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赣榆】连载八：宋金辽元明清时期的赣榆故事，还有这些

秦小弟 2023-04-20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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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辽元明清的赣榆故事

一个连载七未能道完

在今天的连载中

你能看到

有治理良才朱梓

有实业救国英雄 许鼎霖

还有过旷世奇难 大地震

天柱令归葬桑梓地

朱梓（1542—1616），字孔材，号柳津，沙河镇人。自幼聪慧，因其父朱春为屠户，属于下九流行业，官府不许其参加科举考试，且备受有钱人家子弟的欺凌，于是辍学习武。朱梓不仅仪表堂堂，而且尊师爱友，仗义疏财，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老师把平生的武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朱梓。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朱梓通过考试当上了湖广省靖州天柱守御千户所官吏。这个地方地处边陲，汉苗杂居，老百姓没有户籍，以世袭的土司为政。许多朝廷委派的官吏常常被当地人杀死。当朱梓要去那里当官的时候，家人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不要前往。然而朱梓并无畏惧，并说：天下无不治之区，视方略如何耳！意思是说天下没有治理不了的地方，这主要看治理的方法和手段是不是很到位。

朱梓到了天柱后，先选拔壮士50人为亲兵，严格训练，并让每个人每天都穿上不同颜色的服装，单摆着列队巡逻，当地土人误以为朱梓的兵丁很多，便不敢轻举妄动(至今沙河人还有一句歇后语——朱大老爷的兵，单摆着）。等朱梓站稳了脚跟后，就在天柱开狱释放无辜的犯人，严格治理和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严厉打击市场盘剥行为，并减少百姓的负担。于是当地的苗人和汉人都对他心悦诚服。

有一天朱梓单枪匹马闯苗寨，向苗人宣传朝廷的少数民族政策，于是苗寨的土司傅良咀叩首谢罪，第一个归顺朝廷，在傅的带头下，苗寨18个先后归顺官府。当地有个恶棍叫苗天师，鱼肉苗民，无恶不作，并煽动苗民叛乱。

朱梓闻讯后，发奇兵，捕杀了这个恶棍。其他人见朱梓不仅善施仁政，而且对叛逆之徒敢于出手亮剑，于是境内73寨13哨全部归顺朝廷，服从朱梓领导。待境内安定后，朱梓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严禁械斗，并组织猎户捕杀毒蛇猛兽，一时间天柱境内苗汉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老百姓爱朱梓如同爱父母，敬畏朱梓如同敬畏神灵一般，朱梓在苗境令行禁止，苗人无不感化归顺。

三年后，朱梓考上了浙江海盐知县职位，准备调离天柱。当地百姓闻讯后不舍朱梓离开，便上书要求把朱梓留下来。鉴于朱梓在苗民中的崇高声望，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朝廷颁发圣旨，设立天柱县，并委任朱梓为天柱县令。朱梓在天柱15年，深得苗民拥戴。万历三十六年，朱梓离职后，朝廷命为其立功德牌坊，苗民自发从遥远的天柱县运送石料到赣榆县，并请漕运总督李三才题写匾额，李三才写了“旷代奇勋”四个大字，刻在牌坊上。万历四十四年，朱梓病逝，埋葬在老家朱屯村，天柱苗民数百人从几千里外前来奔丧，哭数月才回去，其中有两个人奔丧后没走，为朱梓终身守墓，死后也埋葬在朱梓坟墓旁边。

安东卫抗倭

明代定鼎之后，因倭寇窜扰，遂在沿海各军事要地设置很多卫、所，计有防海卫、防运卫19处和所15处。所由卫领，卫由都司领，皆属中央五军都督管辖。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在赣榆县狄水社设安东卫城。安东卫是一个军事管理机构，取安定东方之意。据《安东卫志·里至篇》记载：“卫去海五里，按字义，'卫’围也，防也。京师之外，屏一方之保障，东海汛地，设卫最多，而安东方者，莫逾于此，故名。”该卫辖诸城、石臼、莒州以及卫所直属管辖的5个千户所，每所兵1200人，卫之赋税纳入赣榆县财政预算，归淮安府使用，军事指挥权归山东都指挥使。安东卫，就是明初19卫之一的防海卫。明朝立国之后，倭寇屡犯中国沿海各地，始犯辽东，继犯江浙，后犯山东。日照乃山东海防前哨，而安东又为山东东南门户。在安东设置防海卫，当然是为了防御倭寇入侵。

洪武初年，太祖派使臣赵秩，诏日本来中国献贡，由此日本成了中国的朝贡国。日本以献贡为名，船舶往来于海上。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暗通日本，同日本僧人如瑶勾结谋乱，并训练盗匪百余名，借朝贡献巨烛，内藏火药兵器，伏匪兵于贡船中。事情败露以后，胡惟庸伏法被诛。朝廷痛斥日本暗通奸臣，遂即绝其朝贡，中断往来。由此以后，倭寇时常窜犯我沿海各地，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官府无法遏制。洪武十六年，朝廷乃命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等大臣，巡视东海沿岸数千里，拟在要塞地区设置卫、所，以便防倭御寇。不久，设立安东卫，置行都司（为省级最高军事执掌机关）、指挥使（统率卫兵之首领），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1200人为千户所，所辖百户所为120人），前所、左所均驻安东卫城，后所驻安东卫城东北45千米，名曰石臼寨，后称石臼所，有专城，实为分汛要地。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调中所去天津卫，调右所去徐州卫。属安东卫的只有前、左、后三个千户所，每所都设正副千户、百户等职。明代安东地属青州府，设通府（负责地方行政之长官）、通判（处理政务的官员）、经历（管地丁银两出纳文书的官员）、教授（负责学署课试的学官）、训导（协助学官教育生员的官员）等职。

