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从异域到旧疆：汉代的西南夷经略

licht3jh8evr0j 2023-04-26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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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是我国当今重要的资源基地、交通枢纽、生物和民族文化宝库，也是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开放前沿和战略缓冲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古代中原与西南的整合，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两汉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在这一过程中承上启下，发挥了极为重大和影响深远的作用。

一、汉武帝以前西南地区的状况

（一）西南的自然环境

西南地区范围在不同语境中可大可小，本文所定义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以及周边的陕西南部、广西和湖南西部局部地区等,其中又以西南夷聚居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东南部为主。西南地区总体上属于亚热带气候，一些地方垂直地带性明显，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多险峻山川，造成了较大的内部差异和隔绝性。西南地区物种丰富蕴含有丰富的矿产、林木、动植物等资源，气候温暖潮湿，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进行农业生产，当地出产的邛竹杖、蜀布等在全国享有盛名。

西南地区可以分为几个各有差异的地形区：

今四川省分为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两部分。四川盆地以成都为中心，分为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三部分，青藏高原、大巴山、巫山、云贵高原环绕而成，全年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量充沛。长江及其支流在盆地汇合形成冲积平原，利于耕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曾经概括，“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击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冻之灾”，是西南最适宜农业的地区之一。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海拔在3000米以上，北部是青藏高原的东缘，有大片草地和沼泽，是许多氐羌系统游牧民族的家园；南部是横断山脉的北段，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从中流过。四川自然资源，以铁、煤矿、金、铜、盐闻名。

云南省地处青藏高原南延，山地占84%，高原占10%，密布的坝子（小型盆地）占6%。云南以大理、剑川至元江谷地一线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边云南高原地面崎岖、呈层峦叠嶂，是今天云南省的主体，也是云贵高原的一部分。西南部地形趋于平缓，见开阔河谷地带，气候较为温暖,雨林密布，南部局部地区进入热带;西部及西北部是高原和纵谷区，滇西北地区海拔高达5000米左右。云南的坝子80%分布于海拔1300-2500米的地区，这些坝子内部水热充足，适合农业开垦。云南河流众多，重要的有南盘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元江等水系，有些是贯通国内外的水运大动脉。此外，云南的矿产、野生动植物、农作物、牲畜种类均居于全国前列。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北部，山地高原占全省面积的97%，北部的大娄山、东部的武陵山、中部的苗岭、西北部的乌蒙山、西南部的老王山构成该地区的地形骨架，中部的坝子是人烟稠密的农业生产区，整体地势西高、中稍低、南北东最低，这使得贵州与邻省联系相对容易，内部联系反而较难。贵州的河流大多由西、中部向南、北、东三面流，主要河流有赤水、乌江、南盘江、北盘江等。贵州同样蕴含着丰富的矿产和动植物资源，铅、铁、铝、甘蔗、油菜、茶叶等是其重要的产出品。贵州夏无严寒、冬无酷暑，总体上四季不甚分明，但降水量年际差异较大，东部常见春旱、西部常见伏旱，天气变化不定，“一雨成冬”。

重庆属于四川盆地的一部分，而并非一个独立地理单元，古称“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山地丘陵占据高达98%的面积，故今天仍然被称为山城，四大特点：一是地势起伏大，二是地貌类型多样，三是地貌形态组合的地区分异明显，四是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重庆位于长江由第二阶梯进入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也是由中南进入西南的门户。

（二）当地的族群

当地的土著族群，在秦汉时期被统称为西南夷。《史记》与《汉书》的《西南夷列传》有如下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民族史专家普遍将其分为氐羌、百越、百濮三大系统。其中，氐羌主要生活在今川西、滇西北，是今天藏、羌、纳西等族的祖先；百越广泛分布于古代中国南方，喜好断发文身，是今天黎、壮、傣等族的先民；百濮系从长江中游迁入西南，有拔牙凿齿的习俗，是布朗、德昂、佤族的祖先。今贵州、滇东、川西南是濮、越杂居地区，以濮为主，分布着夜郎、滇、邛都三个较大的濮族势力。此外，该地区分布着许多被称为 “僚”的民族，是濮是越尚不明确，或兼而有之。云南南部及中南半岛也有众多百越分布。先秦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蜀国、重庆的巴国，均属于濮人。

这些民族发展程度不一，有的还在原始氏族社会，有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国家，经济形式也有游牧、农耕、狩猎采集等均有。其中，今昆明一带的滇国是程度较高的一个，其精美的青铜器反映了手工技艺的精湛。

