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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丨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学术界》2023年第3期。 摘 要：“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这是王阳明赞扬其弟子薛侃的话。王阳明弟子众多，何以如此盛赞薛侃呢?这是因为:薛侃不仅不遗余力地为阳明接引弟子，从而壮大了心学队伍，并使心学闪耀东南，而且任劳任怨地为阳明分担家务公务，从而为阳明减轻了繁重的事务负担，使得王阳明能够从容地创构心学;薛侃不仅第一个刻印了《传习录》，同时刻印了多种文录，从而使阳明心学有了传承载体，而且千方百计地创办了天真书院，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薛侃不仅致力于同门关系的协调，使大家团结一心，而且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为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制定了清晰的方案;薛侃不仅与阳明心心相印，于日常体贴入微、于学问理解信奉，从而成为阳明孤独心灵的重要伴侣，而且对各种形式的质疑予以了解释和回击，从而削减了阳明心学传播道路上的障碍，并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与纯洁。可以说，在传承、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的事业上，薛侃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成为阳明弟子中的标志性人物。而且，薛侃在传承、传播阳明心学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智慧和优秀品质，对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业，似亦蕴含了诸多积极性启示。 关键词：薛侃;阳明心学;传承与发展;全方位贡献 王阳明心学的形成与影响，虽然主因是阳明自己的勤奋、聪慧与淑世情怀，但他弟子们的辅佐不可小觑。王阳明自己经常强调师友间切磋对传承圣人之学的意义，阳明说:“此事必须得师友时时相讲习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薛侃则是王阳明弟子中对阳明心学的形成与传播作出过突出贡献者之一，湛甘泉说:“中离子薛子，其阳明先生之入室弟子乎!阳明公道义在人心，勋业在朝廷，然而君子必以教言焉!中离子行义在乡里，忠节在朝野，然而君子必以学言焉!”这既肯定了薛侃对心学的传承，更赞扬了薛侃践行阳明心学的努力。薛侃何许人也?薛中离(1486—1545)，名侃，字尚谦，揭阳龙溪都(今属揭阳市)人。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于1514年4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而《中离公行状》云:“越甲戌，赴南宫不第，闻阳明先生官南畿鸿胪，讲孔孟周程之学，遂就南监师事焉。”薛侃正是此时开始结识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的早期入室弟子之一。那么，作为王阳明早期弟子的薛侃，在阳明心学的形成与传播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作出了哪些贡献呢?如果说弟子队伍的壮大对于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影响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那薛侃是功不可没的。薛侃不仅在阳明身边时便积极为阳明接引弟子，即便回到老家潮汕，仍然不遗余力地为阳明推荐年轻才俊，同时自己也招收许多弟子，从而为王阳明心学队伍的壮大与学脉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薛侃为王阳明接引的弟子有数十人之多。比如，介绍杨毅斋兄弟拜师阳明。薛侃说:“丙子(1516年)乡试未撤棘，听讲于甘泉先生。既而与弟鸾同领乡书，会试人京师。遇中离，闻阳明先生之教，遂赴赣州，数月有省，驰简致示知友云:'古人致知工夫，自是直接易简，视后支离茫然无可入径庭矣。’”又说:“庚辰下第，见阳明先生，遂领达意。闻毅斋讣，南归，尤勇往担当，釐家处众，井然有序。率徒百余师事海涯于玉林，磨切汲引，亹亹不倦。”这是说，杨复斋不仅在薛侃的引荐下拜师阳明，而且率众弟子百余人师事陈海涯，从而极大地壮大了阳明心学在潮汕的队伍。介绍兄长薛俊、三弟、侄子拜师阳明。薛侃曾将自己认识、拜师阳明的情形介绍给兄长薛俊，其兄即以为终于觅得圣人之学所在，所以，其兄薛俊不仅自己向阳明执弟子礼:“(1516年)九月，阳明巡抚南赣汀漳。过玉山，俊遂执弟子礼，问行己之要”，而且率弟薛侨、儿子宗铠拜阳明为师，薛侃说:“时宗朱《传》，弟侃事阳明夫子于南畿，登第归省，因问其说，叹曰:'昔闻昆斋先生之论，亦有然者。此乃见人心至同，圣学在是矣。’遂率其弟侨、子宗铠而师之。”介绍余土斋拜师阳明。薛侃说:“正德戊寅，应贡北上，遇中离于南监，中离曰:'吾人之学必有印证，方能统会宗元。昔者邵康节遍齐鲁宋卫之墟而归，非游也，学也。孔、孟周流历聘，非独为仕也，传授也。有阳明先生在，如欲进见，请为先容。’乃入见，先生闻其笃行，待以殊礼，坐有倾而别。”可见，余氏完全是在薛侃“游说”下成为阳明弟子的。薛侃返乡之后，仍然积极地为王阳明引荐弟子。薛侨说:“先生亲师取友凡六年，始归于家，屏绝外事，拳拳以汲引后学为急务。”比如，介绍林文从学阳明——“乡人林文亦来从学阳明。文字载道，号希齐，揭阳人。……时阳明先生居越，往来侍讲，学日益明。”推荐吴继乔拜师阳明:“吴继乔来梧州从学阳明……嘉靖戊子举人，闻阳明讲学苍梧，往从之游。”可见，薛侃虽然不在阳明身边，但心系阳明，仍然想尽办法为阳明引荐弟子。由于薛侃的持续努力，阳明潮汕籍弟子日益增多。闻此，王阳明喜形于色，不仅对薛侃赞赏有加，而且表达了谢意。阳明说:“自君之弟尚谦始从予于留都，朝夕相与者三年。归依所闻于予者语君，君欣然乐听不厌，至忘寝食，脱然弃其旧业如敝履。君素笃学高行，为乡邦弟子所归依，尚谦自幼受业焉。至是闻尚谦之言，遂不自知己之为兄，尚谦之为弟;己之尝为尚谦师，而尚谦之尝师于己也。尽使其群子弟侄来学于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胜其有我之私而果于徙义者，熟能与于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这篇祭文，在表彰薛俊好学、果敢、笃行的同时，更肯定了薛侃“尽使为了使阳明心学在潮汕地区播下种子并得到传承和发展，薛侃不仅为阳明接引弟子，而且自己也兴建书院、广招弟子。在薛侨写的《行状》中有一概括叙述:“潮人向尝知学，但未得其宗要。先生与杨毅斋讲明于金山之麓，而陈海涯、杨复斋辈相与就正观摩，潮学为之一变。就是说，薛侃追随王阳明学习六年之后回到故乡，搁置所有事情，一心宣讲阳明心学;但当地人开始并不明白心学宗旨，薛侃便与杨毅斋、陈海涯、杨复斋等共同讲学，致力于阳明心学的介绍和宣传，才使潮汕地区的学风为之一变。薛侃自己也曾谈及与杨毅斋共同讲学对潮汕地区的影响，他说:“时潮学未明，先生偕中离归自赣，发明合一之旨，锐浣旧习，直培本根。