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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   刘文飞老师讲述 #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的“能够想象到的最幸福的童年” 今天我们来介绍纳博科夫的生活和创作。
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出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境外，在英国上学，后定居德国和法国，在二战爆发后又移居美国，后来成为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他的生活和创作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的一段传奇、一部神话。 纳博科夫的童年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生在1899年，他像普希金一样也生在世纪的最后一年，只不过他俩相隔整整一百年；他和莎士比亚一样，也生在4月23日，这一天如今已经被定为“世界读书日”；他出生的地点是圣彼得堡大海洋街47号，在纳博科夫一家流亡境外后，这座楼曾被列宁格勒电报局和出版局等单位占用，1999年纳博科夫诞辰百年纪念日，大楼的一层被辟为纳博科夫故居博物馆。
纳博科夫曾在一次访谈中感慨：“我也许度过了能够想象到的最幸福的童年。” 这首先是因为，他出身在一个既显贵又富足的世袭贵族家庭：爷爷当过沙皇政府的司法大臣，父亲是大律师，俄国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国家杜马议员，曾经为末代沙皇起草退位诏书，后在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出任司法部长；纳博科夫的外公是西伯利亚的金矿主，百万富翁，纳博科夫的母亲出嫁时嫁妆丰厚，其中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纳博科夫出生的那幢三层楼豪宅；1916年，纳博科夫的舅舅去世时把遗产也留给了纳博科夫，这份遗产包括一座庄园、数百万卢布和数千英亩土地。
纳博科夫与父亲 当然，纳博科夫的童年幸福，并非直接来自他的家庭地位和财富，而源于他拥有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源于他聪颖敏感的天性。纳博科夫像当时大多数俄国贵族家庭的孩子一样，很小的时候就有好几位来自西欧各国的家庭教师，因此，他从小就掌握了地道的法语和英语，也可以说，法语、英语和俄语一样，这三种语言都是他的母语。当然，纳博科夫接受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并不仅限于外语：著名画家夏加尔的老师多布任斯基，就曾经是纳博科夫的家庭美术老师；纳博科夫的拳击教练，就是法国拳击冠军的教练。 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条件下，纳博科夫培养起了他后来保持终生的三个爱好，即蝴蝶、体育和文学。 童年的赠予：蝴蝶、体育和文学 六岁时，纳博科夫在他们家位于彼得堡郊外的维拉庄园抓到了他的第一只蝴蝶，他从此迷上昆虫学，更确切地说是鳞翅目昆虫学。他的这一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传统，因为他就是在家庭藏书馆里看到了昆虫学书籍以及父亲收藏的蝴蝶标本之后，才拿起捕蝶网的。不同年龄段的纳博科夫都留下了手持捕蝶网的照片，蝴蝶后来成为他的最大爱好。
移居美国后，蝴蝶研究一度成为他的专业，他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鳞翅目分部做实验员。他后来发表了多篇蝴蝶研究论文，成为了著名的蝴蝶专家。为了纪念他，一种蓝蝶被命名为“纳博科夫凤蛾”，还有数十种蝴蝶的命名都来自他小说中的人名和地名。如今世界各地的多家博物馆里，都收藏有纳博科夫亲手捕捉、制作的蝴蝶标本。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叫《纳博科夫的蝴蝶》，发表在2022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最上图为纳博科夫制作的“多萝茜眼灰蝶”标本 受到父亲影响，纳博科夫也是一位国际象棋、网球、拳击和足球高手。后来在彼得堡捷尼舍夫中学和剑桥大学上学时，他一直担任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在流亡柏林期间，做网球教练和拳击教练，一如做英语家教和法语家教，是他谋生的主要手段；而研究象棋棋谱、编写象棋残局，也是他的终生爱好之一。 当然，纳博科夫少时养成的最大爱好，还是后来成了他毕生事业和身份的文学。他爱上文学，既因为家庭氛围的熏陶，也由于时代风尚的影响。 他的父亲是立宪民主党的笔杆子，担任该党机关刊物《人民自由党导报》和《言论报》主编，还担任文学基金会主席，与文学界名流多有交往；纳博科夫的母亲也是一位诗歌爱好者，经常给幼小的纳博科夫背诵诗歌，在纳博科夫开始写诗后，她常把儿子的诗作认真抄录下来。纳博科夫家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室，甚至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这为幼年的纳博科夫提供了广泛阅读的可能性。 纳博科夫成长的年代，又恰逢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他像那个时代的每个青年一样，疯狂地爱好文学、爱好诗歌。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纳博科夫自称他3岁就开始写作；但在自传《说吧，记忆》中，他又把他第一首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1914年夏天，也就是他15岁的时候，或许，可以把这两个时间分别看成纳博科夫无意识写作和有意识写作的开端。
1911年，12岁的纳博科夫进入彼得堡捷尼舍夫学校。由于他每天乘轿车上学，学识又远超同班同学，加之天性孤傲，这使他显得很不合群，被同学们视为“傲慢的公子哥”。 纳博科夫在校期间与文学相关的两个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当年的个性，也预示了他后来的文学立场。一次作文课上，老师给出的题目是《懒惰》，纳博科夫交上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也没有，结果老师给了他一个很高的分数。另一堂文学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分析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形象，给出的问题是：果戈理对别特尼谢夫将军的描写意在揭示什么？纳博科夫答道：果戈理想告诉我们，将军穿的是一件深红色的大衣。结果，纳博科夫得了不及格的2分。机智的想象和乖张的表达，对细节的关注和对个性的坚持，所有这些后来都成了纳博科夫文学风格的重要构成。 读中学期间，纳博科夫开始大量写诗，因为从1914年夏天开始，他在维拉庄园开始了他的初恋。他的初恋对象是瓦莲京娜，瓦莲京娜和家人夏季租住在纳博科夫家庄园的附近，他俩因此相遇。纳博科夫后来在自传《说吧，记忆》中深情地回忆了这段恋情，他在书中称瓦莲京娜为“塔玛拉”，而在当年他们热恋时，纳博科夫称她为“柳霞”。 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夏季在维拉庄园，还是冬季在彼得堡，他俩经常约会，甚至不惜因此逃学。纳博科夫为柳霞写下了许多情诗，1916年发表在《欧洲导报》上的一首诗，题目叫《月的幻想》，就是这样一首情诗，这也是纳博科夫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少年诗人在诗中写道：“我们是流浪者，是梦，被光明遗忘，/在月光中，生活啊，我们与你不一样。” 同一年，纳博科夫从舅舅留给他的遗产中拿出一笔钱，自费出版了处女诗作《诗集》，集中共有诗68首，大多是写给柳霞的情诗。白银时代著名的女诗人吉比乌斯，在读了这本诗集后对纳博科夫的父亲说：“请您告诉您的儿子，他永远成不了作家。”吉比乌斯的预言落空了，纳博科夫后来虽然没能成为大诗人，却成了一位大作家。 离开彼得堡，离开俄国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作为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的纳博科夫的父亲只能离开彼得堡，他们全家撤到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在此生活将近一年，纳博科夫的父亲还担任过地方政府的司法部长。 在克里米亚，纳博科夫继续着他的两大爱好，也就是蝴蝶和文学。他在克里米亚写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研究对象是克里米亚的蝴蝶，这篇文章于1920年2月发表在英国的《昆虫学家》杂志上，题为《关于克里米亚鳞翅目昆虫的若干见解》。捕蝶之余，他也会在当地图书馆苦读，阅读了大量俄国文学作品，他后来说，“正是在1918年，在克里米亚的里瓦吉亚，我完成了俄语诗歌与小说的学习。” 1918年，纳博科夫结识了也住在克里米亚的诗人兼画家沃罗申，受到后者很多诗歌写作方面的教益，他还编成诗画手册《诗与图》，其中有诗句、棋谱以及由诗句组成的几何图形和天象图。1919年初，纳博科夫写成长诗《两个》，这首由430行诗构成的小型长诗，是对纳博科夫一贯推崇的诗人勃洛克革命后的长诗《十二个》的戏仿。如果说勃洛克的《十二个》，是对彼得堡街头以十二个赤卫队员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的歌颂，那么，纳博科夫的《两个》，则展示了革命风暴对于知识分子及其幸福生活的冲击。 诗中写道，科学家安德烈·卡尔萨文与妻子相亲相爱，这一夜，他俩坐在生着壁炉的房间里，卡尔萨文正在为他刚捕到的一只蝴蝶绘图，并用拉丁文撰写说明文字，妻子伊琳娜在读勃洛克的诗，突然，十二个武装农民闯进屋来，夫妻俩逃到屋外的树林，却最终还是被射杀，一位武装农民赶来摘下伊琳娜冻僵的手指上戴着的戒指，然后“冲死者的脸吐了一口吐沫”。