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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文史天地 宗室政变频发，是唐代政治的突出现象，尤以武周篡唐至先天二年（713）唐玄宗李隆基屠戮太平公主集团期间为甚。之后的玄宗朝，作为皇族内斗的胜利者和终结者，李隆基与兄弟们的关系骤然变为兄友弟恭、手足情深，异常和谐。两唐书宗室传对此有详细、鲜活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试举《旧唐书》为例： 玄宗尝制一大被长枕，将与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悦，累加赏叹。 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游践之所，中使相望，以为天子友悌，近古无比，故人无间然。 这种自古罕见的“天子友悌”场景，是真实历史的写照，还是官方宣讲的“成果？”上述宗室关系是何种历史发展轨迹的写照，又隐含怎样的深意？ 《新唐书》赞誉李隆基“天子友悌，古无有者”，原因是“帝于敦睦盖天性然”。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底层逻辑，便是对权力及其拥有者根深蒂固的怀疑。李隆基与兄弟们和谐相处，可能有个人品性的作用，但不能忽视现实政治的演变与考量。 两“唐书”中李隆基的早期经历，从胜利走向凯旋，彷佛他的继位是群臣拥戴、宗室公推的必然结果。考诸史实，字里行间残留了若干不和谐的杂音，李隆基的权力之路并不顺畅。 唐中宗驾崩、少帝李重茂登基，韦后摄政，“进相王旦为太尉，雍王守礼为幽王，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资治通鉴》卷209）。 这是唐隆政变之前，李唐宗室的三大核心：李旦（唐睿宗）、李守礼、李成器。李旦是唐高宗唯一在世的儿子；李守礼是唐高宗长孙、前太子李贤之子；李成器是李旦嫡长子、前皇太子。 李隆基并不在三人“核心名单”之中。他是李旦庶出的三子，而且年幼时过继给了武则天长子、追赠孝敬皇帝的李弘！两唐书几乎将李隆基过继一事的痕迹擦拭得干干净净，只在《孝敬皇帝传》中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太子无子，长寿中，制令楚王讳继其后。（《旧唐书》） （李弘）无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新唐书》） 我们查不到任何李隆基之后回归本宗的记载，因此在理论上他已经不是李旦的儿子，也就失去了继承权。 然而，这并没有阻碍李隆基参与权力斗争的步伐。李隆基作为核心成员发动了唐隆政变，成功后政治地位飙升。 根据事先谋划，诛杀韦氏一族后便是推翻唐少帝、拥立李旦称帝。当上官婉儿拿出令相王辅政的遗诏草稿投诚之时，李隆基却将她诛杀。杀上官氏后，“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 这两个举动都表明李隆基并不情愿拥立生父李旦——这样会提升嫡长兄李成器的竞争优势。这也导致了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合作关系的破裂。 政变第二天，李隆基只是“迎相王入辅少帝”，而不是恭请生父即位。李旦入辅翌日，李隆基又支持莫名其妙的“立太后”事件：“有宫人与宦官令（刘）幽求作制书立太后。幽求曰：'国有大难，人情不安，山陵未毕，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轻言。’”（《通鉴》卷209） 试想，如果给唐少帝立太后，不仅与逼少帝退位背道而驰，而且会分割李旦的辅政之权。李隆基的小心思并没有获得支持。 再一日，刘幽求当着李成器的面提议李旦迅速即位。李隆基借口生父“性恬淡”，不肯“代亲兄之子”，公开反对。刘幽求正色强调“众心不可违”，态度坚决，加上长兄李成器在场，李隆基最终不得不入见李旦劝进（《通鉴》卷209）。 尽管在政变中聚敛巨大的权力，此时的李隆基还是受到宗室内部的强大牵制。
