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也许有人不知作者何人，但这些诗句皆耳熟能详。 这是唐朝诗人元稹的大手笔，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用情专一、爱妻深切的好丈夫。 然而，来自权威人士的唾沫星子，来自权威报刊的覆盆拍砖，让我们不得不相信，生活中的元稹，是一个“薄倖妇女”、“抛弃莺莺”、“玩弄薛涛”、“人品卑劣”的小人。 然而，真实的元稹果真如此吗？ 元稹 是如何惹上一身流言的？ 这流言蜚语，是元稹自己惹来的。怪只怪他不仅爱写东西，一下笔还写那么好！ 元稹曾经写过一篇传奇小说《会真记》，就是这篇传奇小说，为元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冤屈。 争论的焦点是，《会真记》是元稹自寓体小说，小说中的张生就是元稹本人，张生所为，就是元稹所为，始乱终弃，寡情寡义，薄幸妇女。 始作俑者是宋人王铚，字性之。他在《传奇辩证》中说，曾经读到苏轼的一句诗：“诗人老去莺莺在”。文中注释说，《会真记》中的张生“乃张籍也”。 他认为张生的科考时间与张籍不对，张籍早张生“二年，决非张籍明矣”。他私下猜想，“非微之”“不可当”，非元稹不可。 正好庄季裕对他说，庄季裕的朋友杨阜公曾经读到元稹为崔莺莺的母亲郑氏所写的《墓志》，其中有“其既丧夫，遭军乱”，与《会真记》中所讲的事实一模一样。 所以他认为：“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  他后来翻检元稹的文集《长庆集》，没有看到元稹为崔母所作的墓志，可能王铚手中的元稹文集不全，其他地方有。 他查看白居易为元稹写的墓志，元稹活了53岁，一推算，正好当时《会真记》中张生一样，都是22岁。他又考察了元稹的百余篇诗歌，发现很多内容与《会真记》中事件暗合。 元稹为什么要写这篇传奇呢？ 大概人做了有悖于义的事之后，经常“托之鬼神梦寐，或假自他人，或云见别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改名换姓地把自己这些龌龊事写出来。 苏轼认为张生是唐朝诗人张籍，王铚认为是元稹本人，并加以考证。 南宋的赵德麟在《侯鲭录》（卷五）转引了王铚的《传奇辩证》，从此，“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就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宋代刘克、胡应麟等人则马上表态同意，但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现当代陈寅恪等人不仅同意，又进行了补充考证。 考证的结果是，铁板钉钉：元稹做错了事，事后又不承担，写小说文过饰非，为自己开脱。元稹就是一个小人，始乱终弃。 故事虽为元稹写 但元稹并非是张生 尽管持自寓说者人多势众，气势汹汹，非自寓说者也没有被吓倒。吴伟斌先生一直高举着非自寓说的大旗，他一生都致力于为元稹平反昭雪。 我们且将两派的学术观点陈列如下，孰是孰非观众一看即明：   通过对比，故事与史实差异非常明确。 人名：元稹、杨巨源、李绅相同；姓氏：元稹母与崔母同姓；地名：普救寺相同；事件：唐朝名将浑瑊薨于蒲、杜确平定蒲州叛乱相同，除此之外其他事件都不一样。 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个传奇故事中，变成一个人呢？ 而有意思的是，作者把自己和朋友也作为人物写进了传奇中，与主角张生对话。小说的最后，作者卒章显志，明确地表明了立场：“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置诸多事实和小说主题于不顾，在元稹后来的诗作中找出印证。 元稹有首《春晓》诗曰：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 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卞孝萱《元稹年谱》说，这首写于作者41岁。即便以此推算，张生与莺莺恋爱时，元稹21岁，所以元稹与张生并不同岁。 却有引者指斥，这“二十年前晓寺情”正是元稹与莺莺在普救寺西厢下野合的间接证明。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卞孝萱先生还大胆地把传奇小说中的人物，直接写成生活中元稹的真实生平履历。