青铜贮贝器

（三）汉武帝以前中原与西南的互动

中原与西南早在先秦就有着密切往来。蜀、濮等西南邦国，曾参加武王伐纣。两周时期，巴、蜀与中原诸侯国有着持续往来，巴国和楚国还在三峡一带持续的拉锯，留下了两个“扞关”（一为巴国所修，一为楚国所修）。在战国兼并战争中，巴蜀成为秦楚争夺的对象。秦惠文王时期，秦国拿下了巴、蜀两国，形成了对楚国居高临下的优势。而楚国派去西进的将领庄蹻，则因为归路被秦国阻断，干脆南下滇池一带，成为了当地的君长，留下了“庄蹻入滇”的故事，被尊为滇国的开国君王。

秦统一后，开通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至今云南昭通，西南夷纷纷内附，但是很快秦灭亡，汉“弃此国（按：指西南夷地区）而修蜀故徼”其与中原内属关系中断，但仍然有诸多巴蜀居民秘密与西南夷互市，“以此巴蜀殷富”。

二、汉朝对西南的扩张与统治

（一）逐步推进的扩张

前135年，汉武帝灭掉东越后，派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对在南越吃到的枸醤很是惊喜，询问后得知，是由于蜀地产枸醤，蜀人秘密将其卖与夜郎（今贵州境内），随后经牂（zāng）牁（kē）江运达番禺城（南越都城，今广州）。于是唐蒙建议降服夜郎，准备从夜郎居高临下制服南越。汉武帝便派唐蒙率千余兵和辎重队万余人出使，以大量货物贿降夜郎，同时派司马相如领兵降服邛（qióng）都（今四川西昌）、筰（zuó）都（今四川汉源），置一都尉、十余县，归属于蜀郡。

随后，由于和匈奴战事吃紧，开拓西南夷的步伐暂停。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主体在今阿富汗），看到来自身毒（印度）的邛竹杖、蜀布，便建议汉武帝打通通往身毒的道路，以与大夏联络，汉武帝便谴使经滇西进，但被洱海一带的昆明夷所阻断。

前113年，南越反叛，汉调犍（qián）为郡境内的且兰国（在今贵州境内，都城在今黄平）兵前往镇压，且兰君担心自己兵马调走后邻国掳走其老弱，聚众反叛，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灭南越后，立即调兵消灭且兰和邛都、筰都，冉駹（今茂县一带）被震慑请求置吏，夜郎侯则因为参与灭且兰而晋升为夜郎王。此后，汉改邛都为越嶲（suǐ）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

随后，汉廷谴使要求滇国入朝，滇国与劳深、靡莫互为倚仗，拒不从命。前109年，汉武帝消灭劳深、靡莫，兵临滇国都城之下，滇国投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在此地设置了益州郡，下辖24县，赐滇王印，令其继续做当地君长。

自此，西汉的西南夷七郡格局形成：犍为郡（今四川东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广西、云南小部分地区）、益州郡（今云南中、东、北部局部，小部分进入越南境内）、越嶲郡（今四川西南部凉山州、云南丽江市大部）、沈黎郡（今雅安市及甘孜州泸定、九龙，后并入蜀郡，置西部都尉）、汶山郡（今阿坝州茂县、汶川、松潘等地，后并入蜀郡置北部都尉）、武都郡（今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带，白马部族故地）。

西汉益州（此图反映西汉末期情况，此时沈黎、汶山已并入蜀郡）

此后，西南夷也发起了多次叛乱，但都被汉朝镇压。至东汉建立之初，在西南地区基本承袭了西汉的版图。东汉时期西南边疆政区较重大的改变有两点，一是在蜀郡西部都尉和犍为郡南部都尉分别改为蜀郡、犍为两属国，二是哀牢内附和永昌郡的设置。

属国是汉代用于管理民族地区的政区，其行政自治程度较郡更大，而突出军事监护职能。以属国都尉为首，下辖千人官、百长大多由部族首领担任，另设左骑、候官等武官及农田、水利等负责专门事务的官。两个属国的设置反映了东汉对于当地民族事务的进一步重视和精细化。

哀牢是当时分布于怒江、哀牢山以西的政权，疆域覆盖今天云南西部怒江、德宏、临沧、保山、普洱、西双版纳全部或大部及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华阳国志》称其“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算是当地一个大国。公元47年，哀牢向东进攻归附汉朝的鹿茤，屡战屡败，于是被汉声威所震，于公元69年举国归附。汉朝在其地设置永昌郡。自此，汉的西南边界已经完全达到（甚至局部超越）了今天云南的边界。

