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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USCAP会议报道 ◆ 会议时间 2023年3月11日至16日 ◆ 会议简介 2023年第112届美国和加拿大病理学会（USCAP）年会于2023年3月11日至26日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 USCAP年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病理学专业学术会议，每年都有数千名来自医院、私人实验室、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病理学和分子、毒理学、肿瘤学和免疫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出席会议。 USCAP是病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之一，是全球病理学领域知识传播的全球领导者，拥有超过1万名病理学家会员。USCAP通过促进研究、组织科学性会议和出版科学性杂志来丰富、发展和传播有关人类病理学和比较病理学的知识。 作为病理人，兼具学术使命和学者担当，杂志作为国内病理领域学术媒体平台，报道学科前沿进展。若您已积极参会，欢迎您把听课内容或学习体会进行整理，传达会议病理领域新进展，与国内病理同道们进行分享。 资料可发至邮箱：cjpa@cmaph.org 胸部疾病病理热点内容（五）由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胸部学组蒋莉莉教授提供 专家简介
2023 USCAP胸部疾病病理 热点内容速递（五） 背景：间质性肺疾病（ILD）的诊断常需借助侵入性操作，如外科活检或冷冻活检。由于各病种表现复杂，ILD的诊断建议由肺部病理专家进行评估。随着RNA测序和分析技术的发展，已有使用经支气管肺活检（TBLB）分子分类器进行分析。目前分子分析仅适用于新鲜组织样本，常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块中无法进行。本研究旨在构建一种可利用FFPE TBLB样本进行RNA分析的分子分类器进行寻常型间质性肺炎（UIP）的诊断。 设计：纳入病例均进行影像学与组织学评估并经过多学科讨论确诊。训练集由来自Ampliseq RNA表达组的RNA-seq数据构成。最初，RNA数据来自同一病例的新鲜冷冻（FF）手术肺活检和FFPE-TBLB肺组织。研究发现来自FF的分子数据和来自FFPE的分子数据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我们改变了FFPE样本的RNA测序方式。因此，我们修正了HTG转录组试剂盒以及来自20个样本（12个FFPE-TBLB样本和8个FFPE-VATS）的RNA-seq数据（测试集）。RNA-seq数据使用内部管道检查核验、过滤并标准化。使用R包进行差异性表达分析、特征过滤、基因筛选以及分类器训练。 结果：我们的分子分类器是基于支持向量机算法以及90个基因的表达数据。使用79个样本作为训练数据和20个样本作为测试数据，我们的分子分类器将样本分为UIP模式与非UIP模式，准确率为80%，AUC为0.881。
总结：我们在机器学习支持下所构建的分子分类器可分析来自FFPE-TBLB样品的RNA-seq数据，并且可以在临床工作中有效区分UIP与非UIP。 1585 肺鳞状细胞癌分级的组织学标准 背景：数项研究分析了与肺鳞状细胞癌不良预后相关的组织学特征。目前，WHO并未纳入肺鳞癌的分级系统。在既往版本中，曾依据角化程度进行分级。我们研究早期鳞状细胞癌切除样本的各种组织学参数以及其对无病生存期的影响，以期确定分级系统的重要参数。 设计：研究纳入无术前治疗的手术切除Sqcca系列样本。纳入标准为无淋巴结转移（N0）。评估以下组织学特点：肿瘤侵犯支气管的周围型模式（伴或不伴肿瘤出芽性浸润、推挤、内侧肺泡、肺泡腔内）；大血管侵犯；淋巴管侵犯；角化百分比；坏死程度；细胞核体积差异；核仁大小；促结缔组织增生以及核分裂活跃度。坏死程度分为：无坏死，1级（显微镜下病灶＜5mm）或者2级（坏死区域＞5mm）。使用Kaplan Meier曲线对每个参数进行单变量分析，以复发（局灶或远处）为观察终点。 结果：共计随访75例患者，平均随访50个月，其中男性46例，女性29例，平均年龄67岁。5例为T1a（＜1cm），17例T1b，15例T1c，18例T2，13例T3，6例T4。pT分期和组织学变量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组织学变量之间也没有显著相关性。