以圣人为必可师，万物皆吾一体，一时士友翕然兴起。”而在饶宗颐编撰的《薛中离年谱》中，对薛侃讲学的时间及其影响整理、记录得更为详细。1519年，薛侃回到家乡，便与学友杨毅斋兄弟共同讲学:“先生居乡，与杨氏兄弟讲学金山之麓。……'中离归自虔，始闻精一之旨，毅斋邀处北山精舍，三年乃豁然。’”1520年，讲学于潮汕:“率群子姓而教之曰:德业进则举业精。三年间，游其门者日益众，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淬滌瑕垢，而甄陶乎德业，津津如也。”此谓薛侃在潮州的讲学活动吸引了许多学子，而这些学子自然成为了王阳明的再传弟子。1524年，服满母丧的薛侃结屋中离山，继续讲学，并使潮州学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服阙，结茅中离山，以正学接引，潮士为之一变。”1525年，继续与学友讲学中离山，影响日盛，周边学者闻风而动，前来问学拜师者纷至沓来——“讲学中离山。日与士友讲习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各自架屋以居，会文孝德，兴发益多。”而且，求学问道者不限于书生，许多达官显贵亦聚集山中。黄佐说:“盖其学本至诚，未有诚而不动者。当时名臣若季彭山、刘晴川诸君，日诣离山，互相讨论。乡士大夫若黄子国卿、成子子学、郭子维藩、林子光祖、杨子日赞、杨子惟执，处士若陈明德、郑万化，无不离山是游，景行行止，而士之以文学显、以德行称者，彬彬多出其门。中离子孙，亦皆心学相传、科第流芳，方兴而未艾也。”足见阳明心学在潮汕地区影响之广、之深、之远。这些记载足以表明，自1519年回到家乡之后，薛侃便将阳明心学引入潮汕地区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当看到阳明心学在潮汕开花结果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努力获得回报，薛侃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地向千里之外的老师汇报心学在潮州传播的情况:“旧岁山斋初就，聚者皆新学之士。……乃今痛自鞭勉，良友多集，为久聚计。有颇见大意如李承、陈琠、李鹏、赖曰道，皆卓然有负荷意。朝夕相磨，歌游于岩谷水石之间，使真意自长，妄意自消，似觉简易。”王阳明得悉潮州的盛况，犹如身临其境，激动得夜不能寐，王阳明说:“书来，谓仕鸣、海崖大进此学，近得数友皆有根力，处久当能发挥。幸甚!闻之喜而不寐也。”而且盛赞潮汕地区的心学发展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阳明说:“自是其邑之士，若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则实君之昆弟之为倡也。其有功于斯道，岂小小哉!”将“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归功于薛侃。在《祭杨士鸣文》中再次盛赞了一番:“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鸣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后先颉颃而起者以数十。其山川灵秀之气，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则亦宜有盈虚消息于其间矣乎?”王阳明在肯定杨士鸣功劳的同时，更肯定了薛侃对心学风行于潮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正是由于薛侃的努力，潮汕地区才得以形成阳明心学的传播群体，成为心学重要的根据地，使阳明心学在粤东南广泛传播和发展。黄懋允说:“退隐于中离山，讲道淑人，蔚为远近归依。爰构祠于中山之阳，以崇阳明之祀，所谓笃信固守执极而不变者，非其人耶!故至于今，潮士犹有阳明之学者，皆中离先生之力矣。中离因圣学而祀阳明，潮人因阳明而知圣学，不有阳明，孰开圣学?不有中离，谁识阳明?”的确，没有阳明，无人开圣学之光;没有薛侃，无人识阳明之学。薛侃之于阳明心学在潮汕地区的传播，何其重要也!又如黄如桂说:“先生讲学绍兴，寻孔孟之正脉;倡道东南，振圣学之沉沦。潮之人士得闻良知之说而不失本原者，先生之力也。”从而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留下了一席之地:“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鸣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任道之器，后先颉顽，而起者以数十。”由是，阳明心学在南粤开辟了一片天地，所谓“粤闽王学也”;而所以如此，其功非薛侃莫属也。南赣时期，王阳明不仅要忙于地方治理，还要应付山贼的侵扰，同时兼具孙子、儿子、父亲、丈夫、先生等多重身份，因而少不了家务的缠扰。因此，王阳明若要从繁忙的家务、公务中腾出时间钻研圣人之学、创立心学，必须有人替他分担家务、公务。此外，王阳明在钻研圣人之学、创立心学过程中，需要与人分享、与人交流，甚至需要有人肯定和鼓励，而在他创立、传播心学的过程中，也可能遭到他人的误解甚至诋毁，此时特别需要有知己与他心灵沟通，相互慰藉。事实表明，薛侃不仅替王阳明分担了家务、公务，而且是王阳明心灵上的重要伴侣，在精神上给了王阳明极为稀缺的安慰。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时期，不仅重视讲学，且酷爱讲学，所以尽管政务在身，仍然念念不忘讲学。而其讲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并扩大影响，与薛侃等弟子的协助密切关联。《年谱》云:“先生出入贼垒，未暇宁居，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杨骥、郭治、周仲……皆讲聚不散。”王阳明“未暇宁居”，足见其有多么忙碌!好在有以薛侃为代表的一众弟子协助，其讲学活动才得以持续。《年谱》又云:“阳明公提督军务，乐以讲聚而忘其冗剧。先生(薛侃)与友冀、惟乾、郭浅斋、梁象峰日进请益，以迪初学，风声鼓动，四方学士远集，沨乎洙泗之遗，大有功于师门也。”同样是强调王阳明军务繁忙情境下，正是薛侃等弟子的协助，孜孜不倦，启迪初学，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才越来越大、声名远播。即便是回到潮汕之后，薛侃也曾数次回到阳明身边，与同门侍讲阳明:“冬，过越，聚同门于会稽书院，讲学数月。”这是指1521年冬季，薛侃来到绍兴，侍讲阳明数月。又:“春，先生在越。时阳明丁外艰在越，先生与同门邹守益、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讲，为讲乡愿一章。”这是指1523年春季，薛侃又来到了阳明身边，与邹守益、王艮等同门侍讲阳明。可见，薛侃在辅助阳明讲学、培养弟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出了突出贡献。除了侍讲之外，薛侃还勤勉地协助王阳明处理公务、家务。王阳明在丁丑年(1517)写给杨仕德、薛侃的信中，就提及让薛侃处理公务、家务受累之事:“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数日来谅已得必胜之策，捷奏有期矣。……廨中事以累尚谦，想不厌烦琐。小儿正宪，犹望时赐督责。”