东汉益州全图（系两张图拼接而成，故颜色不同，不要误认为是两个州）

（二）土流结合的统治

汉代在西南地区包括其他大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土流并治的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很多郡是 “边郡”（或初郡、新郡）。与内陆郡建制不同，“边郡”在内陆郡的基础上，会增设一些都尉（如东/西/南/北部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等）以加强军事弹压。但是对于原有部族，则委任当地君长令其“因俗而治”。与内陆需要层层上缴税赋、上报人口、考核政绩，不同，这些君长只要不叛逆中央便可以世袭，并且也没有定额赋税而只需要交纳象征意义的土贡即可。郡、县、都尉等组成的流官系统，和本地王、侯、君长等组成的土官系统双轨并行，互相配合与牵制，保证了对西南统辖的稳定。

这样的制度，从理想来说尊重了当地的习俗和生产力，有利于保持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但是，贡赋的不定量却给了流官勒索土人的机会，《华阳国志》甚至说：“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因此，如果流官清廉，则政通人和，如益州西部都尉郑纯，在任内“毫毛不犯，夷汉歌咏，表荐无数。”，以此拜为永昌太守。益州太守王阜“治化尤异……始兴文学，渐迁习俗。”但是如果遇上贪墨之徒，便会疯狂敛财。朝廷也频繁征发西南夷作战，令当地人苦不堪言，这些造成了当地频繁的叛乱。据统计，从西汉昭帝到东汉灵帝之间仅见于两《汉书》和《华阳国志》的西南夷叛乱就发生了17次（平均十几年一次）。较为严重的如117年， “益州、永昌、越嶲诸夷封離等反”，汉廷在征讨过程中“凡杀虏三万馀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馀万，降赦夷三十六种。同时进行反腐工作，“举劾奸贪长吏（郡级官员）九十人，黄绶（县级官员）六十人。诸郡皆平。”率军征讨的将领杨竦也负伤而死。灵帝熹平年间，西南夷再次反叛，俘虏益州太守雍涉，御史中丞朱龟率军征讨不克，朝廷中甚至议论“依朱厓故事弃之”（ “朱厓”即珠崖郡，西汉设在海南岛上的郡，因为土著叛乱而弃置）。因为太尉掾（yuàn，官名）巴郡人李颙的坚持，最终决定派他为益州太守，讨平叛乱，但不久后又叛乱再次被镇压，这期间的叛乱一度造成了“民夷困饿，米一斗千钱，皆离散”，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

三、汉代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

汉代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既有压迫剥削又有推动开发的一面，总体上来说还是大大加强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的。

（一）移民与经济的开发

移民实边是秦汉巩固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对西南夷地区也不例外。对西南夷地区的移民主要有官吏、驻军、农民、罪犯等，这些人在当地进行开发、带来先进的技术。

农业方面，西南夷在东汉以前虽然普遍养牛，但可能不会牛耕，但是在东汉的壁画上面已经出现了牛耕的形象。水利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推动了土地的开垦，如益州郡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水利的开发，推动了农业的精耕细作。如1975年云南呈贡县（今呈贡区）出土了一个陶铸水田模型，一端是代表池塘的大方格，一端是代表水田的12块小方格，两边有一道水沟相连，以表示用池塘蓄水浇灌农田（见下图）。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期，西南诸郡人口增加了1.2倍，反映了人口承载力的大大增加。

手工业方面，最为出彩的当属金属开采。东汉时除牂牁郡未见于著录以外，西南夷地区的其他边郡均有开采金属的记载，开采的金属除了铜以外，还有铁、银、金、锡、铅和白铜等。新开发的金属矿源以永昌郡地区最为重要。据《华阳国志》《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昌郡“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又据王充《论衡》卷一九《验符》：“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纤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采得日重五铢之金。一色正黄。”西南夷地区矿产中开采量最大的铜矿和银矿，其金属产品不仅能满足本地的需要，还有一部分金属锭料被规定作为铸造货币的原料，参与了全国的经济活动。据《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朱（shū）提（shi）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颜师古注：“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云南昭通地区生产的铜器也较多地输入内陆，并且因铜质优良、制作独特而深受欢迎。昭通地区生产的铜器种类主要有洗、盘、釜和蝥，因大部分铸有朱提、堂狼等款识而被称为朱提、堂狼铜器。西南本无冶铁和铁器制造技术，在设置郡县以后才传入了西南夷地区。东汉时滇池、不韦、台登、会无等县开始有产铁的记载。在云南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铁制的铺、斧等生产工具，而多见于战国、西汉前期墓葬中的铜制生产工具则逐渐消失，表明东汉时西南夷地区已经较多地制造铁器，铁器的使用也更为普遍。

