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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著：《锱铢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一九、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历代财政赋役制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或可说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自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赋役是专制政权的经济命脉，历代的财政赋役对当时的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故在传世的经济史资料中，财政赋役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比较具体，比较丰富，在某些场合便于进行计量分析。中国历代财政赋役制度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宋朝的财政赋役制度，研究水平较低，而开发馀地较大，不少课题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宋朝赋役究竟有什么特点?囿于目前的研究水平，我个人一时难以作完整而准确的说明。但是，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应是宋朝赋役的特点之一。宋朝在乡村摊派赋役，基本上有四种方式：一是按田地多寡肥瘠，二是按人丁，三是按乡村主户的户等，四是按家业钱、税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以上四种方式，除人丁外，其他三种其实都是按财产摊派。这四种方式经常交错重叠，又派生出多种的摊派方式，今分别列举于下。 一、单纯按人丁摊派。北宋太祖时，规定“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1]宋太宗时，也重申了“年二十成丁，六十入老”的法规。[2]然而至南宋孝宗时，已改为“在法，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3]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5《侍丁》也定为“诸男年二十一为丁”。可知宋时男丁上限为五十九岁，而下限为二十岁或二十一岁。 宋朝按男丁摊派的赋役有丁税、夫役、兵役等。丁税的徵收大致限于四川以东的南方地区。南宋时，范彦辉说：“祖宗朝行丁钱之法，率三丁共敷七百七十文，今一丁不下二丁，而浮费称是，乃更重叠不已。”[4]所谓三丁共七百七十文，只是一个大致的平均值，例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兴国五年定纳钱一百”，温州和台州在宋真宗时，每丁“见纳钱二百五十，苏州每丁纳米，自淳化五年定纳钱二百，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处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许将绢折纳”。[5]南宋初，“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6]朱熹说，两浙“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7]宋时劳役，称夫役或工役，“谓科差丁夫役使”。[8]在很多场合下，乃是官府强差或强雇男丁承担，故称差夫或雇夫。因雇直一般相当微薄，差夫和雇夫的实际差别不大。宋神宗时，提举开封府界保甲刘琯说：“诸县保甲每起夫役，不计家产厚薄，但以丁口均差，故下户常艰于力役。”[9]只论男丁差夫，自然不限于开封一地。宋时实行募兵制，但不少番号的乡兵也按丁徵发编组。如宋真宗咸平时，“诏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10]河北强壮为当时乡兵的一种。宋神宗时，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但二丁以上皆充”。[11] 二、按人丁和户等混通摊派。宋时一些按人丁摊派的赋役，有时也兼顾了户口分类和户等的差别。宋仁宗皇祐时《减漳泉州兴化军丁米诏》规定：“自今泉州、兴化军旧纳七斗五升者，主户与减二斗五升，客户减四斗五升，漳州纳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户减三斗八升八合，客户减五斗八升八合。”[12]这三个州军主户丁米减至每丁五斗，客户丁米减至每丁三斗，体现了主、客户的差别。宋理宗淳祐时，泉州惠安县主户“每丁该米三斗三升二合五勺，折钱一百三十二文”，客户“每丁该米二斗二升，折钱九十二文”，[13]仍有差别。《永乐大典》卷11907引《湟川志》载连州丁米的摊派，乡村上三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四斗，计钱一贯二十文省”，第四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二斗四升，计钱六百二十五文省”，第五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七升三合，计钱二百一十文省，无〔田客〕丁同”。连州丁米有户等差别，而第五等户与乡村客户的丁米额相等。 北宋熙宁以前的职役轮差，亦有类似情况。女户和单丁户不服差役，这包含有按人丁摊派的因素。