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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衍柱先生1933年生于青岛，那里也是他文化生命的原点。他深情回忆了在母校青岛师范学院学习和工作的6年（1950—1956年）青春岁月。“正是这6年，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初步掌握了观察社会和审视自身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开始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P91）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青岛师范学院的两次流泪。第一次流泪发生在令他终生难忘的第一课——纪念“一二·九”运动和参加军干校的活动中。1950年冬，抗美援朝伊始，“那天，凌晨三点多钟，同学们就集合起队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冒着刺骨的北风和扑面的飞雪，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从李村奔向青岛市里，与青岛各大、中学的同学会集在市人民政府前面，举行纪念大会。我和到会的青年朋友一样，都是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誓死保卫新生的共和国……那时，我们这群饱尝了旧社会痛苦的青年人，从自己翻身解放的切身体验中，深深地认识到：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没有祖国的独立和尊严，也就没有自己的一切。因此每个人都决心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献给伟大的祖国。”（P91）由于年龄和身高不达标，报军校未获批准，他“为此还哭了好一阵，经组织劝说才安心留校读书。”（P92）第二次流泪发生在他留校工作后主持的毕业大会上，“当党支部书记讲完上级的分配计划后，全礼堂四百多人，呼呼啦啦站立起来，连续齐声高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站出来任祖国挑选！”（P95）李衍柱先生这一辈学者的爱国情怀是铭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的。 李衍柱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文化人格也是在青岛初步形成的。他从青师校领导肖道军书记和王隆吉副校长处学到“挤”（挤时间）、“钻”（钻研到底）和“实”（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方法（P96），从曾任青岛市委书记（1929年）的四舅王京瑞处学到“能苦必胜”的精神（P99），这些都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李衍柱先生自幼受到身为私塾先生和小学教师的父亲讲授的儒家思想熏陶，崂山道士传说和佛门圣地法海寺又激发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从五四运动“还我青岛”的反帝怒吼，到新时代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美好蓝图，自强不息、海纳百川的青岛精神也灌注在李衍柱先生的文化生命中。 北京是李衍柱先生走向全国、看到世界的关键一站。1961年7月，他经推荐考试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1964年7月毕业。“文研班”教员有蔡仪、宗白华、缪朗山、朱光潜、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冯至、吴组缃、唐弢、冯其庸等大师，阵容之强可谓空前绝后，堪称文艺理论之“黄埔军校”。在蔡仪先生指导下，李衍柱先生完成了毕业论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在蔡先生的影响下，我一直抓住典型问题不放，为自己掘了一口井，直到它能打出水来。我体会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一点，触类旁通，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P104）他在论文基础上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是该领域我国第一部学术专著，修订版《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材。典型研究和后来的《文学理想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文艺学范畴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等著作，系统梳理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体系。童庆炳先生评价：“这十对范畴、概念的归纳整理及其精到深入的阐释，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系统性、完备性和体系性完全突显出来。”胡经之先生评价：“这些不同层次范畴的阐发、论证，使我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众多范畴有个全面的掌握，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宏大体系有了更为具体的理解。这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将是一种推进。”可以说，“文研班”直接影响了李衍柱先生前30年的学术发展方向，其经验在于“开放式的高层次的专家教授互聘机制，文史哲打通、古今中外打通与专业深入研究的教学科研体制，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倡导学术民主、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P105）。李衍柱先生将此经验应用到学科建设中，成效显著，使范畴研究成为山东师大文艺学的特色。 济南是李衍柱先生学术生涯的主阵地，在青岛和北京播下的种子在泉城生根、开花、结果、成林。他于1956年入读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文艺理论教研室助教，至今已在山师耕耘60余载。如果说其学术生涯前30年的研究重心在于梳理和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体系，那么后30年，他则致力于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再世界化”：其方法是文明互鉴与中西对话，其宗旨是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他多次组织国际性会议，在“走向21世纪：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钱中文先生被选为会长，李衍柱先生为常务理事。在与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共同筹办的“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上，其长篇论文《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反响热烈。他与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米勒（J. Hillis Miller）因会相识、因文相交。后者曾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鼓吹“文学终结论”。李衍柱先生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发表论文《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商榷》，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等层面证明文学不但不会终结，反而会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和形式：“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信息数码图像的出现，使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类型、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向，但它并未动摇文学作为适应人类审美需要的诗意的存在这一最基本的事实。”20年过去了，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和科幻文学等的兴起，他的观点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循此思路，李衍柱先生陆续发表了《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和《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等论文，阐述信息时代文艺理论的范式革命。李衍柱先生后30年的代表著作有：《时代的回声——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等。自2013年出版“文艺理论与时俱进的重大成果”（张炯先生评语）《林涛海韵丛话》（五卷本）以来，近10年他又发表了10多篇论文，编写了多部专著和丛书。他为“中国现代文艺学大家文库”撰写的总序《走向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中国文艺学发展百年回眸》（2021年）体现了“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与“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一贯主张。文库作者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钱中文、王元骧、陈伯海、陆贵山、童庆炳和孙绍振等先生，皆为其说同路人。 1997年，李衍柱先生在哈佛大学写道：“费正清提出的观察近代中国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也不失为观察中西文明关系的一个视角。”（P71）言外之意是还应有别的视角。费正清弟子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和“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另辟蹊径之说；而李衍柱先生倡导的“中国特色文艺学”何尝不是一种新视角？其实质是文艺理论的“再中国化”与“再世界化”，二者分别对应他前后两个30年的工作。要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自主创新，摆脱“失语”和“学舌”的困境，“二再”缺一不可。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阅读《诗意的追寻》如同乘索道游览李衍柱先生的学术登峰之路，那些“雅正通奇”（王一川先生评语）的理论风景，定格为一块块指引后学通往更为宽广天地的路标。 作者： 段超 文学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师 END 该文章刊登在《山东师大报》 2023年3月22日总1662期第四版 编辑：徐锦春 审核：尹相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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