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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东华门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瓷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 年），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此后，藩王制度贯穿明朝始终。因此，终明之世，藩王属于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就藩于全国各地，由朝廷岁赐食禄，世袭爵位，享有皇室特权；同时，永乐朝之后各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离封地。 朱椿为明太祖第十一皇子，于洪武十一年（1378 年）受封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就藩成都。成都乃天府之国，为川藏走廊之要扼，蜀王府邸又为明朝中央政府精心营造，足见蜀藩王朱椿在明初备受洪武皇帝的恩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蜀藩坐镇西南一隅，因“独以礼教守西陲”[1]，共历十世十三王，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有200 多年，与明朝共存亡。 2013～ 2019 年，在成都市中心的东华门街明蜀王府左花园等遗址[2] 的水道和水池淤泥层内，成都考古研究院共发掘出土可拼对修复的蜀王府日常所用的明代瓷器标本900余件，碎瓷逾万片[3]，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明代前期瓷器最重要的一批最新资料。其中，出土一小批明早期的御用瓷器，虽然数量极少，但品质非凡，学术意义重大。因此，本文以此为研究，并与传世实物作比较，就其品类、年代、获取方式与途径等问题开展探讨和思考，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二、 蜀王府遗址出土的御窑瓷器研究 成都明蜀王府东华门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标本，造型纹饰非常丰富，主要为明洪武至明中期民窑产品。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出现数例御窑瓷器，有青花、青花矾红、红釉、甜白釉等品种，皆由明初景德镇为内府所造的高品质瓷器。因此，笔者将按照烧造年代顺序梳理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御用瓷器，从藩府遗址和墓葬出土、传世实物、窑址发现、文献资料等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解读。 1. 洪武时期 明蜀王府遗址发掘中的洪武瓷器在数量比例上较其他朝代少，其中御用瓷器仅见两例。 第一例为2013 年考古出土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标本（图一）。该盘为洪武时期典型的宫廷御用制式，内壁采用模印工艺云龙纹，工艺精湛，所印云龙细节一丝不苟，细腻清晰，立体感强烈。圈足平切，通体施以高温铜红釉，器底涩胎无釉，并且处理十分干净。然而，因为烧造温度过高，红釉中的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火候稍过之后，铜离子从釉层中便挥发和逸出，出现了这种类似褪色的现象。纹饰内凹之处，亦可见到红釉原来的发色。外壁近圈足处有明显的缩釉痕迹，有自然的“火石红”[4] 现象。
该式样见于洪武御用盘碗，一般以内壁龙纹和盘碗内心折带云纹（或品字云纹）组合装饰，除了青花和矾红彩，传世所见尚有白釉、红釉、蓝釉、酱釉、黄釉等多种颜色釉品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例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5]（图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例明洪武白釉模印云龙纹盘（图三）、英国布里斯托博物馆藏有一例明洪武霁蓝釉品类（图四），这三例皆与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红釉标本为相同的模印范式（图五），为洪武官窑瓷器当中典型代表产品。
图二 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 高：3.2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11.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 明洪武白釉模印云龙纹盘 高：4.2厘米，口径：21.1厘米，底径：13.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 明洪武霁蓝釉模印云龙纹盘 英国布里斯托博物馆藏 从严格意义上看，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该件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标本属于瑕疵品，釉色不正，底部缩釉明显，仍被赏赐给了蜀王府，这说明洪武初年物力维艰，即使有瑕疵不足，依旧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赏赐给蜀藩，这也是洪武时期内府器用制度的一种表现。相比之下，在永乐时期，如此瑕疵之物，很难走出珠山御器厂，必将其砸毁掩埋。因此，将本品的烧制年代定为洪武时期，笔者认为更加准确。器用处理制度不同，必将昭示洪武与永乐两朝各自不同的御用瓷器烧造体系与管理模式。