这最后一句诗也像勃洛克《十二个》的结尾一样，意外而又有力，只不过就作者的立场而言，两部长诗无疑大相径庭。 1919年3月底，在红军占领克里米亚之后，纳博科夫全家乘坐“希望号”轮船离开俄国，经土耳其、希腊和法国等地，最终于5月到达伦敦，开始了流亡生活。至此，纳博科夫一家永远地离开了俄国，永远地失去了他们全部的财富，只随身携带了一些母亲的珠宝。但是，纳博科夫却不是空手离去的，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博伊德这样写道：“纳博科夫从俄国偷运出去的，是他的语言，他的文学遗产，他的记忆，他的写作天赋，这些才是真正的珍宝，它们构成了这个流亡者的财富。” 俄国侨民文学中的新星：从《玛申卡》到《天赋》 我们谈到纳博科夫离开俄国流亡欧洲，而在流亡欧洲的20年间，纳博科夫终于成长为一位作家。 在自传《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用他惯用的调侃口吻谈起自己的复杂身份，他写道：“我是一位美国作家，出生在俄国，在英国接受教育，但学的是法国文学，此前还在德国住了15年。我的脑袋说英文，我的心说俄文，我的耳朵听法文。” 这段话既概括了他在欧洲20年的漂泊历程，也说明了他作为西方几种主要文化的综合继承者的身份。他的这种身份的形成，源于他一生中诸多偶然因素的相继作用，也是他在动荡命运中一次又一次的主动选择和有意识的自我塑造的结果。 《玛申卡》：回忆能创造最美好、最真实的生活 纳博科夫一家流亡到伦敦后，生活窘迫，只能靠变卖纳博科夫母亲藏在滑石粉中带出国的一些珠宝和首饰为生。1919年10月，纳博科夫进入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起初学习动物学，后来转而攻读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 在这段时间，纳博科夫的父亲为了继续他的事业，同时也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移居到了当时俄国侨民的文化中心柏林，并创办了《舵轮报》。这份俄侨报刊发行量很大，销至全球百余座城市，曾是世界各地俄国侨民中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就是在这份报纸上，剑桥大学学生纳博科夫发表了他作为一位俄国流亡作家的最初作品。纳博科夫不仅和父亲同姓，还同名，都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为了不与父亲的姓氏混淆，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西林”。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西林”是俄国民间文学中的“神秘天堂鸟”，近似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凤凰。 1922年秋，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到柏林，靠做家教为生，教授法语、英语、网球和拳击，同时为报刊写稿，做一些文字翻译工作，也开始了文学创作。
纳博科夫在俄国侨民界的文学地位，是由1926年发表的小说《玛申卡》奠定的，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纳博科夫把两个主题合二为一：一是他的初恋，二是柏林俄国侨民的生活。这部小说出版之前，出版者在报上发布了这样一则关于此书的广告：“一部关于流亡生活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1924年春天，发生在柏林一座俄国人租住的公寓里，这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俄国流亡者。主人公加宁一年前从俄国流亡柏林，他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餐馆做招待。加宁决定赚到钱后离开柏林，可是，他和柳德米拉的爱情尚未了断。窗外的铁路在时刻召唤他离去，于是，他跟那位已经德国化的俄国房东太太说，他周六就将退房。 之后，加宁与另一位俄国侨民阿尔费奥罗夫在电梯里相遇，得知阿尔费奥罗夫的妻子玛申卡即将到来。看到阿尔费奥罗夫展示的照片，加宁认出照片上的女子，就是自己的初恋情人玛申卡，从这一刻起，加宁陷入对往事的深情回忆。他回忆起九年前，他在夏季的复活村与玛申卡的相遇和相爱，国内战争爆发后，加宁去了克里米亚，玛申卡去了乌克兰，两人虽有书信往来，却再未谋面，在加宁流亡境外后，两人从此断了音讯。 周五的晚上，公寓里的俄国侨民在举行一场聚会，加宁蓄意把阿尔费奥罗夫灌醉了，打算第二天清早去车站接上玛申卡，然后带她私奔，他相信玛申卡一定会跟自己走。第二天清早，加宁提着行李去车站，在车站前的花园里，他又重温了这四天里对玛申卡的回忆，认为这四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但是，小说的结尾却很出人意料： 加宁等到了这个时刻，从北方开来的旅客快车缓缓驶过铁桥。它隆隆驶过，隐没在车站大楼后面。 于是他提起自己的行李箱，冲着一辆出租车喊了一声，让司机把他送往市郊的另一座火车站。他选中了一趟半小时后开往德国西南方的火车，他用自己四分之一的财产购买了一张车票，既开心又紧张地想象着他该如何没有签证地混过边境，边境那边就是法国，就是普罗旺斯，然后就是大海。 列车开动后，他打起盹来，把脸埋在木椅上方挂钩上挂着的那件胶皮雨衣的皱褶里。 加宁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更确切地说，是作者纳博科夫认为，既然已经拥有美好的过去，拥有关于美好过去的记忆，就应该放弃不确定的现实，因为回忆能创造最美好、最真实的生活。就这一意义而言，《玛申卡》成了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而回忆作为一种重返过去、复活往昔的手段，也从此成为纳博科夫小说的主要结构元素之一。 所谓“天赋”，就是艺术创作的能力，爱的能力 《玛申卡》大获成功后，深受鼓舞的纳博科夫再接再厉，又相继写出多部小说，比如《卢仁防御》《观察者》《功勋》《暗箱》《绝望》《斩首之邀》等，1938年，纳博科夫在法国写完了他最后一部俄语长篇小说《天赋》，就这样，纳博科夫在逗留欧洲的20年间，总共写了9部俄语中长篇小说。 纳博科夫最后一部俄语长篇小说《天赋》的结构很复杂，像是由好几部长篇合成。小说共分五章，写的是主人公费奥多尔·戈都诺夫-切尔登采夫1926~1929年间在柏林的生活。费奥多尔是一位俄国流亡者，如今靠做家教为生，但一直怀有文学梦想。 在小说第一章，费奥多尔的朋友亚历山大·车尔尼雪夫斯基邀请他去做客，说在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费奥多尔诗集的书评。亚历山大·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一位俄国流亡者，他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出于对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敬，他改姓“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把这一姓氏用作笔名。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后，费奥多尔发现所谓书评并不存在，因为这一天是4月1日愚人节，但他却因此重温了自己的诗歌，还写下一首新作。 在第二章，费奥多尔与从巴黎前来探亲的母亲在柏林相聚，母子俩回忆起费奥多尔的父亲。费奥多尔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在一次去中亚科考后失去音讯。费奥多尔回忆起童年时，在乡间庄园与父亲一起抓蝴蝶的幸福场景。他想写一部父亲的传记，但又觉得这些零散的记忆尚难以成书。书未写成，房东太太又让费奥多尔另寻住处，他乘机中断了写作，搬家到晓戈廖夫夫妇家。他其实并不喜欢这对房东夫妻，但他们屋里挂着的一件蓝色舞蹈服吸引了他。 费奥多尔认识了新房东太太与前任丈夫所生的女儿济娜，济娜因为费奥多尔的诗爱上费奥多尔，两人情投意合，但济娜不允许费奥尔多在家中与她亲近，因为她的继父晓戈廖夫曾试图在家中非礼她。两人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散步，谈情说爱。在爱情的激励下，费奥多尔产生出强烈的创作愿望，除了写给济娜的情诗外，他还想写一部《车尔尼雪夫斯基传》，因为他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革命后的俄国，一切都开始变得如此暗淡、乏味和单调？他追根溯源，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理论应为此负责，正是他用那种扁平、廉价的实用主义，败坏了数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 费奥多尔写作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构成了小说的第四章。在这本传记中，作者、其实也就是纳博科夫本人，无情地嘲笑了车尔尼雪夫的浅薄和粗暴，嘲笑后者的美学观、经济学说和政治乌托邦。费奥多尔的书获得成功，他也与济娜赢得了爱情的空间，因为济娜的母亲和继父迁居别处。在小说最后一章，踌躇满志的费奥多尔决定写作一部题为《天赋》的新书，他意识到，作为上帝之恩赐、作为命运之礼物的“天赋”，就是艺术创作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 《天赋》写成后曾在巴黎报刊发表片段，全本1952年才面世。作者拒绝承认自己是主人公的原型，他后来在英文版序言中建议读者，“不要把创作者和创造物联系在一起”，但是，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却引起很多人不快，因为即便在俄侨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仍被视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偶像”。 