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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多地山区农村里还能看到“薅草锣鼓”的场景。和着锣鼓乐节，高亢激越的说唱声，荡响在山田野地里。俗野粗犷之中趣味横生，这种原始古朴的说唱形式——薅草锣鼓，给劳作中的农人带来了欢悦，也给山乡增添了生气。
▲ 东汉说唱俑 金堂出土 成都博物馆藏 “薅草锣鼓”，通常是由一人，或多至两三人，跟着横列在田地里劳作的人群后面，敲打着乐器并断续说唱的一种表演形式。劳作以薅草为主，乐器则多用锣鼓，故这种表演形式有了“薅草锣鼓”之俗称。 “薅草锣鼓”，也称作“薅草鼓”，不同地方其称谓有所不同。例如，有称作“打锣鼓”的，还有直接称作“打闹”的，等等。清同治《来凤县志》：“四五月耘草，数家共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复趋一家，一人击鼓以作气力，一人鸣钲以节劳逸，随耘随歌，自叶音节，谓之薅草鼓。”清光绪《黔江县志》：“是月插秧，比长五六寸，相约薅草，鸣钲鼓更唱迭和以趣工，曰打锣鼓。”清光绪《彭水县志》：“四月，秧长五六寸，农人通工栽插……以二人司钲鼓，田歌相应，以节劳而趣工，曰打闹。”民国《荥经县志》：“栽插击鼓，曰长腰鼓。”名称各异，形式略同。显然，这种伴之于锣鼓的说唱，其目的或作用，就是通过娱乐的形式，使劳者乐而忘疲以提高工效。清嘉庆《犍为县志》：“初夏，农人结伴薅秧，以一人击鼓先歌，众人齐声属和，谓之催功，用力甚齐，瞬息一畦，浑忘劳倦。” 击鼓而进，鸣钲而止，以击打鼓钲来指挥与策励兵士作战或役夫事田之法，古来有之。 《诗经·邶风》：“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薅草锣鼓”，可以说是远古传留下来的化石级别的遗风旧俗。 新石器时期，我国南北方农业先后从“刀耕火种”阶段进入到了“耜耕”阶段；至战国时期，农业更是进入了“精耕细作”阶段；两汉及至唐宋时期，稻麦菽粟等作物的规范化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元明清时期，随着玉米、红薯、土豆等适应山地生长的高产作物的引入，轮种多熟制农业发展到了高点。毫无疑问，农业发展中，提高土地利用率与劳动生产率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督工催工之“薅草锣鼓”的产生，也就自然而然了。
▲ 东汉陶水田 新都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薅草锣鼓”，古称“薅鼓”，至迟在宋代时，已经普遍见于农作之中，南北各地皆有，其中尤以巴蜀楚等地为多。元《王祯农书·薅鼓》中引宋代曾氏农书序云：“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宋时有关“薅鼓”的记载很多。宋·曾造《类说》中辑录有五代蜀僧、丹棱人氏可朋作的《耘田诗》：“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鼓兮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天公降之以雨，桑麻熟，仓廪富。不饥不寒，上下一鼓。”宋·赵蕃《淳熙稿·田家行二首》中有：“江东闻田歌，湖北听田鼓。鼓声于以相疾徐，歌调因之慰劳苦。”宋·李新《跨鼇集·铜鼓道中所见诗》中有：“麦秋场圃面颜光，蚕月丝车茧水黄。豆饭饷田薅鼓住，田塍收水妇翁忙。” 早期的“薅鼓”，也称“耘鼓”，鼓放置在田头地边，或挂于近旁的树枝上，一人击鼓，以节奏督促劳人。后来的“薅鼓”形式中增加了乐器“钲”，《说文》：“钲，铙也，似钟，柄上下通。”宋人吴芾有诗句：“何事深村赤脚妇，亦闻钲鼓出篱间。”再后来，“薅鼓”中的“钲”又演变成一种类似于钹，但中间隆起部分较小的铜质乐器。明清时期，锣的使用普遍起来，锣与鼓的组合，加配以说唱，形成了近代“薅草锣鼓”的基本形式。
▲ 薅鼓 元《王祯农书》插图
▲ 薅鼓 清《钦定授时通考》插图 谈及“薅鼓”，有必要特别解释一下“薅”。薅，即指拔、除，《诗·周颂》：“其鎛斯赵，以薅荼蓼。”《说文》：“薅，拔去田草也。”“薅”字或派生于“耨 [nòu ]”字。耨，古代除草的农具。《国语·齐语》：“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鎛，以旦暮从事於田野。”《释名》：“耨，以锄耨禾也。”庄稼地里的杂草，不仅会吸收水土中的养分，也会遮挡日照，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管子·明法解》：“草茅弗去，则害禾谷。”薅除杂草为农作中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一环。明·谢肇淛 《五杂俎》：“水田自犂地而浸种，而插秧，而薅草，而车戽，从夏讫秋，无一息得暇逸，而其收获亦倍。”一些庄稼，例如水稻、玉米等，还需根据时节进行多次除草，才能有效地保障其茁壮的成长。“薅”字，也常见于古诗文中，例如，宋·梅尧臣《送刘郎中知广德军》中有：“劭农井田桑，科薅重锄斧。”宋·司马光《又是和夜雨宿村舍》中有：“晨薅载星起，日暗未能休。”直至今天，“薅”字仍广泛使用在巴蜀各地农乡，如“薅秧”、“薅苞谷草”等。
