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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在当今交通空前发达的中国，只要自己主观上有了这个愿望，哪怕就是身在天涯海角、异国他乡，实施起来恐怕只能算是很简单、很平常、很普通的的个人私事。 然而五十多年前,在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回家”对于我们当时昆明到外五县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竟然变成了一件“难于上青天”的大事情。
1969 年春节过后，我们昆明绝大多数知青都被安排到潞西(现名芒市) 、瑞丽、陇川、盈江和梁河五个县的农村插队落户。因为这五个县都地处边境地区，除梁河外直接与缅甸接壤，所以俗称“外五县”,实际上外五县还包括了当时的畹町镇。 我们昆明三中的知青被安排到外五县里离昆明最远的陇川县，与昆明的距离将近 1000多公里。由于山高水隔路远，再加上当时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一般从昆明到陇川，乘车要走六天左右。 不要小看 “外五县”的这个“外”字，正是因为多了这个“外”字，使它在行政管理上与中国内陆的其它城市县区相比就产生了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外五县之外的中国公民如果要进去，或者外五县户籍的公民要出来，都必须持有具备相应资格的公安机关签发的“边境通行证”，否则是不允许进出、乘车和住宿的。当时的这个边境通行证就相似于现在的中国内陆居民的“港澳通行证”，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昆明人若要到外五县地区，都还必须到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办理边境通行证。 外五县还有另外一个与众不同的地理特点，就是进、出外五县都必须跨江过桥，比如从我插队的陇川到昆明，一般取道瑞丽、潞西，这就必须过瑞丽江上的“瑞丽桥”，怒江上的“惠通桥”先到外五县之外的保山市，然后再过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才能到昆明；盈江、梁河的知青则要经过怒江上的“东风桥”和澜沧江上的“功果桥”。这几座桥都属于“钢索柔型悬吊公路桥”，其中惠通桥最长，205 米，东风桥次之，功果桥和瑞丽桥较短，大约130多米。这些吊桥最大的特点就是桥的承载量都较小，大约在10吨左右，车辆通过时不但人车要分离，而且还会震动摇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建在滇西崇山峻岭的高山峡谷地带，桥下江水汹涌滚滚，桥两端还有解放军严格把守,如果没有合格的边境通行证不可以通行，功果桥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边境通行证。
当年我们插队外五县的昆明知青，据说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一般两年才可以请假回家探亲一次。这个规定的执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边境通行证来维持的。对于那些没有熬到期限，既没有特殊原因又想回家的知青来说，边境通行证可以说就是一只不可绕过的拦路虎。 当时知青想回昆明拿到边境通行证，按规定必须先要得到插队落户的生产队（社）的同意，然后到所属的乡、镇、区或生产大队提出申请，再经县或区知青安置办公室批准，这是最难过的一关，尤其是怕遇上那些专门刁难知青、不通人性的干部，最后才可以去当地的公安机构办理手续拿到纸质通行证。 可想而知，这样复杂繁琐的程序和人际屏障，且不说回家的交通、食宿费用对知青的压力，光是要拿到通行证，就足够令人头疼脑大的了！ 于是，为了回家，围绕着通行证这个拦路虎，许多年轻气盛、聪明调皮的知青就想方设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演绎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是骇人听闻、攸关人命的故事。 譬如，为了得到批准回家，有的知青就与家人合作，编造虚假的电报内容，或者出具假证明，比如父母病危、家里有急事或者自己身体不佳需要回昆治病等等，其目的不外乎就是想找些借口试探着能否浑水摸鱼、蒙混过关。 有的只有硬着头皮不择手段地靠送礼或低三下气地与掌权的乡镇干部和知青办的负责人拉关系、套近乎，目的都是为了能拿到一张通行证。
