同治续修<澧州志林>》所写的序言知：同治四年(1865)冬，魏式曾来任澧州知州，“亟索旧编阅之，冀得有所率循。迨访诸故老耆儒，《志林》已抱残守缺，《续志》经兵燹水患后，版亦漂失不全。幸有遗帙仅存，珍如硕果，因抨然为之心动。会大吏议修《通省全志》，檄征采访于州，式曾窃喜事会可乘，与私愿适相符合。惟安志成于道光辛已（1821 )，距今垂五十年，中之盛衰得失、变通损益，其搜讨不可以弗详，则是举岂易言哉？征士樊作松、茂才陈兆卿、明经李开庠，皆汲古有素之士，老成恂谨，民望交推，与之询谋佥同，爰请于芗恬观察使董其事，并商诸州人士，靡弗欣然乐从”。于是，何、魏共同“遴州绅之富于学者，刊已往之谬误，采近来所见闻，以备增订。诸绅请以何君所修志为宗，安君所修志为辅，会辑成篇。”最后由何玉芬“逐类详阅”，并“仿何志，取象一岁十有二月七十二候之数，条分缕析，灿若列眉。”又经过对“封域之分合，川原之迁改，政事之因革，人材之代兴，以及忠孝节义之揄扬，风土景物之纪载，讹者正之，冗者芟之，略者详之”删削增补，终于修成此志。《清同治续修<澧州志林>》二十六卷、首一卷，卷二附《澧州一览》，为同治八年接任澧州知州的廷桂编辑。正文分七十二门五十六目，约六十一万字。类目亦未大动，仅只增补史事。“图考”列澧州全属舆图、八景图等三十一幅；“市镇”纪一州五县城市街巷二百余处，是研究澧州属境城市街道变迁信史。“景物”附舆地志，独立为门，记澧州所属八景十三处，为湖湘方志所载八景之最，于洞庭烟雨，天光云影，蜃楼幻景，永定幽谷，慈利奇峰，无不备载，是研究开发湘西北自然风景区及旅游胜地的重要史料。“物产”、“植物”类记稻谷竹木花卉中草药二百六十余种，“动物”类记飞禽走兽鳞甲百八十余种，“货物”类记香蕈、木耳、石耳、笋干等土物产三十三种，有助于发展多种经营和研究动植物品种和蕃衍。 《清同治续修<澧州志林>》仅有同治八年（1869）刻本，此后未见新刊本传世。五年后即同治十三年，澧州新修成《直隶澧州志》，因此，二次续修《澧州志林》至今失去了再版的机会。《清同治续修<澧州志林>》的作者，署名的三人，即何玉芬、魏式曾、廷桂。三位均是当道守澧官员。其实此志的纂修者还有三位澧州人，即“征士樊作松、茂才陈兆卿、明经李开庠”，他们被当政者视为“州绅之富于学者”、“汲古有素之士”。只是时至今日，他们的详细信息在150余年的时光流逝中，已消逝得踪迹渺无了。何玉棻，字芗恬，湖北汉川人，同治七年(1868)任湖南岳常澧道兼理水利驿传事，职澧达六年之久。他认为“澧实控引荆蜀，襟山带江，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哉！”因此他“”所愿后之牧斯土者，按本俗以施教，勿徒饰美观而视为故事；尤愿后之继斯《志》者，勤搜讨以补遗，勿自矜奇创而易其范围，是则予之厚望也夫！”魏式曾，字镜馀，又字敬舆，直隶临榆(今河北山海关)人，举人，同治四年至七年任澧州知州，后升永顺知府。廷桂，辉发那拉氏，字芳宇，正白旗满洲人，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道光三十年（1850）令安乡，精明强敷，请帑补修下五官垸。矢公矢慎，吏畏民怀。尤极力表彰乡贤。邑进士潘相著有《易经尊翼》《尚书可解辑粹》等书十五种。原板残缺，为捐资补辑，刷印全书，广为分送，以彰实学。同治八年升澧州知州，后官至永州知府，有《仿玉局黄楼诗稿》传世。 八、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古澧州八修方志 当今，人们最熟知的古澧州志，是1981年澧县档案馆点校铅印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版《直隶澧州志》，学界称之为古澧州八修方志。它也是古澧州现存的最后一部志书，因为清光绪年间由吴起凤纂修的可称之为《清光绪<直隶澧州志>》的古澧方志，至今未能重现身影，令人遗憾之余，也只能以“已佚待访”告知社会各界，期盼或能有一天寻觅到古澧州真正的“最后一部志书”。清同治十三年版《直隶澧州志》，是据同治八年（1869）二次续修《澧州志林》刻本增补续修而成。原书封面题《直隶澧州志》，但扉页则书为《重修直隶澧州全志》。由于1935年大水溃城，使当时正在续修澧志的澧县志局（设澧州城小南门旁）传承下来的旧志及新修的志稿全部付诸东流，以至于新中国建立后，沅澧流域乃至于全省都无法找到一部完整的澧州方志。因此，1981年澧县点校铅印的《直隶澧州志》，竟连封、扉和正文首页都找不齐全，至点校铅印本内白增寿《序》成了无首的半截序。时隔20余年后的2003年，常德市方志办及陈国华、应国斌二先生推出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本，人们才得以读到完整的《直隶澧州志》。又过7年后，至2010年，湖湘文库及岳麓书社推出影印缩印本的《同治直隶澧州志》，人们才能一睹原书的本来面目和古籍风采。清同治《直隶澧州志》二十六卷首四卷，删除了同治八年《直隶澧州志》卷二所附之《澧州一览》，从“舆地志”中析出“星野”，自成一志，破乾隆何璘《澧州志林》十二纲（志）之数；开卷列长白增寿同治十三年《序》，同治十二年开局，翌年成书付梓。记事止于同治十三年。正文分七十二门六十四目，约六十六万字。