《天赋》是纳博科夫俄语写作的收官之作、总结之作，1940年5月，纳博科夫携妻儿乘坐卡普兰号客轮离开法国，前往美国纽约，因为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是犹太人，留在欧洲怕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纳博科夫生活和创作中的欧洲时期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成为“侨民文学的重大收获” 关于纳博科夫这一时期的创作，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概括： 首先，纳博科夫从诗歌步入了散文，更确切地说，是把诗歌带入了散文。从在柏林《舵轮报》上零星地发表抒情诗作，到在巴黎《当代记事》杂志上连载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天赋》，在近20年时间里，纳博科夫完成了由诗人到小说家的转变。但是，或许正因为纳博科夫后来的小说成就过于辉煌，他的诗人身份似乎被遮蔽了。 其实，纳博科夫如果没有他早年的诗歌创作，他的小说风格可能就不会是后来这个样子：灵动跳跃的结构，无处不在的隐喻和意象，印象式的主人公意识，精致优雅的遣词造句，这一切都可以视为纳博科夫的诗歌在以小说的形式继续它的存在。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后，纳博科夫也终生没有放弃写诗，他其实很看重他的诗作。作为诗人的纳博科夫及其诗歌创作，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其次，流亡主题是贯穿纳博科夫欧洲时期创作的一根红线。他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为流亡者，流亡者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构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在他的诗歌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童年主题、记忆主题、乡愁主题、父亲主题等，都是流亡主题的变体，而他借助互文、戏仿等手法，体现出的对俄语和俄国文学传统的眷恋，又赋予他的流亡主题以更丰富的内涵。 第三，纳博科夫这一时期的创作是与欧洲当时的现代主义文学同步的。在正式开始小说写作之初，纳博科夫早已熟读别雷的《彼得堡》、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现代派名著；在巴黎，他曾与乔伊斯互通书信，共进午餐；他的《斩首之邀》曾被与卡夫卡的《审判》相提并论，这种不约而同或“英雄所见略同”，恰好说明了纳博科夫与包括卡夫卡在内的许多欧洲作家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学在新的世纪所面临的新挑战，并将他们关于文学和现实生活的新认识、关于现代人心理和意识的新理解落实在了他们的作品中。淡化叙事情节，凸显主人公的主观意识，表现人与环境的冲突，变形、意识流、互文、戏仿等手法，这些现代派方法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纳博科夫无疑是20世纪世界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先驱之一。 最后，与布宁、茨维塔耶娃、扎米亚金、库普林等在流亡之前已经成名的大作家不同，纳博科夫是在流亡之后才开始逐渐赢得作家名声的。在欧洲流亡期间，他先后写出9部中长篇小说、50余篇短篇小说、百余首诗作和若干剧作，这些作品在柏林和巴黎的俄侨杂志发表后影响很大。扎米亚金来柏林后读到纳博科夫的作品，立即称纳博科夫为“侨民文学的重大收获”。 我曾经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期刊《边界》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似乎很能说明问题：1933年，布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领奖后从斯德哥尔摩返回巴黎途中，在柏林停留，柏林的俄国侨民界举行了一场欢迎会，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两位主持人外，就是布宁和纳博科夫，照片上方的新闻标题是：“俄国文学的两代人”。
布宁（1870～1953），主要作品有诗集《落叶》，小说《安东诺夫的苹果》《松树》《新路》等。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 逐渐“西化”的纳博科夫 |《庶出的标志》《普宁》等 赤手空拳，如何在美国立足 1940年5月28日，纳博科夫一家乘坐的轮船靠上纽约码头。他们来到美国后，作为两手空空的新移民，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各地不断迁居，艰辛度日。但与绝大多数新大陆的新移民不同的是，纳博科夫依靠他逐渐显露的三种天赋终于在美国立足。 首先是他的教师天赋。从1941年3月在卫斯理学院开始授课，到1959年9月他给康奈尔大学校长发出辞职信，他的教师身份持续近20年，这是他美国时期的主要职业。除任教卫斯理学院（1941--1948）和康奈尔大学（1948--1959）外，他也曾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校兼职。他主讲的课程有俄语、普希金研究、果戈理研究、俄国诗歌、俄国小说和欧洲小说，他的讲稿后来结集出版，也就是《文学讲稿》《俄国文学讲稿》和《<堂吉诃德>讲稿》这三部讲稿。 作为教师的纳博科夫机智幽默，特立独行，他把文学课的主要目的放在对学生的审美个性和文学趣味的培养上，他曾经说，在他的课堂上，即便培养不出伟大的学者和作家，也要培养出伟大的读者。到他离开康奈尔时，他已是校园里最知名的、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 其次是他的蝴蝶研究功底。在美国，纳博科夫一直没有放弃自幼养成的蝴蝶研究兴趣，并逐渐成为一位专业人士。来到纽约后不久，他就在美国自然博物馆昆虫学部做义工，在生活尚无着落的情况下却分文不取。1941年秋天，纳博科夫开始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学部做实验员，负责整理蝴蝶标本，每天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一直工作了四年（1942--1945）。他专攻灰蝶科，发表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他依据灰蝶的生殖器官和翅膀花纹对灰蝶分类，其中一种蓝色灰蝶被以纳博科夫的名字命名，他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了著名的鳞翅目昆虫学家。 最后，当然是他的写作才华。来到美国后不久，作为一位已经享誉欧洲的俄侨作家，纳博科夫被迫改头换面，用英语写作，但他相当迅速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学界，结识许多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和评论家，并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纽约太阳报》等美国主流报刊上发表评论、小说和诗作，逐渐确立了他的英语作家的身份。 英语作家纳博科夫 1941年在美国出版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纳博科夫到美国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用英文写作的第一部大型作品，不过它却是纳博科夫在法国巴黎写成的。 1938年12月，纳博科夫冥冥之中开始了英语小说的写作，当时他并无移居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的计划，他之所以用英语写这部小说，一是觉得在俄国境外，英语小说的受众可能更广一些，收益或许也会更大一些；二是想操练一下他自幼就熟练掌握的另一门语言，以获得某种陌生化写作的快感；第三，这部小说直接的写作动机，就是为了参加英国举办的一场征文竞赛；最后，或许是这部作品的题材自身提出的要求，因为这部作品的内容就是对纳博科夫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生活的怀旧。 小说的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位年轻作家，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的同父异母弟弟V.比他小七岁，母亲是俄国人。塞巴斯蒂安在剑桥毕业后移居伦敦，爱上英国姑娘克莱尔·毕晓普，但是俄国女孩尼娜令他回忆起自己的初恋，于是他离开克莱尔追求尼娜，这场爱情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弟弟V.开始写作哥哥的传记，他追溯了哥哥的生活和爱情，最后意识到： “灵魂只是一种存在方式，并非一种恒在状态，任何一颗灵魂都可能是你的，如果你发现并跟随它的荡漾。在来世，你完全可能有意识地生活在你选中的任何一颗灵魂中，生活在无数颗灵魂中，这些灵魂对它们那些可以被呼唤的负载全然不知。因此，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是塞巴斯蒂安，或者塞巴斯蒂安是我，或者我俩也许是我们都不认识的某个人。” 19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代背景下，纳博科夫写出了他政治性最强的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故事发生在一个中欧小国，这个国家的居民有时说德语，有时说俄语，有时两种语言混杂着说。新成立的独裁政权首领是帕杜克，他也是均民党的党首。帕杜克的同学亚当·克鲁格是著名哲学家，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世界名人。