更另类的是，当时一般普通的边境通行证，有效期限大约只有20天左右。有的回到昆明的知青，为了能够在昆明家里多待些时间，干脆就直接涂改边境通行证的内容。更有甚者，为了帮助下面的知青能够回到昆明，有的回到昆明的知青，又把自己用过的通行证邮寄给下面的同学朋友，那些人也竟然直接用他人的通行证蒙混过了江桥，我就听说过一张通行证被知青用了几次的传说，因为当时照一张个人的肖像照片都是一件奢侈困难的事情，所以通行证是不附照片的，而且过桥后也是不加盖印章的。 让我最难忘的是，当时知青中还流传着一种自己发明的简单易行的重新处理填写通行证的土办法：先把从昆明寄回来的通行证用棉球蘸上草酸把先前已经填写过的笔迹漂洗干净；接着再把因漂洗打湿了的通行证用铝制的饭盒加入热水做成的“土熨斗”烫干铺平；最后重新填写上自己需要的通行证内容。这样简单的三部曲，一张新开的通行证就算大功告成了。当然这个办法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就是千万不能触碰损伤了通行证上的公安局大印章，否则让人看出破绽来就麻烦了。 回到昆明的知青是用不着为重返乡下时没有通行证而发愁的，因为政府敦促知青下乡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也就不过是一张小小的知青“回乡”通行证，真是一件顺手拈来的小事情。 知青想回家的多，但毕竟能够拿到通行证，正大光明地回家的人数有限，所以很多拿不到通行证又想回家的知青就只有寻找歪门邪道的办法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知青冒险“创新”想出来的“另辟蹊径”回家的办法还真不少。 比如，有的知青就靠散落在外五县各地熟悉道路地形的同学朋友指点，采用走偏道或泅度过江的办法，回到了昆明；有的知青则直接越境绕道外国曲线回家，因为当时在外五县越境出国比回昆明还方便。结果有的人不但家没有回成反而阴差阳错地沦落到异国他乡。在陇川插队的三中高三的高某某同学，本来准备越境绕道去香港找亲人再回家，结果在越境后的缅甸边境地区就被当地军警抓获坐了牢，关了几个月后又被遣回了陇川插队的生产队，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也就不言而喻了。有的知青为了回昆明，竟然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强行游泳渡江，或者躲藏在货车的货物中或油罐车的油罐里，甚至还有人躲藏在冷藏车的冷箱里，结果有的人最后不但没有实现回家的愿望，反而“献出”了自己宝贵年轻的生命！
有关知青回家的事，不得不提到我们昆三中三位初六八届的校友小兄弟。他们三人就是因为没有通行证而想回家，就试图冒险翻越高黎贡山，结果其中两人因饥饿疲劳和寒冷而殒命山野途中，另外一人有幸被进山采药的老人营救才得以躲过了死神……。 我也有一次非正常途径从陇川回昆明的经历，要讲清这段经历，要先给大家叙述一下当年知青与汽车驾驶员的“特殊关系”。 汽车驾驶员这个职业，在今天汽车大普及的中国，可能已经算不上是什么光鲜看好的职业了。然而在50多年前，特别是在地处边疆的云南，由于经济的落后，物质的匮乏和交通的不便，这个职业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不一般的特殊地位。 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在云南，很多汽车驾驶员的家庭生活总是比一般人的家庭生活要轻松宽裕得多。中国六、七十年代云南的汽车驾驶员，很大一部分已经取代了早年“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马锅头”。依靠汽车这个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很多驾驶员不但见多识广，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总是比其他行业的人优越得多。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是驾驶员，别的不说，光他家里吃的鸡鸭鱼肉和其它陈设的物品就足够我瞠目垂涎、羡慕不已的了。 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点，不管是昆明这样的省城，还是那些偏远落后的边境小乡镇，一般汽车驾驶员的太太总是那些令人羡慕和嫉妒的能干、聪明、漂亮的女同胞。
