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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本文为国际儒联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先生，于2022年9月28日，在温州南怀瑾书院举办的纪念南怀瑾先生辞世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学术报告。 《中庸》的“天人合一”之道 张践 几年前，笔者写过一本儒学普及方面的教科书《中庸教师读本》，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拜读了南怀瑾老师的大作《话说中庸》，深受启发。先生广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生命体验，毕生的道德行履，都给了我巨大的启发。现在将自己的一点心得贡献于此，就正于方家，也是在先生殿堂交上的一份作业。 儒家经典《中庸》开明宗义的第一句话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不仅是这本书的宗旨，而且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因此受到历代大儒的重视，也是今天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必须深入研读的重点。由于《中庸》首句非常凝练、深邃，含有丰富的哲理，因此仅仅从字面上解读，往往会不知所云，甚至导致望文生义的曲解。南怀瑾老师倡导的“以经注经”、“以史证经”的方法，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可靠方法和简单捷径。我们故必须联系儒学从孔子到子思，从子思再到孟子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理解《中庸》。《中庸》一书的作者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他们之间思想发展一脉相承。 什么是“天命之谓性”？字面的意思就是人性来自上天，上天赋予了人们善良的本性，人性就是天命的体现。子思讲得比较抽象，单纯从这几个字难以理解。孟子作为子思思想的继承人，发挥了老师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的观念。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就是上天赋予人的“美德”，并非后天学习获得的。何以证明这些美德是上天赋予的呢？孟子对此提出了深刻的心理学证明。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良的美德，而是具备产生这些善良道德的基因和能力，也就是“端点”。人没有对他人的“恻隐之心”，就不会产生“仁者爱人”的崇高道德；如果没有面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羞恶之心”，就不会知道什么是道义，什么是不义；如果没有对他人的“辞让之心”，就不会产生劝人礼让的礼义；如果没有判断道德善恶的“是非之心”，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公理可言了。 那么又如何证明这“四端”是天命赋予我们的每个人呢？孟子举了一个生动的心理学例子证明“恻隐之心”的存在。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们见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幼童在井边玩耍，将要落入井中，就会本能地产生内心紧张、痛苦、隐隐作痛的感觉，这就是“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指人的心脏感到被人紧紧抓住，阵阵疼痛的心理感受，“恻隐”则是同情、爱怜、希望帮助他人的冲动。当然今天的社会“井”已经难得一见了，可是大家可能都有在路上见到“车祸”、在医院见到危重病人吧？难道你的心里没有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吗？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就是儒家“仁爱”的心理基础。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我们才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按照自己内心深处的“善端”去做，就是“率性之谓道”了。孟子在讲“恻隐之心”的时候，特别注意排除了社会功利、名誉的目的。人们见到一个幼童即将落入井中，跑上去营救的动机，绝对不能是“内交于孺子之父母”的利益索求，也不是“要誉于乡党朋友”的名誉渴望，更不是“恶其声而然”的生理厌恶，而仅仅是出于对于同类受难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不是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而是人类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患难与共，守望相助而形成的，不忍见到同类受难的“潜意识”。即使动物也有“物伤同类，兔死狐悲”的现象，何况人乎？这就是潜隐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最真诚、最善良的“本性”。南怀瑾老师指出：这种本性就是西方哲学家伯格森所说的“直觉”、“直观”，率性而为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心无旁骛，依据“率尔心”的生命直觉。“所谓率尔心，就是平常在不思不虑平静的心境中，无缘无故，突然升起的一念初心。”这种“初心”就是上苍赐予人们的绝假纯真的善心。 既然人都有善良的本性，那么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坏人呢？主要就是受到了物质利益的诱惑，遮蔽了人心中的“善端”。如“内交于孺子之父母”、“要誉于乡党朋友”之类。近些年在我们身边频繁出现的“老人摔倒扶不扶”的新闻，往往就是这种物质考虑太多的表现。虽不图老人子女的物质报答，至少也会担心一旦误会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结果就变成了“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推诿。而那些义无反顾地扶起老人的人，事后不管是否出现了赔偿要求，他们面对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回答从来都是：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感到作为一个人就应当这样做。这样的回答，就是出自“善良本心”的“率性而行”，其结果就是符合“天道”、“人道”的义行。 而弘扬这种人性内在的善良，鼓励人们按照内心的指引“率性而行”，就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教育、教化、教养，也就是《中庸》首句的“修道之谓教”了。儒家一向重视对于社会的道德教化，认为这是政治的根本。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一个社会不能仅仅用刑罚来治理，这样即使在警察管得到的地方不出现犯罪，但是民众并不知道耻辱，一旦没有人监管仍然会产生犯罪行为。只有进行了道德教化，又用社会礼乐制度进行约束，民众才能知道耻辱，建立道德自律，使社会出现长治久安的状态。所以儒家大力提倡教化，《礼记·学记》说：“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道德教化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要务。 那么人们在学习中应当如何找到自己心中的善心、善性呢？思孟学派提出了一种根本的方法——“反身而诚”，即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想法。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诚是领悟天性的方便法门。”《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忠恕之道”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根本思想方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指针。什么是“忠”，朱熹说“尽己之心谓忠”，就是彻底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尽己”是“推己”的根据，“尽己”不彻底，“推己”就有虚假的成分，行动就不会是真诚的，也不会到达预期的目的。那么“尽己”如何才能彻底呢？这就是那个“诚”字了。即自我反省需要真诚，自己不能骗自己。这个过程都是自己内心进行的，别人无从知晓，稍稍有所保留也不易被发现。但是自己骗不了自己，反省自我是否真诚？是否留了余地？因此要想保证“忠恕之道”的效果，关键就是一个“诚”字。 一旦完成了“反身而诚”的过程，就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可以去了解“天命”了。《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率性至诚”，讲“天命之谓性”。这一段则是讲圣人如何率性而行，从而达到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天下众人的本性，了解万物的本性，最终达到参与万物化生过程，成为与天地并立的一极。“参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说是对人发挥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最高的表达。本来客观世界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但是人一旦认识了客观规律，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自然的生长变化，甚至改变自然原有的运动。这种“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也就是在宇宙之间掌握了行动的自由，成为天、地、人三极中的一极，实现了“天人合一”，如孔子所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冯友兰的“天地境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 子思揭示了中国哲学所谓的“内在超越”路线，从“天命之谓性”开始，经过“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身而诚”、“尽性知天”、“参赞化育”而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道德楷模型”的文化，不是依赖外在神或先知的启示，而是依赖人自身的内在反省达成“成贤”、“成圣”的水平。《中庸》一书用简练的语言为儒学勾勒了这条内在超越的路径，因此受到后辈儒生的重视，将其提升到儒家《四书》之一。《中庸》也是今天我们学习儒学、提升道德水准的重要教材。 纪念南怀瑾先生辞世十周年 「 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征文及史料启事 （温馨提示：请按住屏幕上下划动） 本会由官方发起，于丙申（2016）年金秋成立，独立开展南怀瑾先生的生平及学术研究、交流，以及有关文化、研究和出版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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