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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大门被打开，当地原产的农作物开始流向世界各地。 明清时期，就有原产美洲的近30种作物进入中国：玉米、番薯、马铃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番瓜、西红柿、菜豆、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烟草等等。 这些农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大大丰富了中国作物的种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饮食结构，对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影响域外农作物本土化的因素域外农作物能否在新的土壤繁衍，发展，不仅受自然环境影响，还有技术的推动力，社会制度、民俗文化等相关。 首先是自然条件。 引入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差异大小直接影响引种成功率。如北方的冬小麦如移种到南方，会延长作物生长周期，不利于按时抽穗开花。 但还有两种容易被忽视的情况，一是物种发源地不一定比引入地的气候地好，二是物种引入后，因当地需求旺盛会获得比原产地更强的生长力。 这种情况从番薯传入中国后的种植普及得到体现。明清两朝人口持续增长，粮食增产成为政府主要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风土适应性强，产量高的番薯成为上至官方，下至民间都大力推广的物种。 清朝黄可润在《畿辅闻见录》的《种薯》一文，提到了浙江巡抚方观承由浙江向直隶地区传播番薯的信息：
番薯的栽培，所谓“东、西、南、北，无地不宜”，获得了广泛的种植。  第二、技术因素。 包含栽培加工技术、食用方法两个层面。 首先，栽培水平，农业耕作技术对域外农作物本土化有重大影响。 例如农耕工具的不断改进，能不断扩展作物的耕作范畴。 像冬小麦在西汉并未得到种植推广，很大程度受限于当时的铁犁过于笨重，深耕距离太短。 随着手工业不断发展，农耕工具不断改善，播种物种种类大大增加。 西晋时，农具深耕能力已能达到三寸，满足了冬小麦的深耕。 其次，食用方法的改变也是重要因素。 马铃薯于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丰富的中国菜系统将其食用方法大大做了扩展。 河北的《张北县志》就列举了马铃薯除做主食之外的三种食用方法。 清代著名学者吴其濬在其著作中也提到了马铃薯煨汤、烤熟等做法。 可见，马铃薯引入后获得了食用方法上的开发，对其传播引种也有推动影响。  第三，农作物的种植推广，特别受经济收益的影响。 马铃薯在进入中国后，不仅帮助解决了温饱问题，还给农民带来了收益。 有的地区的农民或将其磨成粉，或制成粉条出售。 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烟草。烟草在明清时期曾被官方禁止，但后来又不得不放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有需求，百姓有利益驱动种植烟草。 早在明代，人们就意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里提到吸烟会引起肺部疾病：
崇祯皇帝曾两次禁烟，但民间私种不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就提到，崇祯末年“我地遍处栽种，虽二尺童子莫不食烟，风俗顿改”。 皇太极也曾禁烟，无果而终，不得已开放烟禁，允许民间种植烟草自用。 第四，国家政策层面和技术手段层面的影响。 明代很大一部分的赋税形式是银钱，而非农产品本身。  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改革，肯定了经济商品化在域外农作物引进过程中的作用。 这也刺激了农民持续种植高产的新作物，拿到市场出售换取银钱，以履行纳税职责。 清代则进一步完善了“一条鞭法”精神的赋役制度。 明清两朝棉花、烟草等作物得到迅速种植传播也与此关联紧密。 技术手段层面，明清两代种植推广番薯较有代表性。 文献中常见官方重视和提倡番薯的种植记录。 如晚明福建巡抚金学增，在全省推广种植番薯，并将番薯种植的好处、技术及其保存方法等编撰为《海外新传七则》。 官至翰林的王象晋著《群芳谱》中对番薯种植技术进行了总结，为番薯推广种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明末徐光启撰写了《甘薯疏》，在此书的序中，说明了撰写的目的是“利济”人民，“欲遍布之”。 第五，与饮食习惯和风土民俗有关。  历史上，南方的百姓就曾以为吃小麦有毒，吃了小麦后，需要通过吃萝卜或喝面汤解毒。 小麦有毒说早已被验证为讹传，但时至今日，南方依然有个别地区保留了吃完麦食后喝面汤的习惯。 明徐光启在其著作中，对风土论的限制保留了辩证的看法，他主张通过实践总结出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和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域外农作物的广泛传播。 