图五 明洪武模印云龙纹盘对比图 目前景德镇窑址信息显示，洪武时期这一类模印器物的烧造地点不在御器厂之内，而是在元代以来窑业烧造实力较强的市区戴家弄、落马桥等中心窑场[6]。洪武时期，官方选择元代窑业优秀的窑厂承造御器，也符合元明之交备受战争破坏后的景德镇窑业实际状况。因此，该例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现，对研究明初洪武官窑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2016 年蜀王府遗址考古出土的另一例明洪武永乐翠青釉模印龙纹碗（图六），造型小巧可爱，应属于茶碗，存世未见同类之作，也未见于珠山御器厂窑址发掘公布资料，其烧造年代应属于洪武永乐之交。
图六 明洪武永乐翠青釉模印龙纹碗 口径：10.6厘米，底径：4.2厘米，高：5.5厘米 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从存世实物上看，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例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碗（图七），胎质坚细，红釉静谧深沉，圈足旋修干脆利落，皆为洪武时期的制瓷工艺特征。与明蜀王府遗址出土者相比，造型上略微不同，红釉碗更为端庄敦实，然而尺寸和装饰纹样十分相似，两者有着同样的风格面貌和时代气息。 在模印范式上看，蜀藩该例内壁模印云龙纹（图八），为典型的洪武时期“定夺样制”[7] 的内府制式之作，模印纹饰前而而清晰，十分精细。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图案范式特征为龙首威凌，鬃发后扬，脖子瘦长，仍暗藏元代遗留的神兽古风。 从制作工艺上看，模印工艺为洪武官窑器物中普遍应用的一种工艺。此例圈足处理方式为平切足，干脆硬直，这种工艺也为洪武时期特征。通体施以翠青釉，温润泛碧，此釉应为专门配制，虽少见，却是技术成熟。
图七 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碗 口径：10厘米，高：5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八 明洪武永乐翠青釉模印龙纹碗与模印云龙纹图 刘雨婷绘图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该例制作年代更多接近于明洪武后期，然而模印纹饰、圈足处理工艺等已逐渐向永乐时期的成熟细腻工艺接近，鉴于洪武时期窑业面貌之模糊，以及明初御器厂实际创设年代所存在的争议，也不排除其为洪武永乐之交时期的产物。可以肯定的是，此类器物不在御器厂烧制，但是属于典型的洪武御用瓷器。如今在明蜀王府遗址发现，这就清楚表明此物是来自洪武永乐时期宫廷对蜀王府的御赐之物。 目前，明初尤以洪武时期的景德镇窑业面貌尚未有清晰的学术研究结果，洪武官窑是当前一个非常核心的学术问题，它是元明窑业发展衔接的重要一环，是景德镇陶瓷史研究的疑难点。因此，探讨洪武时期御用瓷器的具体烧造年代和详细窑址情况，需从同一时期更多其他实物例证、制瓷工艺和窑址发现等多角度出发。 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洪武官窑器物，对于了解洪武官窑、藩王用瓷制度以及中央朝廷与藩王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为重要，极大地丰富当前的学术认知，让我们了解到除了景德镇窑址（烧造地）、南京都城（使用地）以外，尚存在另一重要的地点——明初藩王封地，也存在洪武御用瓷器。 2. 永乐时期 永乐白釉温润细腻，微泛脂光，冠以甜白之雅称。永乐时期的御窑白釉产品十分丰富，《明太宗实录》载：“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8] 永乐皇帝所言“甚适于心”的“洁素莹然”之磁器，也就是永乐一朝御窑白釉瓷器。 2016年明蜀王府遗址考古出土了一例甜白釉盘（图九），素雅静穆，为明初典型的宫盘制式，甜白釉色犹如凝脂，造型优雅端正，圈足高深，镟修考究，丽质非凡，为永乐甜白御瓷之典型代表。 2016年同时出土了明永乐甜白釉佛龛（图一〇），为目前仅见的一例，极为重要。龛体分为两部分，由龛盒和龛座接胎而成。器物造型饱满，线条流畅，神龛中空，壸门[9] 为仰莲瓣形，通器满釉，洁白无瑕。因造型特殊，其成型、烧造工艺较普通器物更难，体现了明初御器厂的皇家制瓷工艺水平之高。
图九 明永乐甜白釉盘标本 残长：17厘米，残宽：4.5厘米 款识：“果” 出处：2016 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〇 明永乐甜白釉佛龛 口径：5.7厘米，高：15厘米，底径：10.8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龛盒中应供奉一尊玉质或铜鎏金佛像，上置塔刹，也是永乐皇帝崇佛风尚的见证。始建于元朝的北京妙应寺白塔[10]（图一一）和明代吉谷王乳母张妙寿（下葬于永乐十一年，即1413 年）之墓葬[11]（图一二）中都可见这一覆钵式喇嘛塔。因此，此类器物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义，为宫廷御赐之法物，是研究藩王宗教文化的重要实物例证。通过此例可知明早期蜀藩的特殊性，在众藩之中地位甚高，备受洪武皇帝的恩宠，至永乐阶段，地位仍非常尊崇。
