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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地记者斯诺写作的《西行漫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即便是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创作的《神灵之手》也是1936年才被西方世界所熟知,而《神灵之手》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第一部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xianfengdui111 2023-04-26 发布于河北

1936年3月,法国巴黎的一份报刊上开始连载发表一篇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纪实文学,书中描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的见闻。这是西方特别是欧洲第一次了解到大洋彼岸发生的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让不少欧洲人对中国红军以及本书作者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革命奇书

《随军西行见闻录》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本奇书,一是奇在本书发表的时间,要知道著名美国战地记者斯诺写作的《西行漫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即便是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创作的《神灵之手》也是1936年才被西方世界所熟知,而《神灵之手》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第一部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二是奇在作者的身份,不论是斯诺还是勃沙特,他们创作的视角都是对长征亲历者经历的整理,但《随军西行见闻录》却直接是以亲历者第一视角回忆了整个长征。该书的作者称自己叫做廉臣,曾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医,在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并跟着部队经历了整个长征。

廉臣表示,他是在红军会师以后才脱离红军队伍的,并在回到国民党占领区域以后将自己的这段奇遇整理成书。这就让这本书的内容显得神秘非凡,因为廉臣是一个国民党军医,所以他的视角是从红军敌人的角度出发的,对于红军长征的评价就显得很有意思。

但同时廉臣又在书中表达了对红军将领军事能力的肯定,其中还专门提到朱德和毛泽东等人擅长机动作战在面对战法呆板的国军时总能出奇制胜,还将毛泽东称为诸葛亮,肯定了他神机妙算的卓越能力。

《随军西行见闻录》给西方带来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讯,但在国内不少人都在猜测此书究竟是何人所写,因为在不少长征亲历者的回忆中,红军内并没有一个名叫廉臣的国民党俘虏,红军也没有带着俘虏长时间行军的先例。

直到1958年,这个尘封了数十年的谜题才揭开答案,在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随军西行见闻录》再次刊登在了《红旗》杂志上,与之前不同的是,作者的姓名不再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廉臣,而是身为中共中央常委之一的陈云

任职半个世纪的常委

陈云是我国一位十分传奇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他既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骨干,拿中国的老话来说,陈云是一位两朝老臣。陈云出身贫困,但骨子里却有着革命基因,早在1925年的时候就参与领导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


也是在这次罢工活动中的突出表现,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迅速成为了党内骨干。实际上陈云也是中国共产党史上担任政治局常委时间最长的人,他第一次当选常委还要追溯到1932年。

随后陈云又在1934年和1945年连续两次被选为常委,直到1956年的中共八大,陈云的名字依然在我党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当中。这既是一种殊荣也是对陈云工作能力的肯定,要知道即便是邓公也是在八大上才正式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

陈云的历史功绩也很多,长征时期红五军团的最高军事主官就是陈云,他不仅是长征的参与者,更是长征的指挥者。更让陈云被后世所熟知的则是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陈云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最初几个支持者之一。

陈云和毛主席还曾有一段轶闻,说是当年红军渡金沙江的时候,毛泽东看着凶险的江水笑呵呵的交给了陈云一个任务,要他用7条小船将数万人的部队运到江对面去。陈云接下了这个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九个昼夜后,红军部队奇迹般的出现在江对岸,只留下国民党追兵望江兴叹。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更是在我国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他不光结合国情提出了适合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较早发现我国大跃进等运动带来的经济问题的人。在中国经济秩序被破坏的最严重的时代,是陈云和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将国家从生死边缘挽救回来,他的贡献值得被历史铭记。

子承父业

除了在战争和国内建设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云也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了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才,陈云之子陈元和父亲一样,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相当程度的贡献。陈元自小就展现出理工方面的天赋,他毕业于清华自动控制专业,从1988年开始担任我国央行副行长一职,后来官至副国级

陈元继承了陈云的经济头脑,在他的任期内出台了很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1998年,陈元又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参与到提升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的工作中来。我国的金融地位能在国际上稳步提升,陈元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陈元曾多次在媒体面前透露,父亲在他小时候就经常教他怎么正确的读报看书,如何把新闻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并分析其中的成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陈元也锻炼出敏锐的洞察力,这极大帮助他胜任了手上的重要工作。

陈元一直都很感谢父亲从小的教育和栽培,他认为他今天能在经济领域取得一些成就,和父亲的培养是分不开的,他被外媒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之一,其中的大部分功劳应该都归属于陈云。

曾经是干部留苏学生,学识极为出众,还曾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在党内,他当时的地位超过了毛主席,但令人不解的是,自从“七大”之后,这位领导在我党内的影响力却一降再降,官职也越来越小,这位领导人究竟是谁?这中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他就是王稼祥。

他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功底。1925年,他成为一名留洋学生,前往俄罗斯求学。在莫斯科,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队伍。三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年的共产党员之一。
1930年,王稼祥回到国内,在上海工作,主要负责舆论的引导工作。因为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的境况岌岌可危,党中央当机立断,马上迁移阵地。王稼祥跟随大家到了江西,临危受命,成了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个时候,他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央的核心领导人,而当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初露锋芒。虽然资历老,王稼祥对毛泽东很欣赏,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思想,非常有前瞻性的青年。在他看来,红军必须要有一个极具领导力,旗帜鲜明,意志坚强的领导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王稼祥在深入考察之后,最终认为毛泽东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年轻人,决定用全力拥护他,支持他做出的每个正确的决定。