此时阳明正忙于清剿贼寇，但仍然牵挂公务、家务，所以有“廨中事以累尚谦，想不厌烦琐。小儿正宪，犹望时赐督责”之问。而在1518年的两封信中，他都提及感谢薛侃等人调教小儿(正宪)之事。阳明说:“小儿劳诸公勤开诲，多感多感!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验之果何如耶?正之闻已到，何因复归?区区久顿于外，徒老诸友往返，念之极切悬悬。今后但有至者，念之极切悬悬。今后但有至者，须诸君为我尽意吐露，纵彼不久留，亦无负其来可也。须诸君为我尽意吐露，纵彼不久留，亦无负其来可也。”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提及:“小儿劳开教，驽骀之质，无复望其千里，但得帖然于皂枥之间，斯已矣。门户勤早晚，得无亦厌琐屑否?不一。”王阳明在给薛侃的信中数次提及教育小儿之事，而且询问薛侃的感受，并表示了感谢。这清楚地说明，薛侃的确为王阳明分担了家务、公务，充当了大管家的角色，诚如《年谱》云:“时延尚谦为正宪师，兼倚以衙中政事。”作为王阳明的得力助手，薛侃的贡献显然不仅表现在看得见的家务、公务分担上，也表现在无形无相的精神慰藉上。作为心学大家，王阳明对自己的学问有着超强的自信，但独处时难免“心寂寂焉”，也会遭遇精神上的孤独，因而希望有人能理解、呼应他的心学主张，而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够在同一层面与阳明进行呼应，王阳明说:“鄙人之见，自谓于此颇有发明，而闻者往往诋以为异。”阳明自认为对圣人之学有所发明，无奈不为人所理解，反而遭到质疑和诋毁，所以需要心灵上、精神上的沟通和激励。薛侃似乎就是上帝为阳明安排的角色。薛侃偶尔也会离开阳明探亲访友，王阳明是怎样的心情呢?王阳明在1518年初写给薛侃的信中说:“此间朋友聚集渐众，比旧颇觉兴起。尚谦既去，仕德又往，欧阳崇一病归，独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于接济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谦更静养几月，若进步欠力，更来火坑中乘凉如何?”王阳明先是寒暄薛侃回到玉山的感受，接着便是“尚谦既去，仕德又往，欧阳崇一病归”，特别是“诸友中未有依靠得者，苦于接济乏人耳”，寂寞之态油然而现，从而“请求”薛侃“更静养几月，若进步欠力，更来火坑中乘凉如何”，说的似乎是日常事务及学问之事，实际上是希望薛侃尽早回到身边，能够“唠唠嗑”。而这年春天，薛侃携兄薛俊、弟薛侨、侄薛宗铠等来赣，聚集在阳明身边。薛侃不仅自己回来了，还为阳明带来数名新弟子。从中不难体会到阳明对薛侃的牵挂和依赖。一位先生，对刚离开自己不久的学生如此眷念，不是因为心灵上的契合，是很难作别的解释的。即便薛侃回到了潮汕，王阳明对其仍然念念不舍。阳明回到绍兴后，身旁已有钱德洪、王畿等高徒侍讲，但仍然希望薛侃来到绍兴。薛侃说:“闻有召命，未审出得成否。摅此为天下共人人所深愿也。侃钝根小识，平日莽莽而修，忽忽而言，未尝于极冷落处蓄聚，极峻绝处锻炼，正图恳切探求，冀堪告语沙边竹下，罄我秘密。乃今多事，恐不能以得此矣。……第恐离索既久，仪型既远，差失毫厘有不自觉者。向虑左右乏人任接引之劳，每怀走侍。今有德宏、汝中、师伊诸友在侧，侃可以缓咎矣。”薛侃以为阳明的“召约”是天下人共同期盼的心愿，但苦于自己学识不够、修养未济而正在努力探求之中，且家事繁多，分身无术，又考虑有钱德洪、王畿在侧，也就只有暂缓前往而违背老师的心愿了。字里行间，情真意切。王阳明与薛侃在心灵上的契合，亦可从薛侃在阳明去世后流露的情感中体会——“戊子，入京师，闻阳明公之讣，为位于兴隆寺，率侨与四方同志欧阳南野、魏水州辈数十人，朝夕哭焉。欲弃职奔迎，或曰:'即选言官，宜少俟。’先生弗听。方公西樵时为冢宰，亦劝曰:'重望舆论攸属。’亦弗听。求使山东，公事暇趋王氏家，事无大小，咸为经理，然后反。”薛侃闻悉阳明去世，不仅率众人朝夕痛哭，而且立即奔赴阳明老家，为阳明料理后事，王阳明、薛侃师徒感情究竟有多深厚，薛侃的行为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总之，薛侃不仅在家务、公务上替王阳明分忧解愁，而且在精神上成为阳明的重要伴侣，以慰藉阳明的心灵。可以想见，由于家务、公务之事有了薛侃的分担，从而为王阳明从容地创构心学提供了方便;由于在心灵上有了薛侃的交流和慰藉，从而使王阳明的精神得到滋养并更加健实。刻录是传承思想的载体，书院则是传播思想的途径。如果王阳明心学要得到传承、传播，必须依赖于刻录和书院，而薛侃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贡献。诚如上述，薛侃长时间陪侍在阳明身边，对阳明心学的精髓有着切身体验和感悟，同时，薛侃也是个有心人，自觉到保留阳明语录的重要性，因而他一直在默默地记录着阳明的讲学内容和平时的教诲，以待时机刻印。而且，从“分担家务公务”可以看出，薛侃实际上是阳明信赖的得力助手。薛侃对书院在传播阳明心学中的作用也有着深切的认识，他将创办书院视为传播阳明心学的重要途径。据相关文献记载，薛侃抄录、刻印阳明文录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抄录《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弟子袁庆麟说:“《朱子晚年定论》，我阳明先生在留都时所采集者也。揭阳薛君尚谦旧录一本，同志见之，至有不及抄写，袖之而去者。众皆惮于翻录，乃谋而寿诸梓。谓'子以齿，当志一言’。”饶宗颐《薛中离年谱》对此作了进一步考证后确认:“《定论》卷末有正德戊寅(1518年)六月余都袁庆麟跋云:'揭阳薛君尚谦旧录一本，同志见之，至有不及抄写，袖之而去。众皆惮于翻录，乃谋而寿诸梓’云云。是阳明《朱子定论》，乃初为先生手录也。”即谓薛侃第一个抄录《朱子晚年定论》。而《朱子晚年定论》对阳明而言非常重要，阳明说:“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由于阳明提出的心学遭到某些人的质疑，所以阳明对偶尔在朱子晚年的文集中找到与其心学观点一致的内容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这可以轻松地平息那些抨击他背离朱子而标新立异的议论。王阳明在《与安之》中又提及:“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尊意以为何如耶?聊往数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看来，在南京时，王阳明的心学主张的确遭受了较多的攻击，指其背离先贤朱子之学，这不能不让他备受压力。因此，当阳明随意从朱子晚年文集中挑选到那些“悔悟之语”、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地封住了质疑人嘴巴的时候，又不能不令王阳明大为惊喜。因此，从王阳明对《朱子晚年定论》的评价看，薛侃的抄录是具有重要而特殊意义的。其二，刻印《传习录》。之所以有《传习录》，首功无疑是徐爱。徐爱说:“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可见，徐爱跟随阳明时便有记录阳明言论的自觉意识。但徐爱的记录如果不加以刻印，肯定无法保存，特别是阳明并不主张刻印的情况下，徐爱说:“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然而，由于薛侃的刻印，使徐爱的记录陡然升值了，从而也显示了薛侃刻印的地位。薛侃不仅将自己收集到的阳明语录归在一起，而且加以分类并刻印。