唐睿宗李旦登基后，李唐宗室的三大“核心成员”转换为李成器、李隆基、李守礼。 试举一证：李唐皇室自高祖李渊开始即重视祭祀社稷，李隆基恢复了自汉武帝后即停废的汾阴后土之祀。开元十一年（723），唐朝在汾阴举办了隆重祭祀。皇帝李隆基亲祠于坛上，邠王李守礼亚献、宁王李成器终献（《旧唐书·礼仪四》）。 可见李成器、李守礼二人在十多年后依然在李唐宗室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二 现存史料将李成器塑造为一位谦恭谨慎的承平王爷，读者容易忽视他的政治见识和参政行为。 玄宗朝，凉州献新曲，李隆基召诸王观之。李成器讽谏道：“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僣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新唐书》） 李成器较早意识到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感受到了安史之乱的潜在威胁，可惜李隆基没有采纳谏言。 在唐睿宗面临立嗣难题时，“睿宗心中所欲立者，实是长子李成器！”（卜天舒：《让皇帝李宪的政治取向》《乾陵文化研究》2017年00期）并且采取行动削弱李隆基、壮大李成器。 李隆基的权力根基在北门禁军，唐隆政变后掌控左右羽林军，并任闲厩使。闲厩使掌管禁军马匹装备，实在是一个要害职位。李隆基任此职时间不长，李成器、新兴王李晋陆续继任（《唐会要》卷65），收李隆基对禁军之掌控权。 由于李隆基耕耘禁军多年，得到了葛福顺、王毛仲、李守德等基层军官的支持，上层官职的变迁并没有摧毁李隆基的根基。李成器在闲厩使任上无所作为。 李成器最终主动让位于李隆基。传世史籍对此多有详述：“成器辞曰：'储副者，天下之公器，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请。’”（《旧唐书》）“成器固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通鉴》卷209） 与诸王、公卿的拥戴理由“有社稷大功”不同，李成器直言当时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当然，他所谓的危难可能指代太平公主的潜在危险，但这更像是“后视之明”，事实上不能排除暗示兄弟阋墙的可能。亦即，彼时李成器、李隆基等人的权斗已经相当严重。 其中一个佐证是太平公主集团支持李成器，甚至在李隆基为太子后依然阴谋以李成器取而代之。“及谋逆，召宰相议曰：'宁王长，不当废嫡立庶。’”（《新唐书·陆象先传》）太平公主当面承诺李成器：“废太子，以尔代之。”（《册府元龟》卷294）但是，李成器选择向李隆基告密，直接引爆了先天政变。
邠王李守礼的史料，比李成器更稀少，仿佛空有尊贵身份而无任何作为。可爬梳史料发现，唐睿宗时期的左羽林大将军孙佺是李守礼的丈人。无论这条人事信息是否正常，在激烈的高层争斗中，孙佺掌握的武装无疑将成为李守礼的助力。 在敏感时期占据重要岗位，给“不知兵”的孙佺带来了杀身之祸。先天政变前，先是李隆基亲信“（刘）幽求遂进孙佺为幽州都督、幽州镇守经略使节度”，接着“无将材”的孙佺远征两番，全军覆没，被俘遇害。 没有史料表明李守礼与孙佺等人有过谋划，可他始终是李隆基、李成器潜在的竞争者。为了稳定政局，宋璟与姚元之（即姚崇）建议将李成器、李守礼外放刺史。 三 在蒙受遮蔽的史料间隙，我们依然发现：李隆基凭借对北门禁军的掌控和两次政变的成功，明争暗斗，后来居上，最终战胜了李成器、李守礼。群臣和兄弟们的拥戴，是残酷权力斗争的结果，而非李隆基胜出的原因。 走出骨肉相残的漩涡，李隆基和兄弟们马上面临如何相处的难题。 宗藩制度脱胎于先秦的宗法分封，天然带有贵族政治色彩。秦汉集权专制的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宗藩权力呈现出螺旋式下降趋势。但宗室依然保有强大实力，维持着“厚爵—高官—实权”的权力结构。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等宗室内乱时有爆发。 唐太宗、高宗朝，李唐宗室稳居官僚上层，保持着贵族政治的遗风。皇族在京担任诸卫大将军、在外分任大州刺史，是政治常态。宗室子弟拥有影响政局的实力，是唐前期宗室政变频发的深层原因。 武则天篡唐的冲刺阶段，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联合韩王、鲁王、霍王、范阳王、江都王等叔侄发动武装叛乱。起兵的基础是诸王分任地方刺史，拥有匡复的实力；神龙三年（707），节愍太子李重俊联合成王李千里、天水王李禧父子，率羽林军发动政变，一度攻入宫城，与成功近在咫尺；景云元年（710），谯王李重福于东都洛阳发动叛乱。 李重俊兄弟两次起兵，表明在李隆基的人生早期宗室依然握有挑战政局的实力，或者说防范的制度藩篱尚未扎严。 走过宗室政变的血雨腥风，李隆基清楚皇族已然人丁凋零，他选择了怀柔政策，努力营造天子友悌的景象。“奏乐纵饮、击球斗鸡”也好，中使赏赐相望于道也罢，都是剥夺了皇族的实权，近似于“赎买”政策。这一方面内容在传世典籍中有详细留存，不再赘述。 李隆基宗藩政策的另一方面是严格的防范，更值得后人深究。李隆基防范宗藩的内容散落在各处，其中禁止宗室与外人交结的内容最为明显。 《旧唐书·李范传》载：“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李范是李隆基的弟弟兼坚定支持者，曾在先天政变中冲锋陷阵。