1932年,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博古执行的“左” 的路线,被王明等人排挤,一度将毛泽东主席的实权废除。王稼祥对于当时中国的现状非常了解,和毛主席的看法一致,在我军实力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游击打法是最适合我军的。他多次在会议上表示自己坚决支持和保护毛主席,想方设法位毛主席周旋,帮助毛主席获得指挥权。但是在1933年,他因为一场战斗被袭击,受了重伤,只能退到后方去休养。但是他的病情实在过重,休养的大半年也一直不见好转。

1934年,中央决定用长征来挽救红军,但是博古却嫌弃带上王稼祥麻烦,想要留他在营地打游击,毛主席闻讯立即赶来和博古据理力争,他说:“王稼祥同志是中央的高级干部,理应和中央一起行动,绝对不能留下。”博古理亏,便只好同意在长征路上带上王稼祥。当年,红军突破湘江的战役中伤亡惨重,恐怕难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前进。但是毛主席却从中发现了机会,认为红军可以转向贵州,不走寻常路。敌军在那里疏于防范,正适合建立一个新红军革命根据地。当时毛主席只是个小青年,党内有很多人都认为毛主席的行为过于大胆,不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坚持要按照原来的计划走。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王稼祥坚定地走出来,支持毛主席的决定,同意部队改变路线,向贵州前进。部队到达遵义后,周总理,朱老总等人一起开了个会议,希望能够重新让毛主席获得红军的指挥权。王稼祥表示支持,用自己当时在党内的影响力,为毛主席重新获得领导权保驾护航。毛主席曾经坦言:“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人,遵义会议上如果没有他,事情就不好办了。”足以看到王稼祥当时对于毛泽东的帮助有多大。后来,王稼祥担任军委主席团成员,与朱老总等人一道指挥红军作战。但是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他旧疾复发,只能回去休养,暂停了中央的一切工作,来到苏联疗养,数年后,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很难有精力应付繁重的工作,渐渐就淡出了中央的权力中心。

除了身体原因,王稼祥本身耿直的性格,也是一大原因。很多与王稼祥工作过的人都说,他说话比较耿直,经常和人起冲突,不善于和人沟通。事实上,原来他曾经在八路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晋升空间更大,但是因为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才被调到了当地的理论部门,专门握笔杆子,才干出了一番成绩。后来,王稼祥虽然淡出了中央的核心领导层,但是却成为我国的外交大使,在外交上坚定维护着我国权益,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为人民,为国家奉献的道路上。王稼祥是一个专注于学术研究的理论家,对于革命,他追求实效,在中央的关键转折点,毅然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正确的路线,切实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他的官职越来越小,但是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值得我们的敬佩!

1963年,北京玉泉山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青山绿水中时常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定睛一看,原来是5位中央领导同志来到这里踏青了。

大家的兴致十分高涨,摄影师见状,连忙提议拍一张合影,5位日理万机的领导同志就并肩站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可以看到,邓小平站在了边缘位置,陈毅拄着拐杖,但精神头十足,C位的这位领导同志笑容灿烂亲切,非常引人注目,他是谁呢?

本以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征战了半生的领导同志终于可以休息了,没想到更大的时代任务到来了,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重建,没有资金、没有经验的我们只能白手起家。

从毛主席开始往下数,中央的所有领导同志几乎都处于24小时连轴转的状态,我们只有将一天的时间压成三天来干,才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脚步。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对身体的损伤很大,毛主席便会趁着休息时间去北京附近的郊区爬山,在主席的带领下,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爱上了爬山。

1963年,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好凑在了一起,趁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相约来到玉泉山踏青,来到了久违的青山绿水间。

这一年,陈毅已经62岁了,体力明显下降了不少,上山的时候就拿了一根拐杖,那个时候,中央的领导同志一般都会穿中山装,但陈毅的装扮却非常特殊。

陈毅里面穿着一件传统的唐装,款式简单朴素,外面是一件深色大衣,搭配起来非常提气,精神头十足。

也许是爬山累了,陈老总的脸色红润,搭配上标志性的微笑,看起来十分豪爽奔放。

邓小平同志则站在陈毅的身旁、照片的边缘,这一年邓小平也快60了,但是他的状态看起来非常年轻精神,中山装穿在身上也显得很板正,风度十足!

陈毅和邓小平是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了,解放战争期间,两人搭档,创造了无数军事奇迹,这次和老搭档相聚,邓小平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愉悦。

站在照片C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真身材高大魁梧,面相忠厚慈祥,站在高大的陈毅身边毫不逊色。

彭真的笑容非常灿烂亲切,十分慈祥,虽然个子很高,但并没有任何距离感,这样的人,怪不得会被北京的老百姓称为“父母官”。

坐在彭真身旁的是杨尚昆同志,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常年在主席身边工作,是饱经考验的老战士了,在这张照片中,杨尚昆也穿了一身中山装,站得笔直。

照片最右边的是李富春,李富春的笑容也是五人中最灿烂的,他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身材较为瘦弱,但亲和力满分,光是看着便让人亲切万分。

看着照片中的5位领导同志,只觉得一片春风拂过心头,就像是中国共产党一样,温暖地吹拂着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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