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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图书馆以其藏书而承担社会教育、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等多重功能，而为学术的利用提供专业的导引和专家的判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馆藏古籍的价值，让学者便利地获取并使用馆藏古籍，当代的古籍公藏机构多以编写分类藏书目录、编纂书志提要、制作善本图录、影印复制善本和建设古籍数据影像资源库等不同的方式来揭示馆藏。古籍书目、善本提要和珍品图录是古籍资源全面且整体揭示的重要手段，实体影印和影像数据库则是重点且全本揭示的重要方法。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纵深发展，古籍保护越来越成为全方位综合的保护。当下的古籍保护工作不再是仅仅以收藏和典藏为主的保藏保护，而是以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和研究性保护所构成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梁爱民、向辉《古籍保护工作概论》）其中，研究性保护最能体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严谨性和学术承继性的面向。所谓研究性保护，是专业人员以专业方法对古籍展开科学调查、学术考订、特征揭示和文化阐释，使古籍在当代发挥其书籍的社会效用和学术价值。书志提要作为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方法和古籍研究性保护的实践在这中间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它可以说是整个保护工作中最具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工作之一。就《樊志》而言，通观全书，我们认为该书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色，是一部可靠可信的示范性书志提要。  一、概观芝大史籍样貌。《樊志》共著录芝大藏史部古籍244部。其中，纪传类40部，包括《十七史》《二十一史》和《史汉评林》等汇编3部，《史记题评》《史记》《史记评林》《函史》《藏书》等通断8部，《前汉书》《汉书评林》《班马异同》《后汉书》《晋记》《宋书》《明史》等断代29部。编年类18部，包括《文公先生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纠谬》《宋元通鉴》《甲子会纪》等通代9部，《汇战国史纲衍义》《两汉纪》《皇明通纪》《两朝从信录》等断代9部。纪事本末类6部，包括通代《绎史》1部，《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皇明大事记》等断代5部。杂史类13部，包括《重订路史全本》《国语》《越绝书》《十六国春秋》等。诏令奏议类5部，包括《皇明大训记》《历代名臣奏议》《荆川先生右编》等。传记类24部，包括《孔门传道录》《圣门志》《圣贤像赞》《大成通志》《五朝名臣言行录》等总传17部，《岳鄂王金佗粹编》《朱子实纪》等别传2部，《至圣先师孔子年谱》《至圣编年世纪》《朱子年谱》等年谱3部，总谱《商丘宋氏家乘》1部，杂录《词科掌录》1部。史钞类《廿一史约编》《史汉合钞》《东莱先生史记详节》《欧阳文忠公五代史抄》等11部。时令类《古今类传》1部。地理类85部，包括总志《大明一统志》《汇辑舆图备考全书》2部，《北口三厅志》《宣化府志》《直隶易州志》《福建通志》《醴泉县志》等方志53部，杂志《帝京景物略》《钦定日下旧闻考》2部，《大明一统名胜志》《恒山志》《水经注笺》《山东运河备览》等山水志16部，《宋东京考》《阙里志》《灵源纪》等专志12部。政书类18部，包括《杜氏通典》《文献通考》《大明会典》等通志5部，《庙制考义》《国学礼乐录》《南巡盛典》等典礼9种，《敕修两淮盐法志》《畿辅义仓图》《成案续编》等邦计3部，考工《清代匠作则例》1种。目录类9部，包括《直斋书录解题》《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应禁书籍目录》《读书引》等。金石类7部，包括《金石录》《金石文字》《三古图》《重修宣和博古图》等。史评类6部，包括《史通训故补》《史概》《评鉴阐要》《十七史商榷》等。可见，芝大史部古籍虽然绝对数量并不多，但门类俱全，且以中国地方志为大宗，纪传类次之，传记类又次之，由此可见芝大及北美学者更为关心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传统。 