值得一提的还有陶瓷制造和纺织业。近数十年来，在西南先后发现了不少被称为“梁堆”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普遍出土了大量模仿建筑、畜禽、生活用具和人物的陶制明器，以及不少盆、罐、碗、壶等形制的陶瓷生活用品。出土陶瓷器虽具有明显的汉式风格，但从质地和细部特征来看，其中大部分仍可断定为西南夷地区的产品。当今传世的古籍中，有大量关于西南纺织技术的记载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蚕桑、绵绢、采帛、文绣”，“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雳”，“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续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又有尉旄、帛叠。”

为了加强对于边地与内陆以及徼外的联系，汉朝大大加强了道路的建设和开辟。先看通向内陆的道路，汉朝重新修筑了五尺道，并且将其延长至滇池地区；新建由今四川宜宾经滇东北至贵州毕节的南夷道；司马相如开辟从成都到西昌的灵关道。还有通往交趾的交州道，由马援征交趾所开，是从滇池地区南下至今蒙自，沿红河经屏边地界达今越南河内，亦可走陆路，亦可走红河水路。

商业的开发商业贸易活动也进一步开展起来。首先是输入西南夷的货物。在西南夷各地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普遍大量出土汉式风格的各类器物，如铜镜中的草叶纹镜、昭明镜、日光镜、百乳镜，半两、五铢等内陆使用的货币，以及带钩、印章等类器物。李家山墓葬中出土的两件铜弩机，上面刻有“河内工官”的铭文，据考证是来自汉朝的河内郡（治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西南夷地区的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入内陆，西南夷中部地区生产的铜器和铜银货币输入内陆的情形已见前述。此外，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手工艺制品、珍宝和珍禽异兽，如光珠（宝石）、琥珀、水晶、琉璃、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和貊兽（大熊猫），深受朝廷和富贵阶层喜爱。西南夷地区开发出的一些动植物类药材，如堂螂附子、鹿胎等，则因为药效优良在内陆享有盛名。

西南通向域外的道路，最重要的当属汉武帝时还开通了由今云南大理过澜沧江至今保山的"博南山道"，东汉置永昌郡以后，对这条道路又进行过整修。从此，从大理经保山、腾冲过缅甸北部达印度东部的川滇缅印道（博南山道），遂成为中国联系南亚和西亚地区重要的陆上通道。时人有歌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博南山道入今缅甸后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过今缅甸北部、印度阿萨姆邦西部继续西行，即大理国所说的“西至身毒国”道；另一种走法是入缅甸达杰沙（江头城），再沿伊洛瓦底江往南，经水路或陆路达伊洛瓦底江口，接通孟加拉湾海运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大理国时称为"南至海上"道。通过这两条路线，汉朝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交往大大增加。

（二）社会与文化的交流

汉朝对西南夷的开拓和汉族人口的进入，带来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和生产技术，还有文化和人口的融通。

西南各郡县的地方官的任务之一，就是传播教化。如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马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 前文提到的郑纯“为政清挈，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后汉书》中也保存了一首《远夷怀德歌诗》，反映了白狼部落受汉吏教化而归附的史实：“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陕。高山岐峻，缘崖磻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可见边疆推行文教的功效。

还有些汉族移民，他们世代扎根，与夷人渠帅联络甚密，有人沾染夷风，甚至和夷人通婚。《华阳国志》记载：“（夷人传统）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由于这些人在当地汉夷之间的威望，他们经常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如说降马超的李恢出自建宁李氏，蜀后主即位初期南中反叛首领之一的雍闿则出自益州雍氏，连孟获也有可能出自汉族大姓。诸葛亮平南后，为了笼络当地大姓，也将收服的南中兵卒“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东晋以后，朝廷无力控制南中，汉末迁入南中的大姓爨氏更是领刺史、都督等衔统治南中400年，直至唐玄宗时期完全被南诏所灭。

总之，两汉时期是中国版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中央王朝第一次掌控大部分西南地区（川西高原部分地区除外）。经过两汉对于西南300多年的经略，基本奠定了我国在西南地区的版图，推动了地域开发，也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和民族的融合。在蜀汉两晋时期，“西南夷”概念淡化，而代之以范围较小的“南中”（约合东汉牂牁、越巂、益州、永昌、四郡和犍为属国，今云南）概念的凸显，表明了更多的地方已经不被视为殊俗之地，而与华夏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