安东卫儒学署李甫在《卫志》序言中说：“……日本陆梁，出没剽掠，不可控制，始命信国公汤和，于东海诸边，严设城堡，辖隶臬司（即按察使），选练墩卒，棋布守御，倭寇始而得戢安东遂成重地。”

然而今天的日照市安东卫和明朝洪武年间在赣榆狄水设置的安东卫城并不是一回事。据史籍记载，安东卫，春秋（前770—前476）时代为纪障城。《春秋·左传》中记载：“鲁昭公十九年（前523）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障。”《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日照县”条下说：“纪障在南九十里，今安东卫故城”。《日照县志》（光绪本）也说：“莒邑东海，赣榆东北，有纪障城，今安东卫即其地。”这个纪鄣城古代在赣榆县柘汪镇，清朝康熙之后在柘汪以东黄海海面以下，被海水渐渐淹没。又据《赣榆县志》记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在赣榆县狄水置安东卫城……据此：或可说今天的日照安东卫就是昔日赣榆属地；或可说安东卫在设立后，其军事指挥所有所变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该安东卫是取古代机构名名之，跟明朝军事意义上的安东卫是两码事。

春秋纪鄣城遗址：在柘汪东海中，为东周至南北朝城池，后沦为海底，清乾隆初年潮退时可见西门。

刘守良两使也先国

刘守良（生卒年月不详），字君遂，江苏赣榆县塔山镇小林头人，明正德十一年（1516）中举，正德十五年以三甲第196名中进士。官行人司行人，工部营膳司郎中。明朝年间，出了个大奸臣严嵩。作为宰相，他谄上欺下，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天性耿直的刘守良冒死上书弹劾，陈述严嵩严世蕃父子贪污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陷害忠良、欺蒙皇上、专横误国的累累罪孽。不料，严嵩党羽把奏折扣压下来，转交给严嵩。严嵩反而诬陷刘守良不是忠臣，想把他打入刑部大牢。最后他的老师和同学联名上书，冒死进谏刘守良的赤胆忠心、精诚报国，尽全力才把他救出来。然而严嵩父子始终怀恨在心。

也先国是和明王朝相邻的小国。由于元朝的君臣明初逃到了也先国，所以两国交界地方经常发生冲突，于是两国商量，互派使臣。使臣其实就是人质，生命等各方面都得不到保护，经常有被杀害的危险。所以，一旦被选为使臣的人都有种生离死别的感受。当时，刘守良刚复原职，大明驻地也先国正缺使臣。严嵩乘机故意用计向皇帝推荐刘守良，皇上准奏。

刘守良上任伊始，便向也先国献策，提出了许多富民、强国的政策。也先国可汗非常信任他，并对他充满了好感，经常和他一起商议国事，刘守良把知道的一一相告。几年之后，也先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明朝和也先国之间友好往来，人们在边境互相贸易，互换所需物品，百姓之间其乐融融。后来，世宗皇帝时，刘守良的安邦定国才能被他知道了，便下旨把他召回朝。这时刘守良已做人质达12年之久，但他始终对明朝忠心耿耿。临别也先国时，他还反反复复劝说也先可汗，希望他能向大明臣服，使两国能够更加友好地相处下去。回国后，刘守良由于多年的忧思和劳顿，加上水土不服，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苍老到连战友都不敢相认的地步。同年进士见到他每每唏嘘不已，情状就像苏武牧羊时的样子。

回到朝廷后，皇上想要为刘守良加官晋爵，但是刘守良坚持不要，因与严嵩那种小人同朝共事，刘守良感到无比羞耻，只求能官复原职，回家拜祭祖先。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并特赐封诰。这个封诰原件到清朝末年族人还保留着。回到老家，刘守良恪尽孝道，闻名乡里，终日寄情于田园风光中，悠然自得，过着陶渊明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不久朝廷复使报聘，受地也先国。刘守良作为朝廷钦差，率领一行人马再次赴也先，接受也先国臣服。大功告成之后，返朝卒于京中，敕赐御葬。旋因明式微，忠贞湮没无闻。

三公治水

玉带河、大石桥河虽为赣榆小河，但是危害甚大，屡次同溃，海头至赣榆城、青口间一片汪洋，水深数尺。明万历十八年（1590），赣榆知县樊兆程筹款，两河并治，在大石桥村东筑坝截流，引大石桥河南下，至县城北门与玉带河汇流，然后折向东南，从宋口入海。工程刚进展一半，樊知县调任南京工部主事，继任者不理，次年夏大水，大石桥拦河坝决口，河复泛滥如旧。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秋天，知县徐应元用樊知县的方案再度治理大石桥河和玉带河，只差三百丈就到大海了，但是此时他老母去世，又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而离职。徐离职后，海州判官顾文炤负责赣榆县事，徐应元嘱咐顾要完成两河治理这项工程，因为大的工程已经完成，只差三百丈即大功告成。顾文炤了解到赣榆这两河治理的重要性，而且前两任知县已经有方案有施工，而今在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候，徐知县离职，这项惠民的工程断不能在自己的手里功亏一篑，于是对于徐知县的嘱咐欣然允诺，克期复工，万历三十九年七月两河治理竣工，百姓获益数十年。

赣马镇孙家桥村古石桥丨史志办陈博林供图

两条小河，经三任知县呕心沥血，耗时20余年终于治理成功，举人董志毅有感于此，挥毫撰写《三公河记》，立碑于河畔以彰其功。记曰：溯流而穷源，谁之力哉？樊公创之，徐公继之，顾公成之，有三公同心至治之遗泽，而后有千载同流不息之永利也。昔苏长公筑堤西湖，种桃、柳以供游玩耳，杭人爱长公而名之曰“苏公堤”。此河乃民之受永利，非徒宦之恣游玩者，宜名之曰“三公河”，而为之记以勒石于河之浒，以志三公之遗泽于千百年……