《庶出的标志》（首版） 在小说开头，克鲁格的妻子奥尔迦病逝，克鲁格因此心灰意冷。独裁者帕杜克要求克鲁格与他合作，遭到克鲁格拒绝，于是他开始迫害克鲁格周围的人，以此对克鲁格施加压力，但克鲁格不为所动，直到八岁的儿子戴维被抓走，他才被迫答应与政府合作。然而阴差阳错，克鲁格的儿子被误杀，因愤怒而疯狂的克鲁格扑向帕杜克，被帕杜克的卫兵开枪打死。 纳博科夫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归纳这部小说的主题：“《庶出的标志》主题之一就是对独裁统治的强烈控诉，不管什么独裁，虽然在这本书中，独裁实际上是以想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有意展示了一些特征，尤其是纳粹主义以及其他非独裁制度中的各种独裁趋势。”而且，纳博科夫在这部小说中的反独裁路径，就是强调个性较之于集体的优势，强调个人意识高于普遍利益。 帕杜克的理论家们认为，人作为容器应该装有均等的意识，因此要对人类意识容器的容积制定一个统一标准，他们还发明了笔迹打印机，用以复制个性。总之，意识的平均和思想的一致应被视为社会生活的首要前提。作为个性意识之代表的克鲁格，不仅在与独裁者的对峙中体现出了强大的个人意志，他对妻子和儿子的深情厚爱也是他个性的鲜明体现。 从《庶出的标志》开始，纳博科夫的小说创作出现两个特点： 一是所谓“作者的闯入”，在小说的结尾，作为作者的纳博科夫突然闯入小说，他对主人公克鲁格说，克鲁格只不过是小说作者纳博科夫虚构的一个人物，克鲁格闻之精神失常，最后死去，而在克鲁格死去时，监狱的院子慢慢地融化，纳博科夫在书桌前写作的身影却逐渐显现。纳博科夫1944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颇为得意地写道：“这一手法在文学中尚无人用过。” 其次，是与欧美文学传统的互文性关系，纳博科夫在小说中援引莎士比亚、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作家，体现出了强烈的“西方化”文学立场，因此，完成了《庶出的标志》的纳博科夫让人感觉到，他如今置身英语和美国，越来越感到游刃有余，就像待在自己家中。 最温情的作品：《普宁》 1955年，纳博科夫发表小说《洛丽塔》，引起巨大轰动。在《洛丽塔》写成之后，在《洛丽塔》的出版引起阵阵风波之际，纳博科夫却很快写成另一部同样以主人公的姓名为题的长篇小说，也就是《普宁》。 小说的主人公普宁是一位俄国侨民，他1898年生于彼得堡一位眼科医生的家庭，1917年加入白军，1919年红军占领克里米亚时他流亡海外，在布拉格读完大学后移居巴黎，二战爆发之际来到美国，在纽约州的威戴尔大学教授俄语。来到美国后，普宁试图迅速地美国化：他虽然已经年近半百，仍然脱下刻板的欧式服装，换上了运动服；他刻苦学习英语，但仍时常出现一些可笑的语言错误。普宁其貌不扬，秃顶，土豆似的大鼻子，笨重的上半身架在瘦弱的下肢上；他还粗心大意，不够机灵，四处碰壁。因此，这位教授便成为校园里常被大家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的一个喜剧性人物。 《普宁》这部小说的结构模式，就是用若干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合成一个大故事，从不同侧面塑造普宁的形象，从而给出一个立体的人物性格。 第一章写普宁应邀乘火车去克莱莫纳城妇女俱乐部演讲，此行可以挣到50美元，他一路上修改演讲稿，漫不经心，看错列车时刻表，差一点没赶上讲座。面对听众，他突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家人和初恋。 第二章写普宁的前妻丽莎来访，他们1925年在巴黎结婚，当年还是医学院大学生的丽莎因一场失败的爱情差点自杀，她还模仿阿赫马托娃的风格写起诗来（据说阿赫马托娃读到《普宁》的这一段描写时大为光火）。婚后，丽莎对普宁不忠，最后改嫁给心理医生温德。二战爆发后，怀着七个月身孕的丽莎回到普宁身边，要与普宁一同乘船移民美国，普宁很高兴，甘愿做那个孩子的父亲，可丽莎的新丈夫温德也出现在船上，他俩合谋欺骗普宁，为的是让普宁为丽莎买船票。此番丽莎又来找普宁，希望普宁能给她打算上寄宿学校的儿子维克多出钱，心地善良的普宁又答应了她。他本想借机与丽莎重温旧梦，但丽莎谈完事后便扬长而去。 第三章描写普宁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他教授基础俄语和俄国文学史，他精心备课，尤其注重搜集那些荒唐可笑的史实。听说学校图书馆有人要借阅他正在阅读的《托尔斯泰全集》第18卷，他感到很好奇，想查明在这所离俄国十分遥远的美国大学里究竟是何人在用俄语阅读托尔斯泰，结果发现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填错了借书卡。一天晚上，普宁来到电影院观看一部1940年代末拍摄的苏联纪录片，他触景生情，为失去的故园失声痛哭。 在第四章，丽莎14岁的儿子维克多来普宁处做客，他有绘画天赋，在他的想象中，普宁是他真正的父亲，是一个被其王国驱逐的孤独的国王。普宁按照美国人家的习惯给维克多买了一只足球，没想到维克多根本不感兴趣，但两人却相处得很好。 在第五章，刚学会驾驶的普宁花一百美元买了一辆老爷车，一路险情地开到“松树庄园”，这里居住着一位莫斯科富商的儿子库科尔尼科夫，如今有个美国名字叫艾尔·库克，他娶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姑娘，经常邀请俄国侨民聚会，讨论上帝、自由和莱蒙托夫。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上，普宁才光彩照人，他优雅的俄语、丰富的学识和风趣的性格等表露无遗。在这里，他突然回忆起初恋情人、犹太姑娘米尔·别洛奇金娜，她后来死于纳粹集中营。 第六章写到，35年居无定所的普宁终于决定购买一幢小房子，他事先组织了一场庆祝“乔迁”的晚会，晚会很成功，但在听说普宁打算购房的决定后，他的一位事先已知普宁将被解雇的同事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消息转告普宁。普宁在客人离去后没精打采地洗碗，差一点打破维克多送给他的那只蓝色玻璃碗，漂亮的碗完好无损，这让普宁又振奋起来。 在最后一章，小说的叙事者N.出场，原来他1911年就在彼得堡见过普宁，他们是中学同学，普宁的父亲还治疗过叙事者的眼疾，当年在巴黎，让丽莎差点自杀的男人也正是这位叙事者，如今，叙事者恰恰就是来顶替普宁的教职的，换句话说，就是他抢了普宁的饭碗。叙事者来到威戴尔，住在英语系主任考克瑞尔家，他们聊起普宁。考克瑞尔是学院里最孜孜不倦地模仿、取笑普宁的人，他居高临下、神采飞扬地谈起普宁讲课的样子、吃饭的动作、看女学生的眼神和蹩脚的英语。 第二天早晨，叙事者想赶去挽留普宁，普宁却开着他那辆旧车离去了。早饭时，考克瑞尔继续聊普宁，说普宁当年乘火车急匆匆地赶到妇女俱乐部，登上讲台开始讲座，却发现带错了讲稿。小说画了一个圈圈，对接上开头的故事。 普宁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敬、既卑微又崇高的人，将他与另外三个文学形象做个对比，或许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人物，这三个人物分别来自文学经典、纳博科夫的另一部小说以及这部小说自身。
《普宁》 首先，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堂吉诃德。在写作《普宁》之前，纳博科夫因为要在哈佛大学讲授欧洲小说课程曾反复细读《堂吉诃德》，他对这部小说的解读显然影响到了他对普宁这个人物的塑造。普宁的笨拙和搞笑，普宁的无私和奉献，普宁的幻想和执着，都会让人轻而易举地联想到堂吉诃德，但是与塞万提斯不同，纳博科夫似乎不想让读者借助普宁这一形象获得更多的喜剧享受或廉价的优越感，而更想让这个人物唤起人们的怜悯和自怜，甚至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悲剧感。 其次，普宁无疑是《洛丽塔》中亨伯特的对立面。他俩都是来自欧洲的新移民，都是有学问的大学教授，却外表迥异，一个风度翩翩，英俊潇洒，一个其貌不扬，笨拙邋遢。他俩都身为“继父”，一个是心怀鬼胎的恶魔，一个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亨伯特高贵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卑鄙的心，而普宁卑微的举止间却显现出高尚的精神。 最后，普宁也与小说中的叙事者构成比照。《普宁》的叙事者无名无姓，但据种种迹象判断，他很像纳博科夫本人，因为“他”生于1899年，生在彼得堡大海街一幢粉红色的石头大楼里，他流亡境外，后来成了昆虫学家和英语作家。与此同时，作家纳博科夫又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经历放到了普宁身上，如出差去讲座时坐错了火车、上讲台后才发现拿错了讲稿、在美国校园里的授课经历等。这样的写法虚虚实实，亦真亦幻，普宁和叙事者似乎是纳博科夫的合成，或者说真实的纳博科夫分裂成了两个形象。 不过，作为小说叙事者的纳博科夫和作为作者的纳博科夫还是差异甚大的，如果说，作为叙事者的纳博科夫还与戴威尔学院的同事们一样，居高临下地看待普宁，甚至表现出了他的优越和残忍（比如他读过普宁当年写给丽莎的情书），那么，作为作者的纳博科夫却在发出质疑：我们是否有权利嘲笑他人的不幸，尤其是性格和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幸？我们如何透过语言和表层生活的外壳，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内心和精神？在一个充满误解和痛苦的世界，我们如何捍卫自己精神存在的权利？藉此，《普宁》成了纳博科夫最“温情”的作品之一。 我疯狂占有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 | 《洛丽塔》 我们来介绍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洛丽塔》是纳博科夫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甚至是整个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小说。