二、细致的版本考订。《樊志》（第128-129页）著录《广汉魏丛书》零种《越绝》十五卷一书。该提要对著录、书名、作者、版本等做了扼要简明的考察。关于著录和书名，《樊志》说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即著录《越绝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杨慎《跋越绝》、四库馆臣、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等先后对该书作者有所考订。关于版本，《樊志》指出张宗祥对该书自宋至明的刊刻情况有考订，《樊志》纠正了张氏对《越绝》有程荣、何镗《汉魏丛书》本的说法，指出该书为何允中《广汉魏丛书》零种。又据该本有张佳胤序，知其本出自嘉靖间张氏双柏堂刻本，张氏本为翻元大德本，但此本张氏序文所署时间有嘉靖甲寅与壬子之差异。又据该书有“挍”字避讳，知此本刻于明天启、崇祯间。还比勘浙江图书馆藏本有“山阴王业恂、王资治仝校阅”，芝大本无，可知两本虽为同版，但印次有别。又如，《樊志》（第145-147页）著录《荆川先生右编》四十卷，该提要对作者、内容、版本、刻工、著录和现存状况等进行了详细说明，特别是著录了115名刻工，可补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全录》（2016年，第438-439页）以“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著录的刻工名录。刻工姓名中，诸如值得注意的有“张鹤鸣”当为“张寉鸣”、“杨世龍”当为“杨世尨”“萬志”作“万志”，除了“陈时”之外，尚有“陈应时”等。鹤与寉、龍与尨、萬与万虽然只是繁简之别，但刻工姓名中的这种简化现象为我们考察版本的重要细节，不可不加以注意。仅此两书的考订可略窥《樊志》在版本考订方面的严谨性。 三、揭示珍稀孤罕典籍。馆藏古籍的书志提要撰写有具体且明确的书写体例，这就要去撰写者必须以统一的格式将全部古籍加以描述性的分析，并予以版本学的介绍。对常见的版本或者多馆藏的版本，要进行版本的比勘，以期得到更为明晰的版本信息，同时对于稀见的版本则要予以更为详尽的著录，以期为学界提供更多的版本细节。此处先谈《樊志》在后者方面的贡献。《樊志》（第71-72、103-105、170-171、189、321、350、360-361、361-362页）著录清乾隆四年至十二年（1739—1747）武英殿刻乾隆后期剜改印本《金史》一百三十五卷《钦定金国语解》一卷、明万历汪正芳刻本《汇战国史纲衍义》十二卷《音释》十二卷、明刻本《近代名臣言行录》十卷、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史汉合钞》十卷、明万历（1618-1620）刻本《灵源纪》四卷、清抄本《清代匠作则例》不分卷、清乾隆间福建布政使司福州刻本《应禁书籍目录》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陕西布政使司西安刻本《奏准销毁各书不分卷续查应毁各书》不分卷皆为它馆罕见之本。对于这些珍稀书，提要著录当在书志凡例的范围内尽可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料，所以《樊志》引述了陕西布政使富冈、福建巡抚德文为办理《四库全书》的咨文和札文为四库学研究提供了相关信息；又引述阿鲁图《进辽史表》、乾隆十二年为《金国语解》所做序文、许咸《近代名臣言行录小序》以及傅如为灵源寺志所做序文等，可见作者之志。对这些珍稀版本的揭示，于学术研究而言自有其价值。 四、深入辨析初印后印。《樊志》（第245-247页）著录《[乾隆]曲阜县志》一百卷，指出芝大藏本为乾隆三十九年刻后印本。经比勘，作者注意到初印本和后印本有多处文字改订，比如删削、改益初印本文字之类，且有一具有史料价值的“乾隆三十九年王伦聚众为寇”事的书页。此可补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96年，第15/54页）。又如《樊志》（第131-132页）著录《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拾遗》一卷《备考》一卷，指出相较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同一版本，芝大本为初印本。虽然芝大与哈佛燕京馆所藏皆有书名页署“此宜阁藏板”，但哈佛燕京藏本为后印本，后者增加了夹注校记数十条，从序文、目录到内文皆有，“可知乾隆间刻印之后，嘉庆四年补刊之前，周氏（周昂）已曾校订重印。”此可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史部》（2011年，第395-396页）哈佛燕京书志撰写者或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录》著录此书时录周昂跋，有所谓“余校刊《十国春秋》，附刻《拾遗》《备考》二卷，锓板发十方后，复不录数条，亦为印行。”