《年谱》云:“(1518年)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年谱》又云:“《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南大吉所刻“文录”正是在薛侃的基础上完成的。薛侃说:“先生之言始录自赣，曰《传习录》，记其答问语也;录于广德，曰《文录》，记其文辞者也;录于姑苏，益之曰《别录》，记其政略者也。”其中特别强调了《传习录》首次刻录于南赣，而各种“文录”有着不同的内容和价值。由于徐爱、陆原静所记阳明语录并未刻录，不利于保存和传播，因而薛侃的刻录具有标志性意义。薛侃还告诉人们《传习录》版本哪个更好——“阳明先生《传习录》后一本更好。盖先生自庚辰、辛巳后造诣深矣。要之有本之学，自有日新不已之妙。其《文录》、《诗录》分年不分类，其进自可见。”同时提醒人们，阳明的学问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精进的，阳明的文献都有标明年月，读者可以自行去分辨、欣赏。这对后人学习、研究阳明心学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黄绾曾高度肯定刻印《传习录》的意义:“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无疑，在整理、编撰阳明语录方面，薛侃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其三，编撰《阳明先生则言》。如上所言，记载阳明答问语的《传习录》、记载阳明文辞的《文录》、记载阳明政略的《别录》都有刻印，但薛侃发现不方便携带，于是与王畿从这些本子中汇集精华于一册。薛侃说:“录既备，行者不易挟，远者不易得，侃与汝中萃其简切为二帙曰《则言》。”这就是《阳明先生则言》的由来。在另一份文献中，薛侃也提到编《阳明先生则言》之事:“小弟不幸，近闻期丧，亦即欲归，因与龙溪议《传习录》前本还多蚤年之语，后本已拆入书类，而《文录》《别录》之多，士友不易得。即采诸友杂记再刻一本，又摘后录中要言别为二册，庶自便览，亦可广传。先师一生，懃懃欲发明此学，未及大明而中道丧亡。同门之士人各一方，又不免随其所见所至以自发明耳。不得遗言常在左右警发，鲜不落偏。况四方有志，思恨不及抠隅耳。受者多以二书得成，庶几得之精神心运之余，而有作者以嗣续阐明乎将来，则亦吾师未了之怀、未终之愿也。”这段话叙述得详细一些，谈到了编《阳明先生则言》的原因、经过和意义。其四，刻印《阳明先生诗集》。薛侃说:“先生既没，吾友宽也检诸笥，得诗数卷焉;畿也裒诸录，得诗数卷焉。侃受而读之，付侄铠锓诸梓。……诗之教，性情而已矣。离性情而言诗，非古也。由性情而出焉，谓之非古，可乎?夫性者，良知之体也;情者，良知之用也。是故吾师之学，致良知而已矣。良知致则性情正，性情正则种之艺生矣。”王阳明去世后，钱德洪、王畿分别保留了阳明的诗数卷，薛侃读后很受启发，便嘱咐侄子薛宗铠刻印，并从诗与性情关系阐述了刻印阳明诗作的意义，认为诗教无不关乎性情，诗不离性情，而性是良知之体，情是良知之用，因而良知致，性情正，所以刻印阳明诗集自然是对阳明良知学的极好继承和宣传。总之，薛侃在保存阳明心学文献上的贡献既是基础性的，亦是独特的。薛侃回到潮汕后，因讲学之需在当地创办了书院，何维柏说:“既免，归山中，日与士友讲习。既而率诸士白当道立祠宗山以祀阳明，崇劝也。”但其创办的最有影响的书院还是天真精舍。有文献记载:“侃素慕王守仁学，早出其门，精思力践，师门以勇锐见称。既归，遂筑天真精舍，祀守仁其中，时与同学讲求其中，且为戒于后曰:'此讲学公所，后世王氏、薛氏子孙世世无所干预’。”其中谈到建造天真精舍是为了祭祀阳明和聚集同门讲学，但更重要的还是继承、传播、弘扬阳明心学。薛侃说:“今我先师学得其宗而教有序，学者因闻而入，随资有悟，势莫能以一也。所赖即始要终，磨偏去蔽，底于中立，乃不孤至训，无怍此生。若遂离群索居，则仪刑既远，证救无闻，他时隳颓弗振，传授失真，盖有所弗免矣。同志咸为是惧，追惟先师之志，尝欲于西湖之上、天真之麓卜书院，以便讲学。”天真书院的建造是为了防止后人理解阳明心学陷于偏颇，同时为了防止阳明心学随时间推移失去本貌，也为了给同门提供一个切磋辩论的场所，无疑是同门一大幸事:“谋既集，会聚有期，藏修有地，足为同门一幸矣。”薛侃的说法在薛侨写的《行状》中也予以了强调，薛侨说:“先生归至越，懼离索之益荒，建天真精舍以萃同志，善类孚助，不月而成，人以为神异。”从薛侨的话里可出看出，薛侃曾去浙江一趟，但浙江的情形令他非常沮丧和忧心，同门离群索居，道场荒芜凄凉，先生模形渐远，便萌生了建造天真精舍以联络同志切磋奖掖、重振心学的念想。薛侨谓书院“不月而成”，的确有轻描淡写之嫌。因为实际上，创办书院并非易事。首先必须筹集资金，薛侃说:“同门有力与仕而禄厚者，自十金至五十金，各随寄至，交与刘兄登薄支用，兴造之余，置田以资岁给，乃为可久。不审诸兄谓何?谨驰报。”薛侃号召同门，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各人量力而行，并提出了置办田产以自耕自足的方案。《天真精舍勒文》云:“是举也，成夫子遗意，四方同志，协而成之，勒之石，俾世守者稽焉。”这清晰地表明，书院的落成，既是薛侃倡议、谋划的结果，同时也是同门积极响应和支持的结果。当然，书院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活动的内容及其安排，这方面薛侃也花了不少心思。《年谱附录》云:“侃奔师丧，既终葬，患同门聚散无期，忆师遗志，遂筑祠于山麓。同门董沄、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董其事，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前后相役;斋庑庖湢具备，可居诸生百余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其中传递的信息是，天真书院建成后，薛侃与同门董沄、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共同管理，后来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加入其中，每年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同门从四面八方云集书院，先祭祀阳明先生，礼毕开始讲会，直至该月结束。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耗费了薛侃大量心血的天真书院，不仅完全达到了薛侃的预期，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所以说达到了预期，薛侃说:“翰至，知留天真，喜慰喜慰。人近师友，自是有进。索居混处，若吹火寒湿之中，与红炉之侧、风关之下自不同。书院先师精神所绥，道之所在，至者剔刮，犹红炉也;友朋时聚，八省通津，明德经注，犹风关也。得此为益，吾人更有甚事?”这就是说，天真书院成了师友们切磋而相互激励之平台，成了阳明先生精神传播之场所，成了周围多省学者交流之中心，薛侃不能不以此为自豪。所以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王阳明再传弟子张元忭的评价为证:“明兴百余年，迨乎正、嘉之际，理学乃大振，海内书院以千百计，而淛之天真、泾之水西为最盛。天真之始，文成公尝托迹焉，而诸门人相与卒成之。”