图一一 北京妙应寺白塔和结构线描图 图一二 明永乐石质喇嘛塔 高：156厘米 2005年望城区蚂蚁山M1张妙寿墓出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3.宣德时期 蜀王府遗址出土宣德时期瓷器四例，两例为碗，两例为高足杯，都属于明代宣德时期在御器厂所烧造的御用瓷器。这两例撇口碗，造型饱满，制式端庄稳重，为宣德时期标准宫廷制式（图一三、一四）。碗外壁青花绘云龙纹逐火珠，近圈足处装饰变形仰莲瓣纹一周，碗心双圈绘折带云纹，碗底为“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青花发色明艳青翠，同类的器物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两例[12]，后二者尺寸略大，品质更高（图一五、一六）。显然，这两例属于宣德一朝宫廷对明蜀王府的赏赐之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例青花所书的宣德款识被磨，碾上“庆”字。碾字为铭仅见于蜀王府遗址中出土瓷器，是蜀藩之特色，青花款何时被磨去，“庆”字款含义所指，都值得深入的研究。
图一三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碗 款识：青花“大明宣德年制”（磨去） 2013～2016年四川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四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碗 款识：青花“大明宣德年制”（磨去）、碾刻“庆” 口径：15.1厘米，足径：6.1厘米，高：6.3厘米 2013～2016年四川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五 明宣德青花双龙戏珠纹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8厘米，口径：21厘米，足径：8.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六 明宣德青花双龙戏珠纹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9厘米，口径：21厘米，足径：8.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两例分别为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和明宣德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这两例造型一致，尺寸相近。此式高足杯，制作精良，存世极为罕见，为宣德御窑级别非常高的御用瓷器。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图一七）外绘双龙逐珠于壬字云纹之间，腾龙威严，云气缭绕，绘画细腻，青花提炼纯净，发色翠艳，隽美典雅。此例原为高足杯，高足部分被整齐磨去，仅剩下一截。同类存世仅存数例，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3]（图一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图一九）。
图一七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磨足）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口径：10厘米，高：5.3厘米，底径：2.5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八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9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九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9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例为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图二〇），高足杯外壁青花绘饰海水为地，留白出飞鱼、天马、文鳐等祥瑞海兽纹饰，这些来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瑞兽，它们的出现，寓意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杯心双圈书两排六字款“大明宣德年制”，通体施以透明釉高温烧制而成。后使用矾红彩为留白的瑞兽纹进行填饰细节，再度送入窑内烘烤而成。因这件在明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其保存环境中的土壤水分致其矾红彩有所剥落。其功能为酒杯，这类小杯造型优美，做工精致，曲线自然，为宣窑中高足杯的经典之作。明蜀王府遗址出现两例，可见宣德时期朝廷对蜀藩的器重与蜀藩于众王之中崇高地位。