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对元稹的贬损相比，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除了史证法、文证法，还有不少人，用文本研究的方法解读《会真记》，从互文角度，揭示张生与元稹的关系。 作家的生活阅历，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不可否认，《会真记》中确有作者的影子。但作者的影子，与作者本人是两回事。再退一万步，即便承认《会真记》是元稹自寓说，张生等于元稹。 回归文本来看张生，他也不是薄幸之人。 张生不是无情种 元稹也不是薄幸人 关于张生和元稹道德问题，早在1987年冀勤先生就对元稹“在私生活中，并非只是凌辱了一个莺莺，他轻薄放荡，好色成性，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表示“实不敢苟同”。 他们都回归文本，重读文体，对张生所谓的始乱终弃，他们研究认为： 一是从莺莺给张生的回信中和莺莺婚后张生又托口要求再见一面的情节上，可以看出张崔二人是有感情的。 二是始乱。张生先后两次对莺莺诱导，虽然不对，但都是在礼节范围之内，并未太过分。 三是张崔的关系，崔母是默许的。不然，那么长的时间，崔母不可能不知道。 四是终弃。“终弃”的过程也是这样，莺莺处处表现得比张生更为清醒和深沉。她“绝”张生，正是“爱”张生。没有前程，张生何以立足？但无论如何，她都“丹诚不泯”。不难想象，由于社会的、心理的乃至生理的原因，莺莺是难以长久地痴等空守的。  五是莺莺对终弃，没有怨恨。 当张生在去考试的前夜愁叹时，聪明的莺莺就已经暗知即将永别，她因此态度恭敬，声音柔和，慢慢地对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开始玩弄于我，最后把我抛弃，对你当然是妥当的，我不敢怨恨。一定要你玩弄了我而最终娶我，那是你的恩惠。就连山盟海誓，也有到头的时候，你又何必对这次的离去有这么多感触呢？ 可见莺莺不仅是纯洁的，善良的，而且也是公正的。她并没有将“始乱终弃”完全“归罪”于张生，她不需要人们去为她鸣不平，而是勇敢地承担了“责任”。 六是究竟谁弃在先？一年多之后，才出现“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的“弃绝”。但这就很难说是谁“弃”谁了。 七是张生何“过”可“补”？在“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之后，张生却急急求见莺莺而不可得，这还能算是他在“玩弄女性”吗？若真个如《会真记》中所云“时人多许张生为善补过者”，张生此举，于“过”何“补”？ 相反，“张生怨念之诚，动于颜色”，这才是张生真情之所在。至于元稹所谓“使智者不为，为之者不惑”，直是谎言。 若真如此，他就不会作《会真诗》，作《莺莺传》了，何况还有其他艳诗和悼亡诗呢。 可见张生不是无情种，元稹也不是薄幸人。 传奇的结尾，虽然让张生做了一点无力的庸腐的“辩解”，但作者的本意，是为了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末世之叹，而绝不是卑庸地为“玩弄女性”开脱。 他既没有在传中把世道衰微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也没有仅仅为了拼凑自己的一两篇情诗艳赋而随意诬人妻女。相反，他既写出了美丽高尚的莺莺，也写出了无可奈何的张生。 张生你始乱也罢，终弃也罢；元稹是张生也罢，张生是元稹也罢；张生无罪，当厅释放。但元稹还得留下，还有人指控你——巧婚通显，巧宦致相。 以情牟利？ 世人误会了元稹 陈寅恪先生曾指斥元稹的婚姻和仕途都表现出“无节操之守”：为增高位，科举改换门庭，由明经改为制举。为婚高门忍情而弃双文（莺莺）娶韦丛。 元稹真的是以情牟利，“以巧婚而致通显”的吗？ 元稹由明经科改为制举科。元稹想改变工作性质，而且是通过国家考试来换工种，并且是凭自己的实力考取并考得第一名，试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自己实力换一个好点的工作，又都是为唐朝的皇帝效力，有什么好非议呢？ 关于元稹以情牟利，“以巧婚而致通显”，则更是无根之谈。  查元稹、张生、韦夏卿的历史踪迹，很容易看清。 元稹与韦夏卿相识应在贞元十六年五月之后，这时元稹在京应试，而韦夏卿亦改任京官。 贞元十九年，元稹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置秘书省校书郎。  元稹任校书郎闲职三年，生活十分拮据，经常在诗中排遣不满，所以想考制科。制科是朝廷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种特殊人才，相当于今天的国家级公务员考试。 