2级坏死与所有复发形式（p=0.007）和转移（p=0.002）均显著相关。坏死与所有复发形式（p=0.04）以及转移（p=0.02）之间的关系明显独立于pT分期。 总结：肺Sqcca的分级应该包括坏死作为一个预后参数。角化程度对复发率并无影响，不应该将其用于评估肿瘤的分级。 背景：我们以往共同研究者揭示了RETfus 的NSCLC与RET激酶抑制剂之间的效率，现在我们显著拓展这种疾病的数据库。 设计：使用基于杂交捕获的大基因谱系（CGP）集中分析424例RETfus 的NSCLC的主要组织学和基因组学改变（GA），同时还测定了肿瘤突变负荷（TMB）、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基因组学特点、杂合性丢失（gLOH）以及遗传起源[非洲（AFR）、欧洲（EUR）、中美洲和南美洲（AMR）、南亚（SAS）或东亚（EAS）]。肿瘤细胞PD-L1表达使用IHC（Dako 22C3）进行测定。 结果：333/424例活检和切除的RETfus NSCLC集中进行分类，其中147 例(44%)为高级别实性非腺泡型、83例(25%)为乳头/微乳头型、42例(13%)为腺泡型、39例(12%)为黏液/印戒细胞型、11例(3%)为鳞状、5例(2%)为贴壁型、4例(1%)为肉瘤样、2例(1%)为分泌型。相比于RETfus- NSCLC，RETfus NSCLC男女比例近乎1∶1，且更年轻（64.3岁 vs 68.2岁，p＜0.0001）。RETfus 患者具有更低的肿瘤GA值（4.6 vs 6.0，p＜0.0001）、gLOH（17.1%
vs 27.9%，p=0.002）、TMB平均值（3.0 vs 9.1，p<0.0001）、烟草相关基因改变（2.9% vs 27.1%，p=0.0009）和更少欧洲血统（69.4% vs 80.3%，p＜0.0001）；但具有更多的美洲血统(9.5% vs 4.9%，P=0.003）、东亚血统（9.0% vs 3.9%，p＜0.0001）和APOBEC标记（38.2% vs 12.9%，p=0.0004）。数据显示两组病例的MSI高度不稳定性均较低。高PD-L1 IHC着色在RETfus 中更常见（42.6% vs 32.2%，p=0.005）。需要指出的是，RETfus 中GA较低包括BRAF
(0.7% vs 5.4%，p＜0.0001), EGFR
(5.0% vs 15.0%，p＜0.0001), ERBB2
(0.9% vs 3.8%，p=0.01), FGFR1 (0.5% vs 4.3%，p<0.0001), KEAP1 (1.9% vs 13.4%，p<0.0001),
KRAS (1.9% vs 30.8%，p＜0.0001),
MET (1.4% vs 5.3%，p=0.001), NF1 (1.1% vs 7.9%，p＜0.0001), PIK3CA (2.6% vs 11.3%，p＜0.0001), RB1 (3.5% vs 8.4%，p=0.002), STK11 (1.9% vs 16.2%，p＜0.0001) and TP53 (44.8% vs 70.0%，p＜0.0001)。而不同组织学亚型间GA值并无显著差异。 总结：RETfus NSCLC是一种独特的NSCLC，具有特征性组织学亚型、临床背景、基因组学特点、遗传起源和GA频率的分布。基于特异度RET激酶抑制剂（包括塞尔帕替尼和普拉替尼）在NSCLC的批准应用，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RETfusion 状态在众多肿瘤中可提高对TKI药物灵敏度，因此需要对RET基因驱动肿瘤进行更多研究。 背景：在肺中，我们对类癌和神经内分泌癌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连续谱系知之甚少。 设计：既往研究我们找出具有拷贝数变异（CNV）的8个基因标签（包括MEN1, MYC, MYCL1, RICTOR, RB1, SDHA, SRC和TP53），应用于检测31例典型类癌（TC）、11例不典型类癌（AC）以及12例可切除的小细胞癌（SCLC），这组样本的转录组和突变数据均可获得。 结果：我们识别出两个独立的组织学集群CL1组和CL2组，其中17/42 （40.5%）的类癌（无论TC或AC），以及全部SCLC样本构成CL2组。CL2组的类癌与较差预后相关，在特定的突变特征区中其富含T>C/C>T颠换，显示出至少增加1.5倍的TSC2, SMARCA2, SMARCA4,