图二〇 明宣德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磨足）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口径：10.1厘米，高：5.1厘米，底径：2.4厘米 出处：2016 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各藏一例明宣德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图二一、二二），与本品装饰完全一致，因此根据这两例得知蜀王府遗址出土该例在未磨去高足的原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例明宣德青花留白海水瑞兽纹高足杯（图二三）和一例明宣德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高足杯（图二四），皆属同型异彩，是宣德御窑瓷器图案装饰的一大特点。
图二一 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水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二 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水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9厘米，口径：9.9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二三 明宣德青花留白海水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10厘米，口径：11.8厘米，足径：4.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四 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水青花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8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两件瓷器的高足部分都被整齐磨去，剩下较短的一截。通过观察明蜀王府同时出土的瓷器，可以发现还有明宣德正统仿哥釉高足碗标本（图二五）和明正统至天顺云南玉溪窑青花枝莲纹碗标本（图二六），它们均原为高足杯，后被磨去相同的一截，这是在其他藩王府所未曾见到的特殊现象。笔者推测与这一目的是改变和下移器物的重心，或者是满足与其他材质盏托结合使用的需要。
图二五 明宣德正统仿哥釉高足碗标本（磨足） 残长：10厘米 残宽：6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二六 明正统至天顺云南玉溪窑青花月华缠枝莲纹碗标本（磨足） 残长：13.4厘米，残宽：6.2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虽然这些器物年代有早晚之分，但是被磨足的处理应属同一时间，应是为了满足某个藩王的使用习惯。关于磨去高足的具体时间，笔者认为，宣德本朝御赐两例高足杯，应是备感荣誉和珍惜。因此，磨去高足的实际时间，很有可能是宣德以后。 三、 明早期其他藩王府出土御窑瓷器比较研究 1. 鲁藩 鲁荒王朱檀（1370 ～ 1390年）为明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兖州。二十二年薨，谥曰荒。1970 年朱檀墓出土珍贵文物1100 余件，其中出土的 6 件明洪武时期御用瓷器[14]，分别为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龙纹荷叶盖罐（图二七）、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龙纹梅瓶（图二八），明洪武青白釉模印云龙纹盘4 件 [15]，2件比较完整（图二九），4 件模印盘与前述蜀王府遗址出土洪武模印红釉盘为一样的形制和图案范式，也是洪武御用瓷器赏赐与藩王的另一重要实证。在景德镇窑址信息调查中，可以发现这六例御用瓷器的生产地都不在珠山御器厂，而是在市区戴家弄、落马桥等中心窑场[16]（图三〇）。
图二七 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龙纹荷叶盖罐 口径：25.6厘米，高：37.6厘米，腹径：37厘米，底径：22厘米 盖最大直径：27.8cm，口径：20cm，高：5.8cm 出处：1970年山东省济宁市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图二八 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龙纹梅瓶 口径：4厘米，高：29.6厘米，腹径：16.3厘米，底径：9.7厘米 出处：1970年山东省济宁市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图二九 明洪武青白釉模印云龙纹盘一对 口径：18.1厘米，底径：12厘米，高：3.9厘米 出处：1970年山东省济宁市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图三〇 落马桥出土的明洪武暗刻龙纹大盘标本 2. 