▲ 东汉画像砖拓图 薅秧 “薅草锣鼓”，并不仅限于薅草或除草的劳作，其他一些集体性的田间劳作，如插秧、割麦等，也会采用类似的鼓歌形式。清道光《荣县志》：“农夫栽秧有歌，石工辇石亦有歌，一人倡，众人和，取其可以忘劳，可以齐力。”民国《渠县志》：“初夏小满，农人插秧，田中歌唱和答，名为秧歌。刈麦时，击鼓敲梆，歌以助工，则名打麦歌。”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合作社与公社化时期，山乡农村以集体劳动为主，“薅草锣鼓”因此有了持续生存的环境。笔者正是早年在川北山区插队落户期间看到了“薅草锣鼓”场景的。 “薅草锣鼓”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比较多地分布在陇南、陕南、川北与川东、渝北与渝东、鄂西、湘西、黔西北等连片区域中。这片地域，大部分为以半高山和丘陵为主的山区，西北端有龙门山，沿东向分别有米仓山、大巴山、巫山等，由北向南则分别有华蓥山、七峰山、武陵山、大娄山等。秦陇南部山区，与巴蜀楚黔等地山区一样，早在宋代时就有鸣鼓唱歌于农作中的习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成州（今甘肃成县）“风俗与凤州（今陕西凤县）同，每耕耘之时，即鸣鼓唱歌以乐之。”自古以来，秦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中相互影响和融合，加之山地区域相对闭塞与封闭，保留有更多的遗俗流风，从而形成了此域特有的山地文化。
▲“薅草锣鼓”主要分布地域 相当长的时间里，“薅鼓”多与水稻栽插耘薅相关，保留有古代秧歌遗风。宋·宋伯仁《夏日》中有：“农事正忙三月后，野田齐唱插秧歌。”宋·周紫芝《插秧歌》中有：“家家趁水秧稻畦，共唱俚歌声调齐。”清道光《巴州志》：“春田栽秧，选歌郎二人，击鼓鸣钲于陇上，曼声而歌，更唱迭和，纚纚可听，使耕者忘其疲以齐功力，有古秧歌之遗，夏耘亦如之。”近代的“薅鼓”，其实就是秧歌和以锣鼓而形成的一种说唱表演形式。前述“薅鼓”分布区域的东西两边，分别为两湖平原和四川盆地。两湖平原彭头山文化遗址与四川盆地宝墩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水稻遗存，说明了距今数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古人已经开始了水稻种植。唐宋时，南方水田农业超越北方旱地农业，南方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产区。明清时期，先后的“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两湖平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区域的水田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湖广、四川、陕西等省的山田（梯田）与旱地农业也发展到新的高度。清光绪《太平（今万源）县志》载：境内“诸粮俱产，低处惟冷水谷、旱谷产，半高处大麦、小麦、燕麦、荍麦、御麦，亦名苞谷，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清初移民进入四川及周边地区后，遍处插占与开荒，山区里的田地数量陡增。清人詹应甲《赐绮堂集》中有诗句：“一村鼓响一村锣，拔草分秧各唱歌。抛却篝车无用处，山田终比水田多。”山区里，水田与山田以水稻、小麦轮作为主，旱地则以玉米、小麦或豆类轮作为主。玉米，或玉蜀黍，蜀地多称“苞谷”、“包谷”、“玉麦”。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载：“玉蜀黍，本草纲目始入谷部，川陕两湖凡山田皆种之，俗呼苞谷，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眄。”清光绪《叙州府志》载：“雷马屏三属，山地较多，多种玉麦。”清光绪《大宁（今巫溪）县志》载：“山乡日食以包谷、洋芋、红薯为大宗。玉蜀黍，释名玉膏梁，即今俗呼之包谷也，四乡皆种以作粮饭，兼可酿酒熬糖。”薅秧之外，薅苞谷草以及薅黄豆草等成为山地农作中的主要活动。清光绪《长乐（今五峰）县志》载：“以苞谷为主，每夏耘时，择善讴者一人击鼓而歌，锣钹应之，谓为薅草鼓，盖欲耘者乐而忘疲也。”
▲ 清·陈枚《耕织图-插秧》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田多人少，即田地多而劳动力少，是“薅鼓”施行的重要条件。平坝区域，典型的如川西坝子，沃土良田，雨足水丰，历朝历代都是人居选择的上佳之地，其常态必然是田少人多，即人均占有的田地较少。一般人户，自家劳动力即可满足田地耕种的需要，而给自家做活大概是不需要催工督工措施的。极少数拥有田地较多的地主，则可出钱雇佣那些无田户或少田户的多余劳动力，地主与所雇之短工（季节工）或长工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山区里，田多人少的家户较多。这些田多人少的家户，仅凭一家之力，很难在一两天内完成自家的农活。而农时不可违，庄稼的生长须及时应令。于是，农家互相帮助，即“换工”成为必要。