而元稹制科考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得到了裴垍的赏识。 试前裴垍曾亲予指点，又遇上考官韦贯之是裴垍的亲信，对元稹自然另眼看待。这次制举考试，共录用18名考生，元稹位列第一，白居易也在其中。 元稹与韦丛结婚是在考中“书判拔萃科”、任“校书郎”之后；元稹两次科举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主要依靠裴垍的赏识和提拔。 元和三年九月，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年二月，元稹母服除，即得为监察御史，亦系裴垍的提拔。 凡此都可说明，元稹早期仕途所以较为顺畅，主要是依赖裴垍的赏识和提拔，而与韦夏卿无直接关系。 韦夏卿除了在生活上曾经接济之外，在仕途上对元稹并无实际的帮助；元稹与韦夏卿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其所以不得韦夏卿的帮助，原因或即在此。说元稹“以巧婚而致通显”，则明显与史实不合，毫无根据。 天降大雷 污在了元稹头上 如果说薄幸妇女元稹、巧婚巧宦元稹，是后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花心元稹，则是后人又一次集体创作的辉煌成果。 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 有关元稹薛涛之间的燕昵私会及其诗歌酬唱，在野史杂记、诗话笔记中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地传播着。依现存资料来看，首作俑者是唐末范摅。 在其《云溪友议·艳阳词》，曾写到二人故事。随后，不少史书杂谈都引《云溪友议》为据，广范传播，并据此抨击元稹人品卑劣。 这实在是莫大的诬枉！ 《云溪友议》这本书实为小说性质，不可当做史料来看。 关于作者范摅，“摅生于晚唐，以处士放浪山水，仰屋著书，不能常与中朝士大夫相接，故其所记如安禄山、严武、于頔、李绅之类，不免草野传闻，近于街谈巷议。” 范摅为唐代乾符（874～879）前后之人，元稹则生活在唐代大历大和（766～835）年间。两人虽同为唐人，但并不同时。 乾符年间距所谓的元稹薛涛燕昵私会的元和四年（809），时隔六十多年之遥。 范摅长期隐居江南镜湖，所谓的元薛“韵事”主要发生巴蜀大地的剑南东、西川以及长安江陵等地，距镜湖有数千里之遥，范摅难免误传闻为“事实”。 何况男女风流韵事历来是人爱乐道的“口头快乐”，传播速度越快，夹杂水分越多。 那么，事实如何呢？ 事实是，俩人见没见过面，都是一个问题。 元稹在元和四年（809）三月，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东川。薛涛自长安流落蜀中沦为歌妓，五六十年间一直住在西川成都府。  东川与西川虽然相邻，但两川首府成都与梓州之间相距数百里，来往并不方便，元稹公务在身，即使想去西川也总得有个能说出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元稹在西川并无公事，成都又不在回长安的路上；且元稹与当时镇守西川宰相级官员武元衡不是朋友，又不熟悉，无由拜访。 再者，元稹这次出使东川查办案件十万火急，不能延误。返京还要到御史台述职，对东川的案件作出处理。 无论是公务还是私情，元稹都没有理由迟缓回京，绕道成都去看望一个自己并不相识的名妓，过风流快活的日子。 当然，除了薛涛，元稹的花边新闻中还有一位叫刘采春女诗人，这故事编的更是离奇，逻辑荒唐，结论滑稽，不足为信。 … 元稹一生，积极用世，政治上有热情、有抱负、也有能力，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 元稹的家庭生活，一如官场动荡多难，八岁丧父，慈母亲教其书。及至成家，两位妻子先后亡去，八个孩子，也都一一先他而去。他妻亡悼妻，子夭伤子，一生颠簸他乡。 元稹死后，白居易曾撰写墓志，评其一生云：“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 就是这样一个直官才子，轰然倒下后，却被人任意污蔑、诋毁，脏水和唾沫源源不断。这正是：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张生不是无情种，元稹何来薄幸人？ 陈世杰 | 文 王又又 | 编辑 XIAOMI | 版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