周藩 第一代周王为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朱橚，明成祖朱棣同母弟。洪武三年（1370 年）初封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 年）改封为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 年）就藩开封。 1958年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第六代周惠王（弘治十一年薨）墓出土洪武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瓷瓶（图三一）为存世孤品，殊为珍贵，现存河南博物院；近年披露的新材料是来自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一件明洪武青花梅瓶盖（图三二），宝珠尖纽，两重莲瓣纹，青花发色较灰蓝浅淡，外壁绘杂宝纹一周。这与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藏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玉壶春带盖梅瓶（图三三）的盖子一致，其盖仍然保存着，得以看见洪武春寿款梅瓶的全貌。由此可以推知，周宪王墓曾出现过洪武青花云龙春寿铭梅瓶，这些玉壶春瓶、带盖梅瓶，皆是当时洪武御用瓷器无疑，藩王阶层使用，肯定是来自宫廷赏赐。
图三一 明洪武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瓷瓶 高：39.4厘米，口径：9.3厘米 1958年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周惠王墓出土
图三二 明洪武青花梅瓶盖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
图三三 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梅瓶 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藏 存世春寿款洪武青花云龙梅瓶目前所知四例[17]，除了前述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尚见上海博物馆（图三四）、英国格拉斯哥美术馆布莱尔收藏馆（图三五）和私人所藏。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格拉斯哥美术馆布莱尔收藏馆的馆藏信息中写到“1944 年来自河南开封”，如果最初来源信息无误，那么该例很有可能就是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的梅瓶盖之瓶身。
图三四 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梅瓶 上海博物馆藏
图三五 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梅瓶 高：36.8厘米，腹径：21厘米，高：36.8厘米，腹径：21厘米 发现：河南开封 来源：1944年Sir William and Lady Burrell捐赠给英国格拉斯哥市 英国格拉斯哥美术馆布莱尔收藏馆藏 3. 梁藩 梁庄王朱瞻垍，明仁宗朱高炽第九子，明宣宗朱瞻基异母弟。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十月十一日册封为梁王，封国在当时的湖广安陆州（即今湖北钟祥市）。正统六年（1441 年）正月十二日病逝，谥号“庄”，无子国除。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一例明永乐青花龙纹瓷锺[18]（图三六），由三部分组成，其上为金制锺盖，方唇外折，盖顶为一宝珠纽，盖面饰满凹凸状双龙赶珠纹及云纹，为三层阶梯形式，口沿内壁铸有15 字铭文“承奉司正统二年造金钟盖四两九钱”，奢华精美。《大明会典》载内府宦官机构设置为“王府内官十员，承奉司承奉正，正六品，副，从六品；典宝所典宝正，正六品,……司药、司弓矢各二名”[19]。承奉司为亲王府内部机构，因此瓷锺进入梁王府后，王府承奉司为其配置了金制锺盖和银托，足见梁王对此心爱程度。
图三六 明永乐青花龙纹瓷锺 铭文“承奉司正统二年造金钟盖四两九钱” 口径：15.6厘米，高：10.4厘米，底径：4.1厘米 出处：2001年湖北省钟祥市大洪村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青花云龙纹瓷锺，内壁口沿饰一周卷草纹，碗心双弦纹内饰折带云纹。外壁纹饰为双龙戏珠，龙身细长，五爪雄健有利，予人力量之感，鬃发浓密呈昂扬向上之势，与“壬”字形云纹组合装饰。器壁弧度变化微妙，极富美感，胎质坚硬致密，釉色白中泛青，纯净细腻。青花为当时进口钴料，发色妍丽，浓重处见铁锈斑。 此例为永乐御窑样式龙纹的典型代表，龙纹气势威风凛凛，明早期时代特征明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云龙纹盘[20]（图三七）所饰龙纹神态等细节都与本品一致。永乐御瓷高足碗在本朝也属于珍罕之物，同一形制尚见大英博物馆藏明永乐红釉留白云龙纹瓷锺（图三八），可资比较。