约法四章解民悬

明朝万历年间，赣榆发生严重的天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但是百姓的赋税并没有减少，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处于生死边缘。赣榆人裴天祐写出了让人断肠的长诗《鬻儿行》。明万历十四年（1586）樊兆程任赣榆知县，他体察民情，认识到贪官污吏陋规害民，致使商业萧条，市镇凋敝。他时时刻刻以《鬻儿行》作为座右铭，决心割除积弊以解民于水火，在将贪官害民的里长刘世尧治罪后，与民约法四章，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鬻儿行》

风凄凄，雨萧萧，烟寂寞两三朝。

去年水涝今年旱，官租私负何曾饶。

身无完褐体肤露，日不再食形容憔。

索食稚子牵衣哭，左支右调情无聊……

育养何难弃何易，贫儿不异犬与豺。

儿闻相别泪不干，母见儿行号苍天。

1. 采取措施避免重复征税赋税劳役。原来赣榆县在征收牲口及人工、饲料银的同时，却令下边自行买马办理公务，安排劳务，故为重复征收。于是裁减牲口征收数量，并花钱雇人饲养，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2. 减少办公费用支出，并禁止以办公费用为名向民间征收。规定办公用品费用支出标准，并由县衙公费解决，不许向老百姓摊派费用。

3. 不得另行征收每年的祭祀和公务招待费用。因为这些费用已经纳入了“一条鞭银”征收预算之中。如果再另行征收就是重复征收、加重老百姓负担的行为了。

4. 衙门所用物品，由县衙公银现金购买，不得另行摊派给老百姓和商户。

由于樊知县与民约法四章，并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商人纷纷回到赣榆开店经商，赣榆的市场渐渐繁荣昌盛起来。

万历十五年（1587），赣榆县只有4万人口，地广人稀，荒地甚多，樊知县招募百姓开荒，设置了140个官庄垦荒，同时也鼓励百姓自垦，因而府库充实。次年春旱，然而由于此前县里采取了垦荒措施，粮仓丰满，库银充足，因此樊知县有充足的钱粮来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随后他还自掏腰包设置了四处义仓，老百姓生活困难的时候可以从义仓中借粮，秋后归还。与此同时，樊知县还自筹资金加固城墙，兴修水利，造福百姓。樊知县确实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当其离职后，赣榆人民感其恩德，立“去思碑”以作纪念。

刘肇基抗清谥忠烈

清朝立国后，民族间的仇恨和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化解，各地反清复明的行动时有发生，给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很多的麻烦。清乾隆皇帝认识到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安抚民心，化解明清战争和民族矛盾所产出的一系列问题，努力使社会趋于稳定和谐。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决定对明朝因为抗清而牺牲的高级将领和衷心卫国的人士进行追封和表彰，以笼络民心，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在这次清朝廷追封明朝忠勇人士的表彰活动中，赣榆籍的刘肇基赫然在列。

刘肇基，字鼎维，祖籍赣榆。祖辈世袭指挥佥事职务，后升迁为都司佥书，隶山海总兵官尤世威麾下。崇祯七年（1634）多有征战，屡立战功。有一次在和敌人作战中，胳膊中箭负伤。不久后，他跟祖宽一起大破汝州城，杀敌1600多人，但是他的部下长期在边关驻守，时间久了就很想家，很多部属当了逃兵，因此上级怪罪他治军无方，把他贬到了陕西一带。到了秋天，畿辅有警，他才应召回到了辽东。然而回来后竟然被解除职务，戴罪立功，不久因为其坚守永平城立下战功而官复原职，直到后来当上了辽东副总兵。

崇祯十二年（1639）冬，蓟辽总督洪承畴请求任命刘为署总兵官，负责训练宁远诸营士兵。兵部尚书傅宗龙稍微犹豫了一下，惹得皇帝大怒，把兵部尚书给处理了，然后提拔肇基任都督佥事。次年三月，锦州有警。承畴命吴三桂偕肇基赴松山为声援。三桂困于松、杏间，肇基拼死相救，损失了近千人，但是却被别人诬陷为临阵退缩，遭到解职。不过接替他的是名将王廷臣。

南明福王政权建立后，刘肇基请缨，被授予左都督、太子太保职务。1645年3月，清军包围扬州，史可法命令周边的部队驰援，但是只有刘一支孤军赶到扬州，入城守卫北门。城破之后，刘肇基率部400多人与清兵巷战，杀敌数百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全军覆没。

清朝乾隆年间，为安定天下，笼络民心，对明末在抗清战争中战死的明将予以嘉奖，并加封谥号，以示清王朝宽容和对战殁者的尊重。赣榆人刘肇基因效忠明王朝，战功显赫，被清朝廷嘉奖，并赐谥号“节愍”，以表示对这位将军一生坎坷和不幸的同情与惋惜。

江南虎单骑保赣榆

王得胜（1825—1908），原名绪岳，更名得胜，字捷三，山东沂州府兰山县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入村武馆习武，学成后在乡间开武馆授徒糊口，妻傅氏。道光二十九年赴黄县投军，咸丰三年（1853）七月赴海州参军，守备秦怀扬把他的名字改为得胜，字捷三，寓意打胜仗捷报频传。在江南镇压太平军中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誉为“江南大营一只猛虎”。

咸丰八年九月，王得胜被请到赣榆培训团练。咸丰十年捻军进犯赣榆各镇，王得胜应赣榆知县方均的请求，率亲兵39人驰援赣榆县城。到了赣榆县城后，王得胜发现县城城垣年久失修，破败不堪，难以御敌，于是请知县率众修复城墙，疏浚护城河。工程还没完工，捻军已经杀到了大沙河镇，王得胜得知情况后，立即部署县城防御。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捻军骑兵已经到了县城外边，此时县城防御工事尚未完工，士卒兵丁不足，此时如果硬敌必将城池不保。王得胜急中生智，他想起了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故事，于是也在赣榆县城唱了一出智退捻军的空城计。

