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些地方也有改朝换代，有些朝代更迭之混乱，权力争夺之激烈，丝毫不亚于古代东方各民族，但为什么无论怎么更迭，英国却没有产生刘邦、朱元璋式的人物。
一直以来，人们对 1640 年代英国革命的解释，是认为那是一场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中获益的群体，与保守的国王和旧贵族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英国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哪些成员呢？按照传统的解释，资产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中的农业资本家，和来自海外贸易公司中的商业资本家。对于当时封建主义君主制和贵族政治对他们生产经营活动施加的限制，资产阶级感到非常愤怒，而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与保守的封建阶级之间的冲突，正是革命发生的原因。实际上，不少研究表明，17世纪的英国国王和不少贵族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家。对皇室土地管理的研究表明，英国国王并不反对圈地，1630 年时，英王可能是英国最大的圈地地主。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使得斯图亚特王室带头圈地，把荒地变为可耕地，而且常常是与地方贵族合作进行圈地。在英国北部，1600 年之后，国王带头提高租金和准入金，把它们调整到该地区最高的市场化租金。如果圈地是为了提高租金，如果利润是商业发展的一个标志，那么从国王的行为来看，几乎很难把 17 世纪的英国危机描绘成一批不断壮大的商业贵族，与保守的反对商业的国王之间的冲突。此外，直至 1640 年，大部分精英，不管他们获得贵族头衔时间长短，都参与了各种商业活动。也是说，英国无论怎么改革，始终保留了贵族这一阶层。在古代英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贵族“官僚化”，而是官僚“贵族化”了。贵族是要负责任的，不负责任的人，即使再富裕，也很难称得上贵族。两次世界大战时，不需要政府发布什么指导意见或激励方案，英国的贵族都身先士卒，勇敢投身战争。尤其是“一战”时，英国贵族骑马领队,穿梭于队伍之间,目标过于显眼,往往成为敌人的重点“照顾”对象。但他们并不因此而退缩，因为对于贵族来说，荣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存在。贵族不怕别人说自己穷，但最怕别人说自己不勇敢。这在14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里有数不胜数的体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各地区交通极其不便，大部分人从出生、嫁娶，到养家生孩子，都是局限于老家，难得有几次出远门的机会。但是贵族家的嫁娶却要讲究门当户对，考虑的不是公子与小姐之间的儿女情长，而是“小王朝”的财产与继承安排，因而贵族小姐时常远嫁他乡。而皇家公主的婚事更是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布置，很有几分“昭君出塞”的架势。既然是讲究血统，父王母后都来自皇族更是显得王子的高贵，皇族的婚姻也就只能在皇族之间进行。几个世纪下来，表兄妹与堂兄妹之间不断的联姻使各国皇族之间的基因越来越近，导致不少流着高贵血统的王子或公主患有先天性缺陷，癫痫症，血友病，甚至干脆就是呆子傻子。但即使如此，贵族也不在乎，或这并不是贵族最担心的，贵族向来担心的就是被别人小看，被别人认为自己不勇敢，至于财富和外貌，反而没有勇敢重要（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勇敢也会体现为一种莽撞和冒失）从这个意义来说，贵族在古代中国的提前退场，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贵族这帮人，其实就是一群行为执拗而又自尊心特别强，没事儿喜欢钻研一些形而上的东西的古怪群体。行为执拗，意味着他们很难被圣人的言语所感化；自尊心特别强，意味着这些人很难管理，管理成本特别高；钻研一些形而上的没用的东西。这一方面说明他们有一定的寄生性，另一方面，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绝大部分人的确很难理解诸如“太阳系怎么运转”“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是什么”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有啥用。这个群体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和古代中国小共同体下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显然是完全迥异的。通过1640年的这场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其实以当时他们的人数之少，是否能称得上一个阶级还有待商榷）成为“新贵族”，而古代中国之所以每次朝代更迭，都会以极其激烈的流血方式进行。儒家文化注重的是基于宗族和官僚结构的治理体系。官僚这个群体，就像一个规模庞大的雇工，他们受雇于皇帝，只负责执行，而极少有决策权（明清之后尤其如此）。他们即使想负责，也没有能力、没有权力负责。宗族社会靠的宗法，这种宗法具有相当的主观性（时至今日，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受传统宗族社会的影响，各个地方仍在婚姻、嫁娶、丧葬等方面存在“规矩”“习惯”上的差异，并被认为是“我们这地方就是这规矩”）,主张每个人都生活在关系与集体之中，对自己并不拥有产权，加剧了“集体无责任”，并建构一种基于服从而非契约的“责任”观：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对亲人甚至同胞的行为负责。这种责任的来源并不是某种契约，而是出自道德教化和精神使命，在此基础上,儒家将道德看作承担集体责任的决定因素,问题是，道德并不必然为其自身负责。明清时期，一个道德高尚的官员，常常使得自己在官场被孤立，甚至家人的生活都难以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皇帝的负责恰恰是对家庭的不负责，缺乏契约和贵族传统的古代中国士大夫，也因而永远无法解决忠和孝的矛盾。儒家学说所立足的这一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一般状况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也没有错，只不过这种儒家是放大了的儒家，我称之为“大儒家”文化，包括道、法、墨、佛和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在内，就连高呼“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新青年”也不例外。
这种情况只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才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改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世代据以为生的土地进城打工，动摇了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悄无声息地在儒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背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欧洲中世纪，确定主子与属臣之间的封建关系有一套庄严隆重的仪式，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表示效忠，称臣者脱下帽子，放下武器，跪在主子面前，象征他对主子的服从。他以基督徒祈祷的姿势，合住双手伸向主子，说道：愿意为主子效劳。坐在座位上的主子也伸出双臂，接住属臣的双手，回答：乐意接受。接下来，则是由属臣将手放在圣经或是教堂的圣物上，庄严宣誓他忠心耿耿，绝不会对主子做出任何伤害。在那时的社会条件之下，合约的基础只有双方的一诺千金，其脆弱可想而知，因而仪式一定要办得庄严隆重，得动用圣经、圣物，来加重许诺与誓言的份量，与原始部落的歃血为盟是同一个道理。现代的我们，不管是受雇佣还是立合同，只要签字盖章就行了，合约的执行有法律（也就是政府）的保护，违约者可以被告上法庭。签约之后，或许可以办个酒会庆祝一下，手握圣经宣誓或是往酒里滴血却是没有必要。从世界史的发展来看，社会危机之所以出现，并非人们盼望危机，而是因为一些契约被破坏，使得现存制度和规则难以为继。
此后，围绕着谁应该为局势恶化负责、如何收拾残局这些问题，冲突和政治就会产生。而一个较好地保留了契约和贵族精神的社会，在遇到危机时，则往往能够较好地进行隔离和“软性处理”，不需要刘邦或朱元璋通过纵横捭阖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等零和博弈，也能取得社会的发展和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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