因此，天真书院的创办，对阳明心学的传承、发展和弘扬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在世时，对阳明心学不能理解和接受者也大有其人，甚至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也存在学术观点的差异;阳明去世后，虽然不能说树倒猢狲散，但同门弟子显然不能如阳明在世时齐心，甚至彼此之间渐生嫌隙。薛侃对此心知肚明，从而意识到协调这些关系的重要。王阳明与湛甘泉是道友，而且友情非常深厚。王阳明说:“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阳明认为二人学术观点往往不谋而合，而且为了共同信奉的理念可以牺牲生命。湛甘泉则以诗表达与阳明的友情:“自我初识君，道义日与寻;一身尚三益，誓死以同襟。生别各万里，言之伤我心。”大意是:自从与你相识，我们就共同探寻圣人之道，你我都以友直、友谅、友多为尚，虽然不能求同生，但愿能求同死，平日里你我各奔东西，可一旦想起你便伤心至极!足见王、湛二人的友情多么纯粹、深厚!但这也不排除他们在学问上的某些分歧。王阳明心学“头脑”是“致良知”，而湛甘泉的根本思想是“随处体认天理”。阳明认为湛甘泉的主张离圣人之学隔着一层。两位先生的差异，让学生们亦生尴尬。但阳明学生从中调和者居多，薛侃就是一位出色的“和事佬”。薛侃说:“先生与阳明尊师，其学同，其心一，其为教虽各就所见发，不害其为同也。况体贴天理，扩充良知，均出前贤，不可谓周静不如程敬，孟义不及孔仁也。向至浙，闻自南雍来者传有抑扬之语，侃谓非先生意也。先生、阳明一体者也，痒疴切己，休戚相关。其学是欤，自胥取益;非欤，虚心往复，必归极则而后已。昔人粗心浮气，徒致参商，千载弗满。曾谓二先生亦有然哉?”在薛侃看来，湛甘泉与王阳明的学问相同、成圣之心归一，只是为学方法上存在些微差别;体贴天理与扩充良知，也非王、湛二位发明，皆属先贤之说，不能说周敦颐的“静”不如程颐的“敬”，不能说孟子的“义”不如孔子的“仁”，名异而实同;往年在浙江听说来自您身边的人有贬抑阳明之语，我敢肯定不是您的意思;您与阳明先生乃是一体，对的地方，相互取益，不对的地方，相互包容，让其自己决定是非;历史上出现的人心浮躁、争强好胜、无休止相互攻击之象，难道您二位先生会认同?薛侃这个协调方式堪称绝妙!第一，将甘泉学说与阳明学说放在同一层级，而且在根本观点上是相同的，湛甘泉自然不会反对;第二，指出湛、王二人的主张都是先贤所创，诸贤所论各有所长，不好说谁优谁劣，湛甘泉也不会否认;第三，听说您身边有人贬抑阳明，但肯定不是先生您的意思，这样，即便是湛甘泉的意思，也为他铺好了体面的台阶下;第四，您的学问与阳明先生的学问可以求同存异，互相包容，谁的学问更接近圣道，让历史去评论，湛甘泉肯定不会反对这种主张;第五，历史上出现过的粗心浮躁、搬弄是非、无休止攻击之乱象，肯定不会为您二位先生接受，湛甘泉对此亦绝对认同!那么，薛侃这种绝妙的“协调”有没有起到作用呢?湛甘泉晚年写有《潮州宗山精舍阳明王先生中离薛子配祠堂记》，其中言及薛侃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与忠诚问题。湛甘泉说:“吾为此懼，往往为之明辨以闲阳明之道，岂得已哉?闲阳明之道以闲孔、孟、周公、文、武、禹、汤、尧、舜之大道，岂得已哉?而弟子或疑而訾焉。譬之若考有友，诫其友之弟子曰:'毋敝尔考室庐，毋亏尔考典籍，毋荡尔考田里。’谓之不忠于其考而訾之，可乎?”这段话不仅表达了湛甘泉对薛侃忠于阳明品质的认可，肯定了薛侃对阳明心学理解和把握的准确，而且赞扬了薛侃劝戒朋友的弟子忠于自己先生的行为。这说明早年薛侃写给湛甘泉的《奉甘泉先生》，湛甘泉一直记在心里。如此看来，薛侃的这番协调，至少缓和了王阳明与湛甘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使阳明心学与甘泉心学并行不悖而共同发明圣人之学。王阳明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们虽然不能说分崩离析，但显然不如阳明在世时团结一心。钱德洪说:“师殁后，吾党之教日多歧矣。”而且，阳明还留下了未了的“公案”，邹守益说:“今同志调零，存者复散慢，先生未了公案，尚及时完之。”因而协调同门的关系以维护其师之尊，便成了薛侃的燃眉之急。薛侃便是促使同门团结在一起的精神领袖，他不辞辛劳地做了许多繁杂的工作。王阳明去世不久，薛侃就与另一位同门邹守益商量处理阳明身后的相关事宜。薛侃说:“贵恙康复，深为斯道幸。先师遗弃，许多未结，尚祈会聚山中，了此公案，而一二同志亦渐凋零，计亦非可久延矣。但须人人实际，开拳见子，个数自明，不劳猜量，乃易为力耳。但自咎从前孟浪过了日子，今于丰约去处扫除稍宁，而是非顺逆景界犹时有碍，毕竟声臭未泯，根尘未浄乃尔。幸垂砭教。”这是说，阳明先生留下了许多未了结问题，同门有必要聚在一起切磋讨论，大家以诚相待，实事求是，各抒己见，以明其理。为了使同门不致隔阂而生异见，薛侃持续地、不厌其烦地邀约同门组织会讲、聚会切磋。天真书院落成之后，薛侃虽然远在潮汕，仍然会抽时间来到杭州组织并参与会讲，薛侃曾写信给弟子倪润说:“即因贱恙就医江浙，与同志有天真之约。天真在杭州，去淮十余日耳，不知五六月间能往一会否?”这是希望弟子倪润来杭州参加天真之约。另一封信则说:“是行诸友多集，拟集杭之天目，计当数月，而龙溪、南山、碧洋诸名德具在，亦一盛会也。”此言赴天真书院之约，相聚数月，有王龙溪等一众杰出同门相互切磋，乃一盛会，希望倪润亦能拨冗参会。王畿是王阳明弟子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在阳明去世后成为诸多学者追随的学术明星。薛侃以此为喜，视为“畏友”，并希望王畿在同门中作出表率成为凝聚力量，因而每次会讲薛侃必邀约王龙溪。薛侃说:“来年有兴一游，或就近武夷、匡庐约一会何如?师模既远，同志日零，大业未就，何以能慰?迩来先师尝托一梦，寄语与兄洎侃，皆生前肝鬲语，人所不及闻也。幽明若许，吾兄何以卒教?便中不吝。”约请王畿一会，地点无论是武夷，还是匡庐都可以;并说梦中阳明先生托话给薛侃和王畿，都是不许他人听的生前肺腑之言，足见薛侃心之切。再如:“安得吾丈一聚几时?庶过寡咎泯，诚至望也。承明春之约，以终先志，不审能果否。”询问王畿有无时间相聚，希望通过与王畿的切磋减少自己的过错，又一次诚邀王畿。薛侃反复邀约王畿参加同门会讲，实际上还是希望王畿为王学站台，以使会讲更具影响。江右是王阳明心学的重镇，聚集了众多弟子，但诸弟子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各有心得，因而也需要大家聚在一起沟通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奖掖。薛侃得闲也会不辞辛苦，远赴江西、浙江参与同门聚讲。1536年，薛侃先是赶往江西:“先生命驾往至吉安，为邹东廓、罗念庵辈留处青原书院者旬月，四方同志听讲数百人。”然后来到浙江:“督学少湖徐公闻之，檄吉安、临江各郡之士赴讲授，群心翕然归依。先生语诸同志曰:'不可’。遂辞而避之，往天真修葺祠宇，访阳明之孤，阐遗教以维同志。”在浙江，“钱绪山、王龙溪、王渐逵来会”。薛侃也向其他师友分享了此次游学的经历与收获:“沿途游罗岩、青岩，抵临，双江、东廓、水洲、瑶湖皆来会，而西川、子兆、思仁皆日切磋。聊此奉报，初瘥不能多及。”这里提及的聂双江、邹东廓、罗念庵、魏水洲、王臣、钱德洪、王畿、王渐逵等，都是王阳明的著名弟子。可以想象，薛侃此行对维系同门关系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薛侃对同门多是称赞有加，就是希望从“心”上消除彼此的隔阂。比如，对阳明晚年陪侍身边的钱德洪、王畿、王艮这几位重要师弟，薛侃非常注意“平衡”他们的关系，对王畿、王艮的评价是:“龙溪得先师之髓，心斋得先师之骨。”这个评价在伯仲之间，二王听得都舒服。