更有意思的是，我有一个知青朋友，回到昆明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积极、表现突出，单位决定在推荐上大学和当汽车驾驶员两者中，任由他挑选一个机会，他在深思熟虑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当一名驾驶员。从这个似乎关系到个人前途命运选择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当年驾驶员这个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高大。 当年我在陇川插队，离昆明那么远，为了加强与家里的联系和出门方便，当然也少不了为了省点钱， 我是多么渴望着交一个汽车驾驶员朋友啊。 就在努力寻觅中，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了，那是出自一次不巧的巧遇。 由于我插队的陇川章凤弄门傣族社，正好位于瑞丽到陇川的公路干道进章凤下坡的急转弯处。有一天，竟然有三、四辆墨绿色的解放牌油罐车因下坡速度太快来不及转弯，误冲进了我们社的寨子里，结果一群昆明驾驶员闯进了我们知青在路边的住房问路。 看到昆明来的汽车驾驶员主动登门“拜访”我们，当时我真是有点儿受宠若惊、喜出望外，犹如瞌睡遇上了枕头。我立即和我们知青户的其他知青一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主动为他们带路去到了二十几公里之外的陇川县城。 在与这些驾驶员的交往中，我与其中的刘怀信师傅由于情投意合最终成了好朋友，他也成了我昆明家里的座上客。刘师傅是河南人，云南省信托储运公司的驾驶员，三十来岁，样子很像早些年的歌唱家关贵敏，性格直爽豁达，后来听说他转回河南老家去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他的音讯。 由于跟刘师傅做了朋友，他每次到陇川都要顺便来看望我们，而且还经常给我们捎来家里的东西，我们也把当地的香蕉、芒果、菠萝蜜、花生等特产托他带给家人。我们知青只要有机会，刘师傅到陇川时，总是免费乘坐他的便车。人少时就挤在驾驶室里，人多时干脆都站在油罐车上，一路高歌吆喝，就像电影中的铁道游击队员一样，一只手拉住车上的固定物，另一只手挥舞着，风驰电掣地来往于陇川县城和瑞丽县城之间。有一次我竟然坐他的车出了一趟远门，到盈江、梁河、腾冲三个县兜了一圈风，可惜回陇川时只有靠“11号车”走路回家，累惨了。 最让我们受益的是，刘师傅开的是油罐车，油罐里装的都是煤油（俗称“水火油”），这煤油可是我们当时晚上唯一的照明光源的来源。那时油罐车到陇川卸油的地点是陇川县的县城——老城子，由于老城子是建在陇川坝子尽头的一个高低不平的山坡上，所以油罐车每次卸完了油，油罐底部和输油管里总是还会剩一些。刘师傅知道我们知青很需要煤油，所以每次卸完油返回章凤到我们寨子时，总会叫我们准备好容器，然后把车子开到山坡上，油罐里剩余的煤油就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面对着几十斤煤油，我们知青户小家的所有容器，包括水壶、酒瓶、腌菜坛子甚至水桶以至所有能盛装液体的容器都用上了还装不完。于是，寨子里的傣族老乡和附近的知识青年也都提着瓶瓶罐罐纷至沓来共享其物了……。 就在我下乡第二年的春节后，有一天，我们熟悉的油罐车又开进了我们的寨子。出乎我意料的是，刘师傅居然把我远在四川的大姐也带来了。大姐1965 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后来分配到四川内江机床电器研究所工作，那年春节期间是回昆明来探亲的。 大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真是喜出望外不知所措。为了迎接大姐和刘师傅的到来，我们按惯例杀鸡设宴招待他们。这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我们知青与黄焖鸡的微妙关系。
当年我们所谓“知青户的家”，充其量也就只能算是一个仅有铺笼帐盖、洗漱用品和锅碗瓢刷等基本生活用品的近乎四壁秃秃的集体户，根本不可能像傣族人家和当地人那样有园子鱼塘粮仓和猪鸡牛鸭酒坛等等一应俱全的居住食宿条件。所以一旦来了客人，荒郊僻野的也没有什么食馆饭店可去，更别说什么餐厅酒店了，唯一拿得出手的快餐美味就只有现买一只老乡的或现抓一只自己养的活鸡，三下五除二地割杀后把它放在一个大铁锅里，加上足够的菜油（我们吃的是缅甸花生油，只要有钱，敞开供应）和所有能够找到的调料，比如食品酱、大蒜、辣椒、生姜、花椒、八角、草果、香草、酸番茄等等，然后用猛火（当然是柴火喽，当地人说用柴火做的饭菜才好吃）爆炒焖煮，不到半个多小时一盆野味十足、香气诱人的黄焖鸡就可以呈现在客人面前。 后来返城后我酷爱吃鸡，特别是黄焖鸡，这个饮食习惯恐怕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生活环境培养出来的吧！ 陪大姐和刘师傅在陇川逛了一天后，他们就要启程返回昆明了。临别时看到车上还空着一个座位，我就乘机向大姐提出能否就便把我也带到瑞丽去逛逛，也算是我送他们一程吧，大姐答应了。车到瑞丽将要分别时，我突然向大姐和刘师傅提出了我一路上早已想好了的要求：“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回家”！大姐和刘师傅对我突然提出的要求感到十分惊讶：“没有通行证，你怎么回家”？我解释道：“凭着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知青的这副可怜相，而且有你们在场说情，我们可以试一试过桥时能不能打动守桥的解放军战士的心，让他们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如果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躲藏在油罐车油罐两边的工具箱里边过桥”。