他命令所有的民众和兵丁偃旗息鼓，不许大声喧哗，自己单骑出县城西门，立于紫阳桥头，怒视敌军。如同三国演义中的猛张飞当阳桥怒吼退曹兵一样，捻军见王得胜一个人出城迎战，料定其中有诈，便急令捻军后退。两天以后，当捻军醒过味了的时候再临赣榆城，此时的赣榆城垣已经修复好了，捻军架云梯攻城，被赣榆城军民打得大败而逃，而且有许多捻军的头目被赣榆的大炮击毙。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幅军攻打赣榆城，王得胜和王秀廷指挥赣榆团练据守，并斩杀幅军小头目高三，幅军败退。

为了更好巩固赣榆城防，王得胜和周曰森等人策划并构筑青口镇和安圩。八月初，和安圩竣工，圩高八尺，周长九百八十丈，设置四门、32炮楼。圩子建成后，赣榆有了巩固的城防，后来捻军再至赣榆的时候，发现赣榆守备森然、固若金汤，于是不战自退。举人汪元恺撰《和安圩记》刻石以纪其功。

王得胜三大嗜好：舞刀弄棒、放鹰架鸟、唱曲听戏

王得胜退休后，赋闲在家种花养鸟，练习书法，其所书的“一笔寿”“一笔虎”功力深厚，几近大家水准。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得胜为自己撰文立碑，训诫子孙“中正勤俭”。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病逝，宣统元年（1909）追赠正一品建威将军。

修建和安圩

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七日，捻军攻占青口，青口损失巨大。青口各大家族有数百人遇难，数十人被捻军抓走。富户人家乘船举家逃亡上海避难，而老百姓却只有坐以待毙。青口人周曰森从海上避难回来后，非常着急，他和举人汪元凯、徐桂龄等青口要人商议在青口建圩寨以防御捻军屠戮。

咸丰十一年五月开始建圩，拆迁了部分赖以生存的祖房，终于建成圩寨。建成后取名“和安”，意为保一方百姓平安。和安圩周长3000余米，圩高4米，后来加高到8米，设有61座炮台，32个屯兵炮楼，建有四门，皆有城楼，城三面有护城河，蔚为壮观。著名的许家花园就坐落在和安圩北门旁，园内湖泊与护城河相通。和安圩用料上，墙基础用大砖，外基有六层，最上面两层无砖，砖每块重六斤八两，价值六文半，共花费两万五千金左右，木石料不算在内。经过40多天的奋战，和安圩建成。据记载，和安圩刚建好，捻军就杀到了青口，因为有了圩子作屏障，捻军没有攻进青口。后来捻军数次来攻，均被击退，使青口避免了血灾。

和安圩建成后，青口举人汪元凯、龙方干皆写有《和安圩记》，对周曰森等人督建和安圩有详细的记载。

父母官为民请命

李俊有，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至康熙五十三年任赣榆知县。当时赣榆县很多老百姓都因为生活所迫逃亡外地，但是朝廷仍然按照过去的户籍册子来征收赋税，致使赣榆人丁户籍数和实际人口数有很大的差额，缺额部分的人丁赋税按照人均数平摊到没有逃亡的百姓身上。不仅如此，朝廷漕运粮海运至淮安，如果运输途中翻船了，则赣榆全县老百姓都要跟着摊晦气，所有的漕粮船损都要老百姓均摊。因此老百姓负担很重，苦不堪言。李俊有当了赣榆知县后，针对这些不合理现象，毅然上书要求免除摊派缺额人丁的税负，改革漕运船损公摊的不合理制度。

吏部接到李知县的奏折后，不但没有同意，反而要求赣榆县从速把外逃人员招回乡，补足原来的人丁数。对于吏部的要求，李知县实事求是地回复道：赣榆县原来的外逃人员因过去兵荒马乱，已经不知道死活，更无法查清去向，这让赣榆县官府到哪里去寻找那些走失的人员。即使那些外逃的人员还有侥幸活下来的，也已经在外地落户扎根了，此时让他们回家肯定是不现实的。况且赣榆县目前摊派缺额人丁的赋税制度没有解除，老百姓负担过重，此时谁会犯傻再回到赣榆来承受过多的负担呢。如果能将缺额的人丁任务豁免，同时再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那么不但那些已经外逃的人员能回来，而且非本地的人也有可能因为赣榆的赋税任务轻而来赣榆定居。

另外漕粮运输风险较大，无论河运还是海运都有极高的风险，这些风险都让老百姓去承受，显然不合理。这样不但老百姓苦，而且当官的工作也很累，官民交困，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况且我皇仁爱如天，每年都会减免很多贫困地区农民的租赋，赣榆县这区区缺员人丁的钱粮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赣榆百姓来说却是性命攸关的民生大事。作为县官，号称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当官的害怕上级怪罪而不敢替老百姓说句公道话，那么又怎么配说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李知县的上书言辞恳切，读后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但是当时的户部官员局限于惯例，害怕一旦赣榆开了先例各地纷纷效仿，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于是就没有批准李知县的请愿书。但是此事过后，赣榆县与海州、沭阳县一起改折漕粮制度，说明李知县的为民请愿书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幅军、捻军在赣榆

