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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挥师陕甘，并顺利平定捻回之乱，因此在他在新疆任上之前对西北军务十分了解。 左宗棠深知西北用兵筹备粮铜之难处，督办陕甘军务时就曾指出“西陲军务之难，原因铜、粮两匮，转馈维艰，天下所共知”，而当时晚清复杂的环境加重了西北粮铜的筹备难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晚清国内环境 其一，陕甘捻回之乱导致西北社会民生凋敝，粮铜筹措转运维艰。 西北陕甘两省刚经历过短暂的陕甘之乱，这一事件波及到宁夏、青海、新疆等省份，致使西北民穷财尽。 对于西北人祸导致民生疲惫，左宗棠自己也谈道:关陇之地历经八年兵事，消耗巨大，“陇中尤甚”。 贩灾之粮食、开荒之耕牛等诸事费用也必须提前准备，因此筹铜、筹粮、筹转运“无一不艰阻万状”。 
即使甘肃新复之地，人口也锐减，丝毫不能藉资民力。 陇铜奇缺，天下尽知。 陕甘两省之前积欠铜银多达两千六、七百万，无论两省财政如何腾挪补款也“终必决裂”，亦天下所尽知。 左宗棠就此上奏朝廷请求豁免甘肃积欠十余年来的粮铜，他说甘肃己多年饱受捻回之苦，农业荒废甚久，己无从征解甘省积欠铜粮，“伏恳天恩概予豁免”。 其二，海防派欲撤塞防以固海防。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主张停撤塞防之铜均济海防。 
左宗棠塞防海防并重的主张的得到清廷认可后，多次受到李鸿章及其朋僚的掣肘。 海防派主张塞防无用论，挑拨一些省份主政官员与左宗棠的关系，多次阻挠西征协铜的顺利拨放。 如光绪元年正月李鸿章与王补帆中垂的信中写道，修建西北农田水利设施成本消耗巨大，重金才能图后效，恐“信从者寡”。 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李鸿章与山西鲍源深的信中说到:各省财力分耗过大，西北收复遥遥无期，财政支出己成了无底洞，“总署力请整顿海防，鄙议不得己，缓西师以固海疆，铜乃有著”。 
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与其信中再次提及:现在财政困难众所皆知，户部不能够统筹大局，体会朝廷艰难，但唯西北有需要，即刻“羽檄立至”，就算海防全撤也满足不了西北战事需求。 同时李鸿章多次向沈葆祯提及西北款项不宜筹办，应以海防兵铜要紧，并挑拨左沈关系;甚至动用与英商的关系，力图在洋款上动心思以达到阻挠塞防的目的，唯恐因塞防洋债影响到东南海防。 其三，晚清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军费紧缺。 自嘉道时期，清政府始现颓势，鸦片战争以来，晚清财政危机逐步形成。 
实际上，中央政府对西北粮铜划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政治制度的没落腐朽，晚清财政危机四伏，独力难支。 由于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恶化，财政上经常会挪用各种款项，且预算外支迅速膨胀，“量入为出”的财政支出原则己远不能满足时势需要，“量出制入”的财政支出手段开始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清廷不惜将田赋、各关税、铁路权益等作为抵押举借洋债，并均由各省财力承担。 此举进一步加剧了晚清财政危机。 晚清国际环境 
晚清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工业革命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之下此消彼长，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沙俄和阿古柏就在这一时期盘踞新疆，此外英国虽占领印度但也凯觑中国西北，并且这三方在中国新疆及帕米尔地区进行着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交易，严重威胁中国西北边疆安全，新疆局势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东南沿海也同样面临强国海上威胁，中国的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 复杂的国际环境加大了左宗棠用兵新疆的军事风险。 新疆长治久安非屯政不可 
左宗棠带军西征的期望和设想是图边疆百年之安，不图一时之功，而图长久之策，既要完成军事行动又要统筹兼顾社会发展。 历史上，西北边疆战事不断，轻则出动军队平息，重则伤及国本。 没有国防就无法保护边疆，没有边疆何谈建立国防，要想做到两者统一就必须找到一举两得的办法。 左宗棠坚信维持新疆长久之策非屯政不可，因为开屯政不但可以固守边疆、发展边疆农业之利，更对维护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具有长久之功效。 没有边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再强大的武力也不可能永葆边疆的安宁。 
要想维持边疆和平与安宁，除强大的军事能力作为震慑力以外非屯政不可。 然而，左宗棠西征铜粮匾乏，协铜不旺，甚至向洋商借款。 西征极度艰难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使他深深意识到光靠军事力量维持边疆百年之安是妄想，只有通过全局规划以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才是真正的边疆和平之路。 他在与刘锦棠信中写道:“陕甘及新疆万余里版图，无可恃的铜，徒盼协款、借款度日，何可为常?将来腆疆克复，当讲农田水利、畜牧、通商，以规久远耳”。 