《洛丽塔》的故事 这部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假托为移民美国的欧洲中年男子亨伯特·亨伯特在狱中写下的回忆录。亨伯特童年时期对少女安娜贝尔的爱，使他落下迷恋女童的癖好，9--14岁的女孩都是他眼中的“仙女”“妖精”和“性感女孩”。 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的亨伯特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小镇拉姆斯代尔，租住在夏洛特·黑兹太太家里，因为他一眼就迷上了房东家12岁的女儿洛丽塔。很快就爱上亨伯特的房东太太写信给亨伯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立即离开，要么娶她为妻，舍不得离开洛丽塔的亨伯特当然只好选择与夏洛特结婚，成为洛丽塔的继父。 夏洛特太太有一天偷看了亨伯特的日记，发现亨伯特不仅不爱自己，还觊觎着她的女儿，她悲愤交加，给朋友写信，却在去投递信件的路上被卡车撞死。亨伯特以继父的身份将洛丽塔从夏令营接出，当晚一同住进一家名为“着魔的猎人”旅馆，夏洛特生前曾对亨伯特说，她想领他住进这家旅馆。在旅馆里，亨伯特偷偷给洛丽塔下了安眠药，想在她昏睡的时候猥亵她，但药效不好，洛丽塔始终没有睡死，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洛丽塔主动提出要与亨伯特做爱，因为她在夏令营里已经与人有过性行为。 得知母亲遇难，洛丽塔只能与继父一同生活下去，根据母亲生前安排，洛丽塔被送入比尔兹利寄宿中学，但是她学习很差，后来主动离开学校。亨伯特驾驶汽车带着洛丽塔游历全美，在沿途的汽车旅馆中以父女名义住在同一个房间，继续满足他的欲望，历时150天。 在一个美国独立日，因病住进一家医院的洛丽塔突然失踪，后来才知道，她是被另一位恋童癖、剧作家克莱尔·奎尔蒂带走的，奎尔蒂写过一部题为《着魔的猎人》的剧作，洛丽塔在寄宿学校上学时曾主演这部剧作，因此认识奎尔蒂。在亨伯特驾车带洛丽塔旅行途中，奎尔蒂的汽车一直尾随在后，最终他找到机会带走洛丽塔，但后来又抛弃了她。 三年过后，亨伯特突然收到洛丽塔来信，知道她已结婚，嫁给了一位工人，并已怀孕，但生活艰难，希望继父能给她一点钱。亨伯特找到洛丽塔的住处，给了她四千美元，这是夏洛特留下的房子出租后获得的收入。亨伯特要洛丽塔跟他“回家”，遭到拒绝，但他从洛丽塔口中问出当年带她走的人是奎尔蒂，亨伯特找到奎尔蒂住处，枪杀了作为“第二自我”的他，亨伯特因此被捕入狱。小说最后还交代，17岁的洛丽塔最后死于难产，亨伯特也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于狱中。 从禁书到畅销书 这部小说出版后轰动全球，迅速被译成世界数十种语言。促成《洛丽塔》当年畅销、奠定了《洛丽塔》之后文学史地位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偶然事件也有客观原因。 首先就是所谓“《洛丽塔》事件”的推波助澜。《洛丽塔》于1953年写成后，纳博科夫先后投稿给与他关系密切的五家美国出版社，均遭到拒绝，理由也基本一致，即出版者觉得小说内容过于敏感，有色情之嫌，害怕出版之后遭到起诉。无奈之下，纳博科夫将手稿寄往他在欧洲的经纪人，几经周转，这部小说1955年由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规模不大，名声也不太好，经常出版一些准色情读物，它推出《洛丽塔》英文原作，最初目的是向来自英语国家的旅游者推送他们在自己国家难以看到的“禁书”。 小说出版后的数月间似乎风平浪静，既未引发预想中的闹剧，也没有得到正面评价，直到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1956年1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刊文，将《洛丽塔》列为年度三部最佳小说之一。稍后，约翰·戈登在《星期日快报》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格林看法，认为《洛丽塔》是“肆无忌惮的色情文学”，出版者和销售者应被关进监狱。格林再次撰文反驳，由此掀起一场引人注目的文学论争。此时，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法文版，欧洲其他国家的出版社也纷纷购买版权，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在1956年底，法国内务部突然应英国政府请求，宣布查禁奥林匹亚版《洛丽塔》，奥林匹亚出版社则起诉法国政府，法国媒体也纷纷抗议官方对出版自由的侵犯，这所谓“《洛丽塔》案件”成为国际热点新闻，使《洛丽塔》名扬世界。 为了给《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铺平道路，纳博科夫与几位新闻出版界朋友一起在1957年6月的《铁锚评论》杂志上编发一个专辑，选登小说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并配发纳博科夫的《关于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一文以及另外一篇评论文章，为《洛丽塔》正名。这个策略看来是有效的，加之纳博科夫在这一时期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普宁》，《普宁》还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进一步确定了他“严肃作家”的身份。 1958年8月，《洛丽塔》终于在美国面世，美国报刊上出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反而促成了小说的畅销，它在出版三周内即售出十万册，创造了自小说《飘》以来的最高销售纪录，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甚至一度雄踞榜首，直到被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所取代。 《洛丽塔》的出版屡遭阻梗，原因就在于它“敏感的”题材。小说中写到恋童、乱伦和奸情，写到跟踪、复仇和谋杀，全是“禁忌”题材。小说中的性描写已属大胆，直接描写成年人对未成年少女的性行为更加犯禁，因此《洛丽塔》便被烙上了色情文学的印记。客观地说，《洛丽塔》当年的走红以及它至今的常销，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它的这一特殊题材，毋庸置疑，捧读这部小说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一题材的猎奇者。直到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洛丽塔”仍时常被用作与性相关的商品或产业的名称，让人哭笑不得。 《洛丽塔》何以成为经典？ 但是，《洛丽塔》如果仅为一部廉价的色情小说，它就绝对无法赢得它现今的文学史地位，绝对无法赢得一代又一代文学读者的推崇。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小说一样，《洛丽塔》虽然大胆地描写了性，但这种描写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作家窥探人物内心、洞察人物意识、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和途径。 具体到《洛丽塔》，小说详尽地描写亨伯特对于洛丽塔的性欲望，目的就在于展示这种欲望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这种欲望作为人类意识之构成的复杂特性，以及这种欲望因其极端而可能具有的艺术属性。当然，在写作《洛丽塔》时，纳博科夫无疑也借鉴了一些通俗文学的素材，更确切地说，他巧妙地游走在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拓展了所谓严肃文学的固定边界，一如文学史上许多勇敢的先驱之所为。 在前文提及的《关于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一文中，纳博科夫指出：自古以来，性就是文学的一个话题，但现代商业化的色情作品则沦为平庸，有其一套陈规俗套，旨在让接受者获得生理满足；出版者们拒绝《洛丽塔》，“他们是否认为我的书是写色情的我并不感兴趣。他们拒绝买我的书并非因了我对书的主题的处理手法，而是因为主题本身之故”。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淫秽之作，说到底主要不是看它写了什么，而要看它是如何写成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洛丽塔》的情节主要建立在亨伯特—洛丽塔—奎尔蒂的三角关系上。奎尔蒂的形象自始至终是隐秘的，缺乏变化的，是一个类型化的恶魔，亨伯特最后枪杀了他，其实就是枪杀了亨伯特本人的“第二自我”。相比之下，洛丽塔和亨伯特的形象则要丰满得多。小说中的洛丽塔相貌并不出众，还很懒散，甚至有些庸俗，她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想女性形象，她只是在亨伯特的想象中才变得可爱起来，只是作为亨伯特欲望的对象才获得了魔力。面对亨伯特的勾引，她半推半就，也多少是对好莱坞电影里和大众杂志上那些时尚女郎之做派的模仿。 可是，纳博科夫也像亨伯特一样，却对这样一位少女一往情深，他曾说，在他笔下数以千计的人物中，洛丽塔仅次于普宁，是他第二“崇敬”的人物。那么，洛丽塔身上究竟什么东西引起了纳博科夫的“崇敬”呢？ 可能就是洛丽塔的想象力和独立意识。洛丽塔像她那个年龄段的每一位少女一样，是清纯的也是躁动的，是幻想的也是彷徨的，她对亨伯特心理的猜度，却又表现出了她超常的敏感和早熟，她在奎尔蒂编写的戏剧中出演主角，这也是她审美天性和“表演”天赋之体现。她勇敢地抗拒以亨伯特和奎尔蒂为象征的厄运，赢得了个性的独立，回过头来看，她在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中所体现出的叛逆，甚至连她最初对亨伯特的“好感”，说到底还是她身上根深蒂固的自由精神之显现。 嫁人、怀孕后的洛丽塔，面对亨伯特求她“回家”的邀请不为所动，她嫁给了没有文化、还有残疾的丈夫狄克，并情愿跟他前往阿拉斯加，这其实也体现出一种坚定的个人选择。 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形象，他身上无疑具有某种双重人格。纳博科夫似乎并不同情他的这位男主人公，他曾给这个人物下过一个定论：“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努力显得很'动人’。”