又如，《樊志》（第171-173页）著录《明名臣言行录》九十五卷。《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05年，第74-75页）注意到凡例、卷九十五等两处有明显的初印后印的文本差异处。《樊志》在此基础上又发现了卷一第三十五叶、卷四十二目录叶、卷八十三第三十三业、卷九十三“新乐侯”篇、卷九十四目录叶、卷九十五“少保黄忠烈公”篇等处亦可见初印后印的文本区别。 上述四点，是《樊志》和众多的古籍提要所具共同特征，即全面的调查、深入的考订、细致的研判，对馆藏古籍的特点、递藏源流、版本价值等予以清晰的梳理和简明的介绍，为我们了解一地馆藏古籍做导引。这种导引工作，除了目验原书、查考书志、具备学识之外，尚需对同一版本的不同藏本进行比勘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这就要求我们的书志提要撰写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在书志提要的框架内做更多的学术工作。 除此之外，作为一部优秀的古籍书志提要，它还需要在专业问题上有所贡献，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上有所发展，《樊志》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这是该书的另一个特色。 五、推进前贤版本研究。《樊志》以芝大所藏史部古籍为基础，对古籍版本学的若干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此处且以一例说明之。《樊志》（第87-88页）著录明刻本《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时指出，此本为坊间仿照宣德间刘宽裕本之刻本。何以定该书为明刻本？又何以认定为仿宣德时刘宽裕本之再刻？这里有较为重要的版本学问题。《资治通鉴》为史学名著，其书传承过程中，除了宋元版之外，此书的特出版本学意义值得我们关注。有明一代，特重《通鉴》，被视为万世史法、史家准绳，上自皇室宗亲教育，下至士庶传习，皆有《通鉴》之身影。但此书的版本却并不明晰，在宋元版《资治通鉴纲目》仍有多部的情况下，明刻本的价值何在？要说明其价值，首先需要对其版本情况予以说明。从天禄馆臣开始，王国维、王重民、屈万里、严文儒等先后对此书的版刻情形有所论说，但论说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相反这些论说提示我们需要对这部书做更为深入的版本调查，并对前人的研究予以拓展。 清宫旧藏《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天禄馆臣前后有两种不同的著录与说明。《天禄琳琅书目》卷八（第257页）著录《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时说，“此书仿宋椠式，不能精善。……称'京兆刘宽裕刊行’，宽裕为何如人，不可考。”《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九（第592页）著录《资治通鉴纲目》时说：“自明成化中，商辂等修《续纲目》并正书通行刊本。正德年黄仲昭羼入《发明》《质实》《考异》等书，今所通行。此犹元季旧刻也。”《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四（第684-685页）著录《资治通鉴纲目》时，对宋元明三朝《资治通鉴》著述有详细说明，其中谈到：“宣德己卯杨士奇序，盖建阳知县张光启以尹氏《发明》、徐氏《考证》、王氏《集览》、汪氏《考异》纂集于《纲目》书中，而附陈氏《正误》于后，属书林刘宽梓行时作。”显然，天禄馆臣对于该书的版本学判断存在自相矛盾处。 民国以来，学者各据所见版本做出了判断。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2014年，第196页）著录明初刻本《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时说，蒋氏所藏之本为明代“麻沙书肆刊本。明弘治壬午（注，弘治只有壬子和壬戌，黄氏本为丙辰，慎独斋本为戊午），莆田黄仲昭（黄潜，1435-1508）取尹起莘《发明》、刘友益《书法》、王幼学《集鉴》、徐昭文《考证》、陈济《集览》《正误》、冯智舒《质实》、汪克宽《考异》合刊之，是为今本之始。此本只有《集览》《发明》《考异》《正误》四种，尚在黄刊之前，殆黄刊又因此本附益与。”不过，王国维此提要长期以稿本流传，学者不易得见。