ERBB4 和 PTPRZ1突变，基因表达的不同以及关于MYC和MTORC1途径、细胞衰老、炎症、高可塑性细胞状态和免疫系统耗竭的表观遗传学改变。 总结：本研究我们有创新性发现：根据表观遗传学驱动进展数据分析，可切除的SCLC可能起源于的预先存在基因组转化的类癌。 背景：在NSCLC中，MET基因扩增可在肿瘤初始阶段或作为接受TKI药物（常为EGFR-TKI）治疗后因耐药性改变而获得。多种治疗可诱发MET基因扩增，包括多激酶抑制剂、或者针对MET 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靶向药物。然而，适合靶向治疗通常需要一个明确的MET基因拷贝数截断值，这通常依赖实验结果。为了给临床治疗决策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导，我们在具有两个检测数据的NSCLC病例中比较FISH和NGS分析测定的MET基因扩增结果。 设计：2020年5月至2022年8月期间，利用FISH和NGS对80例NSCLC标本进行评估。对于FISH分析，我们采用CEP7和MET双色探针，MET：：CEP7的比率＞2.0或发现由实验所定义的多染色体畸形被认为是MET扩增。NGS利用FDA批准的elio™组织完整试剂盒，其包括505个基因，≥3.0倍认为出现MET扩增。 结果：63例FISH和NGS检测完全一致（见表），一致性为78.8%，灵敏度为91.7%，特异度为73.2%。阳性预测值（PPV）为59.5%，阴性预测值（NPV）为95.3%。两种方法均出现MET基因扩增病例中，FISH检测的平均拷贝数为8.84（范围：4.64-20.3），非扩增病例为2.95（范围：1.62-4.28）。对于NGS检出扩增但FISH为阴性的15个检测不一致病例其平均拷贝数为3.48（范围：2.8-4.2）。有1例NGS同时检出MET扩增和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
结论：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大多数样本表现出FISH和NGS检测结果的高度一致性，尤其是FISH阳性病例。在高NPV情况下，NGS是MET扩增的可行检测方法。许多因素可导致NGS和FISH检测不一致，包括检测相关因素，如分析个体细胞vs集体肿瘤群体、局部vs整体基因组变化。肿瘤百分比和肿瘤细胞异质性是其他相关因素。鉴于肿瘤样本获得过程中的差异，需要对MET扩增状态进行恰当解读。在肿瘤样本有限的情况下，NGS测序组是一种敏感的筛选方法，因为它可以同时检测MET拷贝数变化和其他靶向突变。 1589 AI辅助形态学分析揭示从肺癌前病变到浸润性腺癌的淋巴细胞浸润进展 背景：更好地了解肺癌的早期癌变过程对肺癌的预防和阻断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公认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可进展为原位腺癌（AIS）、微浸润性腺癌（MIA）以及最终进展为浸润性腺癌（ADC）。由于数据的缺乏，肺癌前病变（AAH、AIS和MIA）免疫图谱的分析仍具有挑战性。基于AI的HE图像分析为了解各种肿瘤免疫图谱改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很少有研究使用这种方法来探寻早期肺癌发生的免疫进化。
总结：我们应用AI技术准确地对细胞群进行分类并提取有意义的特征以分析肺HE组织样本。这些特征揭示了从癌前发展为侵袭性ADC过程中淋巴细胞的浸润进展。作为一项原理性研究，我们的工作证明了基于AI的病理组学分析在研究早期肺癌发生和进展方面的潜力。 1590 肺鳞状细胞癌活检组织中预测切除样本的细胞丰度（cellularity） 背景：基于最近对切除肺鳞状细胞癌病例的研究，肿瘤细胞丰度（cellularity）正逐渐成为肺鳞状细胞癌一种新的独立预后指标。在本研究中，我们比较了相对应的切除与空芯针活检样本的细胞丰度，从而扩大这项工作并探索其对肺活检样本的有效性。 设计：获得并数字化21个对应的切除和空芯针活检肺鳞状细胞癌组织病理学组织切片。利用QuPath对代表性的肿瘤和非肿瘤区域进行标注以此来训练对象分类器使其在整个载玻片上区分这些区域。将肿瘤细胞数量定量并将肿瘤细胞的数量与肿瘤的表面积进行归一化以便进行肿瘤密度的测量。通过将大体测量的肿瘤最大径与肿瘤密度相结合来计算切除和活检样本的总体细胞结构。排除无存在肿瘤的活检并重新评价这些活检样本的细胞丰度。使用具有计算预测区间的线性回归进行机器学习，根据活检肿瘤细胞丰度预测切除样本肿瘤细胞丰度（图1）。使用线性回归散点图比较原始和修正活检以及切除标本之间的细胞丰度差异。