可是纳博科夫却试图迷惑读者，让读者有可能对亨伯特产生恻隐之心，就像那些“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一样，或许会被亨伯特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亨伯特当然是个恶棍，他娶第一个妻子瓦莱丽娅，是将她当成释放性欲的安全阀，他娶夏洛特是为了接近她的女儿洛丽塔，婚后不久就试图谋杀她，他对洛丽塔的所作所为当然更是非道德的，这是一个十足的罪犯。 但是，亨伯特也有他的另一面，他学识渊博，富有想象力，具有细腻的情感和敏锐的意识，最重要的是，他对洛丽塔的情感既有罪恶的一面，也有真诚的一面，既有亵渎的、毁灭的一面，也有审美的、重构的一面，正是在他的意识中，外表乃至内心都十分普通的洛丽塔却成为一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仙女魔力的审美对象。 更为重要的是，他用他的自白，用他充满艺术感染力的自白，在巧妙地做着自我辩解。他承认自己是罪犯，是恶魔，与此同时也在表白他内心的纠结，他情感的真诚，甚至他的道德忏悔。因此，在小说中谈到自己的第一人称叙述时，他时而说是“供述”，时而说是“陈述”，时而说是“自白”，时而说是“回忆”。他的故事既是法庭陈述和自我辩护，同时也是爱情表白和心灵忏悔，他的叙述调性时而悲怆时而滑稽，时而抒情时而奸诈，小说的文字风格似乎就是亨伯特双重人格的具体显现。 亨伯特是一个“着魔的猎人”，可他像洛丽塔一样，也是自己欲望和想象力的猎物。在小说的最后他甚至说：“我疯狂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说不定比洛丽塔更真实。”也就是说，洛丽塔是亨伯特想象出来的真实，是亨伯特意识的产物，不是洛丽塔激起了亨伯特的欲望和想象，而是亨伯特的欲望和想象塑造出了洛丽塔，亨伯特的“罪行”因而成为一个审美之梦，一次艺术行为。 用文字让洛丽塔“不朽” 《洛丽塔》这部小说的序文和正文的第一个单词都是“洛丽塔”，全书最后一个单词也同样是“洛丽塔”。这是小说的开头： 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早晨，她是洛，平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挺直了四英尺十英寸长的身体。她是穿着宽松裤子的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可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这是小说的结尾： 上帝让亨伯特至少多活上两三个月，好让他使你活在后代人们的心里。我现在想到欧洲野牛和天使，想到颜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预言性的十四行诗，想到艺术的庇护所。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洛丽塔。 从占有式地把洛丽塔揽在“怀里”，到用文字让洛丽塔“不朽”，亨伯特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他的道德忏悔。他在杀死作为其另一半自我的奎尔蒂之后，站在山坡上等待警察的抓捕，此时他听到山下传来一阵孩童的嬉闹声，他突然产生一个顿悟，在他的顿悟中，饱含着他对失去童年的洛丽塔的哀悼，对洛丽塔失去了的童年的哀悼，当然也掺杂着他的忏悔。也可以说，亨伯特对于洛丽塔的欲望也升华为爱情，或是广义的爱，包括父爱成分在内。 因此在小说的结尾，他才敢于理直气壮地说：“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 什么是纳博科夫式的写作？|《微暗的火》《阿达》 回到欧洲 1959年9月29日，纳博科夫夫妇乘船离开纽约，前往欧洲参加《洛丽塔》的宣传推广活动，他们乘坐的越洋客轮“自由号”的终点，就是他们19年前作为难民逃离的法国。当年，他们两手空空来到美国，如今却带着《洛丽塔》的盛名重返欧洲。在欧洲，他们马不停蹄地前往英、法、意等国的许多城市，出席首发式或座谈会，接受采访。 1960年，纳博科夫应好莱坞导演库布里克邀请一度返美修改根据小说《洛丽塔》改变的电影剧本，年底又回到欧洲，并于10月1日住进瑞士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宫酒店。他们自己当时或许也没想到，他们之后将在这家旅馆六楼的两间客房里生活17年，直到纳博科夫离世。 《洛丽塔》的畅销所带来的巨大收益，使纳博科夫夫妇可以随意选择生活方式和居住地，他们晚年定居欧洲，是想与他们在米兰做歌剧演员的独子德米特里住得更近一些，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想找个安静去处，使纳博科夫能够躲避名声带来的喧闹，安心写作。 《微暗的火》：打开新的小说路径 纳博科夫落脚蒙特勒这座瑞士日内瓦湖畔小城后写成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长篇小说《微暗的火》（1962）。这部小说的结构新颖奇特，貌似是对一部长诗的学术性评注，作品由“前言”“长诗”“评注”“索引”四个部分构成。长诗就题为《微暗的火》，由诗人谢德写成，一共999行，实为一首诗体自传。诗人去世后，他的“友人”金波特开始对这部长诗进行详细的解读和注释，并撰写前言，编纂索引。 金波特原是欧洲北部的王国赞巴拉的国王，遭到废黜后来到美国，在一所学院教书，与谢德是同事和邻居。金波特希望自己能成为谢德长诗的描写对象，谢德后被人枪杀，金波特认为凶手来自革命后的赞巴拉国，他的刺杀对象原本应该是金波特。发现谢德的诗中并未写到自己，金波特便开始注解此诗，他穿凿附会，随意发挥，让自己的形象渗入长诗的字里行间。 小说《微暗的火》的写作有一个直接动机，这就是纳博科夫本人对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所作的译释。早在1940年代在美国大学讲授俄国文学时，纳博科夫就开始动手翻译《叶夫盖尼·奥涅金》，后来他断断续续花费十余年时间反复修改译文，并撰写了篇幅十倍于译作的“注释”，构成一部洋洋四大卷、千余页的巨著，这部“学术性译释”于1964年面世。 大约就是在修改这部译作、审阅其清样的过程中，纳博科夫产生了写作长篇小说《微暗的火》的动机。在结构、样式和体裁上，这部小说显然是对《<叶夫盖尼·奥涅金>译释》的戏仿。《<叶夫盖尼·奥涅金>译释》是一部忠于原作的译著，《微暗的火》则是一部充满杜撰的小说，如果说前者是一部洋溢着个性风格的真学术，那么后者就是一部具有解构特征的反小说。 小说的题目《微暗的火》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雅典的泰门》，在第四幕第三场，泰门有这样一段台词：“我可以讲几个最大的窃贼给你们听：太阳是个贼，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月亮是个无耻的贼，她的微暗的火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海是个贼，他的汹涌的潮汐把月亮溶化成咸的眼泪；地是个贼，他偷了万物的粪便作肥料，使自己肥沃；什么都是贼，那束缚你们鞭打你们的法律，也凭借它的野蛮的威力，实行不受约制的偷窃。” 作者借助这个意象来暗喻金波特是个月亮似的人物，他在窃取谢德诗中的光芒。 文本的意义在于阐释？ 《微暗的火》是在西方文学界开始出现“小说死亡论”的语境下推出的，其创新的形式、迷津般的情节线索和丰富的文学互文性，像是给现代小说的发展又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因此，这部十分难读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反而激起一片喝彩，受到广泛欢迎。小说中被放在谢德名下的长诗当然出自纳博科夫之手，这部长诗自身也写得很出色，显示出了纳博科夫作为一位诗人的杰出天赋。 与此同时，在《洛丽塔》引起巨大轰动之后，纳博科夫推出这部复杂化的、学究气的小说，可能也意在改变自己的形象，他似乎在对读者说：“你们认为我是个畅销书制造者，那就请读读这部作品试试看！” 的确，《微暗的火》对它的每一位读者都构成一种挑战，纳博科夫要求他的读者不仅要仔细地阅读，而且还要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加入作品的重构。金波特在他的“《前言》”的最后写道：“容许我声明一下，如果没有我的注释，谢德这首诗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人间烟火味儿。”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终究在于阐释，如此一来，金波特处心积虑地要把自己塞到谢德的诗里去，也就并非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或许，小说作者甚至有可能也希望他的每一位读者都像金波特一样，把自己带入文本，或在文本中发现自我，最终给出属于自己的阐释。 更何况，就像谢德长诗第939—940行所言那样：“人类生活是深奥/而未完成的诗歌注释。”对这两句诗，金波特给出了这样的评注：“如果我对这简明的论断理解正确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的诗人在这里暗示，人类生活无非是给一部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添加的一系列注释罢了。”金波特的话真真假假，似是而非，但这一句注释无疑是纳博科夫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慨。 《阿达》：“乱伦”，可以坦然而美好吗？ 长篇小说《阿达》也是纳博科夫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也同样戏仿了多种文学形式，从托尔斯泰的小说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从反乌托邦主题到科幻小说。这是纳博科夫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得意的一部作品。 小说由五部构成，每一部的篇幅均为前一部的一半，依次递减，第一部的篇幅为全书一半，第五部的篇幅则仅为第一部的1/16，全书呈现出倒金字塔的结构。