又据熙宁时张方平奏：“至于五等版籍，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此旧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旧制不任差役者也。”[14]这又包含了按户等摊派的因素。宋神宗时诏：“诸路修城，于中等以上户均出役夫，夫出百钱。”[15]当时与西夏开战，范纯粹奏：“去年调夫出界，其近上等第人户有至独出数十夫之家，其贫下〔人〕户亦须数户共出一夫，每夫雇直至及百贯。”[16]这些记载表明，当时不论差夫，雇夫，还是徵收夫钱，雇人代役，都有兼顾户等的情况。宋哲宗时，吴安持建议，夫役“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得到宋廷批准。[17]後郓州知州胡宗师指出：“差夫五等之法，出夫不均，乞以人户物业田产总计所置贯百，或差人夫，或出夫钱，皆以贯百均出。”[18]然而在事实上，按户等差夫的办法仍然继续流行。南宋时，“巴、蓬、剑、阆，上自三等，每户有出一夫者，出两、三夫者”，以运粮饷。[19]台州修城时，“调五县上、中之产，得丁夫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一工”。[20]上引记载表明，在兼顾户等的前提下，还有按各户家业钱均敷夫役和夫钱者。 三、单纯按田地多寡肥瘠摊派。宋朝两税作为最基本的田地税，一般以田地肥瘠而定每亩税额之等差。例如北宋初，苏州“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21]宋徽宗时，“唐州用新定十等地色，分五等立税”。[22]南宋初，实行经界法，绍兴府萧山县“析田以六等，均税以三则”。[23]信州贵溪县税额“分为九等”。[24]福州“列邑之地各有高下肥硗，一乡之中，土色亦异，于是或厘九等，或七等，或六等，或三等，杂地则或五等，或三等。多者钱五文，米一斗五升”。[25]镇江府“视田土之肥瘠，分为四等，曰上，曰中，曰下，曰不及等”，[26]此为南宋後期的情况。宋孝宗时，鄂州等地垦荒，“立定苗税，视田肥瘠为三等，上等每亩不过六升，中等四升，下等二升”。[27]可见各时代各地区田地等级的划分，各等田地的两税额，存在着千差万别。官府向乡村主户徵收两税，则须依据各户田地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计算税额。 宋时和籴，亦为民间一大经济负担。南宋时，四川实行对籴，“民输米一石，即就籴一石，或半价，或不支，且多取赢”。[28]广南西路自“祖宗以来，随苗和籴，每石价钱四百或五百文足”，[29]所谓“随苗”，即是按两税的秋苗额摊派。在江南东路信州铅山县，“县有寨五，人户岁输一石，则秋籴五斗以赡，直未始偿也”。[30]杨万里说：“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籴十之二者。”[31]部份和籴既按两税秋苗，即秋税额摊派，当然与两税属同一类型。 宋时科配作为临时性的杂税，有时亦以“田亩多寡定科敷之数”，如南宋初，衡州“行下逐县，令科钱三万贯，米五千石。安仁县却令每亩出钱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县之田约计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七万五千贯，米计合出一万五千石。衡阳县令每亩出钱五百文，米一斗，一县之田约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一十五万贯，米计合出三万石”。[32]荆湖南路的潭、衡、永、邵、全等州有单纯计亩摊派，不问田地肥瘠的惯例，大约与当地耕作水平比较粗放有关。 四、按田地多寡肥瘠和户等混通摊派。宋朝两税虽为土地税，亦间或兼顾户等。例如两税的支移和折变规定“先富後贫，自近及远”，“择近便处令下户输纳”的原则。[33]宋哲宗时，陕西提点刑狱司上奏，建议“今後赋税将第一、第二等户支移三百里内，第三等、第四等户二百里内，第五等户一百里内，如人户不愿支移，乞纳地里脚钱者，亦相度分为三等钱数，各从其便”，得到宋廷批准。[34]由于按户等支移或纳地里脚钱，人户的两税负担就有异于单纯依田地多寡肥瘠分摊。宋徽宗时，京西路的“下户依条免支移”。[35]又宋仁宗天圣时诏：“河北、京东路于中等以上户以二税折科塞河梢芟，限今年十一月终辇至滑州。”[36]这两路的乡村上三等户以二税折变为修筑黄河堤防的梢芟，并支移于滑州，实际上加重了两税负担。庆历时，“淮南、江、浙、荆湖等州军”的“夏税见钱一例科折，内第一等折纳小绫，每匹一贯六百六十文省，官绢每匹二贯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户并折纳小麦，每斗三十四文省”，[37]也同样兼顾户等差别。 此外，在遭逢灾荒时，官府往往按户等“蠲免”和“倚阁”赋税，亦使人户的两税负担产生户等差别。此类事例甚多，宋仁宗明道时，“免河北灾伤下户今年夏税”，[38]“梓、遂、资、普四州岁饥，其免四等以下户今秋田税之半，三等以上十之三，果、合、渠三州四等以下户十之二”。[39]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诏江宁府倚阁四等以下户六年、七年逋税，以岁旱故也”。[40]宋孝宗淳熙时，绍兴府、严州发生严重水灾，“诏：人户纳今年夏税，内漂坏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蠲免，第三等以上户蠲免一半；淹浸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倚阁，三等以上户倚阁一半”。[41] 和籴也有类似情形，如宋仁宗天圣时，“出内藏库绢六十万下河北折籴军储，自三等而上户计其税一石者，籴五斗”。[42]这也是按田地多寡肥瘠和户等混通摊派的一例。北宋前期至中期，在京东、京西、河北、陕西等路， “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43]亦是同样情形。 五、单纯按家业钱、税钱等分摊。宋朝家业钱即是将人户的田地、浮财等各项财产折算成钱，税钱即是两税的夏税钱。