结果：活检和切除样本的肿瘤细胞丰度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并可通过排除无肿瘤活检样本（p＜0.01，R=0.90）来优化。线性回归模型对数据具有显著的合理拟合作用（p＜0.001，多个R平方0.8141R）。在散点图中示出了切除标本和活检标本细胞丰度之间的差异，并且差异与例如瘢痕形成、坏死或炎症因素相关。 总结：肿瘤细胞丰度在活检和切除样本间具有可比性。切除标本和空芯针活检标本间存在一系列的细胞丰度差异，而通过去除无肿瘤活检样本可将差异降至最低。未来的工作旨在扩大样本集，评估验证活检样本的细胞丰度在肺癌预后和新辅助治疗应答方面的价值。这些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在进行活检和评估治疗反应时提供预后信息。 1591不同间皮瘤组织学亚型的免疫组化和基因表达研究，为双相/肉瘤样间皮瘤和高级别上皮样间皮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背景：间皮瘤（MM）是一种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预后取决于疾病范围和组织学亚型。上皮样间皮瘤（EMM）分级可以预测生存。间皮瘤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对诊断、预后和新疗法（包括EZH2）的开发是很重要的。我们研究了MM的IHC标记和RNA表达谱，以评估EMM分级的临床实用性和明确治疗策略。 设计：研究35例胸膜MM活检样本，包括3例肉瘤样/促结缔组织增生（SMM），5例双相间皮瘤（BMM）和27例EMM。根据WHO分类将EMM病例进一步分为低级别（LG）和高级别（HG）。FFPE切片用于IHC（BAP1、EZH2和PD-L1）染色和RNA表达研究。EZH2-IHC结果计为H评分=（0×%阴性） （1×%弱阳性） （2×%中度阳性） （3×%强阳性细胞）。使用nCounter PanCancer Pathways Panel（NanoString，770个基因）进行RNA表达分析。使用edgeR
Bioconductor包和nSolver分析软件分析数据，比较具有SMM/BMM形态的样本和EMM。 结果：27例EMM样本中，3例归为HG，24例归为LG。SMM样本表现出显著不同的IHC表型：100%保留BAP1，高PD-L1（平均值80%，范围60%-100%）和高EZH2（平均H评分183，90-230）。与之相对应的是，LG
EMM表现为83%丢失BAP1，低PD-L1（平均1%，0-10%）和低EZH2评分（平均59，5-150）。HG EMM显示出介于LG EMM和BMM（40%丢失BAPl，PD-Ll平均20%）之间的免疫表型（67%丢失BAPl，PD-Ll平均2%，EZH2评分103），但显示出与BMM（平均EZH2评分108）相似的更高的EZH2。差异基因表达分析揭示62个显著上调的基因（如：FST、THBS1、GDF6、PLAT、CCNA2）和41个（如：LRP2、SFRP2、FGF7、WNT2B、GAS1）与EMM相比在SMM/BMM样本中下调的基因。RNA表达热图显示SMM和BMM子集排列紧密，且不同于LG EMM子集（图）。基因集分析显示，与EMM相比，SMM/BMM组中Hedgehog信号下调，但与凋亡、TGFb信号和转录失调相关的基因却富集。
结论：我们发现HG EMM具有不同于LG EMM的IHC和基因表达谱，并且IHC和基因表达谱介于LG EMM和BMM之间。SMM、BMM和HG EMM具有更高的EZH2和PD-L1表达。在这些亚型中观察到的通路失调表明潜在的治疗策略。 1592 表观遗传学试剂盒在预测肺癌患者免疫治疗应答中的应用 背景：本研究旨在确定三种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SMARCA4、H3k27me3和H3k36me）在免疫治疗应答与非应答患者肿瘤组织中表达的潜在差异，以探讨这些差异在预测肺癌患者免疫治疗应答中的潜在应用。 设计：本研究收集75例接受免疫检查点治疗的肺癌患者。在75例回顾性病例中，选择10例切除样本：5例免疫治疗应答者样本，5例无应答者样本。使用单一复合物Brg1/SMARCA4、H3K7me3和H3K36me生物标志物对治疗前的肿瘤样本进行染色。每张染色切片和生物标志物进行肿瘤细胞的阳性百分比和间质细胞的阳性百分比评估。 结果：10例回顾性病例中，Brg1/Smarca4蛋白在应答组肿瘤细胞（平均59% vs 94%，p＜0.0005）和间质细胞（平均15% vs 3.5%，p＜0.002）中的表达显著低于无应答组。与无应答组相比，应答组的肿瘤细胞具有明显更高的H3k27me3蛋白表达（平均61% vs 38%，p＜0.02），而在间质细胞中具有明显更低的H3k27me3蛋白表达（平均5.3% vs 1.1%，p＜0.03）。