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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为中国南北各处广泛种植的一种谷类农作物。气候温和且水源充足的成都平原，自然是盛产之地。先后发掘出土的一些远古遗存表明，成都平原种植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 水稻种植，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选择，也是一方农耕文明诞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可以肯定地说，古人一定是在长时间里对野生水稻的观察中，发现了水稻的生长特点与其可食特性，进而有目的地种植水稻以满足摄食需要。在不断的摸索中，古人对水稻的种植方式与技术有所认识与掌握，相应地，水稻产量及其品质也得以不断提升。水稻种植，增加了人类的食物品种，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居聚落的形成与社会化形态的出现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蜀中各地，特别是成都平原，土肥水丰，非常适合包括水稻在内的多种农作物生长。而这应该就是古蜀先民落居于此地的重要原因。成都平原多处远古聚落遗址中，先后发现了水稻遗存。例如，新津宝墩古城遗址中，发现了炭化水稻遗存；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物质的存在。类似地，广汉三星堆遗址中，也发现了炭化水稻种子。这些发现，说明了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古蜀先民已经开始种植、食用与储存稻谷。成都平原古来种植水稻，应与之有着一定的历史传承关系。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早期古蜀人的农作方式不得而知。然而水稻种植中的一些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例如造田、用水、播种、收割等。先秦时期，关于中原地区水稻种植有了一些记载，例如，关于用水导水，《周礼·地官》载：“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以涉扬其芟作田。”不同的田地，其适用性亦有不同，《诗经·周颂》载：“丰年多黍多稌（稻），黍宜于高阜，稻宜于水田。”《孝经郑注疏》载：“分地之利。【注】分别五土视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邱陵阪险宜种枣栗。” 两汉时期，蜀地水稻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平畴沃土、溪流如织的成都平原更是水稻的主要种植区。汉《扬子云集·益州牧箴》载：“梁州华阳，……有粳有稻。”成都及周边先后出土的汉代陶制品与画像砖中，水田耕种与稻谷加工等农作题材的不少。例如，成都石羊场与新津保资山先后出土了东汉陶水田模型；新都、广汉、彭州、邛崃等地先后出土了有薅秧、收割、舂碓等画面的东汉画像砖。出土的一些汉代画像石中也有类似题材，例如，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水稻田畦画面；郫县新胜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棺上有秧田“薅鼓”画面。这些汉代砖石刻画，内容丰富，形象逼真，给今人提供了当时的水稻农作实景信息。
▲ 广汉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收割
▲ 彭州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舂碓
▲ 邛崃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舂碓入仓
由这些砖石上的画面还可看到，汉代时成都平原的农业已经进入精耕细作阶段，水稻种植成为有范可循的农事。例如前面提到的石羊场东汉陶水田模型中，有了注水沟渠的设置；新津宝资山东汉陶水田模型中，水田有了功能分区，而行列整齐的秧窝，则表明了当时已经有了育秧移栽技术。实际上这个时期，蜀地之外其他很多地方的水稻种植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 犀浦出土的东汉簿书碑 水稻种植，还需注重及时应令与因地制宜。辑录西汉著名农学家氾胜著述的《氾胜之书》载：“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太热，令水道错。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东汉农学家崔寔《四民月令》中记载：五月，“是月也，可别稻及蓝，尽至后二十日止。霖雨将降，储米、穀、薪、炭，以备道路陷淖不通。” 粮食出自田地，故田地乃民安国治之本。为了表示对农事的重视，古时历代皇家会举行籍礼，即天子亲耕籍田的仪式。《汉书·文帝纪》：“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双流县的籍田镇，旧称籍田铺，为古陵州（今仁寿）籍县治地，该地名即因蜀汉皇帝刘备亲耕籍田而有。宋《太平寰宇记》载：陵州籍县“沐马川，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蜀先生于此置籍田，牧马于此江中，俗因名沐马川。”清道光《仁寿县新志》载：“籍县城在治北一百十里，本汉武阳县地，因蜀昭烈帝籍田地为名。”籍田镇一带，水流充沛，土地肥沃，古来为种植水稻的上选之地。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以及各水系上众多的堤堰修筑，大大促进了蜀中各地水稻种植业的发展，水田开垦与培育因此而成为流域中的主要农事。晋《华阳国志》中记载：广都县“有盐井、渔田之饶。……江西有好稻田，穿山崖过水二十里。”繁县“有泉水稻田。”晋《广志》中记载：“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稻，大而且长，米半寸，出益州。”汉唐以来，蜀中各地，特别是成都的富饶，正是因水田众多、农产丰硕而致。《汉书》载：蜀中各江汇流，“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唐·卢求《成都记序》载：成都平原“溉水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经过秦汉及以后时期先后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蜀中岷江、沱江等江河流域稻作农业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至唐宋时期，蜀中各地皆有水田，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成都周边各县丘陵地带也广开山田和冲田，稻谷成为了成都平原居民的主要食源。 明清时期，成都平原水稻种植更加普遍。清咸丰《郫县志》载：“五谷之中，稻为最贵，郫邑皆水田，故只稻无他谷。”平川广袤，水源充足，成都及周边各县以坝田为多。坝田，也称堰田，土壤肥厚，便于耕种与护理，且能轮种两季，故尤被农人所看重。明天启《成都府志》载：“成都田土分山田、坝田……坝田能种二季，收获后放水，另种菜籽、烟、麦之类，名曰小春，三四月引堰水灌田，不忧旱暵，故坝田之价值倍于山田也……”明末清初，大量移民入川，成都平原当然是首选佳地。人口的增多，加之对田地产出最大化的追求，更多的土地被改造成坝田。清初的填川移民，大多来自主产稻谷的南方诸省，这进一步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以及先进农业生产与加工工具的普及。至清中期时，成都平原周边丘陵及半山地带，山田整理与冲田垦造进入高潮。凡能引灌或蓄水之田地，种稻成为首选。至清晚民国时期，成都平原坝区与丘陵山地，稻田处处可见。
水稻广泛种植，稻谷种类也在本地培育与外埠引进下，多种多样。清光绪《新繁县乡土志》载：新邑“膏泽浸润，沃壤纵横，百谷殊名”。成都平原的稻谷，通常分为粳稻、糯稻、香稻等类，或分为饭谷、酒谷、香谷等类。按照生长期、形状、色泽与口感分类，稻种之细目众多。清光绪《温江县乡土志》载：当地“稻分粳、糯二种，粳为饭谷，糯为酒谷。”饭谷有“六十早、百日早、云南早、香米、乌米、薏子、红脚粘、青竿稻”等品种；酒谷有“虎皮糯、蛇眼糯、燕口糯、猪油糯、红酒糯、黄丝糯、尖刀糯”等品种。清光绪《增修灌县志》载：当地晚熟类饭谷有“盖草黄、黄草盖、贵阳粘、白麻粘、青秆粘、红花谷、红脚谷、毛香谷、薏子谷”等品种；早熟类饭谷有“六十早、七十早、八十早、九十早、一百早”等品种；酒谷有“红糯谷、白糯谷、弯刀谷、虎皮谷、猪油糯、江西糯、卑卑糯、金线黄”等品种。显而易见，上面所列名目中的“云南早”“贵阳粘”“江西糯”等，皆为外省地引进的稻谷品种。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时雨》诗中的句子。稻田农作，为古时农乡中常见的景观，文人骚客之田园文章中自然少不了描写与赞美的诗句。旧时光景，定格在这些作品中。感谢古人，让我们多少还能知道那些有关水稻种植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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