二、明清两代主要引进的农作物及其发展玉米、番薯、烟草、辣椒等美洲原产农作物的引进及传播，是明清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之一。 业内曾有人将其比作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 囿于篇幅，以玉米、番薯、辣椒为例，简述三种作物的种植发展。  1、玉米 玉米旧名“番麦”，从明代后期引入，在清初至乾隆年间得到发展，至嘉庆以后得到全国范围普及。 玉米进入中国大致有三条路线。 一说从从陆地丝绸之路传入甘肃、陕西后进入内陆；一说从西南陆路进入云南，另一条是海路说，从东南亚传入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后进入内陆。 中外农业物种交流主要依靠贸易的方式，限于历史上交通工具及信息传输效率有限，仅仅依靠一条途径传入我国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三条途径都有可能有玉米传入，只是时间先后不一，之后在不同地区有限传播。 随着清代的大力引种，官方推广，才得以全国普及。 清代初期至乾隆年间，全国大部分省份都有种植玉米。 乾隆年间，人口急剧增长，粮食需求迅速增加，玉米和番薯得到空前的推广和传播，尤其是山地丘陵地区。 清吴其濬在《植物名考录》中记载：“川陕两湖， 凡山田皆种之”。 清代嘉庆以后，玉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种植。  2、番薯 番薯于明万历年传入中国，有三条路线。 两条路线由国人从越南、菲律宾带入国内，分别进入广东、福建，第三条由泉州海外商船经南澳岛进入泉州。 其中陈振龙从菲律宾携藤苗到福建路线影响最大，福建成为引种和推广番薯的中转站，在全国最先得到广泛种植，到乾隆时期，番薯的种植已经遍布福建全省各府州县。 乾隆以前，番薯的种植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此后，山东改进了徐光启储藏种子的窖藏法，解决了番薯过冬的问题，并逐渐改进了栽培了技术，番薯逐渐北方推广种植。 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人口高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达到峰值。 由于番薯能适用各种土壤生产，不怕蝗虫，既抗旱又耐涝，从种植到收获的时间也短，特别适于救荒及解决粮食不足问题，其广泛种植缓解了粮食的压力。  3、辣椒 明代高濂的著作《遵生八笺》中，将辣椒称为“番椒”，是我国有关辣椒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 关于辣椒传入的路线，学术界对此并无统一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甘肃、陕西种植，一种认为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入陆，首先在两广、云南栽培。 相对而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是相对支持者较多的观点。 多种路线的观点，也是印证引进后得到交融，在不同地区呈现了不同的发展特点。 辣椒引入后在各地有了多元化的发展。 湖南、贵州是较早普遍种植的地区。 清康熙时，因贵州普遍缺盐，辣椒在贵州发挥了代替盐，增加咸味的作用。 到清同治时期，贵州人的餐桌已经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辣椒；湖南食用辣椒的历史仅晚于贵州。 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湖南人对辣椒的喜爱：
到清末，湖南人已经普遍吃饭离不开辣椒；四川普遍发展种植辣椒略晚于湖南，但是对辣椒的适应却是非常快，到光绪年间，辣椒成为川菜最重要的调味品之一。  云南、陕西等地略晚推广跟进。辣椒对于中国的风土适应能力强，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很多地区都有适合辣椒生长的土壤。 辣椒虽然不是中国原生物，但是引种后在不同地区发展出了不同风味。 酸辣、麻辣、糊辣、咸辣、干辣代表了不同的风味特征，不断丰富了中国的菜系内容。 发展到后世，辣椒已完全融入了中国主流的饮食文化，发展出了数量巨大的极具符号特征的地域美食，受众广泛，影响深远。 两汉和明清时期是我国引进外来作物的两次高峰，农作物的引进及传播不仅大大缓解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灾荒防治作用。 从发展的需求看，百姓的饮食内容也得到丰富，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在引进域外作物过程中，中国的传统农业不仅没有衰败，反而保持了持续改善，自我创新的自省。 清代乾隆时期，中国人口突破3亿，到道光时期涨至4亿，至此，中国的人口基本盘稳定下来，这与农业的长足发展进步不无关系。 这种借它山之石，攻自身之玉的精神在现代农业中依然值得传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胶州志》 《畿辅闻见录》 《遵生八笺》 《清稗类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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