天哪，这油罐车两边的工具箱，也就是一个两三米左右长、截面形状呈长方形，大约 20乘30 公分的不怎么透气的铁箱子，平时里面还放着车子卸油用的管子和其它汽车零部件和工具杂物，如此狭小封闭的的空间怎么能得装下一个身高1.72米的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我的这个“荒唐”想法立即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我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使出了这样那样的招数死磨硬缠，生方设法地一再向他们表明我要回家的愿望和决心，再加上我那副几乎是含着眼泪的可怜虫样子，大姐和刘师傅最后软下心来，同意让我闯一闯试一试，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子开到离丽瑞江桥约两三公里的地方时，我就叫车子停下。我说为了保险起见，万一跟守桥的解放军战士说不通，那才是进退两难的事，还不如让我躲进工具箱里过桥还保险些。 我们找到一个比较隐蔽的树荫下，刘师傅打开油罐车油罐左边的工具箱，把里边的部分工具杂物拿到油罐右边装着输油管的工具箱里。看着几乎已经快要腾空了的工具箱，我先伸了伸手脚活动了一下身子，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就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工具箱的门边，使出了全身气力一股劲儿的往油罐左边的工具箱里面钻，刘师傅也帮忙拽住提起我的双脚把我的整个身子往工具箱里边塞……。啊！终于成功了，这个过程真是太像舞台上的魔术师变戏法，硬是把一个大活人塞进了一个小小的箱子里边。此时，我也来不及思索自己这个行动究竟是算进天堂还是下地狱，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工具箱的铁门就把我关进了暗无天日的“铁牢”！ 当听到我在工具箱里面发出的响亮声音——“没事儿”后，刘师傅的油罐车即刻加足了马力向瑞丽江桥驶去 。 大约十分钟后，我躺在工具箱里感到车子的速度在慢慢的降低最后停了下来，随后就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我断定是守桥的解放军战士正在检查盘问准备过桥的大姐和刘师傅。 很快车子又开始发动起步，之后我就感觉到车身在震动和摇晃，这些信号等于告诉我车子已经开上了江桥并在桥上行驶。此时我虽在工具箱里已经憋得难受闷得发慌，但心里却是明白得很：试验成功，胜利在望！ 几分钟后，随着车子再一次“嘣”的一声作响震动，这表明车子已经顺利地开下了瑞丽江桥。随后就是一段汽车加速飞奔的感觉，这意味着汽车已经驶上了“康庄大道”，我很快就可以获得“解放”冲出“铁牢”了。 果不其然，当汽车再一次停住，工具箱的铁门作响打开时，重见光明“又获新生”的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大姐和刘师傅的笑脸，远处畹町镇的建筑也隐隐约约的映入了我的眼帘……此时此刻，我也用同样的笑脸和他们一起庆贺我们成功地闯过了回家的第一关。
此时我很明白，虽然我们比较顺利地闯过了瑞丽桥，但这并不等于大功就告成了。后面的路程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即将面临的就是那座坐落在号称“东方大峡谷”的怒江坝子中、横跨在怒江之上的蜚声中外、大名鼎鼎的滇西交通咽喉要冲——惠通桥。 说到惠通桥，真的有些让人不寒而栗。抗日战争时期震惊中外的滇西“松山战役”就发生在它附近，数千名中国爱国将士的尸骨和鲜血就埋葬洒落在这里，惠通桥凭借它的险要地理位置，成为日本侵略军从滇西方向入侵中国的巨大障碍。 惠通桥不像瑞丽桥，瑞丽桥架设在坝子里平地上的瑞丽江上，跨度比较短；而惠通桥架设在崇山峻岭峡谷之中的大江上，跨度比瑞丽桥要大得多，人和车辆若要通过它的话必须先下大山然后再爬大山。所以惠通桥自古以来就是滇西公路交通的重要咽喉节点，从来都是有重兵严守的。 考虑到惠通桥的特殊情况，我们在到达龙陵县城之后，特地找了一家比较好的旅馆，好好地休息了一宿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 在过了当时滇缅公路上最惊险的地段——“南天门-老虎嘴”之后，汽车就开始下大山了。