幅军和捻军都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不仅起义时间大致相当，而且从服装到组织形式以及行动的协调性方面都有很多共同和相似之处。自咸丰三年（1853）以后，无论是幅军还是捻军都有若干势力活跃在苏北赣榆一带，给当时的赣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幅军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时期山东省南部的一次农民起义。自咸丰三年（1853）公开武装起义至同治二年（1863）最后失败，在兰、郯、费、峄四县山区，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坚持武装斗争十几年。幅军初期称幅党，在苏北比较活跃，由于当地统治势力较强，1861年后，活动中心由苏北赣榆一带转入鲁南山区。他们蓄发，各用五色幅巾勒头作为本部标志，组织仿古制，设百夫长。出征“打粮”时向各家抽丁，两丁抽一，不要独子。出发前屠牲祭旗，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

他们把外出攻打地主围寨叫“做买卖”，沂州俗称其“红头”“红胡子”等。形成武装组织后，他们夜聚昼散，杀富济贫。民间俗称“涌子”“捱乎子”“长毛贼”等。当时在兰山、郯城及苏北一带称“幅”，在台儿庄一带称“复”，寓意反清复明。在费县、峄县一带称“棍”，说法有二：一是以木棍为武器，二是成员多为光棍。因为各部分人蓄发勒头相同，互相配合活动，难以区分，因此旧籍常常“幅”“棍”混载。咸丰八年棍军首领李其孟被杀害，余部投入幅军，两家合二为一。但是同为费县石井人的岳相林部，到同治二年失败时仍称棍军。

咸丰四年（1854）正月，陈玉标率领幅军攻破大沙河镇、青口镇。北上至碑廓镇，遇到日照知县张德麟阻击，转去莒县、沂水、郯城至欢墩埠。

咸丰九年（1859），幅军翟三秃子攻入赣榆县青口镇。

此后由于赣榆当地军民合力抗击，幅军难以在赣榆生存，逐渐退回了山东，直至被官军剿灭。

捻军（1853—1868）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北、苏、鲁、豫三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幅军同时期。“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捻军起源于“捻子”，最初安徽、河南一带有游民捏纸，将油脂点燃，烧油捻纸用来作法，于节日时聚众表演，为人驱除疾病、灾难以牟利。

早期“捻子”是向乡民募捐香油钱，购买油捻纸。后来，也有恐吓取财、勒索而实与盗贼无异的现象。越是荒年歉收，入捻人数越多，所谓“居者为民，出者为捻”，而清朝官方称之为捻匪。捻军兴起时，首领为沃王张洛行（张乐行）、奏王苗沛霖、孙葵心等。1855年秋各路捻军会盟，推首领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勇王龚得树、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卫王李蕴泰等人，与太平军和幅军互有联络，并在行动上多有配合，遥相呼应。捻军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其骑兵纵横驰骋于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十余年，极盛时期总兵力达20万众。

咸丰十年(1860)九月下旬，张洛行、刘天祥率领东捻军围攻赣榆城，知县方钧率领团练乡兵坚守赣榆城七天七夜，捻军见久攻不下就退去了。二十九日，捻军攻打赣榆县的盐仓城，邱世官、周翰儒率领五百乡兵抵抗，结果乡兵全部战死。咸丰十一年五月，东捻军两次进占赣榆青口镇，团练乡兵接战，阵前斩杀了捻军小头目高三，捻军撤退。七月，捻军又到了青口镇，城内军民固守，杀了几十个捻军，并俘虏了捻军六人，捻军退去。八月到十月之间，捻军多次攻打青口镇，都没有成功。同治三年（1864），捻军再次来到赣榆县，被清军僧格林沁击退。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东捻军经郯城来到赣榆，僧格林沁派副将到赣榆搬救兵，不料赣榆县城内守军误以为是捻军冒充的，就开炮轰击，闹出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大笑话。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东捻军转战赣榆，杀了清军副将。十月，东捻军又来到赣榆县城和青口镇，清军成功诱降了捻军的小头目潘三。二十四日，捻军鲁王任化邦指挥捻军攻打赣榆城，潘三趁战斗激烈，把捻军主将任化邦暗杀，并埋葬在大沙河河床上。捻军群龙无首，就撤离了赣榆。同治四年，清朝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捻军伏击被歼灭，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至此赣榆县的幅军和捻军之患宣告结束。

驿站、驿道建设

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在称帝的第22天他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为“驿”，还要求将全国230多处不雅的驿名改得更为雅致。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的建设。

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确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相当于现在的公车严禁私用的禁令。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颁布《应合给驿条例》，加上附加条件共12条，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明朝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这条记载说明，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明代赣榆县辖于海州，随着经济的兴旺，陆路交通发展显著，驿传铺递较为发达。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当时海州和赣榆县共有传送公文的差马36匹。州县之间，大致每10里、20里设一铺，相互连接贯通。因海州地处边隅，一般公文由铺司从海州送至沭阳，至淮安总铺，再领文而归，往返大约需六天时间。明初，海州以西10里、20里、30里、40里、50里处，分别设有顾家庄铺、王家沟铺、高桥沟铺、石潭铺、上林铺及蔷薇铺接递赣榆县。从赣榆县城（今赣马镇）向北设中岗站、下汾水岭递送所，公文从县城经过这两个递送所传送到山东境内，此二所约在明景泰年间（1450—1457）裁撤。

清代连云港地区的驿传与铺递较之明朝得到巩固和完善。清朝在海州“州大门西北街”设有州前总铺，在海州所属的赣榆、沭阳两县也均设有总铺。清朝初年县境内均设铺递，均由铺兵传送公文，从县城向西设张家庄、仙邱、单家庄、芦家铺、蒋家庄、张埠墩、上庄等七铺入海州境，经驼峰镇、房山、青伊镇而达沭阳；向北设颜家庄、中岗站、歇马台、九里、七里、柘汪、旦头七铺与山东接递。