应答和非应答组的肿瘤或间质细胞中均不表达HK36me。 结论：识别在免疫治疗反应中显示出可靠预测价值的生物标记物对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其可以指导癌症治疗实现最有利的免疫治疗应答和患者预后。 1593 在具有黏液特征的肺腺癌（PAM）谱系内描绘浸润性黏液腺癌（IMA）：细化细胞形态学特征及其基因组图谱的相关性 背景：PAM包括一组具有胞质内粘蛋白的异质性腺癌，表现为纯黏液性或混合性肿瘤。IMA是PAM中不常见且独立的肿瘤亚型，其往往显示低级别细胞形态学且常常携带KRAS致癌驱动突变。我们旨在在PAM谱系中细化IMA的结构和细胞学形态，同时与潜在的特定遗传改变相关联。 设计：对手术切除PAM的样本进行回顾性分析（2016-2022），以获得靶向二代DNA和RNA测序结果（NGS）。PAM分为纯黏液（黏液成分≥90%）或混合（黏液成分≥10%）组。评估高级别结构（实性≥20%、微乳头状和/或复杂腺体模式）和细胞学特征（低级别与高级别），并与分子特征进行比较。 结果：48例PAM符合标准，其中32例为纯黏液组，16例为混合组。NGS在83.3%（n=40）的病例中识别出独立的（互斥的）促有丝分裂因子驱动基因改变，在10.4%（n=5）的病例中识别出基因融合（表1）。总体而言，KRAS突变存在于75.0%（n=36）病例中，其中KRAS基因12密码子突变存在于66.7%（n=32）病例。纯黏液组肿瘤与低级别的结构和细胞形态学特征相关（90.6%，p<0.001），并且明显更易出现KRAS致癌驱动突变（93.8%，p＜0.001），尤其是影响12密码子（90.6%，p＜0.001）[例如p.G12D（34.4%），p.G12V（28.1%）和p.G12C（15.6%）]。与之相反，混合组肿瘤与高级别结构（87.5%，p＜0.001）和细胞学特征（62.5%，p<0.001）相关，并与KRAS野生型状态显著相关（62.5%，p＜0.001）。在12例KRAS野生型病例中有41.7%（n=5）检测出融合改变。
结论：总体而言，纯PAM和混合PAM具有不同的基因组图谱和高级别特征的分布。绝大多数病例中，纯黏液组肿瘤符合经典的低级别IMA结构和细胞形态学特征并携带KRAS基因12密码子驱动突变。通过描绘具有不同生物学特征和靶向基因改变的肿瘤亚型，将结构和细胞形态学特征整合到PAM谱内IMA的必要诊断条件中，可以进一步提高诊断的治疗相关性。 1594 提取与纤维化型过敏性肺炎相关的各种可识别气道中心性纤维化的特征 背景：2020年纤维化型过敏性肺炎（FHP）指南强调气道中心性纤维化（ACF）是病理诊断的关键特征。然而，观察者间一致性目前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我们应用数字图像分析来研究ACF的观察者间一致性问题，并提取与FHP诊断相关的特征。 设计：选取111张来自17例FHP和30例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的手术肺活检或冷冻肺活检样本。扫描整个载玻片图像，并要求7位肺部病理学家使用数字笔工具标注ACF区域。覆盖所有标注区域并手动评价其一致性。利用Fleiss kappa值分析观察者间一致性。使用Mann-Whitney检验在HP和IPF病例之间比较每位病理学家在每个病例中标注的ACF区域数量，绘制每位病理学家的ROC曲线。至少4名病理学家识别的ACF区域被认为是共识ACF（cACF），并在FHP和IPF病例中比较其频率。 结果：7名肺部病理学家对ACF识别的Fleiss kappa一致率为0.28。只有三名病理学家ACF数量与FHP诊断相关（AUC:0.73、0.68和0.62）。FHP病例中cACF数量为0～20（平均5.71），IPF病例为0～13（平均1.80）（P=0.011）。当仅针对手术活检时，FHP的cACF平均数量为10.3，IPF为1.68（p＜0.001）。cACF的特征性改变是它们仅局限于呼吸性细支气管周围，并常与细支气管周围化生相关。IPF病例中存在相同特征的cACF。IPF病例显示更多ACF和肺气肿相关性。在冷冻活检中，cACF仅在8例FHP病例中的2例中发现。冷冻肺活检的8例样本中，仅在2例FHP中发现cACF。
结论：肺部病理学家对ACF的个体认识差异很大。ACF在FHP中比在IPF中更常见，但也能在IPF中观察到。共识ACF的特点是位于呼吸性细支气管周围，并与细支气管周围化生相关。ACF在冷冻肺活检中常被遗漏。 相关链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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