小说由男主人公范和女主人公阿达的回忆构成。 小说第一部回忆范和阿达在阿尔迪斯庄园度过的两个暑假。1884 年夏，14岁的少年范来姨妈家做客，与姨妈的两个女儿阿达和卢塞特一同玩耍，阿达长得很漂亮，也十分早熟，范爱上了她，两人形影不离，把整座庄园变成了他们的伊甸园。他们偷偷接吻，拥抱，抚摸，最终有一天趁家人去看戏，他俩在一张长沙发上“发现了彼此”。 他俩的相处不时被阿达的妹妹卢塞特撞见，为了支走卢塞特，范曾要求卢塞特躲进房间，在一小时内背诵一首诗，而他和阿达却在阁楼上亲热。暑假结束后，范离开庄园继续上学，他和阿达情书往来，用的是夏多勃里昂和兰波诗歌中的词汇做密码，因为阿达早已在阿尔迪斯庄园那间有着14841册藏书的图书室里饱读诗书，包括各种爱情读物。 1888年夏，在英国上大学的范在暑假期间再次来到阿尔迪斯庄园，他与阿达重温旧情，但也发现阿达似与其他男人有染。妹妹卢塞特其实一直暗恋着范，成年后，她曾悄悄尾随范上了越洋的客轮，想赢得他的爱，在明白她无法像姐姐一样获得堂哥的爱情后，她投海自杀，她在给范的信中写到，她一直能背诵范当年要她背诵的那首诗。大学毕业后，范成为一位心理医生，阿达做了演员，两人继续他们的恋情。范的父亲德蒙发现他俩的关系后，向儿子挑明真情：原来范和阿达是亲兄妹。 在父亲的劝阻下，范与阿达分手，阿达嫁给了安德烈，但两人始终藕断丝连。1922年，安德烈死了，范和阿达的家人也相继离世，阿达飞往瑞士，与范生活在一起，他俩因是兄妹而无法结婚，却组建起真正幸福的“家庭”。他们一起在家中阅读，一起在湖边散步，一起去山上捕捉蝴蝶，同时，他们也在撰写回忆录。他们的回忆录自他们70多岁时写起，写了20年，完成回忆录时的他俩已经90多岁，最后他俩同时幸福地死去。后来，一位名叫维维安·达克布鲁姆的人看到他俩的回忆录，并做了整理和批注，这才有了这部小说。 《阿达》是纳博科夫的心爱之作，这也的确是一部地道的纳博科夫式小说： 首先，这部小说有一个惊世骇俗的主题，即兄妹乱伦。乱伦的题材在世界文学中并不少见，却大多是被当作一个谴责对象、啼笑因缘或悲剧内核来写的，很少有哪位作家像纳博科夫这样把兄妹恋写得如此坦然，如此美好。如果说在同样“犯忌”的《洛丽塔》中，纳博科夫因为把主人公亨伯特写成一个“恶魔”而给自己留下了“免责”的后路，那么在《阿达》中，他塑造其心目中的爱情伊甸园时已更少顾忌了。 当然，他也试图用卢塞特执着的、富有牺牲精神的爱来反衬阿达和范之爱的自私和狭隘，但就总体而言，纳博科夫对范和阿达的爱情是欣赏的，赞美的。纳博科夫的这种写法，与其说是在挑战公众的伦理习俗，不如说是在以文学的方式实现一次价值颠覆，一场审美狂欢。 《阿达》在1969年面世后像《洛丽塔》一样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曾名列美欧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其敏感的题材无疑也是其“卖点”之一。 迷宫般的小说 其次，这部小说有着迷宫般的复杂结构。在小说的叙事时空上，有地球和反地球之间的对应，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错位。小说的人物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玛丽娜和阿克娃是双胞胎姐妹，后来分别嫁给一对堂兄弟丹和德蒙，但德蒙与她俩都有感情纠葛；像父亲德蒙一样，范也同时与阿达和卢塞特姐妹有爱情关系，他和阿达还是亲兄妹。小说的结构主体是范和阿达两人的回忆，这些回忆或清晰或朦胧，或逼真或臆造，就连范和阿达也常常会因为某个回忆细节的真实与否争执不休。 主人公范是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一生都在探索意识、情感、地球、时间等等的奥秘，他渊博的学识和复杂的思考也被穿插进文本，他的哲学著作《时间的组织》更是构成了小说第四章的主要内容。这部艰深晦涩、结构复杂的小说需要其读者调动一切阅读主动性，在阅读过程中要来回翻看，前后比对，把文本打乱之后再重新组合，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连贯的情节和完整的故事。 最后，这是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这部小说充满对文学名著的引用、戏仿和颠覆，作者似乎有意要把对这部小说的阅读变成一场徜徉世界文学的探索旅行。小说的开头就颠覆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或多或少是不同的；不幸的家庭则或多或少是相似的。” 小说的最后则戏仿了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结尾。小说中写到，年仅九岁的阿达就偷读了夏多布里昂描写姐弟恋的小说《勒内》，从后来她与范的交谈和回忆中不难看出，他俩对世界文学中的兄妹恋、姐弟恋题材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他俩用密码写情书，而这些密码均取自兰波等人的情诗。细心而又内行的读者，是可以把《阿达》当成一部经典文学百科全书来读的。 《阿达》之后，纳博科夫接着写出中篇《透明物体》和长篇小说《瞧，这些小丑！》。1975年，纳博科夫在瑞士山间捕捉蝴蝶时摔伤，手术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1977年离世。他去世之前一直在写作长篇小说《劳拉和她的原著》，他曾留下遗嘱，称他如果来不及完成这部小说，就请家人在他去世后焚毁手稿，但他的妻子和儿子在阅读了手稿之后，舍不得焚毁，并在征询许多专家的意见之后，并未遵循纳博科夫的意愿，2009年出版了这部小说。 纳博科夫：我有家，我的家在彼得堡 我们来对纳博科夫的生活和创作做几点简单的概括。 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纳博科夫 首先，纳博科夫不仅是一位大作家，也是一位大学者。作为学者，他不仅在鳞翅目昆虫学领域颇有建树，更在文学批评领域留下了影响深远的著作。来到美国后不久，纳博科夫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尼古拉·果戈理》，后来，作为一位美国多所著名大学的文学教授，纳博科夫先后主讲“欧洲小说”“俄国文学”“俄国诗歌”等课程，撰写了大量讲稿。 纳博科夫生前曾想出版这些讲稿，但始终没腾出手来整理，在他去世后，学者博沃斯在纳博科夫的遗孀和儿子的协助下对纳博科夫的讲稿进行编纂，相继出版了三本讲稿，也就是《文学讲稿》《俄国文学讲稿》《<堂吉诃德>讲稿》书。这三部著作是纳博科夫对于世界文学史上一些名家名著的解读，但它们同时也是纳博科夫本人美学观和文学观的集中体现。 在《俄国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细致地讨论了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创作。对这几位俄国文学大家，纳博科夫有褒有贬，他褒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贬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屠格涅夫则似乎处于褒贬之间。 在《列夫·托尔斯泰》一章的开头，他这样给出了他的俄国作家“座次”：“我们可以这样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排个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理；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这很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也曾遇见纳博科夫的这种排序，我们之前在介绍托尔斯泰时引用过纳博科夫的这个“排序”：1952年1月，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的课堂上讲授俄国文学，他突然走下讲台，关掉教室内所有的灯，拉下所有窗帘，然后打开教室右侧的灯，说道：“在俄国文学的天空中，这就是普希金！”然后打开左侧的灯：“这是果戈理！”再打开中间的灯：“这是契诃夫！”最后，他冲到窗旁，一把扯开窗帘，指出倾斜进教室的阳光，大声地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至于这一排序的理由和动机，纳博科夫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稿中有坦然的交代：“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一点难为情的感觉。在我的课上，我通常仅从我感兴趣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也就是说，看它是否世界级的艺术现象，看是否有个人天赋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一位伟大作家，而相当平庸，虽有无与伦比的幽默之闪现，却布满一片又一片文学俗套的巨大荒原。” 也就是说，纳博科夫对俄国作家的判断，首先依据他个人的文学趣味，而他的文学趣味是精英式的，注重细节的再现和文字的表达，反对一切具有“功利”色彩的文学意图，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具有首要意义，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还要重要。 作为翻译家的纳博科夫 其次，纳博科夫也是一位大翻译家，翻译和自我翻译是纳博科夫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自幼就是一个“三语少年”，11岁就开始文学翻译，把英国作家里德的《无头骑士》译成法语。他20岁左右翻译的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至今还被公认为该书最好的俄译之一。流亡欧洲期间，文学翻译一直是纳博科夫谋生的手段之一。 到美国之后，尤其是在《洛丽塔》大获成功之后，所谓“自我翻译”（self-translation）更成了纳博科夫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应约不断地把自己早年的俄文小说译成英文，或者由他的儿子德米特里译出，他再进行校订，并写作序言。到了晚年，他又开始亲自动手把他的英文作品译成俄语，在翻译过程中他有时会作较大改动。 