明嘉靖《洪雅县志》载：“邻里交易而作，谓之换工。”民国《叙永县志》载：“田多人少，倩人助己而还之者，曰换工。”也有将“换工”称作“换功”和“打暴工”的，民国《苍溪县志》载：“共力合作，互相为助，名曰换功，此田间乐事也，多有唱插秧歌以助兴者。”清道光《大竹县志》载：“四月初，秧长尽栽插，乡人通工，彼此相助，曰打暴工。薅秧去稗以养嘉禾。”山乡里的换工劳作，“数家共趋一家，一家耘毕，复趋一家”。关于换工安排，以及督催劳作中的一些情况，史志中有不少记载。宋·苏轼《眉山远景楼记》：“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明《皇明大政记》：户部“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农种时月，清晨鸣鼓集众，皆会田所，及时力田，其怠惰者，里老督责之。”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咸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趣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不同家户的田地与劳动力的多少有所不同，若换工不能相抵，则田多者可付钱或用实物偿之。
▲ 清·陈枚《耕织图-耘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农家换工，安排上有先后之顺序，这个顺序直接影响着各家各户的庄稼生长与收获。山地的立体气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立体气候，即同一区域里分布着不同类型的气候，为“薅鼓”中的换工成为可能。这也是“薅鼓”多分布在山地的重要原因。山地高低海拔不同，加之还有阴地阳坡的区别，因此山地上下各处的温度与湿度不一，此外，各家户在耕种时间上也有些许差异，以及田土肥瘦的不同，相应各家户的农作物生长与成熟便各有早晚。换工自然也就有了合理的先后顺序之分，约定俗成，乡邻之间，言信行直，世代如此。 日晒雨淋，弥日亘时，田间劳作其实是很辛苦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人李绅的《怜农》诗，千古传诵。清人田泰斗《竹枝词》中唱到：“农人随口唱山歌，北陌南阡应鼓锣。莫认田家多乐事，可怜一锄汗一窝。”忙月中的换工，需要充足的饮食补给。按照惯例，换工劳作中，盖由本家提供饮食。即便平时舍不得吃喝，此时本家也需慷慨大方，酒肉往往是不可缺少的。清光绪《广安州新志》载：插秧时，“日三酒三饭，曰劳酒。”清光绪《青神县志》载：“四月，栽稻秧，凡栽秧之工必饷以酒。农夫唱栽秧歌，亦庶乎情怡而神不疲焉。”清光绪《名山县志》载：“薅踏时，饷佣者酒肉，丰则众皆悦乐，手苏足践，歌唱不绝。” “薅草锣鼓”中的说唱，最是风味所在。有一人独自说唱，也有两人唱和或多人唱和，你叫我接，你唱我和。被推选出来的善唱者，时而亢声高调，时而婉转清音，不仅谙熟固定歌词，还能根据即事即景随编随唱，调侃讥讽，插科打诨，俚辞方言，风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倦意全无。关于“薅草锣鼓”的说唱，一些旧志中有细致的介绍。清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载：“打闹之事，行于插秧者少，行于耘苗者多，水田山土，薅茶去蓼之际，所在皆然。司钲鼓者亦不必为众信服之人，但视其能歌与否。彼等所歌皆肓词、小说、七字成语，此歌彼和，嬉笑谐讹，互相酬答，盖不惟用以督众，亦所以节劳也。”民国《四川宣汉县志》载：薅秧“劳倦易生，鼓之舞之，于是有薅秧锣鼓之组织。先期召集俦侣，少则三四十人，多或百许人，亦有闻风自至者，旷野平畴，按亩分布，公推二人，一击鼓，一击锣，亦有推三人者，则一钩马锣也。堂堂鼕鼕，并奏齐鸣，间之以歌。小说若《封神》《西游》《水浒》《三国演义》《平山冷燕》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若《王三槐》《冷天禄》《袁廷蛟》及'桂大人’'罗大人’等，随众所欲，旋编旋唱，此倡彼和……听众腰不知惫，手不知疲，工作较平日为倍。”
▲ 民国《四川宣汉县志》内页 随着新时期里农业人口的转移与传统农作方式的改变，“薅草锣鼓”渐渐消失，很多地方已经绝迹。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将此列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加以保护。2006年，青川县的“川北薅草锣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宣汉县的“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在保护与传承、整理与研究中，渊源古远且根植于山乡的“薅草锣鼓”，或能成为让人耳目一新的说唱艺术，被更多的人所青睐与喜欢。
▲ 青川“薅草锣鼓”场景 董开国拍摄
▲ 宣汉“薅草锣鼓”场景 张勇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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