而对王艮、钱德洪、王畿三位启发能力的评价则是:“心斋善耸发人，绪山善汲引人，龙溪善省悟人，皆吾所不及。”三人各有特色但不分高低，薛侃矮化自己抬高同门的艺术，自然会收到积极的效果。薛侃还号召同门应该效仿禅宗“僧赞僧”。由此看出，薛侃在协调同门之间的关系上是非常用心的，尽可能让每位同门即便观点相左也绝不互讦。而从其他同门的情况看，似乎不像薛侃如此热情、积极地以王阳明心学的名义号召大家聚在一起切磋学问，比如王畿说:“先师祠中旧有初八、廿三会期，频年以来，不肖时常出赴东南之会，动经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疏，心殊恻然。”王畿自己承认由于经常参加东南之会，没有顾及根本之地，以致荒疏，心里非常愧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王畿在组织同门会讲工作上不是那么上心的，这也衬托了薛侃的贡献。可见，在阳明去世后师友精神日趋涣散情境之下，正是薛侃不辞辛劳地奔走，以行动串联同门，以心凝集同志，使阳明心学一脉得以传承、光大。薛侃这种为弘扬阳明心学不顾一切的精神，不能不令同门动容，不能不令同门赞叹。王艮说:“先师良知之教，卓贯千古，微吾兄孰能与此哉?……此又在于吾兄消息权度之力焉，非区区所能与也。其不知此意者，遂诽诽日甚，虽有一二同志亦操戈入室矣，而况他人哉。”这是说阳明逝世后留下一大堆家务事，是薛侃不厌其烦地从中周旋、调解，才使王氏家族诸事理顺而趋太平。邹守益则说:“九月五日收彭山兄处所惠教言及《研几录》，知日新之功，鼓舞来学，在于师门，可谓克家矣。”“克家”，谓能承担家事、继承家业的人。邹守益称薛侃为“克家”，就是认为薛侃配得上阳明心学的掌门人。这种身份突出表现在组织协调上。总之，薛侃在巩固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友谊、协调凝集同门的关系等方面，的确是尽心尽力，为阳明心学的传承、弘扬创造了宽松而良好的环境。罗洪先说:“当是时，先生远游归，盖思与海内友朋各取所长，各弃所短，求圣人之学大明于世，以不负父师承传之重，意何锐也。”诚哉，斯言!前文所及创办书院、刻印文录、协调同门关系等，无不是薛侃为继承、弘扬阳明心学所进行的筹划，这里借助相关文献进一步展示薛侃为传承、弘扬阳明心学所作的努力，以凸显薛侃的用心、勇毅和胸怀。此外，自王阳明提出心学始，质疑、诋毁之声此起彼伏，被某些人视为异端邪说，直至阳明去世之后，仍然有人喋喋不休。以弘扬阳明心学为职志的薛侃，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以“理”服人，委婉慷慨，精准回击。如上所述，薛侃早年就服膺阳明心学，忠贞不渝。今逢阳明去世，薛侃在祭文中写道:“夫子逝矣，慨衣归之无从，虑身世之弗立，郁郁如痴，奄奄在告，盖一年于兹矣。方将矢证同志，期奉遗训，尚赖在天之灵昭鉴启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传之来世，以永芘于无穷。是固夫子未尽之志也。灵将驾，薄奠一觞，衷怀耿耿，天高地长，于乎哀哉!”忧心阳明心学失传，希望秉承阳明遗训，使心学大明天下、流传来世，以庇护生民于无穷，此即阳明先生未竟之志。这样，对继承、传播阳明心学的事业进行规划，便成了薛侃的当务之急。 因此，王阳明去世不久，薛侃便与钱德洪、王畿商量如何传承、传播阳明心学之事。薛侃说:“公弼兄来，得读讣告词，恻然哽咽之中有毅然负荷之期，别后新功，于此见。敬服敬服。师门有赖，斯道之幸也。自学不明，此道离而为文学，画而为谨原，激昂为气节，驰逞为功能，皆谓自足焉止矣，奚复讲学之为?斯言出而仁之体亡，仁体亡，此人欲所以横流，禽兽所以逼人，吾师所以暌于时也。夫唐、虞之为唐、虞，以其能使黎民敏德也;三代之为三代，以其人人为君子也。由今之学，无变今之俗，能使黎民敏德否?能使人人君子否?如谓弗能，则学之不讲诚可忧，与人同归之念不可不急矣。吾师上承千圣，下开绝学，正在此念纯切无替，是以斯文渐兴，斯道渐明，而世之爱吾师、知有此事者谓此为多，不爱吾师、不知此事者谓此为虚，亦可哀矣。所赖此理在人心，磨劫不泯。都下信向日众，则四方可知，后世可知。吾辈正当任其责，务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庶几以一衍百，以百衍千，以千衍之万亿，则斯道之寄为不孤矣。愿审己相时，虚心体物，以会天下之同，尽此生之为，只干此一事足矣。若人持一见，地各一方，则此学之明不明，未可知也。不审诸兄以为何如。”薛侃肯定了钱德洪、王畿讣告词中所表达的继承、弘扬阳明心学的责任感;阐述了阳明心学的重大地位和价值;批评了某些不懂心学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可怜;将传承、弘扬阳明心学视为同门的神圣职责，提出将弘扬阳明心学作为此生唯一事业。这实际上是对钱德洪讣告词中主张的呼应，讣告词中有这样的话:“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见于行，没乃光于万世者，亦以其门人子弟相守不变耳。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人揖子贡，相向失声，是非儿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学也。子贡反，筑室独居三年，则益粹于进矣。凡我同志，远者、仕者，虽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间相一聚，以庶几相期于成乎?”号召同门团结起来，为弘扬阳明心学而奋斗。而就薛侃个人而言，明确提出此生以传播、弘扬阳明心学为唯一事业，其胸怀、其气象、其品格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在给邹守益的信中，薛侃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弘扬老师学问的原因、意义和决心。薛侃说:“此学未明，吾师虽死不目瞑，匪惟天下贸贸，而吾辈亦或苗而未秀，秀而未实，又如生者菽稷未分，种子方辨。聚谈之间未及出语，已有尔是我非之不一矣。持此以往，东崩西析，讫无底止，则又安能明诸人、明诸后乎?用是远体先修之意，合力兴此书院，使会有方而一有期，拼此一生干此一事、明此一件，天地神灵亦当昭临相协，以终厥志。拘之前瞻后顾，终不济事，殆夫子所谓防虎患者也。《轮年约》与《书院报》二纸奉冀裁教。”薛侃首先强调，如果心学不明于天下，阳明先生虽死不会瞑目，进而言天下还有许多昏庸糊涂之人，而同门中也有苗而未秀、秀而未实者，如此以往，必然分崩离析，心学怎么可能被当世人明白、为后世人接受呢?因此，必须趁早做实基础性工作，合力建造天真书院，从而为同门、同志的会讲提供地点和时间保证。而完整详细的规划在《轮年约》《书院报》两文中，请邹守益修改完善。并再次发誓，此生只做继承、弘扬阳明心学这一件事。天真书院是薛侃传播、弘扬阳明心学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院创办之前，薛侃就对书院的运作进行了规划。薛侃说:“然苟无其人以主之，终是来去弗常者，至者靡依。每岁议延端的一友常居其中，有事必自请代，代者至，乃离而去。凡吾同志，无分仕隐，遇暇来聚，或有羁，二三载之间，亦谋一集，或行过四方，必迂途取道以会，庶几夹辅相益，日归精一。而海内有志之士，抱未及门之憾者，亦得远临，互相发明，以是承接不已，当与天下同归于善而后已也。是岁已请德宏兄，明岁请汝中兄，盖二兄侍师日久，得深而见的者也。嗣是而后，于诸友中请代，请者端的，则代者必端的矣。如此庶先师未尽之志，吾侪鲜终之怀可以少舒，而天下不容泯灭之一脉亦或可扩而彰矣。”