但天禄馆臣、王氏所谓黄仲昭校刊本汇入宋元明七家《资治通鉴》研究成果的说法为学界熟知，如《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宋辽金元编》（2019年，第238页）就持此说。 对于这样的说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年，第93页）曾予纠正。王重民并未著录该书，但论及明景泰间刻本和慎独斋刻本时说，“五百年来，学士大夫之所诵习，皆从此坊本出”，所谓的“坊本”即慎独斋刘氏。王重民说：“慎独斋刘氏以刻书世其家，兼通史学。宣德正统间，有刘剡者，纂《少微》、《宋》《元》二鉴，又纂尹氏《发明》以下数家入《纲目》，[杨士奇《集览正误序》谓为张光启所辑，盖以光启交于士奇，故士奇不举剡名而称光启。]刘宽刻之。宽与剡殆为同族兄弟行，而宽盖为刘洪之祖或曾祖也。剡书失采刘友益《书法》。黄仲昭所谓坊本，即指刘宽所刻，仲昭因为补入刘友益一家，镂板于江西。时刘洪主慎独斋书业，又取仲昭本而益以冯智舒《质实》，再付之梓，即此本（美国国会馆藏明慎独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是也。其后明陈仁锡之所评定，清圣祖之所御览，皆据此本，[因二书并有冯氏《质实》，故能知之。]非黄仲昭本也。然则五百年来，学士大夫之所诵习，皆从此坊本出，其影响于后世者甚钜，因略述之。”相较于此前认为黄仲昭刊本是晚明至清代的“通鉴学”基础读本，王重民认为应为刘氏慎独斋本。但不管是刘氏、还是黄氏，其所祖之本皆为宣德年间的刊本。 王重民《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善本书录》稿本还曾考证：“北平图书馆藏景泰三年刻《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有'建阳知县盱江张光启订正’一行，景泰上距宣德二十余年，光启任县职不应如是之久。北平图书馆又有景泰元年刻《资治通鉴纲目》，行款与此本相同，有《集览》《考异》，无《发明》，其本当与此本相前后，因疑此本（《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为光启谢职后所纂，为正统、景泰间所刻者。”（凌一鸣、姚伯岳：《王重民〈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善本书录〉稿本考述》，《图书馆杂志》，2022年第4期，第141页）也即，王重民曾寓目普林斯顿大学藏本，并提出该书有明正统景泰间刻本，但他并为断定葛思德东方馆所藏之本是否为原刻，做了疑似的处理。 其后，屈万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84年，第118页）则径行著录该书为明初叶刻本。屈氏说：“是辑诸家之说于一编，盖出于张氏（张光启）也。北平图书馆藏有景泰三年刊《资治通鉴节要续编》，题'建阳知县盱江张光启订正’。而《建阳县志》谓光启为建昌人，宣德间任建阳知县。景泰三年上距宣德之末，近二十年。光启任职不应如是之久。疑县志记载偶误也。此本就版式观之，殆亦刻于景泰间。《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至此，我们可知该书的版本学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严文儒《〈资治通鉴纲目〉明代刻本考详》（2001年）一文考察了现存明刻本《资治通鉴》12种，其中提到上海图书馆藏明国子监旧藏本，该书有陈继儒藏印，无藏书家题跋。严氏注意到此书卷一题署“建安京兆刘宽裕刊行”与清武英殿本杨士奇《集览正误序》有差异，严氏说：“是笔者所引武英殿本《集览正误序》脱一裕字，还是刘宽、刘宽裕竟为两人，证据不足，难下断语。如此本即杨士奇所言之本，则此本刻于明宣德年间；如非杨氏所言之本，此本刻板亦不会早于永乐二十年（1422），因陈济《集览正误》成书于永乐二十年。”同时，严氏认为王重民所谓的刘宽与刘剡为同族兄弟的说法也可略备一说。严氏亦同意王重民关于慎独斋本为明清通鉴学的关键版本的说法。 从以上诸家之说可见该书的版本问题并未完全解决。首先，关于刊刻者的问题。虽然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增订本）》（2009年，第244页），已注意到宣德间刻《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者为刘宽裕而非刘宽，《天禄琳琅书目》也著录为“刘宽裕”，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国书史》等皆作刘宽，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亦作刘宽，可见学者沿袭已久。何以如此？《樊志》注意到宣德年间刘宽裕刻张光启汇纂诸家之本，卷端题“建安京兆刘宽裕刊行”，而清代版本中杨士奇的序文“属书林刘宽繍梓”脱了“裕”字，从此以后“刘宽裕”成了“刘宽”。