除了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设计以外，他更有意推动新疆设省，并多次上奏清廷表明新疆设立行省之意。 他与时任云贵总督刘长佑也曾提及:“西事顺迅，古今罕见，亦实始愿所不及，果得人而理，取其地而郡县之，于边地仍立军府，当可数十百年无事”。 清廷支持左宗棠新疆屯政 左宗棠新疆屯政是在清廷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为支持左宗棠关外的军事行动，减轻左宗棠因缺粮缺铜对军事推进的消极影响，清廷连下两道谕令支持左宗棠关外屯政。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廷首次以正式文件支持关外屯政，上谕左宗棠筹办肃州粮台及关外屯政。 前据左宗棠奏，袁保恒所请开办屯田，殊非此时所宜。 当谕令与袁保恒商酌，兹据景廉奏:关外地广人稀，果能大兴屯政，关外多一分收获，关内即少一分转输，虽奏效稍迟，而节省经费之计无逾于此。 着左宗棠悉心筹办，勿惜小费而废大计，现在大军进规乌鲁木齐，军精最关紧要，该大臣务当妥速筹维，认真经理，以裨大局，毋得稍存成见，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光绪元年七月初九，清廷第二次要求左宗棠组织关外屯政，上谕左宗棠等筹办新疆粮运兵事屯垦事宜并己派刘典帮办陕甘军务。 左宗棠奏筹画新疆军务情形一折。 “新疆地方，从前因兵力、铜事未能兼顾，以致久稽规复，现在关内肃清，正宜乘此事机，力图大举，绥靖边疆”。 并说左宗棠此次所陈筹办粮运、兵事，有条不紊，颇合时宜。 又提道:“开屯为边防要务，全在的得人而理”。 据左宗棠奏张耀进屯哈密，亲率所部，殚力经营，成效显著。
现该提督未移军务，应当尽力兴办屯务，以规久远。 而巴里坤、古城一带开垦事宜，谕令左宗棠现派员察看，并着大臣悉心办理，次第举行。 根据左宗棠所言，西路各营官兵，不宜耕战结合，应择其精壮者束以营制，如徐学功等人分别任用，其中不能战者散之归农。 于是，着左宗棠与金顺会商妥善处理，“以实营伍而增屯垦”。 金顺、张耀所部滞留部队应立即开拔，兵力既增，则屯丁可减。
此前左宗棠建言，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驻各大臣应就现在所增旗营核定粮铜，如缺额较多，准照旧额马步就地挑募丁壮补数，但责其保守城池，不必责以战事。 脱屯丁伍籍，散之归农。 官屯、私屯地亩收获余粮，准照时价出售，各军均可购买接济军粮，于军事推进也更有利;并着金顺、文麟即照左宗棠所筹划办理。 除了在左宗棠的屯政谋划上清廷予以大力支持外，在具体的屯政开展和组织协调上，左宗棠可以专款专用。 屯政事业不仅需要人员，还需要相关经费，左宗棠专门为此划拨专项经费。
据左宗棠本人上奏，自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1877年)十二月止，支发各处屯垦经费、采买耕牛籽种价值，并汉回安插、贩济等项，共银三十五万四十八两四钱二分二厘三毫六丝二忽。 这在当时晚清社会铜粮两匾的财政背景之下己经是很大的一笔费用了，左宗棠用来发展新疆屯政事业，可见他对恢复新疆地区农业经济、推动社会发展、实现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迫切愿望。 左宗棠青年时期农业思想 左宗棠的农业思想还源于他的生活。 他生活清贫，青年时期寄居妻家，耻不能自食，为此对他对农事颇有研究。
可以说农事是他的生活中的一种嗜好，占据了生活的一部分。 左宗棠年轻时博览群书，尤其对历代农事的著作进行过深入研究，也曾致力于农事。 例如他研究过区田，并作了《广区田制图说》。同时，他对种桑、养蚕、种茶、种竹等都颇有研究，自称湘上农人。 他曾在与朋友信中这样说: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闻甚良，惜细雇辈尚未能尽如其意也。 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 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
由此可见，他年轻时期就亲力农事，自给自足，对农事的研究积累了实践经验。 左宗棠第一次会试落第，作《癸巳燕台杂感》诗八首，其中的一首诗首次表露了在新疆屯田和建省的设想。 诗中写道:“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真驼万里输官稻，沙碳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之钱，将军莫更纤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又在上徐法绩书中说:“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槽诸务”，表示将致力时务之学。 这首诗作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左宗棠时年二十一岁。 他正值青年就对西域建设、发展和安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规划和建议。 最终他的治边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充分实践。 参考文献 [1]张小萍:《从左宗棠经济活动看其经济观念》《兰台世界》，2014年第10期。 [2]邹洪礼，《清代新疆开发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 [3]西域文库典籍编，《新疆图志》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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