薛侃提出的规划是:每年必须延请一位同门主持其中，如果主持者有事需要离开，必须安排好接替者;头一年请钱德洪主持，次年请王畿主持，钱、王二兄陪侍先生多年，深得先生学问真谛，此后由同门轮流主持，如此循环往复。至于参加会讲的要求，薛侃也耐心细致地提出了建议:一是大凡同门、同志，不分官民，只要得空必须来聚;二是寄居他乡不便者，也应在二三年之内设法来聚一次;三是行走四方无定所的同志、同门，则应想办法取道来会。至于那些以未能拜师阳明为憾的人们，也可以远观学习，相互发明，从而承续不已。薛侃对此非常自信，认为书院如果能如此运作的话，阳明先生的遗愿便可实现，同门的美好理想亦就可以暂时地得以舒展，而世间不容许泯灭的圣学一脉便可以广为传播并明澈于世了!书院落成后，薛侃立即落实规划。薛侃说:“不胥翼维以底于成乎?幸我绪山侍师日久，微言奥义具获指授，其爱同志、忧来学之心，与师一也。天真书院成在不远，谨会众致请执事常居其中，凡我门同志，幼者师焉，长者友焉。如侃虽长而未有闻，亦事师友之间焉。庶几质证有方，聚会有地。以事离去自请代，请者必端的矣。如是弗断，斯道可一，斯学可明也。吾执事幸毋以年以事多让。”在这封写给钱德洪的信中，薛侃与钱德洪商量主持书院之事。薛侃请钱德洪主持书院，因为钱德洪对阳明的学问了解得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入，年长者可称钱德洪为友，年轻人可称钱德洪为师，像薛侃这样年长而见识短小的人，当可与德洪兄师友相称。如此，诸事便有了可遵循的规则，聚会就有了明确的场所。如果书院主持因为有事而离开书院，必须安排好代替者，且要有充足的理由。如此持续坚持，心学定能光明于天下。并强调钱德洪不能以年龄为由拒绝。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一方面反映了薛侃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反映了筹划书院事务安排亦是费尽周折。书院运转状况一直为薛侃所牵挂，而关键时候他总能给书院注入动力、明确方向。薛侃说:“即幸执事握可为之机，且在根本之地，尊崇敷发，百世观瞻，诚非偶也。家在所庇，孤在所保，祠堂在所创，遗言在所修，执事之心可谓竭罄而无遗矣。然祠宇有时而圮，载籍待人而后能明，子孙未必能世其真，则亦犹夫文艺、才节、勋绩之类也。然则为今宜导流而使之远，择果而树艺之使复生生，扬风拂翳，助日之光，使无乎或晦，则执事之所得而可为者也。先师还越积六载，兴起友朋数百人，征广时，至大书院尚聚以百，龙山会以百。不肖求差会葬，寓天真，犹动以百。此行初至，如履无人之境，过越落莫尤甚。夫力田而耕，犹或有馁，集肆而贾，尚未必裕，况弗田弗肆，尚可稼与殖之有?龙溪得先师之髓，心斋得先师之骨，已为知学者趋向。有庠生范引年颇善启迪后辈，可以延主天真之教，能为小立一室于近左，免置往返余姚，尤便而可久。杨汝鸣与张叔谦倘未即第而归，亦可延守越之祠。心斋小祥后亦可惇情往来其间。庶几风教一振，人知翕向，陶习将来，一行衍十，十以衍百，则此学之明犹有可企也。师逝十年，萧条若此。不知十年、二十年，复何如也!佛之学兴二十八代而入中土，自一灯传而为五，五衍而遍天下，亦以为之徒者人人有兴其本教之心也。故其言曰:'若要佛法行，除非僧赞僧。’今执事能以兴斯学以续吾师一体之仁，匪惟有光职业，亦有功师门。”薛侃先是对冷塘为传承、弘扬心学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认为冷塘承担这项工作是天意的安排，任何事业都必须有人努力去做，冷塘正是“导流而使之远，择果而树艺之使复生生”之人，因而对弘扬阳明心学具有重大意义。不过，薛侃对天真书院落成后不到九年就成了“履无人之境”，感到非常痛心，所谓“落莫尤甚”。好在如今有了冷塘主持书院，致力弘扬阳明心学的事业，又让薛侃感到欣慰。薛侃就此提出了建议和规划:在物质上，书院可以自耕自种，实现自食其力，虽然不富裕，但足够自养，从而维持书院的运转;在学术上，王畿、王艮都已是学者风而归之的领袖，可以立为书院的旗帜;庠生范引年有能力担任助教以启迪后辈，故可请其负责天真书院的教学工作;如果杨汝鸣与张叔谦未及第归来，亦可请来协助;王艮身体康复后也可往来于越泰之间以助力。如此大干一番，或许能使风气一振，人心所向，泽被将来，一传十，十传百，心学之明或可期待矣!薛侃创建天真书院，本来就是为传承、弘扬阳明心学提供条件，结果不到十年，天真书院的状况惨不忍睹，如今同门冷塘主持天真书院，以接续弘扬心学的事业，薛侃不能不情绪激动，又是一番周密安排和宏伟规划，言辞恳切，情文并茂，精神激荡，不能不令人动容。如上文献表明，薛侃在王阳明去世的当年，就向同门阐述了继承、弘扬阳明心学的必要和意义。在思想上动员、号召同门以复兴阳明心学为己任，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发起建造天真书院，以为传承、弘扬阳明心学永久场所;聘请钱德洪、王畿、王艮等轮流主持书院，以保证传承阳明心学正脉;聘请助教，以充实书院教学事务;制订院规，使书院主持、助教轮换与接替有章可循;书院成员长幼有序，相敬如宾，但以弘扬心学为要务;书院经济上努力实现自耕自给;所有同门效法禅宗“僧赞僧”的风气，相互鼓励以不断进步。真是事无巨细，不厌其烦!薛侃的虔诚和用心显露无遗。陈九川说:“公在师门，行励志敦。抗节廊庙，直声四奔。谓几弗精，用乃弗神。密观精照，苦探其源。同志所畏，后学所尊。乃俾斯学，流布海滨。旧朋四集，日精所闻。食公之惠，其所与伦?”这个评价可谓恰如其分。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不仅生前有人质疑，死后仍然有人质疑。作为弟子的薛侃，无论阳明生前死后，都坚持不懈地为阳明心学进行辩护，成功地回击了各种质疑和诋毁，捍卫了阳明心学。薛侃回到潮汕后，成了阳明心学在当地的代言人，因而那些质疑阳明心学的人便来找薛侃理论。薛侃是怎样回应质疑的呢?薛侃在写给阳明的信中说:“昨会陈校文，家兄旧徒也，集群议来相质。侃云此不须辨，知者可一言而解。渠问言，侃谓今人小小自竖，皆知所避，以完其名，岂谓负天下之望，欲明斯学而不能避斯世之疑乎?必有谓矣。渠唯唯。”薛侃告知阳明有陈校文者质疑心学之事，并将处理过程陈述了一遍。薛侃先是劝说陈校文等人无需争辩，因为真正了解阳明心学的人，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陈校文等人问为什么，薛侃告诉他们说，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才会鬼鬼祟祟、躲躲闪闪，君子以彰显圣人之学为使命，坦坦荡荡，怎么会为了逃避世人的质疑而躲藏呢?陈校文等人听罢点头称是，唯唯而去。有人质疑阳明心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薛侃则耐心地予以了解答和回应。薛侃说:“吾夫子发明良知之说，真切简易，广大悉备。漫汗者疑其约，而不知随遇功成，无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圆无滞，动出规矩，非率略也。袭古者疑其背经，考之孔、孟，质之周、程，盖无一字一意之弗合。尚同者疑其立异，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尝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于世教圣门之宗旨也。盖其求之也备尝艰难，故其得之也，资之深，若渊泉之莫测;应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时雨之施，弗先弗后;而言之易入，若春风煦物，一沾一长。其平居收敛，若山林之叟，了无闻识。其发大论，临大难，断大事，则沛然若河海之倾，确然若蓍龟之信，而莫知其以也。”