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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田园诗创作的两点思考 （2015年10月23日在诗词学会田园诗创作交流会上的发言） 诗词学会通知我在今天的交流会上讲点什么，我很惭愧。因为我在田园诗创作方面乏善可陈，对田园诗理论也没有深入研究。只能硬着头皮来谈几点粗浅的想法，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老师、各位诗友指正。 一、对田园诗的理解问题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梳理下中国田园诗发展的脉络。大家都知道，中国田园诗的开山之祖是陶渊明，唐时的两座高峰是孟浩然和王维，到了宋代，以范成大为代表。之后，田园诗创作再无大家出现。通过分析这几位诗人的作品，我把田园诗大致分为四类。 一类是描写恬美静穆的风光，抒发闲适自得的心情。比如，陶渊明的《饮酒》，王维的《山居秋瞑》等。 第二类是歌咏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深厚情谊，比如陶渊明的《归田园居·种豆南山下》，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中的一些诗等。 第三类是以自然之美寄托理想之美，比如王维的《渭川田家》、《积雨辋川作》等。第四类是对农村农民疾苦的关注，如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里的一些诗。 由此可见，田园诗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如果越过了，我认为就不是田园诗。现在很多田园诗作品，我觉得存在着两个较大的误区。 误区之一，是把农村题材等同于田园诗范筹。田园诗的根基是“田园”,如果离开了“田园”而言田园诗，我认为是离题万里。 误区之二，是把赞歌当作了田园诗的主流。农村当然变化很大，农村的发展也是中国发展巨变的一个缩影。这种变化，值得赞美，但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为赞而赞，不如不赞。把赞歌唱得很响，看似境界很高，实则格局不大。当前农村，并非只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实际上是中青年人都外出打工，村里最多的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我们的村庄正在老去，而工业化、城镇化和土地集并对农村的深远影响也正在显现。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田园诗人们似乎并不愿意触及，在创作时出现了选择性视盲。所以，我读当代人写的田园诗，总觉得不大痛快。 我有时会想到古代那几位田园诗的大诗人，他们年轻时都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除了孟浩然，都有过出仕的经历。王维和范成大官还做得比较大，分别当过尚书右丞和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和副国级了。陶潜没有把官当下去，也干过县处级。但在他们的诗中，看不到现在常见的不加掩饰的赞歌，也没有失意后的艾怨之情，他们在田园诗中做到了寄至味于淡泊。这种风神气度，尤其是我们现在写田园诗所需要的。 二、对当下田园诗创作的几点看法 我们梅苑诗社在日常交流中，谈及当下田园诗创作时，有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当下田园诗创作较为活跃，有一些精品。但总体来看，更多的还是些流水线生产的产品，连作品都称不上。既然是产品，就没有温度，没有力度，引不起读者情感的共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接地气，关门臆造。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人之所以成为难以逾越的田园诗高峰，和他们长期隐居乡间，已经把自己融入到了农村生活有直接的关系。但当下写田园诗的诗人们，很多对田园生活并不了解，只是通过采风去感受，采风也就是坐在车上转一转，走在田里望一望。比如，很多人写农村青年男女坐在屋里上网卖农产品，鼠标一点，钱财滚滚，阿妹阿哥，情意浓浓。这种情况，在沿海发达地区或者有之，在中西部地区不敢说没有，但至少极其罕见，看看潜江就知道了。有人这样写江汉平原的“抢播”：车马运来新稻种，铁牛犁乐众人心。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新稻种要发水、保温、捂芽后才能下地，哪里有才把地犁开就播种的。再如有人写《夜宿山村》：玲珑楼阁紧相邻，灯火长明照碧云。夜半笙歌无犬吠，游人不信在山村。不仅游人不信，我这个读者也不信，这哪是山村，分明是个娱乐区、红灯区。 第二，居高临下，心少悲悯。有的诗人骨子里天然地带着城里人或者读书人的优越感，看农村的视角不是平视而是俯视。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农家乐者，全无心肝。这句话说得有点绝对，但也不无道理。