赣榆县与淮安总铺相联系，有东西两条路线可走。西路是由县前总铺至大沙河50里（赣榆境内），大沙河至驼峰50里（海州境内），驼峰至桑墟50里（沭阳境内），桑墟至向家口50里（沭阳境内），向家口至老官亭50里（沭阳、桃源两县境内），老官亭至半边店50里，半边店至淮安府50里，共计350里。东路是由县前总铺至小河口50里（赣榆境内），小河口至洪门30里（海州境内），洪门至新坝40里（海州境内），新坝至大伊60里（海州境内），大伊至新安镇60里（海州境内），新安镇至浅上50里（安东县境内），浅上至安东县30里，安东县至淮安府60里，共计380里。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每铺设铺司1名，铺兵4名；嘉庆年间（1796—1820），赣榆县设有长差铺递17名，轮流将公文送至海州州前总铺，再经大伊镇、新安镇、安东县送淮安府。这些铺差每年可得工食银四十三两七钱三分二厘，荒缺银四十一两四钱六分八厘。

清代铺递驿道的发展，有力促进了陆路交通运输的兴盛，铺递所经各集镇的商业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清朝的铺递驿站为近代的公路建设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近代的海（海州）青（青口）公路、通（南通）榆（赣榆）公路的部分路段就是以铺递驿道为基础进行修筑的。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西方的经济文化大量传入我国，许多洋派人士主张学习西方，在这一时期传统的递铺也发生了变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政府设立邮传部，管理交通和邮电事业。赣榆县随之先后在经济贸易中心青口镇设邮政局和电报局，邮政局设6名邮差，其中4名“外班”负责传送安东卫、沙河、新浦三路邮件，2名负责青口镇的邮件传送。

递铺虽然是封建王朝维持其统治政权的工具，但是在促进民族进步和社会经济繁荣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末废除了2000多年来的驿传和递铺制度，代之以邮传制度，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吴敬梓赣榆方言讽儒林

吴敬梓（1701—1754），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号粒民，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品是《儒林外史》。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吴敬梓13岁丧母，14岁随父至赣榆任所。据《赣榆县志》载：他的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丙寅年（1686）的拔贡（相当于现在县教育局的官员），于康熙甲午年（1714）任“赣榆县教谕”。

吴敬梓其人

少年吴敬梓客居赣榆，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读书。吴敬梓自幼聪颖，擅长记诵，“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程晋芳《勉行堂文集》载《文木先生传》），博极群书，诗赋援笔立成，显露出很好的禀赋和才气。而且，他学习态度也是认真刻苦的，很快就打好了学识的功底，所谓“用力于学，已有初基”。但是，他并不是死读书，经常浏览当地的山海风情，随父亲参加一些当地名士的聚会。

据记载，有一次，他登上赣榆县城的高阁，参加县中名士的宴会，当众作了一首五律《观海》，使得满座皆惊，赞叹这个少年学子的诗思敏捷和诗境雄阔。其诗曰：“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他从高阁观海仰望俯闻的壮景落笔，想象百川汇海、海市蜃楼的奇观，进而发挥横看齐鲁、纵观天地的奇想，终以抒发自己年轻气旺、高阁与宴的豪情作结，气势磅礴，想象飞腾，展示出其对赣榆海境的赞颂和意气风发、情辞慷慨的壮怀。这是他现存的最早的一首诗，也是他第一次显露文才、钟情赣榆的实录。

父亲吴霖起为官清廉、正直，鞠躬尽瘁，在教谕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为赣榆县做了很多贡献。到任之初，见到教舍凋零倒塌之状，先捐出自己一年的俸钱四十两，继后又变卖祖产肥田三千亩，并变卖了在五河、天长、含山、和州等地的祖传当铺、布庄、银楼等，筹银近万两，修建因1668年大地震而毁坏殆尽的文庙、尊经阁。并且新建了“敬一亭”。吴敬梓亲眼目睹其父的贡献，为他深感骄傲。然而又同时目睹了其父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被罢官回乡的不公待遇，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在父亲的直接监护下，吴敬梓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培养，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过早丧母的吴敬梓很小就面对严酷的世事，对于他，虽然是冷酷了一点，但却磨炼了他，使他的思想提前成熟起来。正因为有了在赣榆十年的种种经历，才使他最终走向与官场决裂的道路。

吴敬梓在赣榆的十年正是他人生中汲取知识，确定人生定位，基本形成世界观，以及初涉社会的最关键和最敏感时期。这期间，他从读书到中秀才，接触过多种多样的儒林中人，懂得了科举发家和八股害人的种种内情，奠定了他后来激烈否定科举功名的思想基础，开始形成他落拓不羁、鄙弃世俗的性格特点。《儒林外史》的创作最早发轫于他在赣榆的生活经历，吴敬梓对于赣榆有着一种终身莫解的情结。在《儒林外史》中所运用的语言，有很多就是赣榆方言。吴敬梓在少年、青年时期生活于赣榆，这是一个人在语言上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之一，因此赣榆方言对他的语言成型影响很深。例如《儒林外史》中写胡屠户掌掴女婿范进说的话：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这就是赣榆人最典型的一句揶揄他人的恶毒方言。儒林中事经用赣榆土语方言渲染显得是那么可笑；一些看似儒雅风流之事经赣榆方言说出，其虚伪龌龊的本来面目一下子就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让人忍俊不禁。

《儒林外史》彩色插页

赣榆方言成了《儒林外史》中揭露科举制度黑暗和腐朽的毒舌之语。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微醉之中，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主要是去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十月二十八日（1754年12月11日），与自北京南下的王又曾在舟中痛饮销寒。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鏊。生前好友金兆燕和王又曾协助料理丧事。其时，吴敬梓一贫如洗，“可怜犹剩典衣钱”。卢见曾替他购棺装殓，遗柩得以归葬金陵清凉山。一代小说家终逃脱不了穷苦潦倒而死的悲惨命运。