这就是版本学上因为所用版本的不同而造成误会。由此我们更能明了，版本学的研究并不在于判定或者审查前人的论断的正确与错误，而是要对其判定的依据加以明确，并找出其致误的原因，从而推进我们的认识。 其次，关于编纂者的问题。将南宋至明初人所撰的《通鉴纲目发明》《通鉴纲目集览》《通鉴纲目考异》《通鉴纲目集览正误》等书内容与插入《通鉴纲目》正文，是宣德年间的事情。其编纂者当为张光启，而非黄仲昭。黄仲昭刻本《资治通鉴纲目》有弘治九年（1496）张元祯序，张光启编纂本早于弘治。《樊志》以《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所载宣德四年杨士奇《集览正误序》“建阳尹旴江张光启氏既以尹氏《发明》、徐氏《考证》（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及《集览》《考异》纂集于《纲目》书中，而属书林刘宽绣梓”，又证以建安刘宽裕本“建安京兆刘宽裕刊行”题署，可知该书的编纂情况是“宣德间张光启任建阳知县时始将诸家所著纂为一编，付刘宽裕书坊刻印行世。”另外，天津图书馆藏《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卷末有三则读书题记，分别是：“成化丁未年八月初七日点毕。”“弘治戊午年六月十八日覆□毕。”“万历癸巳年清和十又二日重装。”可知该本的刊刻不晚于成化二十三年（1486）。此亦可徵黄仲昭本要晚于张光启本。同时，《樊志》还注意到本书只有《发明》《考异》《集览》《正误》而却《考证》，与杨士奇序文仍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与“刘宽”“刘宽裕”一样也是版本传承中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考证。至于王重民推测刘宽（应为刘宽裕）与刘剡“为同族兄弟”、刘宽（刘宽裕）为慎独斋刘洪的祖父或曾祖父，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限于提要书志的体例，《樊志》并未罗列上述诸家之说，而是择要予以标出，并对相关的版本学问题进行了辨析。对于“通鉴学”而言，上述版本学的问题看似无关紧要。但无关紧要的问题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它之所以无关紧要恰恰说明人们可能只是视而不见罢了，当我们用一种专业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时，我们才能看到其中的奥妙，正如通过棱镜我们才会看到五彩的光一样，书志提要就是让我们看到精彩书籍世界的棱镜。我们看到，通鉴学之所以成立，固然与《资治通鉴》本身有关，但书籍世界本身更有其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比如，宋元以来不同版本的《资治通鉴》刊刻流传足供学者使用，这是学术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朝的几代的学者、出版者对该书进行全方位的研习考辨，并及时编纂出版研究成果，这是学术得以繁荣的明证；清代以来的版本学家对该书进行版刻的考订，这是学术得以拓展的实例。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书籍世界和书籍循环。 就此而言，古籍的书志提要，也就不单单是对一部一部珍稀古籍的客观描述，也不是像药品的说明书一样对药物的功效进行说明，并加上一句“谨遵医嘱”的提示，它应当是我们进入古籍所构成的书籍世界的一个窗口。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传统的书籍世界的精彩纷呈与丰厚底蕴，更可以由此见证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 总之，《樊志》和芝大其他几部书志，作为“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的成果，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研究性保护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是古籍工作者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突出成果，它为我们了解当下的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又一佳例，为今后的书志提要撰写树立了新的标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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