不多时，远远的、大约十来公里之外、延绵不断的山路尽头的峡谷底部，江水奔腾的怒江上的惠通桥已经依稀可见了。 当汽车下到半山腰距离惠通桥大约还有十来公里山路的地方时，在方便之后我就早早的提前钻进了油罐车的工具箱里（真怕有人用望远镜看见）。因为是连续下山的盘山公路，除了道路坑洼不平颠簸震动之外，还有那一个接一个走不完的急转弯，再加上怒江峡谷下游特有的闷热天气，我被挤压在工具箱里几乎已经是快要昏睡过去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汽车停住，我朦朦胧胧听到车外有人在说话，不一会儿后又感到汽车在震动摇晃，我知道汽车已经行驶在大桥上了。 又过了不到十几分钟，汽车在又一次剧烈的震动之后轰鸣着几乎是用最大的马力在行驶爬山，我知道我们已经过了江桥并且走上了通向保山的大道。 此时，尽管我在工具箱里已经闷得晕得快要昏迷过去，但一想到回家的愿望不久即将实现，我的勇气就顿时倍增，进而不断的自己鼓励自己：坚持就是胜利。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就在我半昏半睡中，那扇令我又爱又恨的工具箱铁门终于再一次打开了。这次打开铁门时的情形跟上次显然不一样：上次打开时，我几乎是立马自己滚跳下车的；而这一次我却是满头大汗有气无力的静躺在工具箱里，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将要“牺牲”，但也够得上接近“差不多”了……，要知道，这次闯过惠通桥比上次过瑞丽桥各方面的情况都要复杂艰难得多。 当我睁开双眼时，看到的并不是大姐和刘师傅的笑脸，而是他们十分担忧与恐惧的表情。我强撑着身子在刘师傅和大姐的帮助下，几乎是被他们抱下车来，然后晕晕乎乎地勉强站立起来……刘师傅总是一再地在催促我：“快一点儿，马上就有车子过来了，被人家看到不好”。 我在车子旁边山崖上随便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朦朦胧胧的眺望着山下滚滚奔腾的怒江水，来不及也根本无心观赏怒江大峡谷的美景，在逐渐缓过神来后终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喃喃自语的默诵道：“再见了，外五县，我要回家了！” 这次闯过惠通桥，可以说是对我的身心的一次极大的考验。先前通过瑞丽桥，我只是在工具箱里呆了大约前后半个小时，汽车也就走了五、六公里的平路；而这次通过惠通桥，我在工具箱里足足呆了一个多小时，而且汽车还是走了滇缅公路上最艰险曲折的将近二、三十公里的盘山路，更何况怒江坝的气候向来都是出了名的闷热。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生活磨难、身体条件一般的城市青年学生来说，不管怎么说也应该称得上是自己有生以来的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吧！ 过了惠通桥，我才正式开始“享受”到一名“乘客”的待遇，可以挺直腰板、正大光明地坐在驾驶室里面的座位上，真正开始品味回家之路的乐趣。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我们刚刚进入保山市蒲缥镇踏进饭馆，准备好好的吃一顿大餐补补身子庆祝胜利时，就有刚从昆明回来的知青告诉我们，从保山到大理的澜沧江上的功果桥目前已经设立了岗哨（而以前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人把守），主要检查对象就是针对知识青年的。 我们到保山后，刘师傅去石油公司递交送油的回执单时，又有人告诉他听说下面外五县有知青乘油罐车“逃跑”的事情，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真是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本来想着到了保山应该是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又钻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鬼事情来，总之要害得我再钻一次那要人命的工具箱！ 因为已经连续两次钻了工具箱，我的身心已经十分疲惫，再加上体质本来就不太好，如果仍按常规路线继续走从保山到昆明的700多公里路回昆明，我就还要经受一次过澜沧江上的功果桥的折磨，我很担心自己恐怕扛不住。 由于我从小就喜爱学习地理知识和熟悉地图，考虑到目前的困难，我很快就向刘师傅和大姐提出了我的想法：能不能不走保山至大理的路线，而绕道迂迴从保山市的昌宁县转去临沧地区的凤庆和云县，然后经过大理州的南涧县和祥云县回到保山至昆明的主道上去，这样就可以另辟蹊径躲过功果桥回昆明。这个走法虽然路程增加了一两百公里，但路上不涉及过桥的通行证问题，多花的汽油费我可以出，就怕耽误了刘师傅返回单位的时间，会不会影响他对单位的交代。