徐知县建塔启文运

在赣榆县赣马高级中学校园内有一塔，名曰文峰塔，“文峰”一词顾名思义是指当地文人期望获取功名，达到极高的境界。1895年，赣榆选青书院院长张謇中清末状元，这在赣榆历史上属于唯一的一次，赣榆学者求取功名的历史达到了最高的高度，所谓登峰造极，故有建此塔以表纪念的含义在其中，但建塔的主要目的还是激励后来的学者发愤图强，获取更多的功名，以振兴赣榆的文化事业。因此文峰塔又名铭志塔。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赣榆知县徐树锷上任不久就查看了有关史志资料，发现赣榆在1882年后竟然无一人中举，为激励后人上进，改变全县文化落后的现状，亲自主持修建了此塔，取名文峰，又名铭志。

赣榆文峰塔（清·市保）

文峰塔位于赣榆县衙东南首，砖木结构，八角四层，楼阁式，高14.2米，各层为琉璃瓦檐，下挂铜铃，门窗为砖拱洞，无棂。底层塔门上方镶嵌一块长两尺、宽一尺的塔铭，碑文：光绪辛丑年冬。东方青天龙，卓此文峰，镇海龙宗，百虎降伏，人民和服，奕世赖福，宦锡显爵，利名高擢，举世大乐，据城临渊，亘古巍然，我铭永传——长沙徐树锷撰。在我国古代传说中，状元乃是文曲星下凡。全国各地为祭祀文曲星纷纷建起有“文峰耸秀”之意的文峰塔。于是，一座又一座的文峰塔就这样遍布大江南北。即便是经历过数千年沧海桑田后，依然有不少的文峰塔耸立在华夏大地。赣榆县的文峰塔就是全国众多的文峰塔中之一，是赣榆人民心目中最宝贵的历史文物。因年久失修塔身已经出现裂痕，近几年政府加大修缮力度，文峰塔作为地方的象征被保护起来。

青口河赈灾冤狱

清同治十三年（1874）赣榆大水，光绪元年后赣榆水旱交加，老百姓流离失所，县内乡绅四处募捐赈灾。善款募集后，对于怎么使用这笔款子，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许恩普为代表，主张把钱大部分分给老百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只留少部分用来改善水利设施。另一种意见是以周曰森、孙树恩为代表，主张把善款全部用来疏浚河道开新港，以改善县内的水利设施。最后赣榆知县特秀赞同周曰森等把善款全部以工代赈的意见，把此次募捐的所有款项用来进行河道清淤整治等。但是知县特秀是个大贪官，工程没怎么干，却把那些募捐来的钱大部分装到了自己的腰包里，而且周曰森等人也得到了好处费。当省里来人验收的时候也被知县特秀贿赂，通过了工程验收。

许恩普等见知县等人贪污工程款，感到非常义愤，于是就写信控告知县特秀等人贪污善款，搞“豆腐渣”工程，要求把特秀等依法治罪。哪知道知县特秀上边关系硬，不但没有被告倒，而且参与告状的许恩普等人却被以阻挠施工为名锒铛下狱。

光绪五年（1879），知县特秀任满离任，许恩普等人也获取保候审。当离任后的特秀回家经过青口大桥的时候，许恩普手下的人采取烧祭品和哭丧的方式侮辱特秀，发泄不满。特秀受辱，发誓要报复许恩普等人。

光绪七年，特秀经过多方活动，又重新当上了赣榆的知县，设计把许恩普等人重新收监。并从许等人身上搜出了许恩普写的《赣榆人民呼吁书》，看到书中历数特秀担任赣榆知县以来的种种罪状，而且有“刮地皮出人头地、吃人肉不嫌血腥”等过激的词语。特秀大怒，以造谣污蔑、反对领导等罪名将许恩普等一干人等押解到了江宁府监狱。

许恩普的儿子许鼎霖见父亲被抓，很是着急，四处求人营救父亲。光绪八年，许鼎霖赴江南考试，认识了李鸿章的侄子，而且同科中举，关系不错，于是就请他为老父申冤。光绪九年，左宗棠下令将许恩普等人无罪释放。然而跟随许恩普入狱的大部分人已经死于狱中。许恩普出狱后，跟着儿子许鼎霖住在上海，整天逍遥，没事的时候写写书，高兴的时候帮助别人治治病，著作有《许墅诗文钞》《许氏医学》《奕谱》等。

许鼎霖实业救国

许鼎霖(1857—1915)，字九香，赣榆县青口镇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历任内阁中书，充本衙门撰文及秘鲁领事官。光绪二十二年参加“君主立宪”运动，他组织项备立宪公会任会董。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先后任安徽盐运使、庐州知府、署理凤阳知府、大通税监、安徽道员，代理芜湖道署务。光绪二十九年调浙江省任洋务局总办。宣统二年（1911）初任本溪湖煤铁公司督办、盐政正监督、奉天交涉使等。1912年，清宣统帝溥仪下诏退位，许鼎霖于1913年初加入国民党，2月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长，不久即被迫辞去议长职务。1914、1915年任苏北荡营垦务督办、江北贩务主办。1915年10月15日，许鼎霖病逝于上海，遗体运回赣榆，葬于城南二沟村许家祖坟地。

许鼎霖一生中做的好事有：

第一，担任秘鲁领事期间，其时秘鲁政府对华人华商多征税收，许鼎霖据理力争，迫使秘鲁政府将多征的税收退还给华人，并改定商约，很好地维护了华人在秘鲁的利益。

第二，许鼎霖以善于决断狱讼而闻名天下。他在安徽任职期间，曾受理久拖不决的三合抢米案、桐城水洲互讼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第三，许鼎霖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处理学生起义事件中，顶住南北洋大臣的诛杀令，以“学生无造反实据，不应滥杀无辜”为由，将30余学生无罪释放。