近数年来，由于古澧州多部志书陆续从尘封中重回学界，研究者们发现，原来澧县点校铅印本和2003年校注本，都有一些有待修正的错漏等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人们盼望有重版的校注本出现。 清同治《直隶澧州志》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它载澧之得名，肇于禹；置州始于西魏，代有因革；雍正八年（1730）改土归流，升直隶州，辖安乡、石门、慈利、安福（今临澧）、永定五县。山川于澧水源流，考证详确，并辨析茹、温、溇、黄、涔、澹、渫、道与澧为九水之原委。书院记溪东、文山、深柳等著名书院二十三所，并附述唐李群玉，宋范仲淹和晋车胤囊萤勤学事迹。艺文占全志篇幅五分之一，录存李群玉、李白、苏庠、范成大、范仲淹、袁宏道等历代名家诗文词赋甚多，有裨于文学史的考证。该志与前志时间只距5年，文字的字数也只增加了5万余，而且作者也仍署“何玉棻修，魏式曾纂”，其后再加署一个“黄维瓒增修”。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能被视为单独的一次州志纂修呢？答案可以从同治九年任岳常澧道道台的白增寿《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序》中找到。白《序》称：“《澧志》则前守道何君芗恬、前牧魏君敬舆新修成帙。以州为直隶，兼志属邑。新本犹缺焉未备，而二君已先后卸篆去。继来者为杨君海琴、廷君芳宇，节征釆访于邑令尹,仅安乡缮新采本送，甫据编辑，未果合纂，予锺议征修。会大吏檄权陈臬，旋绾藩条，留会垣载余，壬申（1872)冬始还车。明年七月，今刺史黄君用侯征集诸邑志本以纂辑请，因与延致曩从事者，分披删订，更付剞劂。今岁孟春，予再摄臬符，去澧五越月返，适告竣事。自此合一州五县，而新志全书成矣。”原来何玉棻修、魏式曾纂的《清同治续修<澧州志林>》，实际上五个属县除安县外，其他四县“新本犹缺焉未备”，黄维瓒的增修，不仅补齐了全澧同治八至十三年五年的史实、其他四县原来“犹缺”的“新本”，而且整个篇幅也做了调整，可以算为一次新修。但也必须承认何玉棻、魏式曾仍然是这部新志的作者。增修者黄维瓒，字用侯，广西临桂（今桂林）举人，同治九年（1870）四月至十三年任澧州知州，在任期内完成了清同治《直隶澧州志》的纂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九、古澧“已佚待访”的澧州方志 前面《现存澧州第一志》篇中，我们曾指出：虽然嘉靖《澧州志》被当今学界视为古澧州第一志，但此志之前，不仅还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辑录的佚名《澧州志》、《澧阳志》和《澧阳新志》三部志书，同时还有清代善化（今长沙）陈运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辑录到的唐《澧州图经》和宋《澧州续图经》的遗文和书名，证明唐、宋时代的《澧州图经》和《澧州续图经》才是澧州可知的最早方志，只不过这些澧州历史上已知的多部志书，今人仅能看到数千字的遗文或书名罢了。同时，在《古澧州八修方志》篇中，我们也说清同治版《直隶澧州志》，被学界视为古澧现存的最后一部州志。那么，或许会有人问：嘉靖《澧州志》诞生前，究竟还有没有别的澧州志书？清同治十三年（1874）版《直隶澧州志》后，既然还有清光绪年间吴起凤纂修过可称为《清光绪<直隶澧州志>》的古澧方志，那么古澧州到底有多少古澧州志?这其实是一个有待地方历史文化爱好者们认真探讨、研究的问题。据湖南方志学家刘志盛为《同治直隶澧州志》缩微影印本所写的《前言》称：“澧州志书，始修于隋、唐。其后历经宋元明清四朝，约有十余种方志问世。宋以前计有《（澧州）旧经》、《澧州图经》、《澧州续图经》三种，均已佚失。宋代有霍篪《澧阳图志》八卷、刘子澄《（祥符）澧阳郡志》，佚名《澧州志》，佚名《澧阳志》，佚名《澧阳新志》。。。。。原志已佚”。另外，刘志盛还指出:“元朝《澧州志》已佚待访”，清吴起凤纂修的十二卷光绪稿本“光绪《直隶澧州志》已佚待访”，“《（民国）澧县县志》十卷首一卷”铅印本湖南图书馆有藏。由此，我们可以说，古澧州历史上已知的州志中，“已佚待访”的州志至少有九部。加上前面介绍的当今现存的澧州八志，则可以说：澧州历史上约有十七部州级志书。刘志盛的结论是：“如上所举，可见历代澧州志书之众多，列湖南州志之首。”刘的结论可以令人欣喜，但也更应令我们为他所说的澧州方志“已佚待访”的任务之重而焦虑。更何况即是现在存世的古澧州志，也还有多部尘封于省外各大文化殿堂，不为今天的读者、特别是沅澧人们所见，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但愿有为“已佚待访”古澧州志的各界志愿者，能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与奉献。（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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