很多“歌德派”的田园诗，往细里看，也多少隐藏着一些抑制不住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优越感”。时间关系，这里不做过多探讨。 第三，语言陈腐，索然无味。写农村变化，必然要用“燕子归来不见家”之类的句子；写安静恬淡，必然要用“炊烟缕缕”之类的词语；写农民新居，断然少不了“似龙宫”之类的意象，毫无新意，不忍卒读。更有甚者，夸如今政治清明，还用上了“明君”之类的词语。这种棺材里发出的声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可谓时代逆流。 最后，我想说一点，新田园诗对诗词创作者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写什么、怎么写，需要有全新的思维。我们的田园诗不仅要写出田园之美，还要写出田园之痛；不仅要思考田园的过去、现在，还要思考田园的未来；不仅要写出个人对故乡的归属感，更要写出人类精神家园的皈依。我以为这就是“文以载道”理念在田园诗里的具体体现。当我们还不能把握新田园诗的特质时，不妨回归田园诗的传统精神，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宁静；少一些隔靴搔痒，多一些由表及里；少一些空洞说教，多一些可亲可近，在田园诗的写作中安放我们的恬淡，留住我们的乡愁。 《高阳台·雨中谒曹禺陵》的创作体会 (2010年11月30日，在市诗词学会创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在谈创作体会之前，我想先得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是个比较沉默的人，没有滔滔不绝的好口才，因此文字就成了我表达的一种方式。 在各种文学体裁里，我偏爱散文和诗歌。每种文体都有它所擅长的方面，我以为旧体诗词，特别是词，很适合表达微婉深曲的情致，这就决定了在进行词的创作时，应该以直抵内心的情感来进入角色。反之，就会让人感觉到飘忽空洞，甚至虚假伪饰，它的感染力就会下降。同时，我以为诗词作品应该具有悲悯的情怀。悲悯是一种人文关怀，并不是说要悲悲切切，无病呻吟。悲悯意识不靠议论，不靠拔高，也不在于题材的大小，而是自然地隐藏于作品之中。今天欢呼中央出台了一项英明决策，明天又翻出辞典，找到是某某名人诞辰1500年写一首赞美诗，这样的东西我以为是称不上作品的，只能称为产品，并且是伪劣产品，因为它连作者自己都打动不了，还怎么打动别人。 这次的“曹禺杯”全国诗歌大赛，我本没打算参赛，因为我不知面对曹禺先生我能说些什么。关于他的艺术成就、他的历史地位、他的思乡之情，很多人都写到了，都是以崇敬的笔触来表达景仰之情。我不想这样写，但作为诗词学会的一员，该尽的义务不得不尽。 那么我应该以怎样的角度来写呢？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对曹禺貌似知之甚多而其实知之甚少。我除了小时候读过的《王昭君》外，居然没有完整读过一部曹禺作品。于是，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几部曹禺的作品集，并在网上看了一些相关资料。《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经典，但曹老建国后的作品，渐渐的就没有了生机，晚年写的《王昭君》，应该是同类题材里最好的，但有人开玩笑称，这哪是那个含恨出塞的宫女，分明就是一共产党的女干部。曹禺对自己建国后的创作状态也感到十分痛苦，他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他写不出。说是写不出，但更大的可能是不敢写。这不仅仅是曹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站在历史的这头，超出曹禺看曹禺，我想我获得更多的是对那段历史的反思，这为我写征文奠定了基调。 7月初的一个雨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曹禺陵。曹禺墓前的雕像，经过雨的洗刷更为洁净，而风雨过后的一片新晴，更让我感慨万千，这给了我一个触发点，于是就有了《高阳台·雨中谒曹禺陵》的产生。 这首词写出来后，我私下和朋友说过，要么得一个比较大的奖，要么名落孙山，不存在其它可能，但名落孙山的概率有很大。因为我的这种反思与高唱赞歌的主流写法并不合拍。最后的结果我很高兴，不仅仅是因为获了二等奖，更重要的是这个奖所鼓励的写作方式。 关于结构、语言应用等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这些技巧要靠平时多看、多写。谢谢大家。 王宇，湖北潜江人。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华诗词》《长江丛刊》《中华文学》《中国文艺家》《词刊》《辽河》等刊物，曾获第七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诗刊社“曹禺杯”诗歌大赛二等奖、中国城市党报副刊散文二等奖等奖项。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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