第四，许鼎霖和张謇等人一起，以实业救国为理念，先后办起了很多的民族工业。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许鼎霖和南通的张謇除了创办耀徐玻璃公司，又和严信厚等在海州创办海丰面粉公司。宣统二年(1910)，许鼎霖创办赣丰机器油饼厂。此外，又分别与张謇、严信厚合伙经营镇江开成铅笔罐厂、赣榆海赣垦牧公司、上海同利机器纺织洋线麻袋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并向北京博利呢革厂、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企业投资，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

第五，倡导教育、垦农治水、赈灾救民。

仲八爷千金散尽还复来

仲兆琚（1880—1915），赣榆县官河乡仲官河村人，行八，当地人习惯称呼其为“仲八”。幼年时孤贫，以要饭为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灌云县拜土匪头子“王太爷”为师，入伙匪帮，不久就成了小头目。光绪二十六年，仲八贩卖私盐，途中被查，同伙中一人被打死，仲八果断出手，击毙官兵数人后投奔羽山仲济端，落草为寇。仲八枪法精准，彪悍过人，当羽山匪首仲济端死后，仲八继任，大开山门，广招门徒，其手下得意弟子有“钻天鹞子”高桂书、“电光眼”仲延全、“飞毛腿”仲三。仲八等人虽然落草为寇，但是他如同梁山好汉，专门劫富济贫，从不劫小户和平民。有一次，手下弟子“拉财神”拉了几个穷人，仲八闻听后大怒，狠狠责罚了具体办事的人，并送给被劫持的人钱财将他们护送回家。

仲八立下规矩：不许抢劫穷人，不许奸淫妇女。他的侄子因为敲诈一个小户未得逞反而被这个小户杀死，仲八不但没有替侄子报仇，反而赏给杀死其侄子的小户10吊钱，赞扬这个小户杀死其侄子是为民除害。仲八将劫富得来的钱财大部分都送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每当有穷人前来告帮，仲八从不吝啬，因此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每当有官兵来清剿，老百姓都会向他通风报信。

宣统二年（1910），仲八回老家，恰逢赣榆仲赤涧有个案犯也叫仲八，于是县衙误把这个仲八当成那个仲八抓捕归案。仲八在县衙遭到严刑拷打后，知县袁世猷终于搞明白是抓错人了，县衙捕快向他赔礼道歉，仲八爽快地说：你为公事，虽然有失误，但是也当我命中有此劫难，不打不相识，以后就交个朋友吧。可见仲八对人宽宏大量，胸中能容人容物。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仲八率众揭竿起义，响应者众，当地的老百姓因为民不聊生，纷纷加入仲八的队伍。1912年2月，各路绿林好汉齐聚赣榆夹谷山孔庙，公推仲八为首领，率兵打下赣榆城，张榜安民，开仓放粮。仲八入城后搜集枪械，整肃军纪，荷枪实弹地顺利退回到了羽山，后被招安，任淮北总巡，驻扎在沭阳县。1915年仲八反水，在攻打沭阳县某财主庄园的时候，被手下弟子偷袭暗杀。

赣榆大地震

《聊斋·地震》云：康熙七年（1668）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鸭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聊斋》中的地震篇是书中唯一纪实文学篇，描述的是康熙年间那次山东郯城莒县大地震，也就是后来人们习惯说的郯鲁大地震。这次地震是历史上对赣榆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赣榆历史上是个多地震的地方，几条地质断裂带穿境而过，自汉朝就有确切的地震记载，从史书记载来看明清两朝地震最多，明朝以嘉靖帝、清朝以顺治帝在位期间发生地震次数为最。赣榆历史上发生地震次数最多的时代是清朝顺治在位期间，不但地震多发，而且地震奇特，引起了很多令人费解的自然现象。赣榆历史上震级最大、烈度最高的一次地震是康熙年间的山东大地震，震级8.5级，死亡5万人，为旷世奇灾难。

康熙在位期间共发生了三次8级以上的地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那次山东大地震影响深远，震后形成了沂水大峡谷，清晰记载了那次地震形成的地质演变。据传，郯鲁地震带到现在还在积蓄能量，随时会爆发大的地震，威胁着地震带周边地区的安全。赣榆历史上有地声的地震有两次，分别是明朝弘治八年（1495）地震和崇祯三年（1630）地震，声如雷震，据民间迷信说法，这有声音的地震对老百姓好，是地下金牛拉金磙子，预示老百姓震后发财。最不可思议的一次地震是康熙七年（1668）的郯鲁大地震，震级达到了8.5级，什么都毁灭了，唯独赣榆县青口镇孔子的圣人殿没倒，真是奇了怪了。赣榆历史上最无伤无害的一次地震是1992年黄海底部地震，赣榆陆地基本没有什么震感。

以下附赣榆县历次地震的记载：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十一月，齐楚所属之地皆发生地震，树折屋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涉及赣榆县的地震记载。

元大德九年（1305）四月赣榆地震，塌陷两处，地下冒出黑水，一处宽18步，深15丈，另一处宽66步，深1丈。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海州地震，赣榆吴山崩。

明成化十九年（1483）四月十九日，赣榆地震。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癸亥，赣榆地震。

明弘治七年（1494）七月，赣榆地震，九月丁酉、十月辛未、十一月癸巳又震。

明弘治八年（1495）十月壬戌，赣榆地震有声，至十五日震九次。

明正德四年（1509）三月甲寅，赣榆地震。

明正德十年（1515）11月，赣榆地震。

明嘉靖三年（1524）正月初一，两畿、山东等地同时地震，昏雾四塞，其气如药。

嘉靖二十二年（1543）3月25日，赣榆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