没想到刘师傅也真够朋友的，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马上就同意了我的主意。于是我们在保山调头后就往临沧方向奔去了。 当时从蒲漂经昌宁、凤庆到云县的道路都是乡村土路，而云县到祥云的路虽说是省道但也很不好走。 为了赶时间，刘师傅凭着他高超的驾驶技术，竟然把解放牌油罐车开到了 每小时110 公里（油罐车返回时一般都是空车），而且大约有一半路程还是摸着夜路，在一片漆黑的山沟沟里边行驶。刘师傅一路全神贯注睁大眼睛，我和大姐也是屏住呼吸，几乎是两只手同时紧紧地抓住驾驶室里的拉杆……终于在晚上十二点左右到达了山谷里面一片漆黑的大理州的南涧县城。歇脚南涧县城的原因是因为此地比较偏僻狭小，在这里住宿是不大可能有人来找麻烦的。 后来当我又回到外五县时，在与知青同学朋友的交谈中，他们都很奇怪：我一个在德宏生活的知青，当时怎么对与保山接壤的临沧地区的那些县份的交通情况也会了如指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我从来未曾把我的这段绕道临沧回昆明的经历告诉过任何人。 两天以后，当我乘坐的油罐车开出了碧鸡关山口，一派灯火辉煌的昆明坝子呈现在眼前时，我那下乡后一直含在眼里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人生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游子回家的感觉。昆明，我的家，我终于又回到了你的怀抱！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朝思暮想回到昆明家中之后的日子，不管怎么过、怎么想，也总是不能让我真正兴奋快乐起来。 首先是家里的气氛和状况，并没有像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平和温馨。我的父母亲虽然刚一见到我时难掩一时的欢欣，毕竟是自己的大儿子第一次久别后又回到了身边。但后来一听我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没有请假偷跑回来的，他们就有些发怵而且还责备我不该做这种不顾生命危险的傻事。 其次，当时我呆在昆明，几乎找不到一个同学朋友交谈聊天。空虚孤独之余，我想回学校去看看，但又怕学校老师批评我不该没有请假就回家。 另外，更为烦恼的是，由于我的父母亲都是国家干部，单位对知青家属的事情抓得很紧。他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听说我回来了，都在询问和打听我回来的原因。
还有更令人心烦不安的是，由于我家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很浓，那些游来荡去戴着红袖章，脸色难看的工人纠察队队员和“负责任”的街道居委会干部还会经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和进出我家所在的院子。这些情况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有目的威慑谁，但也无形中给我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当时那种状况下，我真有一种四面楚歌、无处藏身的感觉。怎么办呢，后来想到了大姐有一位在昆明第二监狱工作的同学，他是一名调干大学生，很讲义气，平时跟我们相处得也很好，而且他有宿舍在监狱里边，我想，如果躲到他那里去应该是绝对安全的。 没想到我才在他那里呆了没几天，就有他的同事怀疑我“来路不明”，好像是向领导反映了什么……。为了避嫌免得找麻烦，我又离开那里回到家中。 鉴于上述情况，因为大姐的探亲假即将结束，她准备返回四川内江的工作单位，趁着这个机会，我向父母亲提出能不能让我与大姐一同去四川，让我在外面避避风头躲一躲，等到昆明的风头过去了再回来，以后的事走一步算一步。父母亲一时也没有别的什么主意，只好同意了我的想法。 在昆明呆了大约不到十来天后，我就和大姐一起登上了开往四川的火车。火车到达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时，我一个人下了车，到了久别的叔叔家里。 我们家是 1951 年支边从重庆迁到昆明的。再次回到重庆老家，因为有没有什么外界的干扰和压力，我的心情和兴致顿时好了起来。在重庆的20多天时间里，我不但把市区的大街小巷几乎都逛完了，而且还去了远郊的的南温泉、北温泉、歌乐山老家和大足石刻风景区。最后实在没事干了，干脆还发挥自己的专长，动手为叔叔安装了一台五灯电子管收音机。 后来听说昆明的情况好了一些，我就告别了叔叔婶婶返回昆明。万万没想到，回到昆明后我的遭遇会更惨。就在我回到昆明还不到一周，我们全家人正在酝酿商量我如何返回陇川的事宜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已经上床熟睡了。