当时不仅依据各户的家业钱、税钱等划分户等，也用以摊派某些赋役。例如役钱，在大部份地区即以人户的家业钱、税钱等均摊。“其法大概曰：一州雇役及宽剩岁用钱若干，一州之民家业钱若干，即家业钱每贯岁出免役钱若干，而岁计足矣”。[44]江南西路“兴国军永兴县民每税钱一，出役钱一”，“诏减五分”。[45]广南西路“凡为税钱一文者，出钱七、八或五、六”。[4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淳熙三山志》卷17详细记录了福州十二县以乡村产钱，即税钱分摊役钱的情况，如“闽、侯官县每产钱一文，两料共敷二十四文”，“连江每产〔钱〕一文，敷一十二文六厘”。 和买绢帛也有类似情况，如“江东路州军以物力科敷预买，有百馀千敷及一匹，有七、八十千敷及一匹者”，而广德军“两县多者不下十千，少者六千有馀，亦敷及一匹”。[47]饶州鄱阳县“每税钱百文，合敷和买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後“岁岁增益”，至宋宁宗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48]《数书九章》卷10《户税移割》的算题也有“物力三十二贯敷和买一匹，内三分本色，七分折帛”的记录，反映当时以家业钱，即物力摊派和买的普遍性。 和籴粮草，也同样有以家业钱、税钱等分摊者。宋孝宗时，“江西、湖外和籴，其弊非一，不问家之有无，例以税钱均敷”。[49]和籴侍卫马军司军的马料，“州县不复置场，只以物力高下科抑人户”。[50] 此外，又如北宋四川陵州人户输纳煎盐木柴，“以五等人户每税钱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纳柴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虽下户亦三、二十束”。[51]陵州此项杂税以人户税钱额均摊，与户等其实无关。单纯按人户税钱额之类摊派，实际上即是按田地多寡肥瘠摊派；但是，按人户家业钱额摊派，则不仅有田亩物力，还有浮财物力，自然与前者有别。 六、按税钱、家业钱等和户等混通摊派。两税本是田地税，然而如泉州两个县的夏税秆草钱和秋税黑豆钱却按产钱，即夏税钱与户等混通摊派。惠安县“科〔折〕秆草，入第三等以上者，自(产钱)五百文至九百文以上，科秆草四束；一贯至一贯九百以上，五束；二贯至四贯九百以上，每贯七束；五贯至九贯九百以上，每贯八束；十贯至十五贯九百以上，每贯九束；十六贯以上，每贯一十束。每草十束，有耗草一束。每束〔折〕钱二十文，仍于布税内除七钱七分”。“其科〔折〕黑豆，自第三等至第一等，每产钱一百，纳豆五升六合七勺。每豆一斗，〔折〕钱三百文，仍于糙米内除六升八合”。[52]安溪县“科折秆草，产钱一贯至二贯文，科六束；三贯至七贯文，七束；八贯至十贯，九束；自十贯以上，每贯十束”。秋税折纳黑豆钱，“自第三等以上户，每产钱一百文，纳豆五升五合”。[53]两县科折秆草钱和黑豆钱，限于乡村第三等户以上，其中安溪县产钱在五百文以上为第三等户，故其科折杆草钱的输纳，尚限于第三等产钱在一贯以上的人户。除户等规定外，又另按人户产钱数额划分若干等级，进行摊派。 绍兴府会稽、山阴、诸暨、馀姚四县的和买，“止科及四等，而下户不科”。[54]会稽县上四等户按家业钱摊派和买，“以通数计之，实及四十七贯方满一匹”，後降为“十八贯六百单一文已科一匹”。[55]南宋遂宁府“所管五县，上三等户每年纳两税折变物帛并和买丝、绵、紬、绢及激赏绢，军兴後来，科折稍重，第四等户两税止纳正色，又更全免和买，第五等户激赏绢皆免”，而“和预买物帛”亦“以见今上三等人户家业纽算”。[56] 役钱也有类似情形，如临安府钱塘、仁和两县，原来“物力及三十贯已上，每一贯方敷役钱一十九文”，後改为“物力止十贯已上，每一贯即敷役钱二十五文”。[57]以上一些地区性两税、和买、役钱等实例的共同点，正在于并非单纯按家业钱或税钱数额均摊，而是兼顾了户等的差别。 七、单纯按户等摊派。例如宋神宗时开封府徵收役钱，“以乡村第一等人户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八等摊派役钱，而第四、第五等户不纳役钱。[58]当时又推行青苗法，河北路借贷青苗钱，“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59]规定每年两次絳散青苗钱，年利达60%。在颁布青苗法前，开封府陈留知县苏涓曾设置义仓，“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入，岁凶则量其数以出”。[60] 以上列举的各种单独和混通的赋役摊派方式，当然是不全面的，可能有遗漏，但也反映了宋时乡村赋役摊派方式多样化的概貌。各种摊派方式的例证，往往是地区性的，这又说明各地赋役的具体规则很不一律。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摊派方式中，还是可以作一些分析和总结。 第一，赋税摊派方式的多样化，实质上是财产税及其摊派方式的多样化。唐朝两税法的推行，标志着乡村赋税由人丁税为主转变为以财产税为主，但财产税不应等同于田地税。将财产税等同于田地税的见解，是片面的。如按户等，按家业钱额等摊派方式，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人户田地的数量和质量为基础，还须兼及人户浮财多少的因素。役钱、和买等赋税都不是田地税。和籴的情况更加复杂，是民间似税非税的经济负担，其摊派方式仅有一部份与田地税相同。宋朝的役，在唐朝纳资代役普遍化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按财产摊派的因素。联系到明清时代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可见赋役摊派的财产化，成为中国中古社会後半期赋役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第二，宋朝乡村赋役单纯按户等摊派的情况较少，而户等与人丁，与田地，与家业钱、税钱等混通摊派的情况，却相当普遍。