图三七 明永乐青花云龙纹盘 口径：19.2厘米，足径：11.6厘米，高：3.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八 明永乐红釉留白云龙纹瓷锺 大英博物馆藏 梁庄王墓出土同样的另一例明宣德青花瑶台赏月图瓷锺[21]，其图案纹饰可溯源于宋人所绘的《瑶台步月图》[22]，瓷钟外壁绘仕女瑶台赏月、掬水月在手等场景，杯心绘月华纹，刻画人物线条优美流畅，青花发色妍丽细腻（图三九）。 为什么梁庄王墓出土两件高级永宣御用瓷器，肯定是源于梁庄王本人与宣德皇帝关系亲密。明史载：“宣德初，诏郑、越、襄、荆、淮五王岁给钞五万贯，惟梁倍之。”[23] 可知梁王在宣德时期备受皇室恩宠。
图三九 明宣德青花瑶台赏月图瓷锺 口径：15.5厘米，高：10.1厘米，足径：4.2厘米 出处：2001年湖北省钟祥市大洪村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御器厂生产的宣德时期青花中，出现丰富的仕女题材，如“秋夕”“海棠”诗意图、蕉叶题诗、西王母出游、麻姑献寿、掬水月在手等多种题材，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等多处，蜀藩出土一例明正统青花庭院仕女图高足杯标本，仕女端庄典雅，云气逸朗，洞石玲珑。画工细腻，青花青翠妍丽，接近御器的品质，其制绘粉本应与宣窑一致，是正统时期专门为藩王烧制的官样瓷器（图四〇）。
图四〇 明正统青花庭院仕女图瓷锺标本 残长：12厘米，残宽：9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4. 靖藩 第一代靖江王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子朱守谦，洪武三年（1370 年）受封，驻守桂林。自明洪武封藩始，至清顺治七年（1650 年），靖江王存世280 年，共传十一代十四王。 广西桂林本土文化学者潘宁先生自2005 年以来在明靖江王府遗址，借校区内部建设施工，用心采集了大量的昔日王府用瓷标本，对于解读靖藩用瓷尤为关键。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潘宁先生历年采集的明靖江王府用瓷标本当中包括两例洪武白釉暗刻模印龙纹折带云碗、盘官窑标本（图四一、四二），与靖江王就藩时间（洪武九年，1376年）相呼应。此类洪武御用瓷器必定与其他藩王府御瓷来源一样，皆是御赐之物。同类之物在鲁王朱檀墓、蜀王府遗址出土均可见（图一、二九）。明靖江王府出土的这两例洪武官窑白釉模印龙纹折带云纹碗与前揭景德镇市区戴家弄、落马桥窑址出土洪武白釉模印云龙纹盘碗一致，可证此类洪武官窑的烧造不在御窑厂之内。关于靖江王府之御用瓷器具体全貌，寄望未来靖江王府遗址的正式考古，应会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图四一 明洪武白釉暗刻模印龙纹折带云碗标本 残长：9.7厘米 广西桂林明靖江王府遗址采集 桂林陶瓷协会藏
图四二 明洪武白釉暗刻模印龙纹折带云盘标本 残长：5.8厘米 广西桂林明靖江王府遗址采集 桂林陶瓷协会藏 四、结论 纵观明初各地王府遗址和王陵出土的遗物信息，反映出宫廷赏赐御用瓷器是明初藩王用瓷的重要来源之一，朝廷赏赐藩王器用包括瓷器在内，是一项基本制度。这些赏赐的御用瓷器为藩王府最上层人员所有。明蜀王府遗址出土明前期多件御用瓷器与部分官器，级别高端，展示了蜀藩和朝廷的亲密关系，成为我们窥视藩王群体器用的重要代表范例。 对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明初御用瓷器观察可知，洪武时期与永乐时期以后的器用和处理制度有所不同，揭示了各自不同的御用瓷器烧造体系与管理模式。这有助于厘清洪武时期的御窑产品烧造模式和地点诸多问题的研究，对景德镇御器厂创烧时间和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意义。同时，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这批瓷器，是目前了解明代早期窑业面貌的最新学术资料，是解答明代早期景德镇陶瓷史学术疑难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五·诸王二》，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580 页。 [2]易立：《四川成都东华门明代蜀王府遗址》《大众考古》2019 年第 7 期，第 16、17 页；易立、江滔、张雪芬：《四川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宫城苑囿建筑群发掘简报》《文物》2020 年第 3 期，第 11 ～ 38 页。 [3]易立：《明代蜀藩瓷器面貌试探——以考古出土物为中心》，见本书文稿。 [4]火石红现象：也称为“窑红”或“枇杷红”，它是由于胎土中存在的铁分子在高温中流动聚集，烧窑结束时在冷却过程又被二次氧化而呈现出来的色调，一般都附着于瓷器的胎釉结合处，色泽柔和鲜艳，和谐自然。火石红主要在瓷器的位置有：底足的胎釉结合部、无釉的砂底、胎釉上较大的磁铁矿晶体周围、缩釉和薄釉处、早期生成的釉面片纹中、个别气泡和空洞周围。 [5]北京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 64 页，图版 24。 [6]景德镇唐英学社黄清华先生于 2006 年启动了景德镇市区古代窑址调查报告，其调查工作遵循野外考古调查规程，尽最大可能确保了资料来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调查显示这一类洪武时期模印颜色釉盘碗官窑器物在戴家弄窑址、落马桥窑址等地都均有发现，根据黄先生掌握的较大数量和多种颜色釉品类的洪武窑址实物例证，黄清华先生认为洪武时期的官窑由原来元代数个窑业实力较强的中心窑场分别承担烧造。 [7]《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卷“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遇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8]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永乐四年十月丁未”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影印），1962年，第879页。 [9]壸，读音：kǔn，壶门来自中亚地区的建筑，佛教建筑内重要的入口一般都采用此结构，佛教造像须弥座、佛塔宝刹、神龛壁藏也多见壸门。在建筑学界、工艺美术中家具研究及越窑瓷器装饰研究中，学者前辈们一直使用壸门这一名称，亦有壸门和壶门之辨。详见经明汉、刘文金：《传统家具文化文献中“壶门”和“壸门”之正误辨析》，《家具与室内装饰》2010 年第 7 期，第 54、55 页。 [10]妙应寺白塔，又称“释迦舍利灵通之塔”，也称“灵通万寿宝塔”、“释迦舍利灵通宝塔”，因通体白色，故俗称“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 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路北的妙应寺内。明宣德八年（1433年），寺庙修复，改称妙应寺。 [1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蚂蚁山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2 期，第42 ～ 55 页。 [12] 廖宝秀:《故宫藏瓷大系宣德之部（上）》，台湾“故宫博物院”，2000年，图版 64、65。 [13]北京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宣德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5 年，第 74、75 页，图版 27。 [14]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鲁荒王墓》，文物出版社，2014 年，上册第 112 页。 [15]《明代宣德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其载墓葬出土 6 件瓷器，其中洪武青白釉模印云龙纹盘4 个，盘比较完整的有 2 件。鲁荒王墓葬出土瓷器照片，两件线稿翻自上册图版九〇、图九一，其余四件瓷器图片翻自下册图版一一二至一一四。 [16]江建新：《论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兼论元代窑业的若干问题》，《文物》2017 年第 5 期，第 50 ～ 61页，图三一。根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落马桥窑址的发掘资料，可以发现对应明洪武时期朱檀墓中的暗刻龙纹类瓷器同类标本，也证实了这一类瓷器的烧造地不在御器厂之内。 [17] 另有一件春寿铭洪武青花云龙纹梅瓶为上海博物馆1976年后退赔件，原典藏号：52002，目前为上海私人收藏，暂未公布。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第4 ~ 23页，图二二。 [19] (明) 李东阳等撰， (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五十七《王国礼三·内官内使》，广陵书社，2007年，第994页。“王府内官十员，承奉司承奉正，正六品，副，从六品;典宝所典宝正，正六品，副，从六品；典膳所典膳正，正六品，副，从六品：典服所典服正，正六品，副，从六品：各门官门正，正六品，副，从六品。内使十名，司冠、司衣、司佩、司履各一名：司药、司弓矢各二名。”详细地记载了亲王府宦官机构和人员制度。 [20]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馆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5 年，第 100 页，图版 40。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编著：《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 年，下册图版八七至九一。本品没有署写年代款，过往对其年代定在永乐，然而梳理明初御窑装饰题材的发展状况可知，此类仕女人物题材仅从宣德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因此笔者认为此例年代定在宣德时期更为合适，更符合宣宗皇帝重视文艺、借鉴宋元绘画装饰的宫廷艺术大背景。 [22]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第 364 页，图一七五。 [2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三六三四页。 信息整理：李景澎 校 对：郑鹏 郑颖 照片处理：关贝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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