夜深人静中，忽然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员闯进了我家。他们气势汹汹的冲到我睡觉的床前，大声地吼叫道：“郑德庆，赶快起来，跟我们走一趟”。话音还未落，睡梦中的我几乎就被他们从热被窝里揪了起来，糊里糊涂的马上穿上衣服就被他们“带走”了。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们当时看到这个情景，莫名其妙，简直被吓呆了。可能是想到我是从陇川跑回来的知青，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下，他们也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我被他们带到了家门口附近的“红旗电影院”的放映大厅里。当时我们家就在红旗电影院旁边北后街的银行宿舍里，“近水楼台先得月”，红旗电影院可以说是伴陪我从小长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娱乐场所。当年我和我的许多邻居同学发小可以说就是专门看五分钱一场的“儿童场”电影的专业户。我们最中意的座位就是那离电影银幕最远、座位也最高的楼厅 11 排，因为在那里看电影一旦激动起来时，我们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站在座位上，靠背电影院的墙壁尽情地狂欢发泄。 如果把之前的红旗电影院说成是我儿时娱乐成长的快乐天堂的话，那么被抓后进到里边的情况和心情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我从来没有大老晚深更半夜的进过红旗电影院，而且放映厅里面的照明灯光也不会总是全亮着的；另外，放映厅里面“看电影”的人从来也不会是像今天这样清一色的站着并且指手画脚的吵吵嚷嚷大声说话……。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里边的将近一百多位“观众”，几乎全部都是昆明到外地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此时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这是一次针对知青的突击搜捕行动。 在红旗电影院的大厅里坐着熬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一大清早，电影院里边的所有知青就被用卡车拉到了昆明西北边的昆明第二十三中学的校园里。
我们下车时，校园里面已经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从那些人的年龄打扮和模样，我一眼就看出全部都是昆明知青。我很快加入到了一个自然形成的小圈子里，和其他人一样主动地介绍自己的来处和身份情况。我们在二十三中待了大约两天时间，所吃的饭和水都是家里送来的，最后好像是被训斥了一阵，自己也做了回家后立即返回原插队地的保证之后，才被释放回家的。 回到家后，我深深地感到这个昆明不是我久留的地方。要是再继续赖着待下去，对自己的父母家人以及自己的前途肯定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似乎只有重新返回自己原先插队的地方去才是唯一的出路。 就这样，在回到昆明家中不到两个月时间后，因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我又告别了家人，踏上了返回外五县的路途。
每个人的一生难免都会遇上这样那样的经历，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经历肯定有一些会被渐渐淡忘，但那些攸关个人生死和前途命运的部分却会终生难忘、浮想联翩！尤其是人到古稀之年时，越发会感到自己的那些经历很有必要讲给别人和自己的家人后代听一听，否则就真是有些对不起自己，枉此一生了！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热心肠的学友们敦促鼓励我，今天终于把自己芳华岁月的这段人生经历写成了有头有尾的书面故事。这个故事的有些内容尽管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太光彩”，其主要情节也可能算不上有什么惊世骇人、摄魂夺魄之处，但如若把它当作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真实写照，引发对历史和现状的思考，我想也是有益的吧！ （2019年，写于昆明）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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