他唯一的自传作品《说吧，记忆》似乎就构成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翻译”的典型例证。这部自传的最早一个章节、即《O小姐》系用法文写成，1936年刊于法国《尺度》杂志；后来这个章节被译成英语，受到欢迎，纳博科夫便用英语接连写出十多个章节，全书后于1951年出版单行本，书名叫《确凿的证据》。此书再版时，纳博科夫把这个具有“侦探小说”意味的书名改为《说吧，记忆》。1953年夏，纳博科夫把此书译成俄语，书名又改为《彼岸》（Другие берага）。 由于纳博科夫在英译俄时做了许多修改，这部自传在1966年再出英文版时，纳博科夫又把俄文译本中的许多东西挪进了最新的英文版。后来，他把自己这种复杂的自我翻译比作蝴蝶的蜕变：“对最初的俄国记忆进行一次英语重述，将它译回俄语，再使它重归英语，这被证明是一项恶魔般的任务，但让人稍感安慰的一个想法是，这样一种为蝴蝶所熟悉的多次蜕变，之前尚无任何人有过尝试。” 纳博科夫还翻译了大量俄国文学作品，如《伊戈尔远征记》《俄国三诗人诗选》《当代英雄》等。他最有影响的俄译英著作，无疑还是《<叶夫盖尼·奥涅金>译释》。此书初版于1964 年，但纳博科夫此前断断续续工作了近十年，这部学术性译作是纳博科夫毕生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除对普希金原作的细心翻译外，纳博科夫还对《叶夫盖尼·奥涅金》作出了巨量注释。别林斯基曾将《叶夫盖尼·奥涅舍》称为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而纳博科夫的《<叶夫盖尼·奥涅金>译释》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关于普希金这部“百科全书”的百科全书。 棋局一般的人生 第三，纳博科夫喜欢下棋，他的一生也像棋局一样具有设计感。纳博科夫的一生充满太多的突转和巧合。在人生的前19年，纳博科夫一直过着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却使他失去一切财产，被迫背井离乡，在流落欧美多国期间，他自食其力，生活艰辛；但是，《洛丽塔》的畅销，又把纳博科夫40年前被俄国革命剥夺的财富归还给了他，使他在生命的后19年再度衣食无忧。 1919年4月15日深夜，纳博科夫一家乘坐的“希望号”轮船驶离塞瓦斯托波尔港，占领港口的红军已开始用机枪向海面扫射；1940年5月20日，纳博科夫与妻儿乘坐“尚普兰号”驶离法国西海岸，几天之后德军就攻占了巴黎，他们在巴黎租住过的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他们乘坐的“尚普兰号”也在下一次航行中被德军击沉；1959年9月29日，纳博科夫夫妇乘船离开纽约，并在10月5日抵达法国勒阿弗尔，重复了他们19年前的航线，只不过是相反的方向。 然而，纳博科夫一生的生活和创作又似乎是被精心设计出来，就像蝴蝶的两个翅膀那样对称，就像镜子里的映像那样构成两个相似的世界。他将近80岁的一生被近乎等分地划为四个阶段，即俄国时期、德法时期、美国时期和瑞士时期，每个阶段的时长均为20年左右。到美国后的纳博科夫转而用英语创作，他的创作因而呈现出俄语时期和英语时期这两大阶段，令人惊奇的是，他在这两个阶段写出的中长篇小说数量几乎完全相等，均为九部。 综观纳博科夫的生活和创作，与其说是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又一个善意的玩笑，不如说是他在用他不懈的文学创作时刻驾驭自己的命运，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在书写自己的人生。 “我有家，我的家在彼得堡” 最后，纳博科夫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俄语作家，他是世界文学史中为数不多的杰出的双语作家。纳博科夫的英语作家身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相对而言，他的俄语作家的身份却有些被低估了。 我们称纳博科夫为俄语作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纳博科夫一生的创作过程是由前半段的俄语时期和后半段的英语时期组合而成的，他有一半的作品系直接用俄语写成，在进入英语文学世界之前，他早已是一个享誉整个俄国侨民界的俄语大作家。 其次，成为著名英语作家之后，纳博科夫始终没有淡忘其俄语创作，他在家人和朋友帮助下亲自动手，将其俄语作品译成英语，之后又将其英语作品译成俄语，使其创作在俄语和英语中都有完整的呈现。 第三，是纳博科夫对俄国文学的一往情深，如果说他到美国后选择在大学教授俄国文学课程是“为稻粱谋”，那么，他在成为著名英语作家之后仍含辛茹苦地翻译《叶夫盖尼·奥涅金》等俄国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了，他是在向他所继承的俄国文学传统致敬。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纳博科夫的自我认同，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俄语作家”身份，他在家里说俄语，与懂俄语的亲友通信时总是用俄语，无论何时何地，他在内心里始终是以做一个俄国人、做一位俄语作家而自豪的。他曾在欧美多国生活，却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即便在他成为百万富翁之后，每当有人问他为何不安家，他便回答：“我有家，我的家在彼得堡。” 在如今一些文学工具书中，纳博科夫通常被称为“俄语和英语作家”或“俄美作家”（Russian and American novelist）。苏联解体后，纳博科夫及其创作也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俄国文学，在新近出版的各种20世纪俄国文学史著和文学作品选中，纳博科夫都会占据相当大的篇幅。 双语文学的桥梁，不拘一格的作家 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纳博科夫的确是一位桥梁式的人物，一位综合性的作家。 首先，他同时继承俄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两种文学传统，从而成为这两大语种文学的混血儿，他先后使用俄、英两种语言所进行的积极创作，他在这两大文学中相继赢得的崇高地位，以及他持续不断的翻译和自我翻译，客观上使得这两大文学在20世纪下半期相互走近了。 其次，纳博科夫是在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生活突然中止时离开俄国的，他像是那一时代俄国文学抛出的一只“诗歌漂流瓶”，俄国文学的传统基因被他和无数俄国流亡作家带出境外，得以幸存，包括纳博科夫在内的众多俄侨作家在西方的写作和活动，也极大地扩大了俄语文学的世界影响。 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又以他的英语创作突破了境外俄语文学的小圈子，打破了俄侨文学和侨居地文学之间的壁垒，这是他那一代以及他前面一代俄国侨民作家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在苏联1980年代的回归文学浪潮中，纳博科夫又是最早“回归”的境外俄语作家之一，他再次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三，在整个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纳博科夫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是连接20世纪上、下半期俄语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他的创作持续近60年，自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尾声至世界范围内后现代文学的兴起，他的创作镜子般地反映出了20世纪俄国文学的风尚流变。 最后，在文学潮流、文学类型和文学方法等方面，纳博科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作家。就文学立场而言，他反对实用主义美学，反对功利的现实主义，反对“思想的文学”和“观念的文学”，也就是说，19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让他感到格格不入，他试图用自己的非功利写作来冲淡、来平衡过于入世、过于实际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范式；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对果戈理、托尔斯泰、福楼拜等经典现实主义大师们真实的细节描写、准确的心理活动传导、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刻画赞叹不已，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多有借鉴。 纳博科夫的小说大多是讲故事的，而且不乏“通俗”情节，他的作品之畅销，至少是《洛丽塔》和《阿达》的畅销，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叙事内容，也就是说，纳博科夫有意或无意地破除了所谓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他又是最精巧的文学技巧的实验者，最复杂的文学迷宫的设计者，他的小说中复杂的时空结构和人物关系，他在叙事过程中对意识和潜意识的不断深究，他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互文性，以及他关于生活和艺术之本质的形而上的、甚至存在主义的认知，都使他的创作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印记，他的创作所具有的这种综合性、合成性和跨界性，本身也就是典型的后现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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