对于这些质疑，薛侃分析说，之所以质疑阳明心学简约，那是因为不知阳明心学随遇功成、无施不可之特点;之所以质疑阳明心学宽泛，那是因为不知阳明心学方圆无滞、动出规矩之特点;至于质疑阳明心学背离儒家经典，可对照孔、孟，质之周、程，心学，却无一字一意之不合;之所以质疑阳明心学标新立异，而阳明心学的最大特质就是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尝有一事一言之迂阔，因此，阳明心学实际上是大有功于世教圣门之宗旨的。而且，薛侃借此向那些质疑者免费普及了一次阳明心学。薛侃说，把握阳明心学真谛的确是难上加难啊，但一旦觉悟此道，受益之深如山泉而不可测量，反应之妙如鬼神而不可预知，其教化，有序如时雨而不分先后，其言辞，易入如春风而即沾即长，其平居，收敛如山林之叟而似无见识;然而，当其发表重大主张、面临重大困难、决断重大事件时，则能沛然如河海之倾，确然如蓍龟之信，却不知其何以能做到这些啊!薛侃的话发自肺腑，真挚亲切，理直气壮，那些质疑者不会因此而羞愧?也有人质疑阳明心学是禅，薛侃则将禅宗与圣人之学进行对比，以明心学为圣人之学而非禅。薛侃说:“禅之得罪圣人有三:省事则髡焉，去欲则割爱焉，厌世则遗伦焉。三者禅有之，而阳明亦有之乎?……圣人之异于禅者亦有三焉:以言夫静，无弗具也;以言乎动，无弗体也;以言夫用之天下，无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伦备焉。此阳明有之，而禅亦有之乎?”薛侃告诉质疑者，禅得罪圣人之事有三:省事则髡，去欲则割爱，厌世则遗伦，而阳明心学一件都沾不上，怎么能说阳明心学是禅呢?而圣人之学异于禅者亦有三个方面:静者无不具，动者无不体，用者无不能，所以一本立而五伦备，阳明心学三者皆备，禅则一件不备，怎么能说阳明心学同于禅呢?质疑阳明心学是禅的人，还罗列了三大“罪证”:焚废书、背离朱学、涉虚。那么这种质疑有无合理性呢?关于废书，薛侃说:噫!子误矣。不然，以告者过也。先生奚废书乎?昔者郭善甫见先生于南台，善甫嗜书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静坐”。善甫坐余月无所事，复告之曰“子姑读书”。善甫憝而过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庆以废书而静坐，终也教庆废坐而读书。吾将奚适?”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书果学乎?孔子谓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学果废书乎?孔子赞《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笃也。先生奚废书乎?”薛侃列举阳明指导郭善甫的例子以否认“阳明心学废书”的质疑。那么，阳明是否背离朱子呢?薛侃说:“先生尊之甚者尔，岂曰背之乎?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夫今之乐非古之乐也，而孟子以为庶几，何也?彼其于乐孰无好?好之而已、听之而已、称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体其和、推其意而得夫乐之本，则必妙之乎声容之外者矣。先生于朱子亦乐是焉尔，恶在其为背也乎?且朱子，尊程者也，其为《本义》多戾《易传》;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称《诗》、《书》多自为说。先生之于朱子亦乐是焉尔。恶在其为背也乎?”薛侃以孟子好乐为喻，认为阳明好朱子是“体其和，推其意”以得朱子学之本，所以不存在背离朱子的问题;而且，朱子尊程夫子但其《本义》却背离《易传》，朱子崇孔、孟，却并不好古循旧，而于《诗》《书》多自为说，阳明之于朱子，亦似朱子之于孔、孟、程，如何说阳明背离朱子呢?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于言阳明心学蹈虚，薛侃的回应是:“子以虚为非乎?以偏于虚而后为非乎?夫以虚为非，则在天为大虚、在人为虚明，又曰'有主则虚’，曰'君子以虚受人’，曰'圣人虚之至也’。今子以虚为禅而必以弗虚为学，则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灵矣，骨董足以胶人之柱而弗清矣，藩篱格式足以制人之肘而弗神矣。”就是说，如果以“虚”为非，那么，“天为大虚”“人为虚明”“有主则虚”“君子以虚受人”“圣人虚之至”等都是错误的?如果不是错误的，那么，以“虚”为禅而以“非虚”为学，就必然导致以假乱真，从而否定圣人之学。因此，不能以“虚”否定阳明心学。这样，薛侃就将质疑阳明心学为禅的观点给彻底地否定了。在薛侃的心目中，阳明心学纯粹而亲民，怎么总有人质疑呢?薛侃也作过检讨。薛侃说:“吾夫子学继往圣，功在生民，顾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与人为善之心。岂非浅近易知而精微难悟，劣己者容而胜己者难为让耶?且自精一之传歧而为二，学者沦无滞有，见小遗大，茫无所入。”就是说，之所以常有人质疑阳明心学，那是因为:质疑者只能理解浅近易知的常识，而不能理解精微难悟的思想;质疑者只能以不如己者为喜悦，而不能以胜于己者为喜悦;而且，自从圣人之学分裂为二之后，许多学者有无不辨，见小遗大，迷失了方向。当然，有些质疑者则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在阳明心学上下功夫。薛侃说:“人有非阳明先生之说者。先生曰:'此只是不曾用功，徒据纸上陈言争辨求胜。譬如饮酒入口，方知美恶，彼未曾尝着，只管漫说此酒不美，不知饮者已自沉醉，你来说如何肯信?’又曰:'人多非笑此学，亦不足怪。此道理是天地间灵秘，岂人人可得?若人皆信及，则人皆可为圣贤。天生圣贤，自是不数。’”就是说，对来自昧于阳明心学者的质疑，完全可以不加理睬。更何况，阳明心学是天地间的灵秘，并非人人可得，那些不能领悟者的胡言乱语，自是正常。无疑，薛侃对关于阳明心学质疑的回击和解释，既理直气壮，又富有技巧，显示了极高水准，正所谓:“今之谈学而强有力者，宜莫如先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阳明心学的完整，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总之，在接引弟子以壮大心学队伍、分担事务以减轻阳明负担、刻印文录以为传承心学载体、创办书院以为传播心学场所、协调关系以使同门团结一心、精心筹划以谋复兴心学策略、坦诚交流以慰藉阳明心灵、回击质疑以清除心学流传障碍等方面，薛侃都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尤其令人动容、钦佩的是，薛侃虔诚敦厚、勇毅果敢、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之品质，不仅在同门中无出其右者，即便在整个中国古代师徒关系史中亦属罕见。正因为薛侃兼具如此宝贵的素质和品质，广获海内士人的认可，诚如黄如桂说:“晚年见道亲切，著书立言而名震宇内。东自瓯越，西及荆陕，与两京士类咸推先生为道学主盟，翁然尊而宗之，斯文赖不坠矣。”或许，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业，可从薛侃传承、弘扬阳明心学的实践中获取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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