“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 事后，李隆基归咎为趋竞之辈，对李范“恩情如初”。这是记载比较详细的宗室交结外官案件。 李隆基时代，还有其他防范宗室的政策：改封之前滥授的爵位，严格宗室袭爵程序，宗室爵位不再按惯例嗣封，何时嗣封甚而是否嗣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附着于爵位的各项权利也相继剥夺，太子不居东宫，亲王集中居住，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削减亲王、太子属官编制等等。 开元中，张九龄奏：“宁、薛及邠王三子为王者赐紫，余皆服绯，官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属仍员外置。”（《新唐书》）宁、薛、邠三王是李隆基时代最亲密的近支宗室，防范同样如此严密。 种种制度藩篱之下，对皇权最具威胁的近支宗室势力基本覆灭（郭发喜：《再论“宋代无宗室之祸”》，《宋史研究论丛》2017年01期）。 四 相比先前的暴力政策，李隆基恩威并施的宗藩政策，闪耀着理性、克制的光芒。李成器、李守礼等宗室也以同样的清醒、克制投入“天子友悌”大戏的“演出”。 李成器是李隆基兄弟中健在时间最长的，“唯宪独在，上尤加恩贷。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 李成器投桃报李，“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他卸去实职后，安心在京城营造精致生活，留下多才多艺、交游文人、惜花系铃（《开元天宝遗事》卷上）等等记载。 李守礼则“唯弋猎、伎乐、饮谑而已”，《旧唐书》直斥“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宠嬖，不修风教，男女六十余人，男无中才，女负贞称，守礼居之自若，高歌击鼓”。 他的名声显然不好。因为常常欠下数千贯钱的债务，有人就劝谏：“王年渐高，家累甚众，须有爱惜。”李守礼回答：“岂有天子兄没人葬？”诸王引为谈资。 通过类似的“自污”言行，李守礼卸去了皇权的猜忌与防范，又通过大打“感情牌”安享荣宠。 他虽然是李隆基、李成器等人的堂兄弟，但从小“以父李贤得罪，与睿宗诸子同处于宫中，凡十余年不出庭院”，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成年后，李守礼有预知晴雨的特异功能，“时积阴累日，守礼白于诸王曰：'欲晴。’果晴。愆阳涉旬，守礼曰：'即雨。’果连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术’”。 此时，他便用一段近支宗室共同经历的悲惨往事来解释自己的特异功能，“守礼曰：'臣无术也。则天时以章怀迁谪，臣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涕泗沾襟，玄宗亦悯然。” 通过共同的血脉联系和人生经历，李守礼强化了宗室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最终，李成器、李守礼二人都高龄善终，玄宗朝宗室安稳和睦，显示“天子友悌”政策是成功的。 李隆基的宗室政策，将近支宗室与政治实践疏离开来。他们被排斥于日常政治之外，日渐边缘化。为数甚多的远支宗室，李隆基则依据官僚制下的行政才能、事功业绩等价值尺度，加以甄拔。 唐代宗室主体开始了“官僚化”进程。宗室群体对日常政治的非理性影响逐渐消除（周鼎：《唐代宗室的政治生态及变迁》，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新唐书·睿宗诸子》附载的几位宗室后裔生平，可为例证。 李成器曾孙李景俭强记多闻，通过进士及第入仕，长期得不到晋升，最终“湮厄不得志”。李业曾孙李知柔也是凭借行政能力和政绩宦海沉浮，历任宗正卿、京兆尹、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充诸道盐铁转运使，死于清海军节度使任上，几乎与寻常文官无异了。 两唐书玄宗朝的史料基于中唐编撰的国史、实录等，后者无疑经过李隆基集团的遮蔽与修饰。塑造李隆基天子友悌的完美形象，自然是史臣们的题中之义。而隐藏在和谐文字背后的是中唐激烈的宗室争斗和宗室政策的调整。 李唐皇族日渐褪去政治贵族色彩，化身两都的富家翁或帝国的职业官僚，投入剧烈的社会流动。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期」 「张 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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