我们前面说四种基本的赋役摊派方式互相交错重叠，实际上主要是户等和其他三种方式的交错重叠。宋朝作为中国古代户等制发展的鼎盛期，乡村五等户制在赋役摊派中所起的作用，非前朝和後代所能比拟。 第三，上述四种基本的赋役摊派方式，都并非创始于宋朝，自秦汉以来，赋役或按人丁，或按田地，也有“以訾征赋”者，[61]也有按九品户、九等户之类摊派者。但从另一角度看，宋朝如此花样繁多的乡村赋役摊派方式，又为前朝与後代所未见。总的看来，自隋唐的租庸调和两税法，至明清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乡村赋役的摊派方式经历了由简入繁，又由繁入简的发展过程，而宋朝正处于“繁”的发展阶段。  原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 注 释 [1] 《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庚辰。 [2] 《宋会要》食货70之4。 [3] 《宋会要》食货66之1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二年四月丙辰。 [4] 《要录》卷162绍兴二十一年正月癸巳。 [5] 《止斋先生文集》卷26《乞放身丁钱劄子》。 [6] 《要录》卷104绍兴六年八月戊戌。 [7] 《朱子语类》卷111。 [8] 《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 [9] 《宋会要》兵2之26。 [10] 《长编》卷47咸平三年。 [11] 《宋会要》兵2之5。 [12] 《宋大诏令集》卷186，《宋会要》食货70之165—166。 [13] 《嘉靖惠安县志》卷6。 [14]《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 [15]《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丁亥。 [16]《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乙酉，《历代名臣奏议》卷231。 [17]《宋会要》方域15之13—14，《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甲辰。 [18]《长编》卷508元符二年四月丙子。 [19] 《历代名臣奏议》卷261员兴宗奏。 [20] 《赤城集》卷2张奕《台州兴修记》。 [21] 《琴川志》卷6。 [22] 《宋会要》食货4之10。 [23] 《南涧甲乙稿》卷21《承议郎新通判兴国军孟君墓志铭》。 [24] 《宋史》卷384《叶颙传》。 [25] 《淳熙三山志》卷10。 [26] 《至顺镇江志》卷6。 [27] 《历代名臣奏议》卷258李椿奏。 [28] 《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29] 《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辛亥。 [30] 《永乐大典》卷7650《黄永存》何澹《小山杂著·黄公墓志铭》。 [31] 《诚斋集》卷89《千虑策·民政中》。 [32] 《梁溪全集》卷71《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 [33] 《宋会要》食货10之14。 [34] 《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庚午。 [35] 《宋会要》食货70之29。 [36] 《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二月庚申。 [37] 《包拯集》卷7《请免江淮两浙折变一》。 [38] 《长编》卷112明道二年六月己亥。 [39] 《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一月辛未。 [40] 《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辛丑。 [41] 《宋会要》瑞异3之13。 [42] 《长编》卷110天圣九年九月己巳。 [43] 《宋史》175《食货志》。 [44] 《长编》卷390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45] 《宋会要》职官26之10。 [46] 《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47] 《宋会要》食货70之79—80。 [48] 《宋会要》食货70之112—113。 [49] 《宋会要》食货40之41。 [50] 《宋会要》食货41之20。 [51] 《丹渊集》卷34《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 [52] 《嘉靖惠安县志》卷6。 [53] 《嘉靖安溪县志》卷1。 [54] 《梅溪先生後集》卷25《定夺馀姚县和买》。 [55] 《朱文公文集》卷18《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 [56] 《宋会要》食货38之21。 [57] 《应斋杂著》卷1《免临安丁役奏议》。 [58] 《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劄子》，《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 [59] 《宋会要》食货4之19。 [60]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3。 [61] 《盐铁论·未通第十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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